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标准、历史样态与时代内涵

摘要

基于共同体的发生学理论推演，共同体的主要标准包括共同利益、共同地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和共同信念，其中“共同信念”又可以视为共同体存续的核心标准。核心标准的稳定与其他标准的动态调整，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样态：近代以前，以“天下观”为共同信念的共同体形态长期延续；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侵略冲击下，传统“天下观”逐步解体，近代“中华民族观”随之孕育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也经由先进知识分子的阐释与救亡图存的实践探索，得以明确并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持续向更高形态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整形态特征呈现为：共同利益以共同富裕为时代新内涵，共同地域以主权独立与文化统一的疆域认同为核心要义，共同语言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民共享为基本载体，共同历史以中华民族整体历史叙事为精神纽带，共同信念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引领。这些核心要素的时代性升华与重塑，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内涵。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 核心标准 / 天下观 / 中华民族观 / 时代内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无疑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要清晰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与内涵，就需要先澄清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毋庸讳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发展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为社会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不同的样态，但何以能够通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于是，“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判定标准也就成为理论阐述的逻辑起点，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第一块砖”。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学界聚焦这一核心议题深入探索，逐步形成了丰富且系统的研究成果。针对概念内涵，学者们从不同维度进行阐释：孔亭、毛大龙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指中华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结成的相互依存、共担共享的有机统一体和亲缘体，蕴含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特征^［1］；李贽等人认为中华民族概念内涵更趋向于历史面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更趋向于未来面向^［2］；李大龙认为，“中华民族”已发展成为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相对具体^［3］。针对历史样态，学界长期以来在“自古以来”的历史视野与“历代王朝”的治理实践基础上，认识和诠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4］，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5］，关注“天下观”的文化意涵^［6］及近代“中华民族观”的觉醒^［7］。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较少从发生学视角系统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标准的演进逻辑，忽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具体内涵的问题仍时有存在^［3］。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标准与动态发展的探讨较为薄弱，既鲜有将“共同信念”明确为共同体的存续核心，也缺少对不同历史阶段“共同信念”与其他标准互动调整关系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试图从发生学视角对“共同体”的标准，“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标准、历史样态及时代内涵进行探讨。

一 共同体的标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标准

在逻辑上，“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上位概念，即先有“共同体”，而后才有“中华民族共同体”。基于此，在发生学层面，需优先探讨“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起源与形成机理，再循着其生成逻辑，归纳出“共同体”的判定标准。在缺乏足够的历史文献和参与共同体的建构经历时，必要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这是一种通过逻辑推演而非实证操作来检验理论假设的方法，其核心功能是通过虚构情境揭示概念的内在矛盾或理论边界——作者注）成为追溯“共同体”生成之路的有效方法。这一点于卢梭、霍布斯、罗尔斯等人的经典著作中都得到过验证。

（一） 何为“共同体”

“思想实验”需要对原初状态进行设定。共同体作为人的集合体，其相关原初状态的设定只能是关于人的设定。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8］，其生存首先依赖于满足“饥饿”这类“自然的需要”^［8］325。“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饿，他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8］325。由此可以推演出人的原初状态：作为一种生命体，其最根本的驱动力在于维持生存，即“人都想活下去”。在远古时期，人类面临严峻的自然环境和各种生存挑战，必须首先考虑“如何活下去”的问题，在“想活下去”这一原初公理的推动下，唯有与他人聚居协作，才能维系族群存续。由此，群居成为保障原始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而让群居得以成立的条件则是“共同利益”，即“活着”或曰“生存”。

群居的状态逐渐催生出“我们”的概念，因为个体的“活下去”离不开他人的“活下去”，即只有“你”“他”都能活下去，“我”才能“活下去”。于是，“你”与“他”也就融入“我”之中，一起成为“我们”。群居是保障原初状态下的“我们”有效生存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得以存续的唯一途径。然而，这种维系生存的群居，需要一个稳定的空间载体。这就与人类最初的存在状态产生了矛盾，因为“人类不是生来就定居的；除非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9］。正因如此，在群居状态下，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通过共同协作（即合作）获取资源，才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生存需求。“在人类进化史中，合作一直是保证我们生存的核心内容。人类的合作超越了其他动物，大大提高了我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交流思想并领会他人想法的能力。”^［10］换句话说，为了达成“我们”的生存目标，持续合作成为必要条件，而游荡状态显然不利于复杂和持续的合作，这就迫使“我们”必须选择并共同维系一片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唯有密著于这般‘土地’上，才能再生产出自己的生活”^［11］，这片“土地”便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空间条件。这样，“我们”会为了生存而共同在一片“土地”上形成一种暂时的聚集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群体状态称之为“共同态（Gemeinschaft）”^{［11］4，8}。

然而，“共同态”并不是长期稳定发展的，其人员的构成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随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9］123“共同态”存续期间，需要时刻面对群体中减员和补员的可能。生老病死、加入或离开都会导致“共同态”中人员的流动。如果流动过激，导致“共同态”无法维持基本的规模，就会严重削弱群体应对自然挑战、开展生产活动的能力，继而危及群体和个体的生存，“共同态”就会面临崩溃。为防止人员流动过大，“共同态”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成员不敢脱离群体或感受到群体生活相较于个人生活具有明显优势，感受到本群体相较于其他群体的优越性，让成员不愿离开群体。“共同态”中，人们可能会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图腾符号，强化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或借由自然崇拜衍生出道德观念和习俗，以凝聚群体并约束其行为。“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据此，我们有可能根据假设重新构建出图腾膜拜最初的形成方式。当人们感到他们团结了起来，他们就集合在一起。并逐渐意识到了他们的道德统一体；这种团结部分是因为血缘纽带，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结成了利益和传统的共同体。”^［12］图腾符号、观念习俗承载着价值观念、历史记忆与共同期望，逐渐沉淀为群体的共同信念，为“共同态”的存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与心理基础。

长期稳定的群居生活，意味着人们之间需要有常规的、稳定的沟通交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13］在日常的生产活动中，人们需要相互沟通协作，传达诸如捕猎、资源采集、作物生长等信息；在后代的繁衍中，先辈需要把“共同态”中积淀的符号、习俗、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生产技能等传递给新生代。为了准确地表达这些具体的内容，一些简单的声音符号和肢体动作开始被赋予特定的含义，于是归属于某特定聚居人群的共同语言（符号）逐渐形成。共同语言（符号）的出现为“共同态”的文化心理基础的延续与夯实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撑。通过语言（符号），先辈会将生存的能力传递给下一代，使其融入群居生活之中；在生产生活中，先辈不可避免地向后代讲述群体的形成历程，群体意识得到了代际的传承与强化。“共同态”的长时间、跨代际的延续，使得它不再表现为短暂的、断代式的“状态”，开始呈现一种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绵延性的社会存在。此时，我们可以说，“共同态”发展成了“共同体”。

遵循“思想实验”中共同体的生成过程，可以归纳出共同体的如下特征：共同利益、共同地域（聚集空间）、共同历史、共同语言（符号）和共同信念。共同利益是人群聚集的根本动力，故而是共同体形成的动力源；共同地域（聚集空间）是共同体的空间域；共同历史是共同态向共同体转化的时间线，亦是共同信念和共同语言（符号）形成的时间条件；共同语言（符号）是共同体成员能够沟通交流、彼此理解、顺利协作、维持共居的媒介；共同信念是共同的利益、地域、历史、语言的结晶，是凝聚共同体的强大精神纽带。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标准

从发生学的“思想实验”中获得的“共同体”标准，是共同体的完整形态标准或者稳定阶段的标准。然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变化的观点出发，任何一个完成或成形的共同体都不会是停滞不前的，仍然会向新一阶段的共同体或新的共同体形态发展。在原有共同体向新生共同体发展的过程中，在某些特定阶段，共同体的完整形态标准（即具备全部核心特征）未必能够同时达成，但既有的共同体并未消解，“共同体”的概念依然具有适用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辩证地理解共同体的标准，把握共同体标准的历史特征，即在共同体的发展阶段中，部分特征将成为共同体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共同体”的核心判定标准。在此，立足共同体发展演进的发生学“思想实验”，本文进一步探寻共同体的核心判定标准。

某一共同体形成后，在持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其他共同体产生互动与交集。互动的结果可能是斗争或合作，可能是相安无事、彼此独立，亦可能是融合为一个新的共同体。此时，原有共同体的地域会发生变化，新旧成员之间需要重新选择或创造共同语言，重新认识和享有共同利益，从而创造和分享新的共同历史。在共同体的诸项特征中，唯有共同信念具有稳定性，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即便处于主导地位的共同体信念会吸纳新融入的信念，其核心内涵亦不会产生根本转变。

共同信念构成共同体的核心判定标准，这一论断可通过塞尔（John Searle）提出的 “社会实在的建构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获得理论佐证^［14］。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实在，属于塞尔所言的“制度性实在”（institutional reality）。塞尔明确提出，几乎所有制度性实在的建构逻辑，均可通过三个核心概念予以解释：集体意向性、功能设定与构成性规范。“社会实在”是任何一种产生自两个或两个以上拥有集体意向性的行动者的现实。例如，动物的捕猎、鸟儿合作筑巢等。动物也有“社会实在”，但是人类则能够超越单纯的社会性现实而达致制度性实在。人不仅参与纯粹的物理（身体）合作，还组成国家、政府、公司、学校等。构成制度现实的第二大要素是功能设定，第三大要素是构成性规范。塞尔使用如下例子来证实他的命题：“现在让我们想象，一群人在他们的住处周围建了一个栅栏、一个围墙……这堵墙，正如我们所描述的，有两个构成制度现实的基本特性。它既有功能设定又有集体意愿。这里的居民们集体地给这堵墙设定了一个功能，即作为分界处的屏障。我们可以推想，这堵墙是居民们为了让它履行这项功能而集体建造的。现在，在这两个特性之外，我还想加上第三个特性。我想稍稍改变一下这个故事，希望让这个故事听起来更具合法性，因为后文将有一组庞大的议题都依赖于它。让我们假设这堵墙慢慢地被岁月所侵蚀，最后只剩下一条石埂。但是居民们仍然相信这条石埂可以履行一堵墙的功能……我相信有了这样一个补充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出现了。这个转变在制度现实的创生之中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最初，这堵墙以它的物理结构行使它的设定功能。但是，在我将故事修改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这堵墙现在不是借助于它的物理结构而是借助于居民们的集体认可或接受来行使它的功能，每个居民都觉得这堵墙有着一种特殊的身份而借助这种身份它拥有一种特定的功能。我想用一个术语来描述这种转变的结果，我称这些功能为‘身份功能’（status functions）。我相信这一步，从物理结构到一种身份功能的集体接受，构成了人类的机构－制度现实背后的基本概念结构。”^［14］33共同体作为一种制度性实在而在场时，其“基本概念结构”的内核正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信念。而这种制度性实在的形成，通常需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通过集体意向性为既有的群居状态赋予特定功能，并推动该功能的落地。此时，该功能的实现需依托居住空间、生产工具、安全设施等物质载体，具有鲜明的物质依赖性。第二阶段，功能的实现不再单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而是需要借助人们对群居状态之物理样态的普遍认同。至此，物理样态与集体意向性深度融合、不可分割——前者是共同体的外在表象，后者则构成共同体的内在共同信念。由此可见，只要特定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存续，即便其物理样态发生剧变，作为社会实在的共同体依然存在。

当然，仅仅保有“共同信念”的共同体并非完整形态，无论是共同体的融合还是分隔，均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经历“完形—非完形—新完形”的螺旋上升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延续，绝非简单地重复，每一个新的完形共同体都是对前一完形共同体的扬弃。于是，在走向完形共同体的不同阶段，其特征也会有所不同，进而呈现共同体多样的历史样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的不同历史样态亦可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质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兼具完形与非完形阶段：共同信念的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赓续的核心标准，而完形的判定则需进一步涵盖共同利益、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与共同语言（符号）等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多元一体的发展样态，根源在于共同信念的一脉相承，与不同时空条件下共同利益的不断凝聚、拓展、深化，共同地域的逐步整合，共同历史的共同书写，共同语言的互鉴融合。共同体“核心标准”的坚守与“其他标准”的调整，既是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同历史样态的依据，也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15］提供了依据。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样态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文化特质。中国人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利用天地的自然规律辛勤耕耘，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勤劳，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实现丰衣足食的生活状态。这片土地，不但是生存的依托，更成为中国人心灵的归宿和文化传承的根基。在长期与自然磨合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这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不懈追求，同时这一理念深刻融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传统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天人合一”理念的长久浸润下，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不断深化。这种认知逐渐超越了个体与自然的简单关联，开始拓展至个体与群体、群体与自然更为广阔的范畴。当人们以一种和谐共生的视角看待自身所处的世界时，一种宏大的观念开始悄然萌芽，这就是“天下观”的初现。“古代中国历史学常常将中国历史上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然而‘三皇’时代只是一种传说，不足称史”^［16］，但从“三皇”传说中中国人所展现的朴素原始的思维方式，为“天下观”形成奠定基石，并在历朝历代中成为中国传统国家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天下观”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信念，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绵延提供了确证，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同历史样态提供了依托。

（一） “天下观”的出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标准的确立

在华夏文明的早期，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人类与自然神灵契约关系的朦胧认知，成为“天下观”形成的思想萌芽。那时，人们的生活与自然紧密相连，自然环境的变化关乎生存，所以人们对天地自然的尊崇，构建起早期精神世界的基本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部落共同体之间的交流融合日益频繁，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对更广阔世界秩序的思考。

“受东亚大陆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华文明的历史发生与演进始终保持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内部性’，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先民的交往交流交融。”^［17］自夏朝开始，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逐渐演变成更为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并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的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华文明不断向外辐射，与周边文明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地理边界日益扩大，使中华文明形成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旋涡模式”^［18］，“天下格局”与“天下思想”开始有了具体的指向与内涵。正如《禹贡》记载：“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19］在这一时期，“四海之内”与“九州”并存，同为“天下”。“四海之内”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天下”概念，人们坚信在“四海之内”的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应遵循统一的秩序，接受同一权威的统辖，整个世界都等同于正统王朝的领域，而“九州”则更侧重于具体王朝政治权力实际能够达到或被认为应当达到的领域，抑或实际占有的地理空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九州”的范围和具体所指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其地域范围大致反映了当时王朝的政治影响力所及之处，“各种文献中的‘九州’，不仅名称不同，地域上也有很大出入”^［16］17。由是观之，“天下”不是简单的地理边界，而是共同体的一种空间符号象征。

随着历史的推进，“天下观”逐渐从符号象征上升为共同信念。《诗经·小雅·北山》中提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0］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华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部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21］，天下观不再仅是对政治统治范围的界定，更是王朝更替的合理性依据，这也为“天下人”纳入“天下”这一共同体提供了信念支撑。“天下观”开始成为维系华夏共同体的关键纽带。从政治秩序构建角度看，即使在春秋战国的分裂战乱时期，“天下”依旧是贯通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重要象征。各诸侯国虽纷争不断，但都以“天下”为目标，追求统一与正统。这种对“天下”的共同追求，使得各诸侯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承等方面有着相似性和延续性，为后来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标准。“中华民族的天下观与系统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加看重团体本身的体制机制建构，更为注重个体自身的自觉自律，呈现出自组织的内生性发展特征。”^［22］“天下观”是一种向内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无外”^［23］的观念，但又在现实的治理与文明认同中划定了“华夷之辨”的边界。这种边界并非现代主权国家的固定疆界，而是一种以华夏礼乐文明为标尺、可移动的文化边界。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为“天下观”在后世历史中的适应性与创造性转化埋下了伏笔。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天下观”发挥了关键作用。周边民族受中原文化吸引，逐渐接受“天下”观念，共同创造和创新华夏文明。他们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和文化礼仪，与中原民族相互交流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在“天下观”的框架下，各民族共同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当然，夏、商、周共同体可以说是一个特定阶段的完形共同体，但在后续的发展变化中，共同体既有分隔的时候，亦有重新融合的历史必然，呈现“完形—非完形—新的完形”螺旋上升过程。其中，“天下观”作为“共同信念”持续地传承，其他如“共同利益”“共同地域”“共同历史”和“共同语言”则或有调整。谓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实在因“天下观”的传承而始终在场，但又因其他特征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历史样态。

（二） “天下观”的历史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样态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朝代或许有着不同的政权结构、经济制度或社会关系等，但都享有共同信念，即为天下而治。正是“天下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促成了不同朝代之间的更迭与不同朝代的社会样态。同时，“天下观”实践所创造的中华文明“旋涡”，不断地吸引着九州四海的人们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列。

秦汉时期奠定的“大一统”格局，是商周“天下观”的新实践，从分封制的天下，变革为中央集权的天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19］315，贯彻“法令由一统”^［19］304的治理理念。“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强化了统一的秩序，强化了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历史等特征。董仲舒则从思想层面将“大一统”提升至“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24］的高度，为统一王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大一统”本身成为“天下观”的核心内涵。“天下”从一种符号标准，具象化为庞大的帝国及其从属。天下的具现，强化了人们的天下观，增进了人们对天下一统的认同，为高度整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初始的模板。

唐宋时期“天下观”的实践开始侧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唐朝国力强盛，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迎万邦来朝，周边民族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天下”各族人群共享同一的文明，“天下之人”作为一个共同体愈加紧密。宋朝时期，经济文化繁荣，中原地区与周边居民互动频繁，理学的“天下安邦”“天下大同”等思想让“天下一体”的观念深入民心。例如，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5］的宏愿，体现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张载在《西铭》中进一步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5］62的思想，将天下万物视为有机整体，强化了共同体的道德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结构更加清晰和深厚。

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仍，但此类政权的更迭与重构，恰恰是不同历史主体践行“天下观”、追求天下一统的具体体现。同一天下的不同族群都认为自己是天下正统，并且要实施正统的治理。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以汉魏正统自居，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明令禁止鲜卑士民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饰，推行汉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26］，又令鲜卑人改汉姓，与汉人通婚。这些措施大大加快了北魏的汉化进程，基本上完成了南迁鲜卑人与汉人的融合，同时也促进了北方其他民族的融合。如是观之，矛盾冲突甚至敌对中的不同族群实则仍然抱有共同的信念，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21］的“天下观”。既为同一天下，冲突争斗中的交融便顺理成章。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其他标准或有所差异，但作为核心标准的共同信念始终如一。

元明清时期的大一统格局，是天下观实践的否定之否定形态。如果说，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纷纷扰扰、分隔冲突，是对“天下观”的大一统格局的“否定”，尽管各个政权都在努力地实现大一统，但呈现的实际样态却是分隔的，故而暂且称之为“否定”；那么元明清的大一统格局则结束了天下格局的态势，但具有了不同于秦汉唐宋的“天下观”实践样态。尤其是元、清时期，华夏的少数民族主导天下，恰恰证明了“天下观”的天下共享与多元主体的共同实践，证明了“天下观”是华夏各民族共同的信念。元朝修《辽史》《金史》《宋史》，通过“元修三史”强调正统地位，消解了“正闰之争”，自居中华正统。清朝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论述“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27］，进一步阐释了“华夷一家”的思想。天下观的多元主体实践则进一步加深了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和一体观念。

在共同体的发生学“思想实验”中，笔者曾指出共同体的发展会出现分隔与融合两种样态。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天下观”的实践所引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亦呈现分隔与融合两种样态的交织。在分隔与融合的交织中，共同体的发展亦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然而，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概念还未形成，故而中华民族共同体虽有其形，但未有其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名与实是在“天下观”向“中华民族观”演进中自我证成的。

（三） 从“天下观”到“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证成

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绝对的政治地理边界概念。中国面临的不再是“以夏变夷”的文化竞争，而是“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在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天下观”既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也恰恰因其内在的张力而展示了强大的转化潜力。“华夏之天下”这个基于文明认同的共同体，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名称来凝聚全体成员，以确立对等的主权身份。“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接受，正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面对无法用传统“怀柔远人”策略应对的强大的“他者”，知识精英与革命先驱们将那种基于文明高下的、弹性的文化边界，创造性地转化为捍卫生存的、坚固的主权边界。而“天下观”中“无外”的崇高理想，则为动员全体国民超越地域、族裔的差异，共御外侮，提供了超越性的文化认同基础。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意欲瓜分和奴役中国，面对“亡国灭种”之危，有志之士号召华夏天下之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团结起来反抗侵略，争取独立。于是，无外的华夏天下民众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一致对外的、护国保种的整体，被赋予了“中华民族”的称号，这是一脉相承的“天下观”的升华。

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28］后来，梁启超又对“中华民族”赋予了清晰的内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29］这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开始从“天下观”凝练为“中华民族观”，从天下一统、和谐共治，转向团结一致、独立自强、共御外侮、命运与共。中国民众从此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投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之中。历史上的华夏共同体历经长期演进，最终形塑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这一转变在后续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巩固。辛亥革命后确立的“五族共和”理念，正是将以“和而不同”为内核的“无外”理想，与明确共同体成员构成的“有界”实践相结合的政治尝试，中华民族不再停留于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现为一个社会实在。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生、工人、商人等社会各界人士，跨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纷纷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发声。这样一场爱国运动是一次伟大的“中华民族”意识启蒙，社会各界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旗帜下，形成了清晰的现代国民意识，强化了共同体对外的政治边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0］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肩负起引领中华民族从独立自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民族危亡达到了顶点。“地无分南北，年龄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31］，中华民族的全体民众同生死共命运，有着共同利益、共同信念，在抗战中创造着共同的新的历史。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各族儿女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回民支队在华北战场英勇杀敌，西南地区各族民众踊跃支援前线，全民族凝聚成一股坚不可摧的钢铁洪流，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较量中，中华民族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中华民族观”在战火的洗礼中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血与火的锻造中百炼成钢、日益坚固。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便始终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中国的民族问题，不断深化对阶级斗争和民族问题的认识，并初步构建起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理论框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团结各族人民开展民主革命，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民族团结思想的制度探索，致力于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益。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深入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了紧密联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不断扩大少数民族群众基础，为后续的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对边疆危机和革命形势的精准判断，适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各地区各民族的抗日志士亲如手足、万众一心。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32］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最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中华民族”淬炼为一个休戚与共、边界清晰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而实现了彻底的自我证成。

三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完成了自我证成，或者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符合一种“自成目的论”^［33］。遵循共同体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以新的完形共同体的姿态出现。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形将符合共同体的完全判定标准，每一项标准亦被赋予新的内涵。

（一） 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通过前文共同体发生学的“思想实验”可知，共同利益是共同体形成的根本动力，其实质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本能追求。在进化理论中，生存繁衍是物种的终极目标。原初状态下人们通过群居，形成共同体，其共同利益是“共同生存”，这是人类最早的真实共同利益形态，即原始社会的人类群体，通过采集、狩猎等集体劳作方式，在物质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形成了以共同存活为目标的最低限度生存利益联结。这种利益联结的真实性体现为，群体成员不存在劳动成果的私人占有，所有生存资料均以“共同占有、共同消耗”的方式维持群体存续和个体的生存。这种原始状态下的共同利益仅停留在“共同贫穷”的初级层次，本质上是对生产力极端落后状态的被动适应，物质的极度匮乏客观地限制了利益的分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和生活资料除了能够满足每个共同体成员的生存之外，还会出现剩余。这个时候，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理应由“共同生存（共同活下去）”向“共同富裕（共同活得更好）”进阶。然而，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压迫的存在导致共同利益的分化，不仅“共同活得更好”只是一个幻梦，有时甚至“共同活下去”都是一种奢望，被统治的广大人民常常只能在生死线上挣扎。这正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私有制国家的“虚幻共同体”形式，其实质是统治阶级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包装为全体成员的普遍利益。在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无论如何调整利益分配的机制，终究难以破除身份等级差距导致的利益极度分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将这种利益分化推向新的历史维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证明，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利益联结，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共同富裕（共同活得更好）。因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4］。

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35］，这为社会主义国家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奠定了真实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36］，但仅有财富的累积而导致两极分化加剧，这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脱贫致富，于2021年正式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作出清晰的阐释：“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37］以“先富促共富”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既定道路。

如果说“贫富分化”是对“共同求存（共同贫穷）”的否定，那么“共同富裕”则是对“贫富分化”扬弃后的否定之否定。与“共同求存”一样，“共同富裕”是共同体的真实共同利益，但这一高级形态的“共同利益”只有在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富裕既保留了“以利合邦”的实践智慧，又注入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既延续了“均平”“大同”的价值追求，又超越了农业文明时代的平均主义窠臼。这种历史性的跨越，印证了马克思“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深刻性。从原始社会“共同贫穷”的真实利益，到阶级社会“虚幻共同体”的异化利益，再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自觉利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纽带经历了“原始肯定—阶级异化—现代复归”的辩证发展。

（二） 统一疆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地域

共同地域是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共同存续的必要条件。没有共同的地域空间，个体无法汇聚，也就谈不上形成共同体。原初状态下成员唯有在“土地”上“密著”，才能保证群居达成“生存”目标；共同生存的“土地”始终与群体认同的建构深度交织。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历程中表现为“疆域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结构。原初状态下群居成员通过图腾符号划定生活空间，商周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借助礼器展示王权，秦汉“大一统”依托郡县制确立行政边界，这些实践本质上都是通过空间秩序建构维系共同体存续。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统一疆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中国”（文化共同体）的空间边界^［38］，这种“文化中国”的边界与具有现代主权特征的领土实体并不完全一致。孔子在《春秋》中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39］的论断，揭示出传统的疆域边界并非纯粹的物理空间概念，而是以文化习俗为主的“文化空间”。此后，“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这些族群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之间，即便是存在一定的界限，这一界限也和近代以来出现的‘国界’具有不同的性质，且是动态的，并呈现多样化的态势”^［40］。

文化中国的空间边界实则与“天下观”是一致的，随着近代中国的“天下观”受到冲击，模糊不清的文化中国空间边界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强横霸道时，显得毫无说服力、威慑力，结果就是具有主权特征的领土疆域不断被侵蚀。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日本谋划“满蒙独立运动”、英国非法炮制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时间几乎难以找到共同的空间依托。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主权疆域的边界与文化中国的边界才实现了统一，文化中国、政治中国和地理中国才真正地统一于现代中国。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2012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标准名称、领海基线公布，2013年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授权在我国管辖海域开展巡航、警戒……这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实举措，使中国统一、清晰的主权疆域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巩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奠定了不可撼动的空间基石。

统一而清晰的国家疆域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空间本体和地理性实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41］对统一疆域的认同，不仅是地理疆界的划定，更是心灵疆界的融合。新时代的统一疆域不仅是地理版图的完整，更是十四亿多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具象化存在。

（三） 国家通用语言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言

通用语言作为群居成员间“理解彼此、顺利协作”的媒介，始终是维系共同体存续的重要纽带。这种语言符号的稳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中表现为“书同文”传统的千年赓续，但其真正升华为全体成员的共同语言，则是在新时代国家通用语言全面普及的历史性跨越中实现的。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有通用语言的。“秦汉之后，历代都重视正音，全国有通用的官厅语言，称为通语。文人学士吟诗作赋，以官厅颁布的韵书为标准。明清两代，通用语言称为官话，这个名称本身说明了这是官吏使用的语言……但是，从孔子时代到清朝末年的两千五百多年间，使用共同语的主要只有政府官吏、士大夫阶层，以及在异地之间进行贸易的行商，他们是全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广大人民跟共同语没有关系，他们安土重迁，大都是文盲，没有在大范围内彼此进行语言交际的条件。古代文明是少数人的文明，这是一切文明古国的共同现象。”^［42］中国古代的语言统一实践，始终囿于“文化精英垄断”与“地域方言壁垒”的双重桎梏。秦朝“书同文”政策虽以小篆统一文字形态，却一直无法统一语音。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43］“尽管古代有多次‘正字’‘正音’运动，但‘正字’‘正音’也主要在士人中推行。”^［44］这种“文字统一而语音割裂”的悖论，本质上是小农经济基础与封建等级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通用语言的构建，是将语言的工具理性升华为价值理性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45］。通用语言推广既是“去语境化”的制度实践，又是“再语境化”的文化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通过“制度性供给”突破语言普及的结构性障碍。国家通用语言记录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表达着成员的情谊，转化为共同认同的文化基因，促进了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深度交流与融合，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象征根基。

（四）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历史

共同历史作为共同体存续的时间纽带，本质上是对群体记忆的重新建构与意义赋予。共同体内的成员必须将生存经验的传递升华为命运故事的编织。这种“命运故事”的书写逻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中表现为“夷夏互化”的天下史观向中华民族史观的范式转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历史，是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史，它超越了单一民族或王朝的叙事，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宏伟历史。在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构成了其生生不息、深化发展的核心脉络与动力机制。

在传统“天下观”的历史书写中，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试图构建一个整体叙事，打造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如司马迁在《史记》“纳‘四夷传’”中，以“华夷共祖”框架统合多民族历史记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编纂北魏国史，“对中原传世文献资料和反映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记忆的民间口传资料进行整合，建构了拓跋鲜卑源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系统的族源叙述体系”^［46］；元朝通过“元修三史”自居中华正统……这些实践都表明，历史上的政治实体均致力于将自身活动置于一个更宏大的“中国”历史序列之中，正如郝经所言：“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47］他们共同诠释了一部以中原为核心，周边不断汇入的、各民族共同参与开拓与缔造的、具有连续性的中华民族早期形成史。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标志着这部共同历史的书写进入自觉阶段。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48］，并呼吁“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49］其革命性在于将历史的主体从帝王将相转变为作为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这一转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得以完成。抗日战争时期，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差异化的地域身份在救亡图存中熔铸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子民。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宣告：“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50］这种将各民族共同置于历史主体地位的叙事转向，彻底突破了传统史观的认知局限，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华民族作为反帝反封建、争取独立解放的历史主体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5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完整内涵：中华民族的历史既是一部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发展史，更是一部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书写的历史，正是这部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的当代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必将在对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认同与传承中，日益巩固和强盛。

（五）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信念

共同信念作为共同体的精神支柱，是统摄利益、空间、语言、历史等要素的价值内核。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演进中，实现了从“天下观”到“中华民族观”的信念跃迁。进入新时代，这一共同信念再次升华，凝聚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宏伟目标、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方向的更高形态的信念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回应了“何以凝聚”的身份认同问题，更科学回答了“何以复兴”的道路方向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52］这一梦想，深刻契合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最大同心圆”，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广泛、最深刻的共同信念。“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中国共产党擘画了宏伟发展蓝图，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正确管用的道路。”^［52］历史与实践深刻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笃信与坚守，便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在实践路径层面不可分割的、最为坚实的共同信念。二者是目标与道路的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信念的一体两面。

中国共产党是这一共同信念体系的塑造者与践行者。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远大理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开创性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创造性回答；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于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其确立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一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一历程清晰地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伟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必由之路，在新时代的历史性实践中已深度融合，共同铸就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

这一共同信念，是一种具有高度现实性的信念。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最新形态，通过三个向度实现信念的现实转化：在发展目标上，通过“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将传统的“大同理想”升华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在国际视野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天下为公”的胸怀转化为新时代中国的世界担当；在治理体系上，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惟邦本”的政治哲学落实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效能。这一共同信念，植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3］的实践哲学，它“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8］207。这一新时代共同信念正通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书写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永续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必将证明，只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旗帜高高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始终拥有凝聚人心的伟大目标；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倒，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拥有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障；只要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芒不灭，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能在螺旋式上升中抵达理想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孔亭，毛大龙.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J］.社会主义研究，2019（6）：51-57.

[2] 李贽，裴圣愚，金炳镐.辨析“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三个向度［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1-11.

[3] 李大龙.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与建设途径探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1-8.

[4] 李大龙.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观念更新［J］.西北民族研究，2024（1）：5-12.

[5] 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J］.历史研究，2022（3）：33-43.

[6] 张艳，柯岚.“天下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法文化渊源［J］.天府新论，2024（6）：78-86.

[7] 李思言.从五个关键词重识百年来中华民族观的演进轨迹［J］.广西民族研究，2025（2）：37-47.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4.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3.

[10] 马克·W.莫菲特.从部落到国家：人类社会的崛起、繁荣与衰落［M］.陈友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24.

[11] 大塚久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M］.于嘉云，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13.

[12]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30.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3.

[14] 孙绵涛.中国教育体制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31-33.

[15]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44.

[16] 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7.

[17] 关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现实与未来［J］.贵州民族研究，2024（4）：1-8.

[18] 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1-50.

[19] 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93.

[20]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M］.赵岐，注.孙奭，译.廖名春，刘佑平，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97.

[21] 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1977.

[22] 乔向春.中华民族天下观内涵的现代化诠释［N］.青岛日报，2025-05-03（3）.

[23]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75-80.

[24] 班固.前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835.

[25] 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376.

[26]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7：608.

[27] 雍正皇帝.大义觉迷录［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1：11.

[28]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夏晓虹，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9.

[2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75-76.

[3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31]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M］.上海：华美出版公司，1938：33.

[3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1.

[33]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3-148.

[3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1.

[3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

[3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3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42.

[38] 罗建河，康翠萍.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国家立场［J］.课程·教材·教法，2021（7）：55-62.

[39]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2版.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9.

[40] 李大龙，铁颜颜.“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中国疆域话语体系建构［J］.思想战线，2020（3）：42-53.

[4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24-09-28（2）.

[42] 周有光.普通话和现代化［J］.语文建设，1998（10）：9-10.

[43]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3：529.

[44] 王春玲.古代官话缘何没有全面普及［J］.人民论坛，2021（8）：110-112.

[45] 王晨.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周年之际［N］.人民日报，2020-11-11（6）.

[46] 彭丰文.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8-15.

[47] 郝经.郝经集编年校笺：下册［M］.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991.

[48]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集［M］.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98.

[49]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M］.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62.

[5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3.

[5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9-09-28（2）.

[52] 樊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N］.光明日报，2022-04-08（11）.

[5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2版.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

基金资助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2025年度后期资助一般课题“从‘定位‘到’效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理论体系研究”(2025-GMH-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