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以苏州和杭州这两座城市为例，深刻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
［1］由此正式发出了构建人文经济学的号召，引发了学界的积极响应。学者们围绕人文经济学展开多维度研究，在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重要意义、理论基础、历史发生、学理化体系化构建，以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人文城市和人文乡村的建设经验、人文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为人文经济学的系统性、科学性构建奠定了基础。
通过回顾文献发现，当前，学界对于人文经济学基本特点的专门研究尚显不足，现有的少量研究也大多聚焦于基本性质或基本特征。比如，有学者认为，人文经济学兼具实证性与规范性、动态性与开放性，因为人文经济学遵循“人的逻辑”，既要关照人的现实存在，也要回应其理想愿景，这决定了它既是实证的，也是规范的。同时，由于人及其社会的演化具有无限可能性，因此，人文经济学必然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
［2］。也有学者提出，人文经济学理论具有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基础，并且还要进一步服务国家的总体发展与民族复兴伟业，这赋予了其强烈的实践性。而这种实践并非盲目的，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人文经济学除具备实践性外，还须兼具科学性
［3］。还有学者提出，人文经济学的根本特质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这是其与西方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所在，构成了其核心的“人民性”
［4］。更有学者提出，人文经济学既具有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性，又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与升华，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人文经济学强调人的主体性，研究主体性和文化多样性，因此具备文化主体性的现实特征
［5］。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人文经济学具有维护人、满足人、实现人的价值特征
［6］。还有学者将人文经济学的特点归纳为三点：一是创新性，人文经济学以人的发展与幸福最大化为目标，强调社会公平正义与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二是融合性，人文经济学将传统经济学分析与现代人文关怀有机结合；三是可持续性，人文经济学全面关注环境、社会、文化与全球合作，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公正与可持续的未来
［7］。
学者们的总结是有道理的，但无论是实证性、规范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主体性，还是人的价值性，都只是碎片化的总结，这种总结所带来的问题在于：无法对人文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予以系统、全面的认识。事实上，一个学科的基本特点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它体现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实践应用等众多方面。研究一个学科的基本特点，其实质是通过抓住该学科的核心逻辑对学科进行整体把握，明确其研究范围、边界以及具体的研究范式、方法，在保持学科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与其他学科建立合作与联系。值得指出的是，学科的基本特点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该学科的基本特点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在西方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阶段，政治经济学兼具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双重特征，但是随着劳动价值论被效用价值论所取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新古典经济学阶段，特别是全面引入计量实证方法和数理建模之后，西方经济学就自觉转变为实证经济学。事实上，这与学界对经济学的基本认识发生变化有关。古典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具体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增长、分配的相关规律，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则将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变为个体选择和对稀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有鉴于此，如果要对人文经济学的基本特点展开分析，首先需要对人文经济学进行明确定义，以获得一个基础性、整体性的认识。结合人文经济学的提出背景与学界已有研究，我们认为，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中国实际，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自觉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经济运行规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有机、整体健康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互动中独立自主创造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知识体系。在明确上述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人文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作出如下判断，即人文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整体性与交叉性相统一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在理论体系和实践应用上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
二 整体性与交叉性的统一
在研究对象上，人文经济学具有整体性与交叉性相统一的特点。值得指出的是，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对于这个学科的基本特点具有关键性意义，事实上，学科性质、基本特点、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都是围绕着研究对象展开。根据目前已有文献来看，关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数学者将其界定为人文经济，认为人文经济学是对人文经济现象的研究以及对人文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但这种界定实际上并没有解释清楚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因为人文经济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没有得到阐明，而在一个意义模糊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也必然是混乱的。因此，有必要对人文经济进行概念上的澄清。
对于人文经济的具体意义和内涵，学者们一般是将其与文化经济对等，有学者认为，“人文经济是指人文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新经济形态，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人文逻辑的重要体现”
［8］。也有学者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一书中针对文化与经济关系问题所提出的“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9］观点，认为人文经济就是呈现为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与文化相互贯通的状态
［10］。有学者提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关于人文经济的知识和学问，旨在研究人文经济实践中最为本质的内容。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何谓人文经济’的上述科学判定，我们认为，人文经济实践中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共进关系构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11］。还有学者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以苏州和杭州这两座城市为例向学界发出研究人文经济学号召的讲话提出，“在这段话中，除‘苏杭’一词外，还包含‘文化’‘经济’‘人文’‘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等几个关键词。从上下文看，其中的‘人文’与‘文化’两词近义，与《辞海》将‘人文’视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定义大体上一致”
［12］。从这些学者的观点来看，人文经济似乎可以当作文化经济来理解，但我们认为，想要对人文经济进行正确理解，首先要明确人文经济这一概念是在何种语境中成立的。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苏州考察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1］，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文经济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联系起来，并把苏州作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文经济发展的样本城市，这就指明了人文经济的存在语境正是中国式现代化。
从目前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对于这一点基本达成高度共识，他们不仅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人文经济要服务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也认同其应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特征。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结合历史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基本概念逐渐扩充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人类文明内涵，随之形成了“五位一体”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而文化作为经济基础的意识反映这一表达固然能体现文化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但却无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内涵予以解释。因此，我们认为，既然人文经济的文明语境获得了普遍承认，那么就不能只将人文经济解释为单一的文化经济，而是要回归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上来，才能使得人文经济具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内涵的解释力。并且，这种整体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整体性，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建构社会主义新的文明秩序，与西方式现代化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旧文明秩序形成本质区别。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一个整体性的实践过程和体系建构，它固然可以呈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种形态，但是这些具体形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动态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在内的文明经济语境，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方面及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共同形成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构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经济不是一个单一领域的现象，而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复杂现象。事实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分工体系的不断完善，人的社会关系必然会越来越复杂，人作为社会存在也越来越表现为以主体间性为核心的“共在”，而非以资本主义所包装出的虚假的以个人主体性为重要特征的“独立”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生活。因此，在以主体间性为重要特征的社会中，任何一个方面或一个领域的问题都必然影响、渗透着其他领域，那么人文经济学必然不会是西方经济学那种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涉及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包括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在内的多领域、跨学科合作的新经济学范式。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人文经济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并且它们彼此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人文经济就是一个杂乱的研究对象。如前文所述，人文经济本质上是“五位一体”的文明经济，而文明最初具有与野蛮、蒙昧相对应的诸多特征的反思意义，有学者就指出，“文明是表示社会进步程度的概念，是相对野蛮而言的。文明是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种尺度。文明发展的不同程度集中表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水平及其在社会形态发展序列中的位置”
［13］。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文明被不断补充新的内涵，甚至在近代以来还成为西方为区别他者而彰显自身优越感的工具，但是“文明”最终还是借助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而获得一种世界性的理解，它与“现代”相联系，此时的“文明”概念开始从单数形式向复数形式转变，逐渐“具有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地域性和社会规范性相统一的多重表达维度。除了用来与野蛮相区别之外，它愈发地被用来形容那些由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特殊世界观、习惯、结构和文化所形成的某种历史的整体”
［14］。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文明内涵虽然有着多重维度，但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些维度并非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是要纳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框架中来理解。换言之，这里的文明并不是指在社会实体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文明实体，或者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之外又提出了一套文明形态话语，实际上，其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明并不脱离于社会而独立存在，它是人类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进程中，通过社会实践形成对自身历史活动的成果的总结。社会就是人的活动，也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创造了社会，同时也创造了文明。在此基础上，结合文明对野蛮与蒙昧的反思意义，可以说社会与文明是一体两面的：从实践本身谈，是社会；从对实践成果的认识与反思来谈，就是文明。这里的社会指的是基于社会形态的广义社会概念，而非涉及对社区、村庄等进行社会治理的狭义社会概念。以此为基础，来重新审视“五位一体”的人文经济，就会发现，无论是人文经济还是文明经济，其内核都指向人本身。也就是说，人文经济归根结底是以人为核心和关键，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方面连接为一个整体。其中，人作为主体不断进行着政治再生产、经济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社会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因素交互作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有机协调，最终通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谓“人”，特指支持社会主义的、依靠自身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大人民群众，于是，人文经济学也就成为以经济视角研究人民群众如何最终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整体性学说。
三 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人文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特点。这是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研究区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的。实证经济学聚焦于研究经济现象“是什么”的问题，其来自西方经济学家对于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认识，即认为经济学内容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既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能普遍适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规范经济学则聚焦于研究经济“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相比科学性，它更注重价值性，即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由于涉及对经济结果作出“好坏”的具体评价，因此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而是会根据价值观、目的、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如前文所述，经济学并非从一开始就有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之区分，而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还没有形成方法论自觉，因此，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经济问题时经常将二者混同。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劳动分工、市场机制等实证经济分析与社会发展进步放在一起讨论，“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15］。李嘉图虽然对经济现象进行抽象的理论化概括和实证分析，但是仍然坚持将价值判断融入其中，“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
［16］。麦克库洛赫更是直白地表明，经济学家应当“把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人类幸福与生活境况所发生的变动，标志出来；他应当追溯工业的兴起、发展与衰落；更重要的是，他应当细心地分析和比较不同制度和管理办法的结果，并区别决定进步社会与落后社会互不相同的各种情况”
［17］。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虽然呈现出科学性与价值性交织的情况，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进步，使得经济学家们逐渐对混合着道德哲学、政策研究、历史描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产生了不满，他们尤为推崇物理学理论的严谨性和抽象性，以及对自然世界的精准分析与预测能力，并试图让经济学成为物理学那种精确且具有强解释力的“硬科学”。因此，他们通过构建抽象的、逻辑严谨的、可以进行量化的理论体系来研究经济的客观规律，并依据这种客观规律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作出解释和预测，着力将经济学打造为一门排斥一切价值判断的“行为科学”，而非直接服务于政策研究或伦理判断。
于是，以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边际三杰”不约而同地进行经济学的范式革命，他们不仅在理论上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即从客观的劳动价值论转向主观的效用价值论，而且在方法论层面推动了经济学从以往集理论分析、政策研究、价值判断、历史描述于一体的作为道德哲学分支的经济学向以抽象化、精确化、逻辑化为显著特征的科学取向的经济学转型。比如杰文斯认为，必须用数学尤其是微积分作为分析工具，才能对人的效用进行彻底量化，并且通过大量使用函数、图表和方程式来描述效用与需求的关系，从而找到人类选择行为的规律，如此经济学就与牛顿力学具有同样的效果。瓦尔拉斯同样受到牛顿力学的影响，他借鉴力学分析中“均衡”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试图证明存在一组价格能使所有市场同时出清，这样整个经济系统就可以被建模为一组相互依存的方程组，用以描述商品供给、需求与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说，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都试图将经济学打造为一个价值中立的、只聚焦于分析经济各变量之间函数关系的数理科学。门格尔在数学的使用上则与杰文斯、瓦尔拉斯不同，他认为经济现象源于人们对经济活动的主观评价，是不可量化的，而过度数学化可能掩盖经济现象中真实的因果关系，因此，门格尔更倾向于用文字进行逻辑演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经济学科学化的目标。事实上，门格尔只是在科学化的方向上选择不同，他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对人类经济行为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和探索上，这种规律是不依赖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他反对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历史归纳法，主张从基本的人类行为公理出发，通过先验演绎的方式研究支配经济现象的先验结构，从而获得关于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门格尔还明确区分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认为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行为中普遍的因果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应该独立于价值判断，应用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在现实的延伸，它不追求普适性，而是针对某一行业或某一政策引发的具体经济现象来分析其中具体的因果关系。总之，尽管“边际三杰”的主张各有差异，但是他们代表了经济学的一个明显趋势，即在对价值性保持距离的同时，向科学性靠拢。
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以“边际三杰”的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取代原先的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领域新的主流范式。在此背景下，经济学越来越朝着“去价值性”和建立“纯粹科学性”的方向发展，货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直接提出实证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其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的论调。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理论是否有效，要关注的不是假设是否真实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性是否合理，而是要关注能否准确预测经济现象，规范经济学则过于依赖价值判断，无法通过经验的检验，因此不应被视为科学。这个判断直接将经济学视为与价值性完全无关的学科，并影响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经济学的实证化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在全面引入计量经济学之后，实证经济学基本就等于计量实证，在这种彻底与价值性决裂的科学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的要求下，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都要遵循一套既定的科学的计量实证的研究范式。即先对人的行为作出有关假设，再根据假设建立数理模型分析这种行为及其后果，最后搜集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实证检验。事实上，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只有遵循“科学的”研究范式才能被经济学界接受，而规范经济学只能被用于政策制定和评估、社会公平问题的探讨，以及其他涉及伦理判断的相关问题研究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人文经济学对科学性与价值性之区分的借鉴并不是其原本意义上的，因为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这种区分实际带来的是二者的割裂。一方面，由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始终是人的社会活动产生的经济现象，因此，无论是经济制度、人的效用，还是市场行为，都与社会价值观息息相关，试图完全摆脱价值判断，进行所谓的纯粹科学的实证研究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以“价值中立”为口号，在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将理论预设、制度选择、效用偏好的价值判断排除在“科学性”之外，但同时却将符合资本利益以及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普世化、永恒化，以数理建模和计量分析等形式上的科学性掩盖其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真实立场。因此，这种割裂既妨害了其科学性，也使其无法直面社会公平、人类解放等根本的价值性议题。而人文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优秀成果，一方面，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经验，必然不会将自己困于某种狭隘的、机械的、局部的“科学论”或“实证论”中。另一方面，面对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新兴数据处理技术，人文经济学也同样会选择性地吸收借鉴其中的先进成果。事实上，真正有问题的不是实证计量本身，而是西方经济学脱离现实、脱离历史和具体社会形态去追求所谓的普遍适用于一切时空的纯粹科学的唯心史观。因此，人文经济学在批判西方经济学割裂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基础上，吸收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着力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同时也会广泛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学者指出，“人文经济学完全无法离开哲学（伦理学）这个母体，它是介于实证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之间的一门学科”
［2］，虽然这种表述无法充分描述人文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文经济学作为一个多领域交叉学科在科学性与价值性上相统一的基本特点。以此为基础，该学者认为既可以在防止滥用的基础上继续采用计量实证与数理建模的方法，也可以借鉴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2］。此外，还可以借鉴演化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将人的主观和客观、现状与预期、静态与动态、意义与行动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体现人文特色
［2］。可以想见，未来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些不同研究方法的人文经济学研究将会更好地促进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四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在理论体系和实践应用上，人文经济学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如前文所述，西方经济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追求“纯粹科学”的学科取向，这不仅造成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割裂，而且对西方经济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应用产生影响。事实上，为了维系其所谓的“科学性”或者理论逻辑的自洽性和严谨性，西方经济学甚至不惜牺牲现实以成全其“纯理论”性，最终使其陷入理论和实践相对立的困境。而人文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实现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不仅因其吸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更关键的在于，这一特质是由人文经济学产生的现实背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共同决定的。
在人文经济学产生的现实背景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其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大鲜明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独特性，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必然区别于已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当然，强调这种独特性并非意味着对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否定。恰恰相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等一系列实践中，都曾广泛借鉴并吸收西方现代化的有益成果与理论，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矛盾，如贫富差距的拉大、城乡矛盾的对立、人口老龄化、腐败和不正之风等。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往只重视GDP增长速度的粗放式发展已经不再适用，而套用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也绝不是简单的一句“继续发展经济，做大‘蛋糕’”就能够自行解决的。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结构性问题与总量问题不是一回事。因此，当发展方式出现了问题，现实就反过来促使我们对其进行系统性反思，这是中国开始自主探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契机。换言之，中国既面临着因借鉴西方式现代化模式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传统问题，也要进一步探索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新问题。这些都需要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指导下，系统研究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建构起我们自身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更好地指导未来的发展与实践。因此，时代和现实需求都在迫切呼唤一个既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土壤、又能进一步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实践的理论，这一理论既要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又要回归并指导实践，最终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在人文经济学的建构过程中，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这一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优秀成果，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毛泽东曾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18］，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单纯就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就经济基础研究经济基础，而是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总结。而人文经济学作为文明学维度的研究人文经济发展规律的“五位一体”的经济学
［19］，其内涵决定了其不是单纯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是从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元素的文明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的，并且由于文明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人自身能力的外化，因此，人文经济学归根结底是研究人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一发展过程不是通过人被动地等待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而自行实现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8］。也就是说，政治在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没有正确的政治引领，就没有新的生产力的解放，更没有社会的进步发展。事实上，列宁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20］。“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
［21］，因此，要想通过全方位、系统的社会革命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先进行政治革命，只有确立了基本的行动方向和政治立场之后，才有继续进行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与生态革命的基础和平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才得以逐渐成为带动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完整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政治和经济关系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以人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为核心的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核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它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与理论升华，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为回答现实问题作出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在书房中进行纯粹理论推演的结果。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实践与理论的辩证互动中形成并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它以实践催生理论创新，又以理论创新反过来指导实践走向新的深化，二者相互促进、螺旋式上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的人文经济学自然也具备这种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由此可以认为，无论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还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进行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创新，也正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作用下，人文经济学才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它既承载着建立一个新学科或促进跨学科交流的理论意义，又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人文经济建设中，在具体建设实践中直面并回应现实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22］。换言之，人文经济学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实质就是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在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中使得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三者形成统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和逻辑结构研究”(2021MZD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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