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价值。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人文经济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行动指南。这一系列重要论断，深刻把握了人文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直指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核心价值地位，不仅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更向世界贡献了破解现代化困境的中国思路。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虽实现了物质财富增长与资本积累，但其以资本主义人文精神为内核，个体理性服从于资本增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陷入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的困境
［1］。与此相反，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见物不见人”的资本逻辑，正面回应现代化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人文经济学“以人为本”为价值旨归，在不同历史时期紧扣人民诉求，对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起兼具历史传承与时代特征的人文经济学实践体系，成功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阶段，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与现代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如何以人文经济学理论回答“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命题，如何通过人文经济学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已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基于此，本文首先从中西方人文经济思想发展道路的比较入手，厘清人文经济思想的中西分野；其次梳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人文内核的重塑历程，揭示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根基的内在逻辑；最后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以人文经济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着力点，旨在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一 人文经济思想的中西分野
人文经济学作为解码人类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核心理论，其历史演进与价值旨归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特质与路径。深刻把握二者的分野，关键在于追溯人文经济思想扎根的文化土壤。从历史演进来看，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历经了从百家争鸣向融合统一的历史过程，始终朝向“大一统”的治理共识演进，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治理传统；西方传统人文经济思想历经了从价值统一向分裂对立的历史过程，将资本至上奉为圭臬，最终走向人文衰落。从价值旨归维度来看，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将经济治理锚定于民心向背；西方人文经济学奉行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抽象人本主义，服务于资本扩张的内在需要
［2］。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西方现代化资本优先逻辑的超越，其背后贯穿的思想脉络与价值立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支撑与鲜明的文明标志。
（一） 基于历史演进层面的中西人文经济思想分野
1 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从百家争鸣走向融合统一
中国古代政权朝代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蕴藏于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裂变与统一这一辩证运动之中。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解体催生思想百家争鸣，诸侯国依据多元经济思想治理，政策差异加剧资源错配与割据局面，导致社会资源配置失衡与民众经济福祉受损。秦汉大一统后，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构建新儒学体系，实现人文经济思想的大规模整合，为汉武盛世及其后的统治提供了治理共识。
西汉末年，谶纬神学泛滥引发思想失序，加剧经济政策摇摆，成为政权动荡的重要诱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再度分裂为“三教并立”格局，多元思想难以形成统一经济政策框架，引发系统性资源分配危机。北方寺院经济膨胀与战乱导致土地兼并，挤压国家税基与兵源；江南士族垄断土地资源，流民依附关系固化成为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以儒学为核心整合经济思想，颁布均田制与租调制，为后世经济体系奠定基础，但因未能完全平衡族群利益分配，因此未能实现思想彻底统一与政权整合
［3］。
唐初在整合人文经济思想的过程中，依托律法体系与官僚制度，形成较为系统的经济治理框架，为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制度基础。盛唐后，科举功利化导致儒学伦理虚化，佛教寺院经济挤占国家资源，思想分裂及治理共识的缺失，加剧政权的资源整合失效与结构性危机，从而加速其失败过程。
宋代吸取唐代教训，以理学重构人文经济思想体系。程朱理学将儒家伦理升华为“天理”，构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链条，通过书院教育、乡约制度将思想渗透至基层，不仅支撑了两宋三百余年的内部稳定，更在经济、文化领域催生物质文化繁荣
［4］。元代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这是元代大一统政权存续百年的核心原因。
明代初期以“八股取士”强化思想统一，短期稳定小农经济秩序。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心学突破程朱理学束缚，与明末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相互作用，形成王朝末期思想失序与社会失稳交织的复杂局面。清代吸取元代在人文经济思想上的经验，清朝前期坚持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巩固并发展了这一时期的小农经济，人口与经济均出现跨越式增长，晚清则因传统经济思想难以应对工业文明冲击，思想僵化导致治理失能，鸦片战争后“中体西用”“维新变法”等思潮开启了新一轮人文经济思想的整合。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融合统一本质是民心共识的凝聚。思想统一则政策惠民，政策惠民则民心归向，民心归向则政权兴盛；思想分裂则政策失序，政策失序则民心向背，民心向背则政权衰败。这正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最生动的历史注脚，也成为中国古代治理智慧中穿越千年的核心准则。
2 西方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从价值统一走向分裂对立
古希腊城邦文明是西方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源头，其人文经济价值以公民共同体为核心形成价值统一，但经济参与权与收益权仅向占有土地的自由公民开放，奴隶、外邦人及女性被排除在经济活动范畴之外，构成基于身份壁垒的经济权利分割
［5］。此时的价值统一实则是共同体内部的共识，仅服务于少数群体利益。
古罗马时期，人文经济思想呈现出基于身份的利益分割特征。随着共和国在中晚期的扩张，旨在调节罗马公民与非公民（外邦人）关系的万民法逐步形成与发展，为跨族群的商事活动提供了法律框架
［6］。然而，法律形式上的有限平等并未撼动以奴隶制为基石的社会经济结构。战俘等来源的奴隶被广泛役使于大庄园、矿山及家务，在法律上被定义为“会说话的工具”及主人的财产
［7］。进入帝制时期，罗马的经济体系服务于帝国的军事维系与财政汲取。共和国晚期已趋严重的土地兼并与社会分化在帝国体制下得以延续并进一步深化。以大地产与奴隶劳动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依然是意大利及部分行省的经济核心。同时，为应对奴隶制劳动力管理的内在矛盾，一种新的剥削形态——科洛尼制（佃农制）开始在农业领域逐渐发展
［8］。经济活动的人文关怀，普遍让位于统治巩固与资源榨取的现实目标。
中世纪人文经济思想分裂为神本与人本的根本对立。教会构建神本主义经济伦理，将人定义为“现世过客”，主张经济活动服务于来世救赎，通过控制土地、禁止商业利息、垄断知识传播，使神权支配经济，扼杀人文经济的自主性。此时，商业、手工业发展均被视为“挑战神性秩序”，人文经济思想失去独立发展空间，经济活动沦为宗教附庸。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人文经济思想从共同体本位转向个体本位，从神本与人本的根本对立转向个体间的利益冲突。商人主张打破教会垄断追求自由贸易，行会工匠维护行业特权反对竞争，贵族试图维持资源垄断，不同群体经济诉求相互对抗，人文经济思想失序，政策制定仅服务于强势群体，进一步削弱了人文经济对社会福祉的支撑。
启蒙运动主张以理性祛魅神话，却将理性窄化为支配自然与经济的工具。工具理性主导下，“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
［9］，经济活动以效益最大化、资本增殖为唯一目标，劳动力被简化为可量化的生产要素，市场交换抽象为纯粹的成本收益博弈，人文价值沦为经济目标的附庸。形成经济效益支配人文诉求、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的对立。
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人文经济思想的对立分裂被系统性固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10］。资本逻辑主导下，财富分配集中化与公共资源私有化加剧，少数资本所有者掌控生产资料与财富分配权，广大劳动者仅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生存资料，形成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对立。西方人文经济思想彻底陷入资本增殖优先于人的发展的异化困境。
（二） 基于价值旨归层面的中西人文经济思想分野
1 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价值旨归：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回答了“君权谁授”的根本性命题，奠定了政权合法性的民本基础，是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价值旨归，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至上理念提供了历史根基。中国民本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尚书・召诰》提出“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若君主漠视民生，“天命”便会转移，“民”由此成为政权合法性的经济标尺
［11］。
先秦时期，儒家孟子对“君权谁授”的命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引用《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打破“天”的神秘性，将其转化为“民”的集体意志，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将“得民心”落实为“制民之产”，主张分配“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保障农时以“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构建了以小农经济生产为核心的经济逻辑，明确了民生福祉是君权基础的治理准则，成为中国人文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封建王朝不断将民本思想转化为经济治理实践，推动其从理论走向实践。西汉初年吸取秦“赋役繁重，民力枯竭”而亡的教训，汉高祖推行“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汉文帝进一步实行“除田之租税”，并减少徭役以保障农时，文景时期太仓粟米“陈陈相因”，流民归乡复耕，体现民本政策对小农经济的支撑。唐代李世民以“君舟民水”为纲领，依托均田制“男丁授田百亩”、租庸调制“输庸代役”，保障农民生产资料与劳动时间，隋末不足三百万户的人口规模，至贞观年间增至三百零四万户。贞观之治成为民本思想的实践典范，“以人为本”已形成涵盖土地分配、赋役调节的完整经济治理体系。
宋明时期，以人为本思想在经济治理中逐步系统化。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将民生福祉与国家治理相统一，主张通过仓储、水利等经济手段对冲小农风险。朱熹强调“为政以德，莫大于谨养民之政”，察觉土地兼并对生产要素配置的破坏，倡议推行“经界法”，通过丈量土地明确产权，遏制豪强占地，同时兴修水利减少灾荒冲击。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合并为货币税，简化征税流程，降低小农缴税成本，避免因赋役混乱加重负担，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环境
［12］。
清代将民本思想的制度实践推向新高度，形成以养民、聚民为核心的治理体系
［13］。康熙秉持“积贮乃天下之大命”，推动仓储建设，至乾隆朝形成覆盖全国县级单位的常平仓、社仓体系，既能平抑粮价稳定小农预期，又能应对灾荒避免农民破产，强化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中国人文经济学根植于“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从先秦时期回答“君权谁授”的命题出发，通过汉唐的制度实践，经宋明清系统深化，形成“以民为本”的发展思想。其贯穿始终的核心，是将全体人民的经济福祉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标尺，将经济治理的目标锁定在保障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上，既区别于西方以个体效用最大化为导向的经济逻辑，也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质的人文内核，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与文明延续提供了深厚的价值支撑。
2 西方人文经济思想：“人本主义”叙事下资本至上的人文悖论
“人本主义”脱胎于商业文明的个体竞争逻辑与对神权的反抗运动，它以人的解放对抗神权与王权，实则为新兴资产阶级争取经济主导权，最终沦为资本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本质是人文精神被资本逐利性不断异化的过程。
中世纪欧洲的君权神授，本质是神权与王权合谋的专制统治工具，其欺骗性体现在将君主权力包装为上帝的意志，以宗教神秘性掩盖阶级剥削的实质。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提出君权来自神权授权，宣称君主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民众对君主的服从等同于对上帝的敬畏
［14］。此时的“人”仅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被动载体，既无自主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更无基于人文价值的经济主体性，这种垄断格局为“人本主义”兴起提供了历史语境，但“人本主义”的反抗并非追求全民解放，而是为新兴资产阶级争取与神权王权平等的经济话语权。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看似批判神权对人性的禁锢，实则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经济权利的话语建构。劳动者被视为“可量化的生产要素”，其劳动价值以工资衡量，“现世幸福”沦为资产阶级专属特权，为资本突破教会伦理禁锢扫清了思想障碍。启蒙运动以“理性”重构人本主义叙事，却将理性窄化为资本合法性的辩护工具。
工业革命时期，“人本主义”叙事下资本至上的人文悖论全面显现。“自由劳动”成为资本剥削的虚伪外衣，资本家享有资本自由流动、自由定价、自由解雇的权利，而工人因丧失生产资料，只能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彻底割裂，“人本主义”服务于资本积累需求。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消费主义与算法控制，塑造了“单向度的人”。人们沉迷于物质享受，丧失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意识，劳动力被数据化、流程化，“人”本身沦为“数据资源”
［15］。资本将土地、劳动、货币转化为“虚拟商品”，彻底摧毁了传统社会的人文价值，人的社会属性被交换价值替代。
西方人文经济思想的人本主义，本质是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包装，核心诉求始终是为资产阶级争取权利而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人文悖论，造成人文衰落的困局。当资本的逐利性与人文精神的普遍性发生冲突时，人本主义必然向资本妥协，自由让位于资本的扩张需求，平等让位于资本的积累需求，博爱让位于资本的竞争需求，使得其普遍人权的口号沦为阶级剥削的遮羞布，人的解放的初衷转向人的异化的现实。资本主义内生的人文悖论，让西方现代化从启动之初就深陷资本优先的陷阱，始终无法摆脱两极分化与人文失序的宿命。
二 中国式现代化：人文经济学的传承与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中国人文经济学“以人为本”为价值旨归，在不同历史时期紧扣人民诉求，对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起兼具历史传承与时代特征的人文经济学实践体系。同时，中国共产党突破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历史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以人为本与现代生产力发展需求相结合，将人民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人文悖论，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人文价值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实践典范。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人文经济学推动现代化的历史探索
1 土地制度改革：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
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深陷多重困境，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土地与劳动力要素严重错配，占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据大部分耕地，而超过70%的贫雇农仅拥有少量的耕地，农民极度贫困，农村生产力停滞不前。同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不平等贸易盛行，国家政权大量流失，民族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摆脱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的阶级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基本生存保障，成为人民的核心诉求。
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文经济学“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将解决人民的迫切需求作为首要任务。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1921—1927年，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发起抗租减租运动，广东海丰县组建大规模农民协会，这些早期实践不仅积累了组织农民的经验，更让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地位。1927—1937年，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率先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并颁布《井冈山土地法》，细化土地没收与分配标准，使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双重翻身，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情
［16］。此后，毛泽东总结出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为土地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民族统一战线的需求，我们党将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在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基本力量、地主有抗日要求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性的前提下，协调了农村各阶级利益，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一系列政策，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最终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到1948年末，解放区一亿多农民获得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土地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践行了人文经济学中保障人民基本经济权益、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统一的思想。
2 根据地经济建设：探索现代化经济秩序
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面对国民党的封锁与经济困境，党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原则，探索符合根据地实际的经济模式。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党开展国家政权与经济体系建设，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发行独立货币，建立财政税务与审计机构，通过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筹备战时资金，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16］36。同时，构建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与义务教育相结合的体系，提升民众文化素质，为经济建设培育具备现代意识的人才。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党确立“经济建设是其他一切建设中心”的思想，推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农业上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工业上创办兵工厂、纺织厂等，培育近代工业萌芽，面对经济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粮食自给。边区政府在经济管理上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发挥市场作用，允许私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并存，激发了各阶层的经济活力。根据地经济建设为革命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凝聚了民众支持革命与经济建设的共识，积累了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人文经济学思想。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人文经济学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1 构建经济基础中的自主实践：生产关系调整与国民经济体系构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济基础极为薄弱，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工业化的艰巨任务。人民群众渴望摆脱贫困，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生活水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因土地缺失导致的贫困问题，党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土地改革方案以国家法律形式在全国推行。此次土地改革针对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2年年底完成90%以上农业人口的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约7亿亩，分配给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免除大量粮食地租
［16］49。这既消灭了封建剥削，又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为大规模国家建设创造了条件。
在城市经济领域，党对官僚资本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方式，1949年年底接管众多金融企业和工矿企业，随后通过民主改革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避免了生产停顿与设备破坏，使国营经济迅速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党在农业、工业、交通等领域采取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年底，国民经济恢复至历史最高水平，并形成“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运行框架，为后续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
2 工业化起步中的攻坚奋斗：统筹协调与激活人民主人翁意识
“一五”计划开启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党面临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核心任务。党拒绝西方“先轻后重”和苏联单一模式，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同时兼顾轻工业、农业与地方工业发展，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控制建设规模。“一五”计划时期国外借款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7%，其余大量资金都是国内积累起来的。党还将基本建设投资及投资金额在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有一半安排在内地，改变了近代工业集中于沿海的不合理状况
［16］73。在实践中，党通过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推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激活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掀起劳动竞赛与技术革新运动
［16］77，1953—1957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钢产量和机床产量大幅增加，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起步道路，体现了人文经济学中重视人的主体作用、统筹协调经济发展的思想。
3 科技突破中的攻坚担当：从“两弹一星”到三线建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苏联撤走专家、西方技术封锁的外部压力，保障国家安全、突破科技瓶颈成为人民的迫切需求。党领导人民开展科技攻关和战略布局调整。1956年国家制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后，科研工作者即便在苏联专家撤走的困难情况下，仍坚持自主攻关。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实现氢弹技术突破，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第五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奠定了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基础。
同时，为应对周边安全形势与工业分布失衡问题，1964年党作出三线建设决策，在西南、西北等13个省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的工业建设。至1980年，三线建设累计投入大量资金，建成约2000个大中型企业与科研院所，形成众多工业集群
［16］97。数百万建设者克服艰难险阻，以“人拉肩扛”的方式建成工业设施，初步改变了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彰显了党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保障国家安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人文经济学实践。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人文经济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动力
1 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思想解放带来的个体意识觉醒
真理标准大讨论通过重新确立实践的权威性，否定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赋予个体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合法性，从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被禁锢的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不仅是政治路线的指引，更构建起人文经济学的核心方法论纲领。个体意识的普遍觉醒，推动全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叙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叙事，从集体主义的单一价值取向转向个体价值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明确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肯定了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释放了被压抑已久的创造财富的活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合约结构，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权的分离，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7］。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逐步扩大自主权，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催生了第一批“万元户”和个体工商户，标志着长期被集体叙事遮蔽的个体性，在制度松绑与思想解放中获得了生长空间。
2 市场观念的确立与竞争创新意识的培育
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不仅是经济体制的转轨，更是人文与经济的融合。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8］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市场经济内在的契约精神、竞争理性与效率意识，通过制度实践逐步内化为社会主流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勉务实、精益求精的人文经济思想协同，塑造了兼具本土根基与现代特征的人文经济学。与此同时，企业打破“铁饭碗”推行劳动合同制，1986年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标志着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形成。个体工商户从1978年的14万户起步，到1992年已带动就业人员达2467.7万人，民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要素市场相继建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推动科技人员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人文经济学的变革不仅为中国经济连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思想动力，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奠定了人文基础。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文经济学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底色
1 文化自信引领文明传承与价值重塑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追求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升文化自信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成为人民的新诉求。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文化自信为根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在文化传承上，党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将“民为邦本”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天人合一”升华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将“协和万邦”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文化自信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凝聚力，更让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坚守文化主体性，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走出了一条文明传承与创新并重的现代化道路。
2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彰显“以人民为中心”
新时代人文精神的核心实践指向，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2020年年底，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不仅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更将“民为邦本”的传统人文经济思想转化为“不让一个人掉队”的现代民生实践，让公平正义的人文内核在具体行动中落地生根。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党进一步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公平导向。在分配领域，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力度，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推动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区域与城乡发展领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区域均衡。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动态清零”，建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这既体现了对“富民厚生”的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传承，更彰显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经济学发展思想。
3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天下情怀与文明担当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以“天下一家”的胸怀与“立己达人”的担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展现出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既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零和思维，也区别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霸权路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20］。
在实践中，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新开发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展现大国担当，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
［21］。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获得了更广泛的国际认同，更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升至世界高度，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学理支撑。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从文化传承中的文化自觉，到共同富裕中的民生关怀，再到全球治理中的文明担当，既延续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人文基因，又赋予人文经济学以新时代的实践品格，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鲜明特征，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三 以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着力点
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通过“两个结合”延续现代化的精神基因，又要以开放包容姿态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补充养分，更要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深度融合，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激发人民主体活力。旨在通过人文与经济的深度协同，确保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前行，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中国方案。
（一） 坚持“两个结合”与发展人文经济学的统一，延续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血脉
第一，发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文经济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理论武器，它确保了人文经济学不会退回到古典的、抽象的人本主义，而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寻求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现实路径。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积淀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也应成为人文经济学的独特精神标志。坚持“两个结合”发展人文经济学，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深度融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获得科学理论指引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19］坚持“两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接续精神血脉，使其在纷繁复杂的思潮激荡中保持定力，在波澜壮阔的全球变革中彰显自信。
第二，坚持“两个结合”发展人文经济学，最终要落实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经济实践之中，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使经济发展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即对效率、计算、控制的过度追求，导致人的异化、精神的空虚和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要跨越这一“陷阱”，就必须在经济实践中始终坚持“两个结合”。通过“两个结合”的引领，以人文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一套将经济效益、社会公正、生态健康、个人幸福融为一体的综合评价体系和发展模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物质层面创造奇迹，更在人的精神层面、在社会的文明程度上实现全面的提升，真正成为一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
（二） 学习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第一，秉持开放包容的文明姿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22］西方文明在其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管理经验、法治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其中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容，应当认真研究、积极借鉴，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然而，开放包容不等于盲目照搬，更不等于“全盘西化”，关键在于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主体性意识。对于其中蕴含的资本至上、个人主义中心、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本质相悖的价值内核，必须予以辨析和坚决摒弃。只有在坚守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进行开放学习，才能避免在“拿来主义”中迷失自我，才能实现外来成果的“中国化”转换，使其真正融入中国的人文经济学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洪流，成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积极力量。
第二，聚焦前沿问题，广泛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要始终保持其前沿性和生命力，就必须将目光投向全球，密切关注并广泛吸收人类文明应对这些新挑战所产生的新理念、新思路。在科技伦理和智能社会治理方面，西方学界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的社会影响、伦理风险的探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规范和引导新技术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保障劳动者权益和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参考意义。新时代中国人文经济学应当具备全球视野和问题意识，主动与全球学术界进行对话交流，在碰撞中激发思想火花，汲取能够回应人类共同关切的文明成果，人文经济学才能更加丰满、更具时代感，才能更好地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始终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潮头。
第三，在文明互鉴中贡献中国方案，提升话语权。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实践的系统化学理概括，有责任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模式的发展选择和价值参照。因此，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将中国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理念推向世界。要积极主办和参与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中国学者的人文经济学著作外译，鼓励中外学者联合研究，在对话与碰撞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通过联合报道、国际媒体论坛等具体形式，系统分享中国在人文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实践成果，逐步提升中国在人文经济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改变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话语一统天下的不平衡格局，提升中国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这不仅有助于营造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更能通过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启发和助力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共同探索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现代化道路，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义务和担当。
（三） 以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激活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
第一，将“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于人文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全过程。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区别于其他一切经济理论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其根本的人民立场。在理论层面，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现实的人及其人的需要。它要关注的不再是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冰冷的数字增长，而是活生生的、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者、消费者、创业者及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3］。其核心议题应紧紧围绕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如何促进就业增收、如何优化收入分配、如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如何保障公民在经济活动中的各项权益、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来展开。因此，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畅通的民意反映渠道，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政策的实施必须考虑其对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影响，确保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政策的评估必须引入人民的满意度指标，将就业质量、居民收入增速、教育医疗文化服务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等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指标，置于与GDP增速同等重要甚至更为优先的位置。通过将“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实实在在地嵌入经济工作的肌理，人文经济学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不偏航，才能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源泉。
第二，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目标与艰巨任务。一是要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二是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初次分配环节，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同时规范资本性收入管理。在再分配环节，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在三次分配环节，要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等社会公益行为，发挥其补充作用。三是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通过推动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机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负担、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个体工商户成长等多种渠道，使更多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四是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要聚焦人民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加大投入，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间的差距，编织一张坚实的社会安全网。
第三，激发全体人民共同奋斗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一是必须坚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破除制约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为每一个人提供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锐意创新、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生动局面。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使“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时代强音。二是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要在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把“蛋糕”做大的同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权利、实现共同富裕上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三是要加强舆论引导，讲好共同富裕的中国故事。既要阐明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引导社会公众形成合理预期，也要宣传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先进典型，传播正能量。通过人文经济学的学理阐释和价值引导，将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转化为全体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团结拼搏、共创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强大内生动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重点任务研究”(23ZDA03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萌发、实践来源与重要特征研究”(2024JZDZ005)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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