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目标引领下，契合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1］462024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致2024世界中文大会的贺信中进一步强调了国际中文教育服务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中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国际中文教育广受欢迎，彰显了开放包容的魅力，展现了互学互鉴的价值，体现着合作共赢的精神，凝结着中外人士共同的心血。”
［2］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功能定位已突破传统语言教学平台的局限，演进为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深度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与人文窗口。国际中文教育搭建“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与文明交流互鉴形成“双向赋能、协同共生”的深层互动
［3］。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是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安全组织。自1981年成立以来，海合会6个成员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巴林，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海合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和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自海合会创立之初便建立了联系，双方友好关系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中国同所有海合会国家均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体现了双方在发展战略上的高度契合
［4］。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国际公共服务产品，在促进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以下简称“中海”）文明交流互鉴、构筑“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深化中海多领域合作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时指出：“中国将同阿拉伯国家传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5］他还强调：“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要赓续中海友好传统，以中海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充实中海关系战略内涵……打造语言文化合作新亮点。”
［6］这不仅为中阿、中海和中沙关系注入新的战略内涵，也为新时代中海中文教育合作提供了新视角、新坐标、新机遇。
目前，学界对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的关注度正显著提升，现有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海合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7］。其中，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传播背后的“经济驱动—文化互动”动因机制研究为中文传播带来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8］。另一类是海合会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国别层面，涉及沙特
［9-10］和阿联酋的中文教育发展，其中对阿联酋的国别研究最为丰富，视角涵盖本土化建设
［11-14］、中文应用
［15］、教材编写
［16］与教学法
［17］等多个方面。对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巴林中文教育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区域层面，中文教育如何助力“一带一路”倡议
［18］，以及阿联酋中文教育对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发展的启示
［19］是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从海合会国家的区域层面考察其中文教育特征，以及从文明交流互鉴视角系统审视中海中文教育合作的研究仍相对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从实践层面看，当前，海合会国家的中文教育在结构体系、规模覆盖、推进速度和实际效益等方面，仍与这些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及中海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定位不相适应，中文教育提升空间广阔，发展路径亟待进一步探索。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田野调查与网络数据爬虫等方法，系统梳理阿拉伯“大区域”中海合会“次区域”中文教育的发展特征与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纾困路径，旨在为实现“语言文化合作新亮点”目标提供系统性、预见性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一 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区域特征
在文明交流互鉴与战略合作的背景下，中海双边在中文教育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中文教育协作机制，展现出政策引领、经济驱动以及孔子学院和华文教育助力的区域发展特征，为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政府主导成为中文教育发展的新引擎
在文明交流互鉴与战略对接的框架下，政府主导成为推动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海合会国家“向东看”战略，将中国持续发展视为重要机遇。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2071百年计划”、科威特“2035愿景”、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阿曼“2040愿景”、巴林“2030愿景”的未来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契合，将中文视为对接中国投资、技术和人文合作的战略性语言资本。政府层面的制度设计与高层推动，为中文教育在各国的体系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政策保障。
海合会国家中，阿联酋和沙特已率先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也是海湾地区中文教育发展最活跃的区域，标志着该区域中文教育从项目化合作迈向系统化推进的新阶段。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简称“语合中心”）通过派遣专家和专家助理、联合研发教学大纲、开展师资培训等方式深度参与阿联酋、沙特两国中文教育体系建设。其中，中阿中文教育合作旗舰项目——阿联酋“百校项目”，截至2024年12月，已覆盖171所学校、7.1万余名学生
［20］，实现从幼儿园至高中K-12全学段中文课程设置，并积极探索“中文+人工智能”等跨学科融合课程，凸显政府合作在规模与内涵上的双重拓展。2024年，在中阿两国元首见证下，中国教育部与阿联酋教育部、阿联酋公立教育机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教育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立教育机构关于合作开展中文教育的谅解备忘录》
［21］，进一步强化了顶层设计与制度协同。
沙特则大力推进中文教育本土化，将中文课程扩展至700余所高中，在9所高校设立中文相关专业，培训本土教师300余名
［22］，并通过“汉语桥”等项目拓宽学生国际视野。中沙两国政府间签署的奖学金与课程开发协议，预计年均培养10.2万名中文学习者，直接服务于沙特“2030愿景”能源转型与高端制造领域的人才需求。2022年，中沙交换中文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在同年举办首届中海语言文化论坛
［23］，构建起多层级语言教育合作机制。此外，阿拉伯开放大学沙特分校、科威特分校、阿曼分校为该校语言研究学院英语语言文学本科生开设中文选修课。科威特海湾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开设中文公选课。卡塔尔通过高校普通话课程、师资培训、“汉语夏令营”及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建设等方式，系统推进中文教育体系化发展，以适应经济多元化与中资项目合作需求
［24］。这些举措均体现出政府在高位推动、政策供给与机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有效引领了中文教育在海合会国家的规模化、本土化与可持续发展。
（二） 经贸交流成为中文教育合作的驱动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海合会各国“愿景”规划深度对接的背景下，中海间持续推进“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落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为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发展创造广阔空间。作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海合会国家与中国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双边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一直走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前列。中国长期稳居海合会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尤其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紧密。2024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达4073.94亿美元，其中与海合会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突破2880.9亿美元
［25］2，超过三分之二，占比近71%。
中海密切的经贸往来，催生了对既懂中文又掌握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能源、金融、科技、物流、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使得中文不再仅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工具，更成为促进项目落地、产业转型、合作升级的重要桥梁。为更好对接中海务实合作对“中文+”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海合会各国将中文教育纳入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不断创新本土化人才培养模式，助力本国产业转型与经济多元化发展。例如，沙特在“2030愿景”框架下大力推进能源转型与先进制造计划，需要大量精通中文的技术与管理人才服务于中沙吉赞经济城、红海储能等旗舰项目合作。阿联酋依托迪拜世博会、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区等平台，积极拓展“中文+商务”“中文+新能源”等定向人才培养模式。卡塔尔则着眼于后世界杯时期的文旅业升级，开展中文在交通、酒店、跨境电商等场景的应用教学，为中卡在服务业等领域合作提供人才储备和智力保障。
可见，语言与经济的相互促进体现了语言的经济属性及其社会属性。中海的经贸深度合作不仅为中文教育合作奠定了物质与社会基础，也赋予中文教育以显著的功能性和实用性导向，推动中文教育从“兴趣拓展”向“需求驱动”转型，呈现鲜明的行业嵌入特征。这种以经贸合作为底层逻辑的中文教育发展模式，为中文教育规模化发展提供需求导向，也体现了中文教育对促进中海在经济等领域深度合作的广阔前景和实用价值。
（三） 孔子学院成为中文教育合作的助推器
孔子学院作为中文教育与文化交流的综合平台，是中海中文教育的重要载体。在中海政府间、高校间的密切合作下，中国已与海合会6国共建了6所孔子学院，分布于阿联酋（迪拜大学孔子学院、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沙迦大学孔子学院）、沙特（吉达大学孔子学院、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及巴林（巴林大学孔子学院）。
自2010年海湾地区首所孔子学院——迪拜大学孔子学院建立以来，各孔子学院积极融入当地教育体系，逐步从传统中文教学向“中文+”多功能平台转型。不仅开展系统化中文教学与汉语水平考试（HSK）的组织，还针对政府机构、能源企业、金融机构及中资项目本地员工开展定制化培训，如开设“中文+商务”“中文+能源经济”“中文+跨境电商”等课程，直接服务于中沙吉赞产业园、中阿产能合作园区等重大合作项目的人才需求。部分孔子学院还推动双向合作，协助海合会国家高校制定课程大纲、培训本土师资，助力中文教育本土化进程。例如，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编制阿联酋大学的中文辅修专业教学大纲，沙特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积极参与国家中小学中文课程设计，巴林大学孔子学院则为巴林公务员提供语言与文化培训。在文化交流方面，孔子学院通过“汉语桥”“中国文化周”“企业开放日”等品牌活动，促进民间认知与跨文化理解，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为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规模化、结构化发展奠定基础。
孔子学院通过教育服务、社会培训、文化传播与制度协作的多路径合作，提升了中文在海合会国家的功能价值与接受度，已成为区域中文教育生态中的关键节点和战略助推器。其发展模式也从单一的文化传播拓展至深度参与当地教育能力建设与人力资源开发，体现出中海在中文教育合作中的务实性与互惠性。
（四） 华文教育成为中文教育合作的增长点
在中海战略合作持续加强的推动下，华文教育正日益成为中文教育合作中极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组成部分。这一发展不仅体现了语言教育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更反映了双方人文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增强。
从区域层面来看，海合会国家华文教育发展呈现以阿联酋为引领、沙特快速跟进、其余各国逐步兴起的梯度推进态势。这一格局与各国对华经贸紧密程度、华人人口规模及教育开放政策高度相关。截至2024年，阿联酋迪拜华人约40万人
［26］，沙特华侨华人约3万人左右
［27］，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与阿曼华人规模虽相对较小，但随着中海关系的深化呈现显著增长态势。
从国别层面看，阿联酋作为区域华文教育发展的先行者，凭借其中东最大华人社群的基础，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华文教育体系。目前，约有40万华人居住在阿联酋迪拜。为解决华侨华人子女和中资机构人员子女接受中文教育的问题，一些华文学校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阿联酋的中文培训机构在2010年后逐渐发展起来，有近100家，多集中在迪拜。其中大部分中文培训机构面向社会招生，招收华侨华人子女和当地中文学习者。中文培训机构除开设中文课程外，还根据市场需要开设外语班、技能班、兴趣班、托管班等。中文课程主要包括“母语课程”与“对外汉语课程”，其中“母语课程”主要使用中国国内中小学语文教材，“对外汉语课程”主要涉及各种中文考试辅导，如汉语水平考试（HSK）、国际少儿汉语考试（YCT）、商务汉语考试（BCT）、汉语水平口语考试（HSKK），采用相应的标准教程。还开设书法、茶艺、乐器等中国文化类课程。其中，“你好教育”中文培训机构，于2016年被国务院侨办评为“世界华文教育示范学校”，在校生60%为华裔子女
［28］。于2020年成立的迪拜中国学校是教育部首批在海外设立的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学校设小学一至五年级，课程开设以“中国课程+迪拜当地课程+国际课程”模式运行
［29］，旨在为在迪拜的中国公民、广大华侨华人及当地民众提供与中国国内一致的基础教育服务，为中国基础教育在海外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沙特作为海合会重要成员，在“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背景下，积极推进华文教育发展。利雅得、吉达等城市已出现多家面向华裔群体和当地学生的中文教学机构，响应日益增长的中文人才需求。卡塔尔依托其地区教育枢纽地位，在多哈等地设立多个中文教学中心，不断吸引当地华侨华人和本土学习者加入。巴林、科威特和阿曼虽起步较晚，但随着对华经贸往来的扩大，民间中文学习需求持续上升，华文教育机构正不断涌现。
华文教育的迅速发展，丰富了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的供给形式，成为国民教育体系外的重要补充。它既满足了华裔社群的母语传承需求，也为当地学习者提供了多样化选择，成为促进中文传播、增进民间理解的重要平台。随着中海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面推进，华文教育有望在更多国家形成规模效应，为区域中文教育合作开辟更广阔的发展路径。
二 中海中文教育合作的现实困境
中海中文教育合作体现了较为典型的区域特征，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文教育发展规模和水平与中海战略伙伴关系的地位还不相匹配，面临诸多困境。这些困境既源于对象国复杂的语言生态与制度环境，也受到资源供给、人才培养、品牌建设以及地缘政治等各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制约着包括中文教育在内的中海间各领域的深度合作。
（一） 中文面临多语种竞争环境
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语言作为文化载体与沟通桥梁的作用日益凸显。海合会各国立足于本国语言生态，普遍实施“一主多辅”的多语种教育政策，构建了以标准阿拉伯语为核心、本土方言与多种外语并存的语言格局（见
表1）。该政策在巩固阿拉伯语母语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将英语等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形成了具有海合会地区特色的多语种社会文化环境。
海合会国家普遍具有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外籍人口占比高，其中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外籍人口比例均高达68%以上，阿联酋甚至接近90%（见
表1）。这一人口结构特征进一步强化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地位，并在教育、商贸和社会交流中形成以英语为主导的多语种竞争生态。值得注意的是，除英语外，波斯语、乌尔都语等区域语言在部分海合会国家也广泛通用，体现了海合会地区语言生态的多元结构和高度国际化的社会特征。
在如此复杂的语言生态中，中文作为新兴的外语语种，既面临英语等传统强势语言的竞争，也需应对部分国家对语言文化主权及阿拉伯语正统地位的关切。一方面，外语教育市场已被英语等语言占据主要份额，中文作为学科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发展进程相对缓慢。另一方面，中文教育在当地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推广，在某种程度上被部分群体视为对本国语言文化格局的一种外部影响，致使教育合作在文化认同与政策协调层面面临更深层次的调适压力。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中文教育在海合会国家的快速发展，也凸显了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寻求语言协作与文化平衡的现实必要性。
（二） 中文教育资源供给结构性失衡
中文国际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迭代更新是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当前，海合会各国正处于中文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教学对象涵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等多个层面，语种环境涉及中、英、阿三语并行，教学资源供给与本土实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成为中海中文教育合作发展的瓶颈，亟须体系化、差异化、适应当地文化语境的教学资源支持。
尽管中海双方已在资源共建方面取得初步成果，如语合中心与阿联酋教育部合作开发的《跨越丝路》系列教材，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获沙特认证的《智慧学中文》，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面向低龄学习者的《手拉手》《你真棒》等教材逐步进入课堂，标志着中海在教材适应海合会国家本土化方面迈出重要步伐，然而从整体教学资源供给结构来看，仍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
其一，通用型教材仍占主导，深度匹配海合会地区教育政策、文化习惯与语言环境的“本土化”教材比例偏低。目前主流采用的《HSK标准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等虽具有较强普适性，但未充分考虑阿拉伯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认知特点与社会语境，其在内容编排、文化注释、练习设计等方面的“文化迁移”作用仍显不足。
其二，教材类型单一，缺乏多层次、多领域的系统化建设。面对海合会国家日益扩展的中文应用场景，包括油气行业、旅游业、跨境商贸等职业中文需求，以及低龄化、特长化等民间学习趋势，现有教材仍以通用中文为主，专门用途教材及幼儿、青少年分级读物较匮乏。
其三，数字化与智慧化教学资源建设滞后。尽管海合会国家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适配性强、交互功能良好的中文学习App、慕课课程、虚拟教研室等仍处于起步阶段，未能有效顺应及满足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时期的中文新模态发展需求。
这种教学资源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不仅难以满足海合会国家日益多元化和精细化的中文学习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海合作由“项目推动”向“体系共建”的转型效能。
（三） 国际中文人才结构尚不优化
国际中文教育的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实现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中海中文教育合作正迈向新的发展阶段，而目前海合会国家中文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满足中文教育转型发展以及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多元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本土中文教师培养机制尚未形成。目前，海合会国家的师资仍以中方外派教师为主，本土教师比例偏低、专业自主成长能力较弱。其根源在于双方在专业合作建设、师资培养以及专业培训、标准建设等方面尚未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导致本土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专业发展路径不畅，难以支撑高质量、在地化的中文教学。
二是“中文+”复合型人才培养与中海合作现实需求不匹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海合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能源、经贸、数字科技等领域对既通语言、又懂专业、兼具跨文化能力的中海复合型人才需求急剧增长。然而，现有培养项目多偏重通用中文要素教学和中文技能培养，未能有效嵌入职业导向和专业能力训练，复合型中文人才输出规模和质量尚不能满足双方企业与合作项目的实际需要。
三是支撑中海人文交流与战略对话的高端中文人才储备不足。中海双方急需能够深度参与政策沟通、学术研究、智库交流的高端人才，如汉学家、翻译专家与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目前语合中心的“新汉学计划”每年吸引世界各国的汉学高层次学者参与，但海合会国家符合条件的此类人才数量有限，且缺乏机制化的中海联合培养平台，制约了中海在多领域合作中的话语构建与深层理解。
（四） 中文教育品牌建设有待加强
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文教育品牌，不仅是中文传播的载体，更是推进中海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当前，在中海战略合作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双方中文教育品牌建设已初见成效，但其辐射力和影响力尚未形成。中海中文教育深度合作的品牌建设，尤其是在差异化定位和本土融合机制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其一，孔子学院作为中海中文教育合作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在国民教育体系和文化交流领域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功能拓展和协同创新方面仍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孔子学院在资源开发、师资联合培养、办学规模等方面推进力度不够，品牌的本地化运营，以及海合会国家教育体系融入当地社区还存在协同创新能力不足、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中文教育和文化交流层面的感知度、认同度不高。
其二，“中文+”教育合作品牌建设尚显不足，尚未形成有效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活力。近年来，为契合“一带一路”倡议而推出的“中文+职业技能”“鲁班工坊”及“中文工坊”等教育合作品牌已初见成效，但它们在内涵建设上，仍未能有机融合中方资源与当地需求。双方在合作开发特色项目、共建课程体系、推进标准互认等方面亟待突破。
（五） 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现实挑战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世界格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海合会国家因其战略位置和经济实力备受关注。尽管中海间有着悠久的文明交流历史，彼此建立了历久弥坚的传统友谊，但在地缘政治影响下开创中文教育合作新局面仍面临不确定性。
第一，地缘政治博弈导致的政策风险。海合会国家在大国博弈中可能因外部压力调整教育合作优先级。例如，美国可能借安全合作施压，欧洲或通过能源合作捆绑教育议题，这可能导致海合会国家的中文教育支持政策出现波动，如延迟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或纳入的广度与深度不足。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推进迅速，但部分成员国受地缘政治影响，中文教学仍处于零散试点阶段。
第二，人文交流领域的认知冲突。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语言教学与文化交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互鉴。然而，国际上部分舆论将其曲解或污名化，这种叙事影响了海合会国家的相关政策制定与民意基础，阻碍了合作项目的深化。
第三，中文教育发展空间面临激烈竞争。海合会国家教育一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欧美国家通过长期布局已形成了较大影响力，中海中文教育合作受到欧美教育强国的竞争挤压。如美国的旗舰奖学金项目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英国的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 Scholarship）、德国的DAAD奖学金项目、法国的埃菲尔奖学金（Eiffel Scholarship）等等，欧美国家以其成熟且高额的奖学金资助体系，以及高校联盟资源和职业教育输出能力占据海合会国家教育市场。而国际中文教育作为后发力量，在资源投入、品牌认知度等方面尚处于排他性竞争环境。
三 中海中文教育合作的路径选择
针对中海中文教育合作所面临的多语环境、人才结构、资源供给、品牌建设等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中海合作的空间被不断挤压的现实困境，需从战略规划和实施路径层面提出系统性、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引领，助力中海构建更加协同、可持续的中文教育合作新格局。
（一） 有序拓展中文纳入海合会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在多元语言文化并存的海合会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已成为中海教育合作迈向制度化、成熟化的重要标志。应针对各国中文教育发展的区域特征和现实困境，科学研判国别化差异，在中海政府间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框架下，协同规划、统筹推进，探索分类分层、因国施策的实践路径，以实现中文教育在海合会国家的科学布局和有序发展。
第一，与已纳入国家的深度对接。以阿联酋和沙特为例，中文作为其官方确定的第二外语，正处于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关键阶段。中阿、中沙双方应共同开展需求调研，围绕各学段课程标准、师资认证、教材研发等环节深化合作。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与双方教育标准的对接互认，联合开发适合当地教学实际的评价体系，助力纳入国形成完整的中文教育生态，并为其他海合会国家提供可复制的合作范式。
第二，对未纳入国家的市场培育。在巴林、阿曼等尚未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应依托孔子学院、校级合作项目等中海现有合作平台共同培育中文教育市场。双方可合作设立中文师范专业、共建教师培训基地、开发适应当地文化的教学资源，逐步提升中文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学习内生动力。同时，借助海合会多边协调机制，积极分享中文纳入国的成功经验与发展红利，推动形成区域政策共识，为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做好政策准备和资源储备，实现中文纳入更多海合会国家国民教育体系，构建具有海合会特色的中文教育合作新格局，使中文教育真正成为促进中海文明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的桥梁。
（二） 构建中文教育“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
政产学研用协同是指政府、企业、学术界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为推动中文教育在海合会国家实现深度扎根与可持续发展，可构建由中海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整合政府政策支持、产业资源投入、学术研究成果与教育实践应用，激活中文教育市场，形成推动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合作生态。
第一，应加强中海双方的政策协同与顶层设计。在双边或多边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框架下，中方可与海合会各国教育部门建立定期磋商机制，共同制定中文教育合作专项规划，设立双边联合资助基金，鼓励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本土化教材研发、师资培训与课程标准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营造有利于多方主体参与的合作环境，提升中文教育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定位。
第二，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中海双方可依托现有经贸、文化、教育等交流合作平台，配合中国企业以及职业教育“走出去”，聚合企业、学校、社会等多方力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同参与的“中文+”教育新格局。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吸引更多社会力量与民间资本加入，形成可持续的中海中文教育合作新模态，推动“中文+职业技能”“中文+经贸”等跨领域融合模式落地，扩大中文教育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增强其在海合会国家的适应性与发展韧性。不断推动中海双方由单纯的教育合作向创新协同、产业协同的战略升级，使中文教育真正融入海合会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为构建中海人文交流共同体提供坚实支撑。
（三） 深化优质中文教育资源供给体系
中文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是中海双方共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也是助力海合会国家深入了解中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支撑。面对各国中文教育发展的差异化现状和数字化转型趋势，依托中海资源优势，全链条构建以精准、智能和多元为特征的中文教育资源供给体系。
首先，推动供需匹配与区域适配的教育资源共建机制。中海双方可联合开展国情与需求调研，依据海合会各国经济发展实际、人口结构及教育信息化水平，协同制定区域差异化教育资源供给策略。在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合作开发普惠型基础教学资源；在教育条件优越区域，则共同研发高质量、专业化内容，尤其注重将中方教育资源优势与海合会国家的文化语境、教育标准相融合，提升教育资源的实用性和接受度。
其次，合作构建智慧教育服务生态。依托中海现有数字教育合作平台，如“中文联盟”等，联合开发集教学、管理、评估于一体的云平台与智慧教室系统。双方可共同培训具备数智素养的教师与管理团队，共享技术标准与数据协议，推动形成互联互通、资源协同的智慧中文教育生态，以技术服务增强中文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最后，协同创新多模态数字化教学场景。中海双方可合作研发基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的中文沉浸式学习项目，基于用户学习数据构建“学习者画像”，实现个性化资源推送与自适应学习路径规划。通过这些技术合作，不仅能够提升中文学习的趣味性和效率，也可进一步增强资源的文化适配性与教育实效性，共同打造高质量、可持续且具有区域特色的中文教育资源供给体系，在数字化时代为海合会国家中文学习者提供更优质、更开放的教育体验。
（四） 优化中文教育人才共育模式
为提升中文教育在海合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海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体系，以本土化、专业化、复合型为导向，协同培育适应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现实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首先，加强“专家型”人才的联合培养与学术协作。中海高校及研究机构可合作设立区域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共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聚焦中国与阿拉伯文明对话、中文教育理论创新等研究方向，培育兼具全球视野和区域专长的学术带头人与学科骨干，共同构建融通中阿的知识体系和话语表达，增强中文教育在海合会国家的学术影响力和理论引领力。
其次，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与资源整合。面对海合会各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与现实需求，双方可共同设计“中文+N”的跨学科培养体系，合作开发复语型、跨文化教材与教学资源。鼓励中海企业、行业组织参与人才培养，通过订单式培养、实习实践基地共建等方式，培育既精通语言又具备专业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最后，深化应用型人才培育的供需对接与就业引导，精准服务“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建设。中海中文教育合作应契合“一带一路”倡议与海合会国家发展战略，在开展对中沙吉赞产业园、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卡塔尔卢赛尔新城运营等旗舰项目人才需求调研的基础上，精心研制“中文+专项技能”的订单式培养方案，并通过“鲁班工坊”等合作模式，提供教育支持计划。例如，在新能源、物流管理、跨境电子商务、高端旅游等重点领域，合作开发特色课程与实训模块，创新“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教育模式，实现人才培养与项目需求的衔接。促使中海双方逐步形成人才共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新格局，为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充分体现中文教育在助力中海文明交流互鉴进程中的价值功能。
这些举措将进一步增强中文教育在促进海合会国家青年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实用价值，能够有效发挥中文教育及文化交流的服务功能，以更好地对接海合会国家提出的经济多元化战略和长远发展愿景。
（五） 合作打造中文教育品牌与示范项目
孔子学院作为中海中文教育合作的重要基石，已在海合会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具有示范效应。为推动中文教育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来”的融合发展，中海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拓展品牌矩阵、提升教育项目示范效能，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优质中文教育供给体系。
双方可在现有孔子学院平台基础上，协同推进更多品牌化、特色化项目的落地与融合。例如，合作建设“中文工坊”“鲁班工坊”“中文+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等教育合作项目，积极引入数字化、智能化教学手段，增强中文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功能与价值。通过这些示范项目，为海合会国家国民教育体系内的大中小学及社会培训机构提供包括课程开发、教学资源设计、师资培训在内的系统支持，助力各国构建符合本地需求的中文教育生态。
此外，中海双方可共同推动中文教育品牌的本土化发展与国际化提升，通过合作评选优秀项目、联合举办中文教育论坛等方式，增强品牌公信力和区域影响力，使中文教育不仅服务于语言传播，更深度融入中海战略伙伴关系建设，为双边在经贸、科技、能源、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提供语言人才支撑和跨文化沟通保障。
（六） 创新中海中文教育合作机制
为推动中文教育更好地服务中海战略伙伴关系，打造新时代中海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不断创新中海中文教育合作机制，建议由中海双方有关组织共同发起创建“中国—海合会国家中文教育联盟”（以下简称“中海中文教育联盟”）。中海中文教育联盟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汇聚双方政府、高校、企业及社会力量，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机制，更好服务于以中海中文教育为基础的宽口径合作领域，提升中文教育品牌在中海各领域交流合作的辨识度和影响力。
在充分取得中国教育部与海合会国家教育部的政策支持和专业指导下，中海中文教育联盟应由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中海知名高校、企业及教育机构参与共建，并聘请中海杰出汉学家、语言教育专家组成咨询委员会，实现共建共享、包容开放的合作生态。一是共同制定区域中文教育发展规划与合作标准，推动课程体系、师资认证与质量评估的互联互通。二是建设中文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联合开发教材、开展教师培训与学术研究。三是搭建中文人才供需对接桥梁，为企业提供定制化语言服务，为学习者拓展就业渠道。四是开展政策与法律环境研究，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与应对机制，为中文教育在海合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七） 服务中海务实合作外交大局
中海中文教育合作，可有效整合资源、协同创新，共同构建区域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为深化中海战略伙伴关系和共建“一带一路”，为服务中海外交战略筑牢民心相通工程。
其一，强化顶层设计，把握中文教育的战略定位。在中海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将中文教育纳入中海高层对话、中海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中海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等顶层外交机制，推动中文教育合作成为中海战略对话、经贸联委会等高级别机制的重要议题，对接海合会国家愿景计划对中文人才的需求，从战略层面保障合作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使中文教育合作成为深化双边合作的“助推器”。
其二，实施“中海青年领袖中文教育计划”，培育未来伙伴。重点面向海合会国家青年官员、学者、媒体人士和商界精英，设立专项奖学金和高级中文研修项目。通过深度了解中国发展模式与文化理念，培养大批知华友华人士，为持续推动中海双边战略合作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其三，共建“中海文明对话中心”，推动双向交流。构建“双向互动、长期深耕”的人文交流体系，与海合会国家顶尖高校或智库合作设立文明对话中心，鼓励以中文和阿拉伯语开展关于文明对话、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的联合研究、学术论坛和出版物发布，在语言交流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认知。共同掌握话语权，将中文教育合作升级为双向互动的知识创造与文明交流高地。如在世界中文大会专项论坛第二届中海语言文化论坛上发布的首部中阿经典文学译著集“中海人文交流和互鉴双语文库”
［30］，成为中文教育推动中海人文交流、双向互动的典范。
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时提出的“打造语言文化合作新亮点”为引领，在文明交流互鉴与中海战略合作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应进一步推动中海在中文教育领域的深度协作，通过共建区域中文教育联盟，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整合双方资源优势，协同推进教学资源开发与人才梯队培养，助力中文教育更好融入海合会国家国民教育体系，提升中文教育在海合会区域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通过中海中文教育深度合作，不断增强中文教育品牌的服务功能与示范效应，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增进中海各领域广泛合作提供人才支撑，为构建中海命运共同体贡献中文智慧和中文力量。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西部项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中文教育合作路径研究”(XGA240332)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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