2025年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了“新供需论”，即“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1］21-22。
从人文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首先，“新供需论”在供给维度强调人的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通过新型劳动者和新型生产资料优化组合形成的新型生产方式与新型流通方式相结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为供给端提供更为优化的支撑，即“新供给”。其次，“新供需论”在需要维度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收入差距，形成强大社会需求力，即“新需求”。最后，“新供需论”通过促成新生产方式（由生产和流通过程构成）和新生活方式（由分配和消费过程构成）的对接，形成“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
一 人文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具有高度物质导向的，其核心关切始终聚焦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价值的增殖与利润的最大化。尽管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也有部分学者重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比如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强调人性中“同情”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应对财富和人展开双重研究，但总体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是把“人”当作实现“物”的增长的手段，而非目的。与之相反，人文经济学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坚持“两点论”的基础上，强调作为价值创造主体和发展目的的人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
（一）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投资于物”和人本的缺失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经济活动的抽象化与系统化表达，是理论在思想层面的呈现。作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投资于物”的经济学。这体现为在生产过程中，把主观劳动条件——劳动力看作与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并列的生产要素或需要购买的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把资本增殖作为追求的根本目标；在分配过程中，极力压缩劳动者的工资，力求获取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在消费过程中，把劳动者的“需要”压缩为能够被支付的“市场需求”。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建立在两个并行不悖的“最大化”原则之上。一方面，它描绘了一个精于计算的“理性经济人”形象：消费者在有限的收入约束下，通过精明的消费选择，力求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生产者在既定的技术、资本与劳动要素约束下，通过最优的要素组合与生产决策，不懈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发地协调无数个体分散的甚至是对立的逐利行为，最终同时实现消费者效用满足与生产者利润的集体最优，即所谓的“一般均衡”。在这一图景中，市场被赋予了“近乎完美”的自我调节能力，是资源配置唯一且最优的机制。
西方经济学描绘的图景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和制度保障的基础上的，但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周期性危机已经证明，市场不只可以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也同样会发生垄断和外部性问题，从而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单纯的市场交易无法实现供需精确对接。即便后来凯恩斯认识到市场的这一缺陷，并引入政府宏观调控作为补救，试图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意味着更低的价格与更高的工资）与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意味着更高的价格与更低的成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的冲突。这一冲突根植于收入分配的对立之中，是任何宏观政策在既定框架内都无法根本化解的持久矛盾。
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在实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究其根本，在于其理论大厦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微观基础之上——对“人”的片面、抽象化理解。首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劳动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一个被量化的、被动的“投入品”或“自变量”。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在冰冷的数学模型中完全被过滤掉了。人不再是驾驭生产过程的、有血有肉的主体，而是异化为一个可被替代、可被优化的经济符号，其价值仅在于人的边际产出。其次，经济活动本应是以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丰富“需要”为最终目的的，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将这一目的悄然替换。它将丰富多彩的人类“需要”强行压缩、窄化为必须用货币来表达的“市场需求”。只有那些具备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被视为有效的需求，才能进入生产者的视野
［2］。于是，生产与流通活动的核心目的，从“满足人的需要”异化为“满足那些能带来利润的市场需求”。那些关乎社会福祉、生态可持续、人的全面发展但无法被迅速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真实需要，因无法为资本带来增殖，便被系统性地排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资本的实际决策范围之外。这就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分裂，从而无法真正解释并指导现实的经济实践。
（二） 人文经济学：“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正是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人文经济学应运而生了。人文经济学以“人文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其在两大方面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在“两点论”上，人文经济学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在“重点论”上，人文经济学特别强调“投资于人”，强调作为价值创造源泉和发展目的的人的重要性。
第一，人文经济学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根据人的需要的被满足程度，马克思曾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人的相互依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在“人的相互依赖”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有限，人们的需要只是在一个十分狭隘的范围内得到满足，这个范围局限在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内部，因而，这个阶段在经济形态上表现为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被打破，个人的独立存在程度显著提高。但在这个阶段，人们通过市场交易满足其“需要”， 这也就决定了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仍是有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终要打破物的依赖性，在驾驭物的基础上走向“自由个性”阶段。在“自由个性”阶段，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认识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在现阶段，受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采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整个经济体系仍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物的依赖性”的烙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即人不同于物，却与物结为一体；人以自我为中心，却又只能在他物、他人中去实现自我；人依赖于自然，却又在不断否定自然；人受制于必然，却又享受着自由；人的生命和流动是有限的，却又在追求着无限的未来。”
［3］因此，在价值规律作为主导调节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物）与劳动者（人）共同构成了价值形成的条件，微观企业也以追求价值增殖和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要作为目标。至于如何协调价值增殖与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乃至自由全面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采取了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手段和路径
［4］。
第二，人文经济学特别强调“投资于人”。即投资不再仅仅指向购置先进设备或扩建厂房，而是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到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维护、职业发展和潜力开发中，以消费潜力释放和劳动能力提升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5］。通过完善教育培训，提高研发投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培育能够驾驭并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新型劳动者”和具有强大社会需求能力的“新型消费者”。在生产与供给层面，“人文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以人为本，它反对将人视为生产的被动要素，而是旗帜鲜明地将人确立为能动的主体。价值创造不仰赖于冰冷的物质投入，而是深深根植于人的创造性活劳动之中。因此，它所倡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核心在于全面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与首创精神。换言之，人的活劳动不再是与机器、原材料并列的生产要素，而是价值得以创造的唯一源泉；劳动者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是劳动资料的创造者与操纵者，是劳动对象的加工者和开拓者；在生产力系统中，只有把劳动者这一能动要素和物的要素有机结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才能发挥其效应，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6］101。譬如，机器需要人来发明、驱动和维护，资本需要人来配置，数据需要人来分析、运用。一切物的要素，其价值的唤醒与增殖，最终都依赖于人的智慧与劳动
。从消费与需要的维度看，“人文经济”将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和终极旨归，定义为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此处的“人”，并非主流经济学中抽象的、原子化的“理性消费者”，而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此处的“需要”，也超越了由购买力定义的“市场需求”，指向了人实现其全面潜能的本质性要求。人文经济学则是要揭示“能动的人”如何满足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由此，人文经济学在供需两个方面都体现出人本立场。
二 人文经济学的双重维度与“新供需”的辩证结构
理论体系的独特价值，源于其观察世界的根本立场与内在逻辑。人文经济学的革命性，正在于它跳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物本”理论的窠臼，将“人”置于理论分析与实践关怀的中心。它不仅在价值论上重申了人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核心地位，更在目的论上确立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活动的终极旨归。这一“人本”转向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供需对立、充满辩证张力的“新供需”结构。
（一） 供给之维：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人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在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供给并非简单的商品和服务产出，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外化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将资本、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人文经济学则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人是生产过程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人的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资本与技术本质上是“过去劳动”的凝结，是死劳动，必须依靠活劳动的注入才能被激活，才能实现价值的转移与增殖。基于这一基本观点，人文经济学对供给侧的关注，便以“投资于人”为重点，坚持“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在更高层次上结合，以培育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体现在生产和流通两大环节之中。
在生产环节，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新型劳动者”与“新型生产资料”的创造性结合。第一，“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主导性要素。他们不再是传统生产线上重复简单劳动的“螺丝钉”，而是具备前沿科学知识、掌握复杂数字技能、拥有强烈创新意识与问题解决能力的知识型、创新型劳动者。对他们进行投资，就是直接疏通价值创造的源头活水。第二，“新型生产资料”，如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先进算法等，是物化了的尖端智力成果，是“投资于物”的集中体现。从人文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新质生产力的真正迸发，依赖于“新型劳动者”与“新型生产资料”的优化组合与深度融合。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设计出更智慧的算法，操作更精密的设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迭代与创新，生产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与新服务，创造出价值的新形态。
在流通环节，通过新质生产力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实现依赖于高效、智能的现代流通体系。生产环节创造的价值仅是潜在价值，只有通过流通环节“惊险的一跃”，在市场上成功交换，才能转化为现实价值。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现代交通技术为依托的新一代流通方式，如智慧物流、即时零售、全球供应链网络等，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降低了交易成本，为新产品、新服务的价值实现铺设了“高速公路”。它确保了新质生产力所创造的优质供给，能够快速、精准地触达潜在的需求端。
因此，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现代交通技术为驱动，人文经济学在供给维度上实现了系统性革新。这种革新体现为：一方面，新技术赋能生产过程，通过引入新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催生了新产品、新服务与新价值形态。另一方面，新技术也重塑流通体系，以新的物流管理方法为载体，为价值实现开辟了新路径。最终，这种新型生产与新型流通的紧密结合，贯通了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的全过程，其所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构成了“人文经济”“新供需”结构中更优化的供给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 需求之维：作为发展目的的人与强大社会需求力的生成
供给之维回答了“财富由谁创造、如何形成”的问题，需求之维则回答了“创造财富为了谁”的问题。人文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和终极旨归是满足人的需要。然而，此处的“人”并非西方消费理论中抽象的、被资本逻辑塑造的“消费者”，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此处的“需要”也并非被广告和营销刺激出的无限“欲望”，而是指向了更高层级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这包括了物质生活丰裕、精神文化富足、健康保障有力、生态环境宜居、社会参与充分，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等多元、立体且不断演进的需要体系。
要实现这一目标，仅有优质的供给是不够的，还必须塑造与之相适应的、强大的社会需求能力。这种强大的需求能力，根植于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具体而言，高收入群体虽具备较强的支付能力，但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群体虽有较高的消费意愿，却受限于实际的购买力。因此，一个收入分配更均衡、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社会，才能孕育出持续而旺盛的消费能力。由此可见，强大的社会需求绝非市场自发形成的结果，其根源在于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这正是“投资于人”发展理念的核心体现，即通过完善的所有制制度、健全的薪酬制度、精准的税收调节、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普惠的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手段，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而有效提振社会整体消费能力。
分配环节是强大社会需求能力生成的前提和制度基础，消费环节则是强大社会需求能力的最终体现与价值实现场。在合理的分配结构支撑下，人民群众被抑制的消费潜能得以释放，其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才能转化为市场上真实、有效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体现为数量上的增长，更追求质量上的提升，它追求更健康、更智能、更环保、更富文化内涵的产品与服务。这种新型消费方式，反过来会对供给端产生强大的牵引力，引导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向更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从而完成“生产中介着消费……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
［7］691的辩证循环。
因此，人文经济学的需求之维，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内部，来自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这种需要的购买能力。通过“投资于人”以优化分配结构，进而生成强大的社会需求能力，这为“新供需”结构构筑了一个坚实、可持续的需求端，确保了社会再生产循环的畅通无阻。
（三） 四环节统合：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对接是实现供需平衡的机制
供给之维与需求之维的划分是理论分析的必要。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两者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孤岛”。开展人文经济学研究，有利于将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有机统一起来，将供给与需求两大维度动态地、辩证地联结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新供需”辩证结构。这一统合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的精准对接过程。
具体而言，生产与流通过程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方式”，它代表了社会创造财富的方式，回答了“社会如何生产”的问题。分配与消费过程则共同构成了“社会生活方式”，它代表了社会财富的分享机制与成员的生存发展状态，回答了“为何而生产、为谁而生产”的问题。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常常存在脱节甚至对立的现象。人文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正是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弥合这一裂痕，促成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和谐统一。其内在机制如下。
第一，生产和流通为消费提供物质对象与动力。通过生产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与新服务（如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在线教育平台等），不仅满足了现有的需求，更创造和引领了新的消费需求，提升了人民生活的品质与内涵。同时，高效的流通体系确保了这些优质供给能够顺利进入市场，为“精准对接”提供了可能性。第二，分配为消费提供购买力基础。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确保了新质生产力所创造和实现的社会财富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从而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转化为有真实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是“精准对接”得以发生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基础。第三，消费为生产提供目的、导向与价值实现。强大的社会需求能力能够将生产过程中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补偿，资本循环得以顺利完成。更重要的是，消费端反馈的信息会逆向传导至生产端，引导新质生产力朝着更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演进。这就形成了“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因此，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的“精准对接”机制，诠释了“新供需论”的辩证结构：供给与需求不再是萨伊定律所描述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简单线性关系，也不是凯恩斯主义体系中需要外力干预方能平衡的被动关系，而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设计下，内在关联、相互促进、共生共长的有机整体。
三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的双重路径与“新供需论”的落地实现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目的是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实现其“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终极旨归。这一实践的核心，便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具体而言，需要沿着供给和需求两大维度，清晰地展开两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路径：其一是投向“新生产方式”，以“人-物”协同锻造新质生产力。其二是投向“新生活方式”，以公平分配激活社会需求能力。这两条路径的并行与交织，共同构成“新供需论”从理论蓝图落地为现实图景的桥梁，最终目标是通过双向投资促成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与高质量发展。
（一） 投向“新生产方式”，以“人-物”协同锻造新质生产力
将资源投向“新生产方式”，是构筑“新供需”结构中强大供给端的根本举措。这一投资过程，必须彻底超越传统工业化过程中“重物轻人”的思维定式，深刻把握“人”与“物”在新时代生产力体系中的辩证关系，实现从“投资于物”到“通过投资于人来驾驭和升级物”的范式转变。其投资逻辑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核心是投资于“新型劳动者”。新质生产力的“新”，首先源于劳动者的“新”。在数字时代，能够研发、应用和管理前沿技术的创新型、知识型劳动者，是价值创造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因此，战略性、前瞻性地投资于人的能力建设，是锻造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务。这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扩大覆盖人口全生命周期需求的投资体系。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投资。要加强生育支持力度，发展银发经济
［8］。其二，投资于前沿教育与终身学习体系。改革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使其紧密对接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方向，大规模培养面向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高级技工和跨领域复合型人才。同时，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实现“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在岗培训”的纵向衔接，帮助劳动者持续更新知识结构，应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挑战
［9］。其三，加大就业投资力度，畅通全职业周期发展通道。巩固青年就业基础并促进供需匹配，通过精准施策与兜底保障对重点群体进行就业帮扶
［10］。其四，投资于全民数字素养与健康基础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建立在全社会数字化水平之上，需普及数字技能，缩小数字鸿沟。同时，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就是保护最宝贵的生产资本。
其次，投资于“新型生产资料”。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投资于物”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它不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指向能够极大提升生产效率、催生新产业的关键性、战略性生产资料。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投资于硬核科技与新型基础设施。集中资源投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下一代通信网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这些如同新时代的“铁路与电网”，是孕育新产业革命的温床。其二，投资于技术研发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机构在芯片、高端软件、精密仪器、基础材料等“卡脖子”领域进行长期、持续的研发投入，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掌握产业链主动权。
最后，投资于“人—物协同系统”，即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一方面，“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可能脱离“物”的载体而存在
［11］。因此，最具生产力的投资，是那些能够促进“新型劳动者”与“新型生产资料”深度融合、产生“化学反应”的投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投资于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让实验室的成果能快速走向生产线，让生产一线的需求能直接反馈给研发机构，加速知识流动与技术转化。其二，投资于智能制造生态系统。支持企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仅是购买机器人，更是投资于与之配套的流程再造、组织变革和员工技能再培训，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全面升级。
（二） 投向“新生活方式”，以公平分配激活社会需求能力
投向新生产方式是为了“将蛋糕做大”，投向新生活方式则是为了“把蛋糕分好”，并确保做大的“蛋糕”能够被社会有效吸收，从而形成完整的经济循环。这条路径的核心在于，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这一关键环节，将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切实的购买力与福祉，从而激活能够回应并牵引新质生产力的社会需求能力。
第一，投资于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以筑牢强大社会需求能力的社会基础。强大社会需求能力的产生，绝非依靠少数富有者的奢侈品消费，而是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收入稳定、充满消费信心的中等收入群体。因此，政策与资源的投向必须致力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着力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通过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会制度，建立健全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让劳动者能够更充分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意味着，投资于提高劳动者报酬，本身就是创造市场需求的有效投资。在再分配环节，强化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通过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大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同时健全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构筑社会安全网。这不仅能直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也能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储蓄”压力，释放其消费潜能。在第三次分配中，鼓励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作为补充手段，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公益事业，有助于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改善民生。
第二，投资于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消费环境优化，以拓展强大社会需求能力的实现空间。其一，投资于普惠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推进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均等化，可以有效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从而将更多私人资源释放出来，用于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其二，投资于安全、诚信、便利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假冒伪劣，畅通消费投诉渠道。同时，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完善城乡商业设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新产品、新服务的消费提供硬件支撑和软环境保障。
（三） 通过双向投资促成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双向协同，最终要落脚于促成供给与需求之间持续强化的良性循环。这一循环机制的形成，标志着经济发展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提升，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与高质量发展。要构建这一循环体系，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两方面作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
第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确保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能够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自由流动和效率最大化配置
［12］。要健全创新激励的市场机制，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等制度，激发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内生动力，引导社会资本主动投向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同时，要充分发挥需求侧对供给升级的牵引作用，通过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那些真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脱颖而出，形成“优质优价”的正向激励，倒逼供给体系质量提升。在要素流动方面，要破除制约劳动力、人才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人力资源市场，促使“新型劳动者”与“新型生产资料”在市场中实现更优匹配、更高效率的组合。
第二，完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职能。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精准的政策调控，为双向投资和良性循环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坚实保障。在供给端，要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产业政策，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大对“卡脖子”技术领域的投入，并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整合各方资源实现重大突破。在需求端，核心是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为形成强大社会需求力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同时，要健全覆盖全民、城乡统筹、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缓解人民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释放消费潜力。此外，政府还应通过战略规划、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等工具，引导资源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领域倾斜，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动态平衡和良性互动。
通过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机结合，既能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又能保障宏观大局稳定，从而有效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卡点，使新质生产力创造和实现的价值能够通过畅通的循环被社会大众所共享，而社会大众持续升级的消费需求又能为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明确方向和强大动力，最终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促进、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结语
在人文经济学理论视域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是对“新供需论”的深刻理论阐释，也是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窠臼的必然选择。这一路径以其鲜明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智慧，揭示了国民经济实现综合平衡的内在机理：通过培育以“人—物”协同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构筑高质量供给体系，同时，通过塑造以公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需求能力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最终在供需良性互动中实现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
展望未来，以人文经济学为指引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这条道路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追求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更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立足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又拥抱全球合作共赢的发展机遇。在此道路上，“人”始终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物”始终是服务于人的发展的工具，最终将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物质繁荣与精神富足、效率提升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从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25AWTJ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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