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纪检监察学科体系的自主建构

摘要

纪检监察学科体系的自主构建能够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有力支撑，是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应有面相。探索建立具有学科特色的教材体系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纪检监察学科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政治性与规范性、独立性与交叉性、自主性与国际化等三组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这是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演进的动力和源泉。因此，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的建设，需要统筹推进教材政治审查与教材体系多层次与多样化构建、独立范畴对交叉知识的融合，以及立足中国实际与借鉴国际经验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

全面从严治党 / 纪检监察学 / 教材体系 /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强调必须“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对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性。纪检监察学将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等创新理论纳入系统化研究框架，以进行结构化整合，并通过总结提炼纪检监察实践经验展开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应用，有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纪检监察理论与实践人才，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将“纪检监察学”作为一级学科纳入法学门类，标志着作为新兴一级学科的纪检监察学，正式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开启了加速推进的自主独立发展进程。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将加强纪检监察学、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作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任务，更体现出纪检监察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通过在纪检监察学科自主建构过程中进行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探索，可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中国在国际反腐败治理领域的话语权，进而展现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增强对打造战略引领力量的贡献。可见，纪检监察学科体系的自主构建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课题。

学术界也积极关注学科体系的调整，开始聚焦纪检监察学科体系的自主建构，主要呈现为两条研究进路：第一条进路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纪检监察学科体系的完善思路，提出其发展方向^［1］，并关注以研究对象^［2］和基础范畴^［3］为代表的学科建设基本命题。第二条进路主要从微观层面探讨纪检监察学科体系建设的具体路径，如已有学者开始关注理想的学科设置规划^［4］、具体的课程设计方案^［5］和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6］等。

现有研究分别从学科基础、理论建构、具体方案等各个层面共同为构建具有中国向度的纪检监察学科体系贡献了坚实力量。不过，相较于学科体系的宏观构建，教材作为学科知识浓缩与再现的重要载体，其在标准化学科教学进程中的关键支撑作用同样值得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7］纪检监察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教材体系的支撑。现有研究或缺少对教材体系建设的深入探讨，或仅将教材体系建设作为推动学科发展的路径之一，对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关注度仍有所不足。全面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应课程教材的要求，意味着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不仅需要关注理论阐释、制度设计、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而且需要关注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科教材的体系化发展。本文试图在梳理纪检监察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完善的基础，进而尝试构建具体的完善进路。

一 纪检监察学科的发展历程

教材是学科基本结构的浓缩与再现。杰罗姆·布鲁纳曾提出学科基本结构的概念，用以指涉每一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基础理论框架和基本概念，而有效的学科基本结构应该能够促进知识的积累和理解^［8］。为了更好地呈现纪检监察学科的基本结构，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科的教材编写需要建立在系统梳理学科知识的积累进程基础之上。纪检监察学科的知识积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进行的治党和治国实践探索密不可分，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纪检监察学科的初始萌芽阶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这些实践经验的积累也成为纪检监察学科知识积累的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采取的是行政监察制度，通过设置具有检查权和间接处置权的行政监察机关，负责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9］。此时，主要由党的内部机构负责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而监察工作重点聚焦于行政监察，主要归属于行政机关，二者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相应地，纪检监察学科知识积累仍侧重于行政监察理论与实践的完善，还未形成学科建设的有效支撑。

（二） 纪检监察学科的逐步成长阶段

自1993年5月18日《关于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纪检、监察机构设置的意见》出台，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并实行“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的体制后，我国开启了纪检监察工作一体推进的深入探索，这也引发了理论界的积极关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始尝试在自身研究领域关注纪检监察工作的一体建设，如从审计角度探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10］，或者从组织管理角度关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设置^［11］。另一方面，以组织为依托开展纪检监察学科的探索开始出现。2000年，清华大学率先成立了廉政研究机构，而后各个高校也相继成立相关研究机构，2009年，作为全国性的学术共同体组织——中国廉政研究与教育学会成立，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超过100所高校成立了廉政研究机构。此外，2010年10月，中央纪委、监察部成立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开始研究学科建设与探索人才联合培养模式^［12］。在此期间，为了推进纪检监察实务人员素养和业务技能的提升，专业教材编写的实践也开始出现。2002年，中央纪委监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出版了纪检监察的相关业务丛书。自此，以中国方正出版社为主导，系列执纪执法业务教材围绕程序、技能等核心内容接连出版。但是这一时期纪检监察学科的发展仍缺乏独立性，主要是依托其他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且由于2012年后反腐败工作重点的调整，中国纪检监察学院仍以培训为主要工作内容，学历教育尚未进入实施阶段。

（三） 纪检监察学科的积极探索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纪检监察学科知识体系也在逐步积累，纪检监察学科开始进行独立设置的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和“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2016年10月27日表决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在相关监督规范中首次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司法等国家权力机关并列，提出了监察体制改革的新思路。随着改革思路的确立，各项实践工作也逐步深入开展。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实施，从法律层面整合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预防职务犯罪职能，以及行政监察机关的行政监察等相关职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在机构设置层面，这一制度安排进一步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高校也积极关注这一改革进程，2012年，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现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组建纪检监察系^［13］。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申请设立纪检监察学科，并初步界定了学科的涵义、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于同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备案，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纪检监察学二级学科，并于2014年启动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相继开始探索纪检监察人才自主培养模式，但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这些高校主要依托廉政学的独立设置或者廉政学方向的确立来培养博士研究生，进而尝试构建本硕博贯通的纪检监察人才培养模式。纪检监察学科已初步显现独立发展的萌芽，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层面亦已形成支撑该学科建设的制度性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加强监察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监察专业或者开设监察课程，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监察官后备人才，提高监察官的专业能力。”2021年颁布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四十七条也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但是纪检监察学科仍未作为整体纳入国家学科目录的顶层制度设计，因而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仍未完全脱离传统的学科建制，学科建设实践呈现为一种“高校先行”的发展格局。

（四） 纪检监察学科的全面发展阶段

2022年，纪检监察学科建设正式全面纳入顶层设计。《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增设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纪检监察学正式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报告指出，要“深化纪检监察基础理论研究”。2024年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进一步作出“积极稳妥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部署。纪检监察学科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并已然成为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支撑。顶层的制度设计也带来学科建设的全面发展。CNKI检索显示，2012年11月至2024年10月，在学术研究方面，以“纪检”“监察”为题的学术论文多达3.9万篇，以“监督”为题的学术论文多达29.5万篇^［14］。在机构设置方面，全国新设38个专注于纪检监察学教学科研的机构，并以“纪委学校共建”“独立建制”“依托学院共建”等三种主要模式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在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初步形成覆盖本硕博的学历培养机制。内蒙古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5所高校先后获批设立纪检监察本科专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6所高校获批设立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福建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6所高校获批设立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高校通过自主设置的方式也分别设立了纪检监察学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授权点。在学术共同体建设方面，2023年中国监察学会更名为中国纪检监察协会，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管，致力于推动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和纪检监察理论研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成立了纪检监察协会。2024年，中国纪检监察协会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分会成立，吸纳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教材体系建设方面，以专业教学为导向的教材编写工作也逐步开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高校科研机构学者正在编写硕士专业教材，许多高校也在积极探索相关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工作。自此，纪检监察学科的独立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教学组织体系和理论研究体系，并呈现“国家战略牵引、纪委监委指导、高校积极参与”的实践样态，但教材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完善工作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 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的完善基础

纪检监察学科发展历程揭示出，纪检监察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多学科融合和植根于中国长期的自主实践探索等特征。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15］。纪检监察学科独立自主发展始终面临着学科建设的现实基础与规范路径之间的张力，而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完善的基础。

（一） 政治属性与学科规范的平衡

完善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必须彰显其鲜明的政治属性。纪检监察学科的发展历程已然表明，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与积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实践沃土，而治国理政作为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核心政治实践，正是这一学科赖以存在的根本依据。因此，有观点提出，纪检监察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纪检监察制度、活动及其发展规律^［16］。有学者明确提出，纪检监察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决定了其鲜明的政治属性^［17］。这一属性对教材体系建设提出了两方面明确要求。第一，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18］纪检监察学科建设本身就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唯有将坚定的政治立场贯穿教材体系建设全过程，才能彰显纪检监察学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导向。第二，要突出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的实践导向。政治科学以经验研究为核心，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科学^［19］。有学者认为，纪检监察学的知识体系植根于纪检监察实践，其目标在于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具有显著的应用性特征^［20］。因此，教材体系完善需聚焦纪检监察制度、实践活动及其背后的政治思想，做好系统性提炼与转化。

与此同时，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的完善需遵循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自2022年开始，纪检监察学科已经正式迈入独立建制的发展阶段。学科的独立建构必然要求其符合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关于“学科”的内涵界定，学界主要存在两种理论主张。其一为“知识说”，认为学科是对既有知识的分类与系统化保存^［21］。其二为“组织说”，主张学科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种独特的组织形态，是围绕知识生产、传递、融合与应用的过程，由学者群体参与构建的组织系统与学术实体^［22］。事实上，这两种认识并非彼此对立，而主要是对学科不同层面表现形态的描述。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主张学科作为人类知识的组成部分，围绕其特定知识内核形成相应的组织系统，这一组织系统涵盖了与该知识相关的传统、文化与学术社群^［23］。由此可以发现，学科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这也是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完善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第一，有组织的专家群体；第二，有自身独特的研究范畴；第三，有独有的学术话语；第四，有支持该学科发展的物质条件，如期刊、学术团体等^［23］。对于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的完善而言，需要形成专家群体组织，围绕独特研究范畴，以特定的学术性话语展开讨论。

学科建设服务于教育活动。教育活动应当牢牢把握政治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保证，这二者构筑了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基本意识形态框架和学术研究取向。此外，纪检监察学科的自主建构也不能脱离其发展的客观政治环境，即“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4］。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要呈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的知识体系，就需要回应新时代纪检监察实践的需要。因此，要实现政治属性与学科建设的有机统一，首先要坚守纪检监察学鲜明的政治属性。其次要注重对纪检监察实践活动进行学理化阐释，如对“纪严于法”“抓住‘关键少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等政策话语背后的权力运行逻辑、制度建设背景进行理论分析，并进行语义提炼，进而抽象概括为一般概念。最后要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尊重纪检监察学科教材编写与修订过程中的学术自由。

（二） 知识交叉与独立范畴的融合

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需要记录和传播学科知识，而知识体系的独立性是学科自主发展的关键因素。纪检监察学具备显著的学科知识交叉属性，广泛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法学等核心学科，以及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纪检监察学科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的紧密联系，纪检监察学的现代化，必然需要在其知识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重点吸纳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及反腐败斗争的系列理论成果；政治学则能够为纪检监察学提供关于权力监督、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等方面的理论支撑。纪检监察学研究对象涉及纪检监察制度，包含着党纪和国法的双重规范，法学的知识体系能够从权利义务、制度建设等方面为纪检监察学提供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纪检监察的实践活动不仅涉及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组织管理，需要借鉴管理学或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为其提供成本效益分析、组织管理、流程优化、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而且涉及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行为分析，需要参考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权力运行、腐败成因等方面的分析。纪检监察学研究离不开党的建设历程，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能够为纪检监察学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实践案例，对深入理解党内监督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纪检监察学科已经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其发展需以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为支撑^［25］。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确立核心命题，鉴于纪检监察机关的核心职能是监督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纪检监察学的核心命题应围绕“公权力”而展开^［26］。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是纪检监察学的研究内容，需要具备独立的知识体系支撑。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纪检监察学科的核心内容，其知识范畴涵盖监督的理论基础、体制机制和实践路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是纪检监察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知识范畴涵盖腐败成因分析、反腐败斗争策略、廉政文化建设等内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制度和实践是纪检监察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知识范畴涵盖党内法规、监察法、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等内容。

知识来源的多元化与独立的知识体系之间存在一定矛盾。首先，知识交叉性使纪检监察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容易对独立的学科认同构建形成一定的挑战。在一项以学生、纪检监察干部和高校教师为对象而展开的纪检监察学科设置实证研究中，相关数据表明，将纪检监察学科设置于法学学科框架下，并系统讲述法学知识更符合群体偏好^［27］，这可能与构建独立学科认同的目标之间产生张力。此外，2025年新设纪检监察本科专业的5所高校中，法学类核心课程占比最低为31.8%，最高达47.4%，这一数据充分表明，法学类课程是纪检监察学专业核心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28］。这虽然契合纪检监察学法学知识的学习需求，但也表明纪检监察学自主核心课程不足的潜在风险。其次，知识交叉性使纪检监察学科的理论来源多样化，但同时也可能导致理论体系的碎片化，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影响学科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和体系化。当前，纪检监察学虽已初步独立设置，但全国范围内普遍面临专业师资短缺的问题。相关教学团队的组建仍以吸纳相邻学科教师为主，这一现状也随之产生了教师学科背景差异与学科理论体系系统化培育之间的矛盾。以某独立设置纪检监察学院的高校为例，其教师组成主要来源于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校纪委，在备课过程中，因教师学科背景存在差异，时常对同一概念产生理解分歧，这将影响学生对纪检监察学理论体系的学习。最后，知识交叉性也可能导致理论与纪检监察实践的脱节。例如，借助法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可能无法有效解决党内监督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因此，面对纪检监察学科范畴内与其他学科共通性的概念或知识，应系统分析相关知识在本学科背景中的具体含义和功能，加以吸纳^［29］。此外，更应以纪检监察理论、制度与实践为研究对象，围绕防止公权力异化为核心目标，建立独立的研究范畴，进而将其他学科知识结合纪检监察学科语境加以整合，并实现转化，以平衡独立知识范畴与知识融合需求。

（三） 自主发展与国际视野的并重

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的发展面临着纪检监察学科自主性与国际化的双重挑战。纪检监察学作为社会科学，首先，它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与实践导向，纪检监察学科的产生源自“政党—国家”政治框架下建立的纪检监察体制，是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的反映，无法简单遵循西方的“政治现代化”的既有理论，纪检监察学科源自中国共产党长期治党实践，这要求纪检监察学教材的编写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其次，纪检监察学以回应中国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求为根本导向，而中国既有着独特的监督文化传统，又积累了丰富的监督实践经验，照搬照抄西方相关理论，显然无法有效破解中国的现实问题。最后，纪检监察学科的发展需要维护国家安全。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教材的编写并非简单的知识堆砌，还会在知识梳理、传播、话语使用等场景传递意识形态^［30］，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需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国实践，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进行整合。同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学科发展不可能脱离世界。一方面，纪检监察学教材需要借鉴国外监察制度建设的成熟经验，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拓宽理论视野，推动中国纪检监察事业发展。另一方面，纪检监察学教材的国际化有助于提升中国纪检监察学的国际话语权，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推动纪检监察学研究成果走向世界，在国际政治领域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

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的完善应当将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7］340因此，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既要立足中国国情，吸纳与反映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也要吸收借鉴域外的成熟经验与先进知识，并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

三 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的建设路径

（一） 统筹推进教材编写与审查，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教材体系

教材体系的建设是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的关键，需要体现国家意志，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且纪检监察学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教材体系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教材审查机制。当前由出版社负责教材的政治性审查，虽然有利于建立全面的审查机制，但是出版社工作人员在专业知识和政治意识方面可能存在限制，不利于处理专业性与政治性的平衡，也不利于提升教材审查的效率，更可能存在权责不一致的问题。当前，纪检监察学本科、硕士及博士阶段的人才培养已全面启动，但相关教材编写普遍面临审查标准严格、审查周期较长、审批程序繁琐等问题，统编教材更是至今尚未正式出版，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与学科教材的供给能力之间形成了显著张力。因此，可以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纪检监察协会召集相关专家学者共同负责教材的政治性和专业性的审查，由出版社负责教材准确性、逻辑性、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审查，进而构建权责统一、高效便捷的出版审查机制。

鼓励组建实务部门与科研机构协同参与的教材编写团队。当前，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牵头，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实务专家与高校、党校和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编写的，不仅有利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还有利于在教材中融入实践知识，具有可推广性。但省级以下纪检监察机关的实务专家对教材编写工作的参与仍存在制度性限制。例如，在职的纪检监察干部未经批准不得兼职取酬，这一现实问题亟待政策层面的针对性回应与完善。

构建分层次、多样化的教材体系。统编教材虽然可以统一知识框架、体现国家意志、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学规范性，但是面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需求，统编教材可能无法适应个性化教学和科研创新的要求。因此，应当构建以统编教材为主体，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材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教材体系^［31］。具体而言，可以包含学科基础课程教材、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方向选修课程教材和学科拓展类教材等。学科基础课程教材重点关注纪检监察学通用知识框架的构建，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以加强纪检监察学纪与法的专业知识学习和询问调查技能应用为目标，方向选修课程教材聚焦不同二级学科内部领域的细分和专项深化，学科拓展课程教材则重点关注法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与纪检监察学的融合，以拓宽学生视野。

（二） 坚持学科独立范畴，推动教材体系的多领域知识融合

成熟的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需要有效呈现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并积极关注其他学科知识的正面价值。学科教材体系对划定纪检监察学的范畴与边界具有重要意义，更是提升学科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因此，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并明确纪检监察学科独立的范畴。当前，虽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纪检监察学学科评议组、中国纪检监察协会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分会等机构相继成立，为纪检监察学初步明确了学科内涵、学科范围、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等，但学科独立的知识体系仍有待完善^［32］，教学人员的学科意识仍较为薄弱^［33］。因此，应当加快成立教育部高等学校纪检监察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由其牵头组织全国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研究，进一步构建纪检监察学独立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从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纪检监察工作实践转化为理论知识，融入教材编写工作中。另一方面，应当构建跨学科的知识框架。当前各学科之间的边界正在逐步模糊，交叉学科研究正在兴起，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的完善必然需要吸收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丰富其知识体系。可以通过建立跨学科的教材编写团队、设计模块化内容、专题化编写等方式将法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纪检监察学进行有机整合，拓展学科教材体系的知识覆盖面。

（三） 立足中国实践，促进教材体系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需要回应中国本土的治党治国问题，归纳总结中国的监督实践与经验，也需要注重国际化，为赢得国际教育体系认可奠定基础。

首先，应当注重对中国经验学理化阐释的知识吸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是中国的实践，纪检监察学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回应党组织建设和长期执政等现实考验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凝练，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的构建需立足对实践的学理化阐释：注重吸纳自我革命、国家监察、纪律检查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反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监督思想；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监察思想和廉政文化精髓并加以现代性转化；总结提炼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领域形成的理论成果、制度规范与实践创新经验。

其次，积极推动纪检监察学教材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数字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这为纪检监察学教材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作为承载纪检监察学科知识的重要载体，也需要履行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而推动教材的数字化转型就是其中的关键支撑。在推动数字教材建设的进程中，不仅可以从建立数字教材共建共享机制、构建“终端+内容+平台”的立体化教材服务体系、依托新技术推动知识体系迭代更新、营造教学支持与应用环境等方面着手^［34］，还可以将大数据反腐、基层反腐数字化平台建设等数字赋能纪检监察实践的现实经验进行凝练总结，转化为纪检监察学数字化教材，为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的数字化奠定基础，进而实现传统教材与数字化教材的协同发展，推动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的现代化。

最后，充分发挥教材联结中外文化和思想的桥梁作用。反腐败国际合作正在持续深入地推进，纪检监察领域相关研究的国际合作趋势日趋明显，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的建设理应作出积极回应。一方面，应当加快反腐败国际合作、域外监察理论与实践等研究领域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与此同时，注重吸纳国外先进的教材研发经验与前沿研究成果，通过教材反映能够代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35］。另一方面，为了提升新时代纪检监察学术成果的对外传播和国际影响力，可以借助国家财政、社会捐赠等多渠道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代表中国纪检监察实践、体现中国反腐败文化精髓的优秀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从而加速纪检监察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让更多优秀的中国纪检监察学术成果走向世界。

四 结语

完善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是推进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课题，将成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贯彻落实的基础性工程。通过系统梳理纪检监察学科发展从萌芽到起步、从探索到发展的四个阶段，可以揭示知识积累的深层次规律，更表明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的完善需要实现政治属性与学科规范、知识交叉与独立范畴、自主发展与国际视野三组矛盾关系的有机统一。统筹推进教材审查与教材体系的多层次、多样化建设，立足学科独立性吸纳多元学科知识，以自主建设实现国际化发展，通过上述路径推动基础理论与实务技能的融合，构建分层次、多样化、自主性、跨学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纪检监察学教材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纪检监察人才的培养，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提供智力支持。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纪检监察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纪检监察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具有突出的政治性与本土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中国的实际问题与应对经验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基点。因此，通过在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建设中推动纪检监察政策话语的理论转化和纪检监察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政治性、实践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更能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提供方法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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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福建省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红色文化遗产地方立法的实践样态与制度优化研究”(FJ2025TWSXZY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