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系统对经验的深层建构

摘要

洛克反对笛卡儿的大脑白板理论试图从纯粹经验中归纳知识。康德否定了这种可能，认为先天观念是经验构成的条件。胡塞尔进一步提出意向性在经验感知过程中的必要性。但是这种先天观念和意向性到底是什么，并无可观察的形式标准，无法加以实证。语言相对论首次把影响语言的观念锁定在语言范畴中，语言相对论提到的证据主要来自浅层的词汇、语法系统。词汇、语法对经验的影响深度是有限的。当语言的声调和音乐的音阶层面被纳入考察时，可以发现经验所受到的更深层的影响。经验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受到语言范畴的建构。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唯理论 / 经验论 / 语言相对论 / 声调 / 音阶

一 经验论的白板说

从16世纪开始，培根（Francis Bacon）比较明确地从认识论的角度开始考虑知识的来源。针对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唯理论思想，培根在他的《新工具》中提出了基于经验论的归纳法，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推理无法产生新知识，科学知识来源于对观察和实验结果的归纳^［1］。17世纪上半叶，笛卡儿在他的《谈谈方法》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知识来源于明晰判断（即天赋观念），以及建立在明晰判断上的推理^［2］。所谓明晰判断，他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典型代表。笛卡儿很推崇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认为其中的平行线不相交等公理都来自明晰判断而不是经验。笛卡儿的观点被称作唯理论。后来的哲学家把这种争论概括为唯理论和经验论之争。其实经验归纳的知识和演绎推理知识都是存在的。数学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证明演绎推理知识的存在。以平面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为例。欧几里得在其巨著 《几何原本》 的命题I.32中归纳了证明过程^［3］。他的证明思路要点是，过三角形的一个顶点作对边的平行线，然后利用平行线带来的内错角、同位角相等关系，将三个内角转化到一个平角上。这个证明完全依赖演绎推理，并不依靠经验。当然，经验论者也可以通过反复测量三角形内角之和，通过归纳来证明这一过程。不过在这里通过经验归纳来证明三角形内角和，最终只有近似结果，因为测量总是相对精确的。

欧几里得的三角形证明用到了平行线公理。平行线公理是否和经验有关系，在哲学上还存在争论。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无论平行线公理是否和经验有关系，只要承认平行线公理，三角形内角和就一定是180度，这一推理过程说明了经验并不是知识的全部来源。其实从培根以来的大多数经验论者，也都不否认数学证明中推理的重要性。而从笛卡儿开始的唯理论者，也都不否认科学实验，比如笛卡儿本人就从实验的角度研究了很多光学原理。

常见的一种误解以为经验论不承认演绎推理，其实经验论和唯理论都承认演绎推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演绎推理所依赖的公理和前提是怎么来的，笛卡儿认为整体大于部分这样的公理，是直观的明晰判断，而不是归纳经验的结果。继培根之后，经验论的重要代表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3）中强力反对笛卡儿的先验论，提出了白板理论，认为人生来不具有任何知识，大脑是一块白板，演绎推理的公理或前提都是对纯粹经验归纳的结果，整体大于部分这样的公理也都是经验归纳的结果^［4］。休谟（1748）把这种白板理论推向了极致^［5］。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对经验论和唯理论进行了调和。他首先承认经验的重要性，同时认为经验之所以能够上升到理论，是因为有时空、范畴等先天观念的存在^［6］。康德的这种协调是后来逻辑经验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后者一方面承认数学逻辑等知识的有效性，同时也承认经验知识的有效性。

二 语言相对论：经验论面临的问题

康德的先天观念到底是什么，缺少一个实证的方法，这导致后来人们对先天观念有不同的理解。洪堡特（W.Humboldt，1836）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和经验论者不同的观点。他在粗略地比较了世界各地语言结构的差异和精神观念的差异后，从语言相对论的角度提出语言影响经验的问题。洪堡特认为，每一个人，不管操什么语言，都可以看作一种特殊世界观的承担者。世界观本身的形成要通过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每种语言中都会有自己的世界观^［7］。洪堡特实际上是把影响经验的观念锁定到了语言范畴。

洪堡特所说的“世界观”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德语是Weltansicht，也可译成“世界图式”，就是受语言影响的经验范畴。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世界图式？怎样决定？这些问题从此成为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中迷人而费解的难题，也成了语言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直到21世纪初，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没有更多的进展，主要原因在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早期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心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当时的民族学资料主要是传教士、航海家、科学家远征异族地区得来的，即主要资料是通过了解、采访、收集等方法得到的，并没有对民族文化展开系统的田野调查。

20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心移到北美洲。印第安民族原始思维中很独特的现象越来越引起人类学家的注意。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Boas，1911）在广泛分析了美洲印第安文化后提出了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

原始人思维中最引人注意的几个特征之一是原始人分离和重新组合某项观念的奇特方式，而这些观念在我们看来是相同或相关的观念。以我们看来，天空和天气的构成成分全部为无生命的客体。但在原始人的脑海中它们属于有生命的世界。人与动物的分界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被我们视为一个事物的状况的现象如健康和生病，在他们看来是独立存在的现实。简言之，生活在不同社会形式中的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归纳经验。^［8］

尽管很多人类学家承认原始思维的独特性，但很多语言学家一开始并不承认语言和文化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随着系统的田野调查开始形成，语言和文化的相关关系开始得到一些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关注。萨丕尔的思想发展最能说明这一转变过程。萨丕尔在《语言论》（1921）中坚决否认语言和文化有什么相关关系。20世纪30年代，萨丕尔改变了看法：

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常被人们误解的。语言不仅像人们通常天真假定的那样，是有关个人的各种经验的一张多少有系统的目录，而且是一种自足创造的符号体系；这个符号体系不仅涉及那种大体上不借助于符号而获得的经验，而且，由于它的形式的完整性和由于我们不知不觉地把它所隐含的预期效果投射到经验的领域中，它实际上为我们规定了经验。^［9］

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吸收了萨丕尔这一思想。沃尔夫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专业是化学。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一些观念和语言的关系使沃尔夫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比如沃尔夫在研究失火的报告中发现，人们走近“盛满汽油的油桶”时，总是很小心谨慎，但走近“空油桶”时却很大意，而不知道空油桶中含有容易引起爆炸的汽油气体，危险性更大。沃尔夫由此断定语言对人们的观念影响很深。沃尔夫把萨丕尔的思想作为他研究美洲印第安部落语言的出发点，躬耕于印第安部落语言之中，发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事实。沃尔夫主要研究印第安语中的Hopi语，认为人对周围环境的观念受语言概念范畴的影响。沃尔夫把语言范畴分成显性范畴和隐性范畴，隐性范畴更能说明语言对世界图式形成过程的影响。沃尔夫（1937）认为，隐性范畴是这样一种范畴，当一个属于该范畴的词或成分出现在句子中时，它们不一定总是有标记的，它们只在句子的某些类型中是有标记的。当然，它们既可以用形态也可以用句型来作标记。这些词或成分属于哪个范畴并不明显，句子的特殊类型中用到它或提到它时才能看得出来，这些词或成分属于要求有某种区别性环境的范畴，可以把这种区别性环境叫作范畴的效应（Reactance）。在英语中，Jane这个姓属于she（她）这组；John这个姓属于he（他）这一组。有许多姓表面上相似但实属不同的性别，例如，Alice：Ellis，Alison：Addison，Audrey：Aubrey， Winifred：Wilfred，Myra：Ira，Esther： Lester。任何“中性”属性的知识也不能告诉我们的观察者为什么指称生物种属的名字（如：动物、鸟、鱼，等等）用代词it（它），小动物通常用it，较大的动物经常用he，狗、鹰、火鸡一般用he；猫、鹪一般用she，身体器官和整个植物界用it；拟人化的国家和地州（但不是作为地区）用she，拟人化的城市、社会、团体用it；人的身体用it，鬼用it，自然界用it；带有帆或动力系统的船以及有名字的小船用she，划艇、独木舟、木排用it等等。学英语的人，包括那些自己的语言没有性范畴的人，在英语性范畴上所犯的错误本身就表明我们在这方面有隐性语法范畴，而且不是自然差别和非文化差别在言语中的反映^［10］。

在霍比语Hopi里，有生和无生是隐性范畴，任何名词如果用来指出有生命的东西，都以特殊的方式表示复数。“云”这个词就是以有生命的方式表示复数，因此霍比人是把“云”看成有生命的东西。

沃尔夫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标准欧洲语（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简称SAE。沃尔夫认为欧洲人都具有相同的世界图式，各种科学观念都是建立在这个世界图式基础上的。霍比语蕴含了不同于标准欧洲语所蕴含的世界图式。比如霍比语不用空间的词来表示时间（汉语可以，比如说时间很“长”），动词没有“时”的概念，因此也就没有“速度”的概念（距离跟时间的比例）。沃尔夫认为，如果在霍比语的基础上发展出科学，现代物理学就会与目前的理论很不一样。

沃尔夫的思想可以概括为：

１.所有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语言。

２.习以为常的语言结构影响着我们理解环境的方式，讲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世界图式。

这就是21世纪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沃尔夫更倾向于把这种假说称为语言相对论。当时这种假说的提出在语言学、哲学、人类学领域中引起过轩然大波。但萨丕尔于1939年去世，沃尔夫于1941年去世，这种假说没有来得及作更深入的研究。随着转换生成语法的兴起，语言先天能力的研究一度成为趋势，但随着类型学研究的深入和田野调查材料的不断公布，很多过去被看成语言先天原则的东西，并非具有普遍性。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语言相对论。反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人提出以下一些问题：为什么在SAE的基础上能发展出不同的学说？人们是否只能被动地适应语言的分类？生成性的作用沃尔夫是否没有考虑？语言的差异背后是否还存在普遍现象？

三 虚拟语态：经验的相对建构

自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后，有不少学者试图证实这一理论，但所用的例子多数是词汇、语法实例。词汇方面考虑比较多的是不同语言中亲属词、颜色词的比较。语法方面虚拟语态是一个关注对象。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虚拟语态。

考虑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在汉语和英语中的表现（如表1）。英语中存在的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对立，同样也广泛存在于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俄语、梵语、印地语、波斯语等重要的印欧语言中。以拉丁语动词amare（爱）的未完成体第一人称为例（如表2）。

可以说，在原始印欧语中，也存在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对立。真实条件是在真实实事的前提下对事件作出判断，而虚拟条件的本质是在承认前提的条件下，对事件作出判断。使用虚拟语态的人关心的不是前提中包含的实事是否真实，而是在某种前提下所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有超越经验事实的性质。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把虚拟条件范畴化了，那么虚拟过程在该民族中一定是很深的观念，体现了该民族深层次的思维取向。印欧语中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对立反映了印欧文化“事实”和“超实事”的深层对立，我们说原始印欧民族有一种“事实”与“超实事”对立的思维取向。汉语在现在时间状态下缺少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形式对立手段。即使在过去时间状态下，汉语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区别也只是一种宽式范畴，即用“要不是”这类短语来表达。我们可以说汉语人（指说汉语的人，下同）经验活动中包含一种“泛实”的取向，即在底层上并不关心“事实”和“超实事”的对立。

以上讨论并不等于说汉语人不能区分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也不等于说汉语人反事实推理能力不强。Bloom（1981）认为汉语人反事实推理能力弱于印欧语人^［11］，欧洁芳（Au，1983）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反^［12］。根据我们对汉语人英文作文的调查，汉语人在英语学习中经常混淆虚拟条件和真实条件，这说明语言系统对汉语人的经验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相对的，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虚拟条件和真实条件能够得到更好的区分。

四 声调和音阶：经验的绝对建构

长期以来，语言相对论难以实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语言分析材料主要限于词汇和语法。比如英语的语素brother，汉语有“哥”和“弟”的区分。用这种证据证明经验划分的方式没有问题，但很难证明英语人（指英语使用者，下同）缺少区分“哥”和“弟”的经验，因为英语人可以通过elder brother和younger brother区分这两种经验。在语法方面，上面分析的虚拟语态是学界讨论较多的实例。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汉语没有虚拟语态，因此无法或难以区分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另一种观点是，汉语人能够区分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是通过上下文区分，不用虚拟形态。

所有这些争论存在的问题是，这些表述尽管在语言形式上有区别，但现实经验活动中这些差异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得到区分。用这些语言范畴或形态的差异来论证语言对经验的影响，都是相对的。

要找到语言对经验产生绝对影响的证据，关键要找到语言范畴的存在确实遮蔽了经验行为。通过语言接触调查我们发现，这种遮蔽存在于汉语人声调经验和音阶经验活动中。

先看汉语人学习傣语的情况。傣语有6个声调，汉语只有4个声调（如表3）。

我们调查了大量会说傣语的汉语人，可以称为汉傣语人，这些汉语人的语言背景都是先学会汉语，16岁以后才学会傣语，其中大部分是当年的知青。他们的汉语都是只有4个声调的云南话。这些汉傣语人，尽管傣语已经说得很熟练，能够进行正常的交流，但听辨测试证实他们始终无法区分la³¹（脸）和la⁴²（小舅姨）。这一观察事实证明，汉傣语人并非像洛克所说的那样，以白板的方式去感知世界的音高，而是通过既定的汉语声调系统感知音高。汉语人无法区分31和42两个音高，傣语人（指说傣语的人，下同）能够区分，这种音高感知都受到各自音位系统的建构。

从物理声学的角度看，31和42两个音高走向都有各自音高频率范围。按照洛克的白板理论，傣语人和汉语人都应该区分这两种音高。但事实上傣语人能够分辨这两个音高，汉语人不能够分辨这两个音高，这说明声调音高感知不是直接在大脑这块白板上发生的，而是傣语和汉语事先对音高有了不同的功能区分，傣语把31和42分成两个，汉语把31和42归并成一个，所以傣语人和汉语人对相同的音高对象，有不同的经验感知。经验活动受制于不同的自然语言符号系统。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些汉族后代从小先学会傣语，能够区分31和42音高，这也证明了声调范式对音频感知的建构受制于语言，并非直接来自经验。

与音高感知相关的另一种行为是音乐语言中汉语人对音阶的感知。汉语人的音乐首先是由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高构成的五声音阶，其次是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或两个偏音（半音），构成六声或七声音阶。以C大调和A小调为例（如表4）。

在六声音阶中，有一个半音程BC或EF出现。在七声音阶中，有两个半音程BC和EF出现。汉语人由于受到这种音阶范式的影响，当出现更多半音时，除非经过专门音乐训练，一般听不出新增加的半音音程关系。下面是俄罗斯《三套车》的曲谱：

这是在七声音阶DEFGA^♭BC的基础上增加了^#G和^#C两个音，形成了G^#G和C^#C两个独特的半音音程。没有专门受过音乐训练的汉语人通常会把^#G和^#C分别唱成G和C。这个音级感知个案进一步支持了音高感知的相对性，即人类在音高感知上不存在洛克所说的大脑白板，音高感知总是受到自然语言声调音高或音乐语言音高的影响。从音高的物理声学角度看，上面九个音级或音符都有绝对的音高频率，在钢琴上也都有固定的音高位置。按照洛克的白板理论，汉语人也应该像说俄语的人一样分辨出^#G和^#C两个音高。但是，由于汉语人受音乐语言符号系统中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的长期建构，并不能直接感知这里新增加的音高关系，而是在汉语音乐符号系统的基础上感知音高，因此无法区分出^#G和^#C两个音。

语言的声调和音乐中的音阶，都是属于有声符号系统，两个个案证明，汉语人并非以大脑白板的方式在感知音高，而是通过自然语言和音乐语言的范畴在感知音高。自然语言和音乐语言的范畴确实建构了音高感知。

五 余论：世界的层阶性

人类不仅生活在感觉世界和物理世界，还生活在语言世界，人不可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于世界中，必须学会既定语言的结构和经验编码方式，才能学习语言中的知识，才能借助语言建构知识，才能交流并成为社会中的成员，这是人类对动物的根本超越。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传递不同的经验和崭新知识，通过语言组织不同的经验，通过语言制订未来的详细计划，在语言的基础上通过符号系统建立数学。这就是语言符号建构的作用，动物认识活动基本不存在语言符号的建构过程。卡西尔（1944）有句名言：人是符号动物^［13］。这是一个很贴切的隐喻。

经验主义都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但是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又必须依赖语言，前面讨论的汉语人对音高的感知就与语言符号系统、音乐符号系统有很大的关系。继康德之后，布伦塔诺、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占据重要地位，该理论认为外部现象是无序的，经过意识的意向性整理才得以有序化，获得意义^［14-15］。他们所说的意向性是什么，研究者一直没有得到统一的解释。其实他们所说的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符号系统建构的。

语言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方法，经验论未能看到语言在认识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近代兴起的语言哲学，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揭示哲学语句的不确定性，不太关注语言对认识的建构作用。笛卡儿哲学是认识论的一个里程碑，他用代数语言来转写几何，形成了解析几何，这是有效利用符号系统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体现了符号系统对认识活动的重要性。但笛卡儿竟然没有在方法论上讨论语言和符号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洛克（1693）也首先注意到心智活动必须通过符号展开，不同语言中的词汇不总是对应的，一种语言中的某种语言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不一定存在，但他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引起重视，他自己也没有深入讨论语言认识论问题。直到康德（1781）的哲学，可以说是认识论的又一高峰，竟然也没有考虑语言或符号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性。

洪堡特（1836）、皮尔斯（Peirce，1868）^［16］、索绪尔（1916）^［17］率先讨论了语言或符号对认识活动的重要性，但这一视角仍然长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比洪堡特、皮尔斯、索绪尔更晚的胡塞尔，他在《逻辑研究》（1901）中提出的现象学可以说是继笛卡儿、康德后极有认识深度的分析^［15］，他试图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来寻找一切科学的基础，却很少提及语言符号在现象还原中的作用，后来他的学生海德格尔（1927）才承认一切认识活动不可能独立于语言^［18］。不过在海德格尔的研究中，语言主要起到维系共同观念的纽带作用。

就前面音高感知的分析看，人类的经验活动通过语言发生了变化。客体世界、感觉世界和语言世界并不是完全重叠的三个层阶：

客体世界—感觉世界—语言世界

大部分动物对客体世界的认识主要通过感觉，人对客体世界的认识不仅通过感觉，也通过语言世界及其携带的文化世界。感觉世界、语言世界相互建构。对于人类来说，语言世界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中枢，通过语言世界，感觉世界和文化世界才能得到连接。

参考文献

[1] 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笛卡尔.谈谈方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M］.兰纪正，朱恩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伍铁平，姚小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8] 弗兰兹·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M］.项尤，王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07.

[9] SAPIR E.Conceptual Categories in Prinitive Languages［J］. Science，1931（74）：578-584.

[10] WHORF B.Grammatical Categories［J］.Language，1937（2）：93-98.

[11] BLOOM A.The Linguistic Shaping of Thought：A Study in the Impact of Language on Thinking in China and the West［M］.New York：Psychology Press，1981.

[12] AU T.Chinese and English Conterfactures：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revisited［J］.Cognition， 1983（5）：155-187.

[13] 恩格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4] 弗兰兹·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M］.郝亿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5]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6] PEIRRCE C.Some Consequences of Incapacities［J］.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1968（3）：140-157.

[17] 弗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8]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与语言数据集成及共演化研究”(22&ZD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