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时代，生成式技术正深度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创新。2019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
［1］这一重要论述为思政教育数字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借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亦是提升育人实效的创新路径。但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的张力随之凸显：算法内容真实性、人机交互真诚性等伦理风险亟待探究。此处“伦理风险”特指AI赋能中，因技术逻辑与育人伦理、形式与内核、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导致高校思政教育偏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存在损害学生认知真实、交往真诚与思维批判的潜在风险。这一技术逻辑与育人规律的协调问题，关乎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文将系统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的伦理风险、成因及治理路径，推动技术创新与育人目标统一。
一 风险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的伦理风险透视
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年轻化”传播实践，既有效提升了教育传播效能，也潜藏着消解教育本真的风险。算法生成机制通过拟像化内容生产模糊了历史与现实边界，程式化交互弱化了师生间的情感联结，精准化信息投送侵蚀了批判性思维培育的土壤。这些伦理风险本质上反映了技术理性对高校思政教育伦理准则的冲击，具体表现为事实伦理、交往伦理与认知伦理三个维度的失范，亟须通过系统治理实现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一） “真实性”的消逝：事实伦理失范下的“超真实”困境
“一切技术都是有缺陷的，在带给人类利益的同时也带来损害，这是任何技术自身存在的一种二律背反。”
［2］189这一特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高校思政教育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核心伦理风险，在于推动思政话语“年轻化”的过程中引发事实层面的伦理失范，即算法拟像对历史真实与现实真相的系统性消解，违背了思政教育“以真育人、以实铸魂”的伦理准则。根据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及相关著作中的论述，“超真实”并非对现实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由拟像（Simulacrum）所构筑并最终取代真实参照系的符号化秩序——在这一秩序中，符号不再指向现实，而是进行自我复制、循环与增殖，形成一种“没有本源和现实的真实模型”
［3］。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广泛运用于思政话语的“年轻化”改造，其技术本质正是基于大规模语料训练与模式重组，批量制造出符合青年学生认知偏好与审美趣味的符号产品。这些产品看似贴近青年、生动鲜活，实则可能已脱离思政教育本身所根植的历史语境、现实逻辑与价值本质，演变为一种被技术逻辑所主导、可无限复制的“拟象文本”，其背后潜藏的伦理风险是将思政教育的“事实内核”置换为“符号外壳”，导致教育内容的真实性伦理底线被突破。
在这一过程中，思政话语的传播重心，极易从对思想内涵的“意义阐释”滑向对表达形式、情绪感染与网络流量的“符号消费”，进一步加剧事实伦理失范。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对现实教育内容的反映或再现，而是一套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例如，部分高校为贴近“Z世代”兴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虚拟思政导师”：其形象融合了流行文化中的“治愈系”人设，如柔和的面部特征、亲切的语言风格，宣讲内容被人工智能拆解为碎片化的“金句语录”，并搭配动态表情包、短视频特效等符号元素；或是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红色历史情景短剧”，为强化视觉吸引力，对历史场景进行“滤镜化”处理——如过度饱和的色彩、符合现代审美的人物服饰，甚至简化复杂的历史背景，将多维度的革命斗争史压缩为“英雄叙事+情感高潮”的线性剧情。“AI拟像中的真实，是一种非真实的‘超真实’；AI交往的经验世界，是实像世界、镜像世界与拟像世界的总和；而其真实性，亦将是多维世界中的多种真实的博弈。”
［4］因此，这类内容虽在表层上实现了话语的“年轻化”，却在深层造成了“真实”的悬置与消逝，其伦理风险的核心后果是青年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异化：青年学生所接触的，不再是具有历史重量与现实质感的思政教育，而是经过算法筛选、符号修饰、情感优化的“AI版本”。当此类高度精致化、娱乐化、反馈即时化的拟像不断堆积并占据认知界面，它们甚至可能营造出比真实思政教育更具吸引力的“超真实”情境——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影像“超真实”通过对真实的强调，它以比现实真实更真实的姿态消解了现实真实的绝对真实性，因此它也取消了感知现实主义所依赖的标准，即“真实不再是那个可以再现的东西，而是永远都无法再现的东西，即超真实的东西”
［5］。当思政教育沦为对数字符号的“娱乐化消费”，其本应承载的历史真实性、现实批判性与价值引导性便会被掏空——青年可能误以为“AI呈现的历史就是全部真相”“虚拟场景中的价值就是现实应然”，进而丧失对历史与现实的理性认知能力，导致思政教育“培根铸魂、明辨笃行”的根本目标落空。更为隐蔽的伦理风险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超真实”拟像可能构建“认知茧房”，进一步模糊青年对“真实”的判断边界，使其陷入“符号真实”优于“实践真实”的认知误区。在这一“茧房”中，青年的认知将会发生双重异化。
一方面，历史认知的“物化”：AI通过算法将复杂历史进程“物化”为可消费的符号（如模板化的“驻村干部”形象），抽离了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实践内涵。这种“拟像”将脱贫攻坚这一系统性工程简化为“政策—成效”的线性叙事，消解了其中“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协同”等核心辩证维度。其危害在于：它使青年学生沉迷于“政策一到、贫困立消”的表象，既无法体会实践过程中的艰辛付出，也难以理解长效治理的内在逻辑。这最终导致青年历史认知的碎片化与非历史化，其预设的符号框架禁锢了对于历史必然性的自主思考，割裂了历史实践的内在联系，背离了思政教育“尊重历史、还原真相”的事实伦理。
另一方面，现实认知的“倒置”：现实不再是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检验场，反而沦为与AI生成的理想化模型（如虚拟导师宣讲的“完美社会”模型）进行比照的副本。当复杂的现实矛盾不符合那个光洁的符号模型时，青年易堕入对现实本身的怀疑，而非对模型进行批判性反思，这实质是以“符号的真实”置换了“实践的真实”，构成对思政教育“立足现实、回应现实”伦理原则的背离。
最终，当青年的认知体系被这套“超真实”拟像所主导和“殖民”，思政教育所依赖的“历史真实与现实真实相统一”的教育逻辑便遭遇断裂。其培育青年“明辨是非、把握本质”的核心目标，也在这种由符号构筑的、去历史化与去现实化的认知“茧房”中，面临着严峻的根基性挑战，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事实伦理失范这一核心伦理风险的显性暴发。
（二） “交往性”的异化：交往伦理失衡下的算法程式化“投喂”
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指出，教育的本质是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主体和主体之间以对话、沟通和理解等交往互动方式实现思想认知的“同频共振”和实践行为的“和谐一致”
［6］，其核心在于主体性的平等互动、意义的共同建构与反思性的对话过程，这构成了思政教育交往伦理的核心内涵——通过真诚、平等、共情的互动实现价值传递与灵魂塑造。其理想形态在于，师生作为平等的主体，通过真诚、开放的语言沟通，在双向互动的交往中实现意义的共同建构与视域的融合。这一过程充满生动的辩证性：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反馈、既定的教学计划与即时的思想碰撞、理论的阐释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在此交织互动。正是这种包含不确定性、需要教育智慧与临场关怀的交往实践，构成了价值观得以“入脑入心”的关键环节。
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主导的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在提升传播效率与吸引力的同时，却潜藏着交往伦理失衡的核心伦理风险——人机交互对师生主体间性的消解，使思政教育从“主体—主体”的平等对话异化为“主体—客体”的技术性“投喂”，违背了“真诚互动、共情理解、意义共建”的交往伦理准则。人工智能基于数据与模型生成的“个性化”内容，无论其形式如何生动，在本质上仍是一种预设的程序输出，它无法真正理解学生沉默背后的困惑、质疑之中的深意，更无法进行富含教育者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的价值引导，导致交往伦理的核心要素——真诚性、共情性、建构性被技术逻辑所侵蚀。
第一，交往深度的弱化困境。交往伦理的核心要求是通过深度对话实现意义共建，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的介入，可能导致教育交往深度的弱化，使得原本富有生机的主体间对话面临被简化为预设算法流程的挑战。以“AI思政助手”为例，其回应虽具有符合青年审美的外在形式，但核心仍遵循既定的“提问—应答”匹配机制，难以对超越预设框架的深度追问提供有效回应。这种固定流程的互动模式，削弱了师生在真实对话中通过即兴思辨达成意义共创的可能性，压缩了思想表达与情感交流的空间，从而对思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交往理性构成潜在挑战，违背了“深度互动、意义共建”的交往伦理内涵。
第二，情感传递的浅表化难题。交往伦理强调情感的真诚性与共情性，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搭建情感联结时存在本质局限，常导致思政教育中情感交流的深度不足。在理想的教育互动场景中，教师可借助真诚的情感互动与即时共情反馈，和学生建立深层心灵联结，实现“以情促理”的教育成效。与之相比，AI生成的思政教育“年轻化”内容虽能凭借精心设计的音画元素与语气调节营造情感氛围，却始终无法传递真切的情感体验与人文关怀——这种情感模拟本质上是符号的组合与拼接，缺乏人类情感所特有的温度、深度与情境适应性。以AI虚拟主播为代表，其在讨论“青年焦虑”等话题时，即便表达逻辑严谨、语调鲜活，仍难以传递源于真实生命体验的情感理解，以及对个体境遇的深切关怀。这种依靠符号组合的情感再现，难以搭建师生间基于真诚信任的情感纽带，导致思政教育在技术化转型中，面临失去情感感染力与价值凝聚力的潜在危机，构成对“情感真诚、共情理解”交往伦理的背离。
其三，主体反思的消解化挑战。交往伦理的重要目标是通过批判性对话唤醒主体反思意识，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思政话语的改造，本质上以技术效率优先的原则重构了教育过程，这一趋势潜在地消解了“主体间性”交往中的反思性维度。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真正的共识必须通过主体间不受强制的话语交往达成，而人工智能的“年轻化”传播却以工具理性压制了交往理性，并形成“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绩效正当性超越价值正当性，过度关注流量忽视价值内核”
［7］。它注重手段、条件、形式，追求效益最大化，将系统的理论体系解构为碎片化的知识产品，用即时可得的结论取代了必要的辩证思考过程。这种技术逻辑使学生停留在“是什么”的表层认知，而丧失了探究“为什么”的深层动力。当算法提供的标准化答案取代了教师通过“提问—回应”激发的思维训练时，学生批判意识的培养便面临被悬置的风险。因为算法只能模拟价值判断的表面形式，却无法复现辩证思维的演进过程，最终使学生在算法的“即时满足”中滋生思维惰性，丧失对价值命题的自主批判能力，违背了交往伦理“唤醒反思、培育理性”的核心诉求。思政教育作为培养独立思维主体的实践活动，其根本旨趣在于唤醒人的主体性自觉，而非知识的机械传递。反思性的消解不仅弱化了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更在深层次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相背离，凸显了交往伦理失衡这一伦理风险的严重后果。
（三） “批判性”的式微：认知伦理扭曲下的“数字圆形监狱”
福柯“圆形监狱”理论揭示的隐性规训机制，即“权力必须借助一种既能观察而又不被发现的装置进行监视”
［8］，使个体内化外部监督、形成自我监控，从而迫使个体自我规训。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赋能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中演变为更隐蔽的“数字圆形监狱”，其背后潜藏的核心伦理风险是认知伦理扭曲——算法通过“愉悦式规训”消解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违背思政教育“培育独立思考、勇于批判的理性主体”的认知伦理准则。这种风险以“愉悦体验”为诱饵，而非强制监督，通过算法精准捕捉偏好并定向“投喂”内容，让学生自愿沉溺于观点一致的“信息茧房”，最终消解批判性思维，这与思政教育“培育独立思考能力”的目标相悖。
这一“驯化”机制依托“偏好识别—定向推送—反馈强化”的算法循环完成运作，其伦理风险的本质是通过技术手段干预认知过程，扭曲“多元认知、独立判断、批判反思”的认知伦理算法。系统依托对用户浏览时长、互动频率等行为数据的分析，建立个性化兴趣模型，继而精准投送经过“年轻化”处理的思政内容。此种以“快乐原则”为核心的传播策略，刻意规避了思政教育必需的认知张力与思辨训练。在传播效率优先的导向下，系统的理论架构被压缩为便于传播的“金句摘要”，丰富的历史脉络被简化为情感驱动的片段叙事，而深度思辨所需的辩证场域则被技术效能所消解，导致认知过程被简化、认知维度被窄化、认知深度被弱化。
其深层危害在于塑造马尔库塞警示的“单向度的人”，一个丧失了批判性、否定性与超越性向度的扁平化存在，这正是认知伦理扭曲的显性后果。在（单向度）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陷入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
［9］。算法通过持续推送同质化思政内容，正在将学生规训为“单向度的人”：长期被单一视角的叙事包裹会导致思维广度与深度的双重萎缩，对社会议题的认知最终局限于算法筛选的“安全框架”内。这种对异质性信息的屏蔽，使得个体接纳、处理乃至欣赏对立观点的认知能力显著下降，最终导致其对社会现象的认知被永久性地禁锢在算法所赋予的单一视角之内。他们不再质疑表象，不再探寻根源，其思维从一种能够批判和超越现实的动态力量，蜕变为仅仅满足于认同和接受现状的静态工具。这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惰性，更是一种深刻的“精神瘫痪”，它使学生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认知主体，异化为算法逻辑的被动接受者，其批判反思能力在看似丰富、实则高度同质的信息流中被悄然“赎买”与“驯服”。最终，这一过程异化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政教育所追求的塑造全面发展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建设者，被简化为对算法偏好的适应与服从，从而背离了其启迪心智、解放思想的初衷，而这一切的核心症结正是认知伦理扭曲对思政教育认知目标的根本背离。
二 根源解构：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伦理风险的多维归因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的伦理风险，并非单纯的技术应用失误，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必然结果。资本与技术的联手，催生“流量逻辑”对“育人逻辑”的系统性侵占，导致伦理准则让位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过度扩张，重构了教育的认知节奏与文化记忆，冲击着思政教育特有的历史延续性与思维深刻性；教育双主体则陷入专业自主权让渡、批判意识弱化的双重困境，折射出伦理自觉在技术冲击下的消解。这些结构性矛盾共同构成伦理风险产生的深层根源，本质上是伦理逻辑与技术逻辑、资本逻辑的失衡与冲突。
（一） 逻辑的本体冲突：资本与技术合谋下“流量逻辑”对“伦理逻辑”的侵蚀
生成式人工智能为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注入了新活力，从表面看，这无疑是技术赋能下的教育创新实践。但深入观察便会发现，其应用过程中也暗含着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深层交织，这种交织正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流量逻辑”植入教育场域，与思政教育的“伦理逻辑”形成本体性冲突，构成了伦理风险产生的根本动因。此处的“伦理逻辑”特指思政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价值准则体系，包括事实伦理、交往伦理、认知伦理等核心要义，而“流量逻辑”则以数据量化、效率优先、利益增殖为导向，二者的冲突直接导致伦理准则被边缘化、伦理底线被突破。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驱动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政领域的扩张，其核心目标是将教育过程转化为数据生产过程，将思政内容转化为流量商品，这一过程必然以牺牲伦理逻辑为代价。资本通过将师生的互动行为、情感体验和思想交流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资源，实现了对教育过程的“原始积累”。在这一过程中，思政话语的“年轻化”传播不再是单纯的教育手段，而是演变为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重要场域。算法通过持续捕捉和定义“年轻化”的标准，构建了一套以流量为中心的再生产体系，使教育实践不断服务于资本的扩张需求。这种“殖民”过程具体表现为教育伦理价值的双重异化：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将思政内容转化为标准化的数字产品，使其从具有使用价值的教育资源，异化为追求交换价值的数据商品——当“年轻化”的思政话语被迫遵循流量的“定价原则”，其内在的伦理价值（如真实性、真诚性、思辨性）就被外部的市场价值所取代，为事实伦理失范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师生的教育活动被重新定义为“数字劳动”，教育过程中本应实现的自我发展与价值认同，被异化为生产流量数据的工具性活动，导致交往伦理中“真诚互动”的本质被“数据产出”的目标所消解。
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认知场域的结构性支配——资本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构建起特定的信息环境与交互模式，实现对青年认知过程的系统性引导，这一过程直接扭曲认知伦理。这种“认知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趋势，使资本得以通过塑造认知框架来影响价值判断，从而动摇思政教育的主导权。当“年轻化”的标准制定与传播规则被资本主导的技术平台垄断，思政教育的伦理逻辑便面临着被系统性削弱的现实风险：平台为追求流量最大化，倾向于推送娱乐化、碎片化、同质化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违背了“尊重真实、深度互动、培育批判”的伦理准则，最终导致三大伦理风险的集中暴发。这一现象的本质是资本借助技术形态对教育领域实施的新一轮系统性重塑，它不仅改变了思政教育的外在表现形式，更在深层次上重构了教育的价值基础与权力格局。这使伦理逻辑服从于资本逻辑与流量逻辑，成为伦理风险产生的根源。
在此背景下，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正面临被资本逻辑侵蚀的危机，思政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方向可能因此发生偏移。数字思政实践始终面临着技术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的困境，而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坚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尺度的价值立场——这种伦理定力，正是实现“技术赋能”而非“技术殖民”、防范伦理风险的根本保障。
（二） 教育的现代性困境：技术理性对“伦理内核”的僭越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年轻化”转型中的深度介入，引发了一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现代性冲突，其核心表现为技术理性对思政教育“伦理内核”的系统性僭越，构成了伦理风险产生的哲学根源。思政教育的“伦理内核”是其区别于其他技术应用的本质所在，包括“以真立教、以情育人、以思启智”的伦理准则，而技术理性以效率至上、程序标准化、过程工具化为核心特征，二者的冲突直接导致伦理内核被技术逻辑所消解。
首先，在认知维度上，技术理性重构知识时间性，引发教育节奏的深层异化，直接冲击事实伦理与认知伦理。传统思政教育本质是“慢思维”的实践，遵循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同化—顺应”规律，强调价值观生成需历经感知、注意、同化至顺应的完整周期，是借由反复思辨与深度对话实现精神内化的生命时间过程。但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内核是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批判的“竞速哲学”（Dromology），当“空间—世界”让位给“时间—世界”，“即时发送与接收的界面今后将取代物质空间的构成面积的总和”
［10］，空间让位于时间的绝对支配。这种哲学在教育场域中具象为“即时反馈”的技术逻辑，将本应含有历史脉络与思辨价值的知识体系，压缩成对“Z世代”即时应答、转瞬即逝的信息刺激——这种对速度的极致追求，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对“慢认知、深思考”伦理准则的背离。
这种对速度的极致追求，塑造了学生认知结构的即时性偏好，使其习惯于在碎片化的“数字原子化时间”中快速滑阅与浅层互动，从而难以进入深度思考所必需的“沉浸状态”——那种需要心灵自由与精神专注的“闲暇时间”。正如罗萨（Hartmut Rosa）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中指出的，当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形成闭环，教育便难以避免地被卷入“加速逻辑”中
［11］。最终，当教育的内在节奏被外部的技术速度所支配，思政工作所必需的“沉淀—反思—内化”的完整认知周期便被强行打断，价值观从生成到稳固的复杂过程，也随之面临被简化为一条条高速流转却无法沉淀的信息数据的风险——这直接导致事实伦理所要求的“历史深度”与认知伦理所追求的“思辨深度”被技术效率所牺牲，成为事实伦理失范与认知伦理扭曲的重要诱因。
其次，在记忆维度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文化储存功能外包给算法系统，直接造成教育传承的结构性断裂，冲击事实伦理的根基。它借算法重组历史叙事，把本应依托代际传递与历史叙述延续的集体记忆，转化为可随时调用、任意编辑的数字数据，让连续的文化传承被切割成孤立的符号片段——这种技术化记忆虽提升了信息获取效率，却制造出系统性认知困境：基于历史经验和深度反思的知性判断被机械性处理取代，个体独立观察和批判性思考能力随之弱化
［12］。其直接后果是，学生在享受技术便利时，逐渐丧失与历史深度对话的能力，导致思政教育依托历史连续性构建文化认同的核心机制，面临被解构的危机。这种技术逻辑下的记忆重构，正是“年轻化”传播中事实伦理失范的重要原因，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对“尊重历史、传承真相”伦理准则的僭越。
从教育主权视角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倒逼话语构建权归属的再审视，其核心冲突是技术平台的“算法伦理”与思政教育的“育人伦理”的博弈。技术平台的算法架构，因内在设计逻辑与数据偏好，在“何谓值得传播的内容”“如何界定年轻化”等关键议题上，隐性发挥标准设定与价值引导作用。这一现象印证了后人类理论家南希·凯瑟琳·海尔斯（Nancy Katherine Hayles）曾强调非意识认知过程在人类决策和行动等诸多领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3］。这种不受主体自觉控制，却深度影响价值判断的认知机制，正借日常技术交互持续重塑教育实践样态：教育者易不自觉适配技术平台推崇的教学模式与内容，学生则在算法“信息舒适区”中面临自主探索空间收缩的困境，而这一切的本质是技术平台的“算法伦理”对思政教育的“育人伦理”的僭越。但需明确，技术并非决定性因素——算法“偏向性”能否转化为实质“垄断权”，根本取决于教育主体的批判意识、专业素养及制度层面的制衡设计。质言之，数字时代思政教育的核心挑战，不是价值主导权必然旁落，而是在人机协同新生态中，如何借助制度设计与主体自觉的双重努力，确保“育人伦理”对“算法伦理”的主导地位，最终实现技术逻辑与育人伦理的良性互构。
这一现代性困境的实质，是技术理性通过重构认知节奏、文化记忆和教育主权，对育人本质进行的系统性改写。只有从这些深层维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思政教育伦理风险的哲学根源，从而找到守护教育伦理本真的有效路径。
（三） 主体的适应性危机：教育者的“伦理自觉弱化”与受教育者的“伦理认知缺失”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中的深度应用，正在引发教育双主体的系统性适应困境，其核心表现为教育者的“伦理自觉弱化”与受教育者的“伦理认知缺失”，这构成了伦理风险产生的主体根源。“伦理自觉”指教育者对思政教育伦理准则的坚守与践行意识，“伦理认知”指受教育者对技术传播中伦理问题的辨别与反思能力，二者的缺失直接导致伦理准则在实践层面难以落地，使技术逻辑得以无阻碍地侵蚀教育伦理。
教育者面临的“算法焦虑”，本质上是其专业自主权与伦理自觉在技术架构中的双重弱化。传统思政教育，教师凭借专业素养与教学智慧，主导价值阐释与传递的全过程，其伦理自觉是守护教育伦理的核心屏障，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内容生成与模式识别能力，将原本依赖教师个体经验的“年轻化”话语改造，转化为标准化、可量化的技术流程。正如研究所指，当人工智能从“教学工具”转变为“教育行动者”，教师的部分教学控制权与互动权在实际上被技术系统所分担甚至取代
［14］。这一转变使得教师的专业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算法推荐，教学创意受制于技术预设的标准，致使教师陷入既要维系教育主导性，又不得不顺应技术逻辑的两难困境
［15］。更严重的是，部分教育者为追求传播效果与技术适配性，逐渐放弃对“真实性、真诚性、思辨性”等伦理准则的坚守，陷入“唯流量”“唯形式”的误区——这种伦理自觉的弱化，使得教育者从伦理守护者异化为技术逻辑的追随者，直接为事实伦理失范、交往伦理失衡、认知伦理扭曲等风险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焦虑不仅削弱了教师的价值引导效能，更在深层上动摇了思政教育中以人为主体的责任伦理体系。
受教育者的“数字原生性迷思”，本质是伦理认知缺失下，批判理性的系统性消解
［16］。具体而言，青年学生虽能熟练运用人工智能参与思政话语的“年轻化”互动，却未能察觉算法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缺乏对技术伦理风险的辨别能力与反思意识——这正是伦理认知缺失的核心表现。学生对算法的“他者性”与价值负载缺乏审辨，误将算法推送的内容等同于自身真实需求，进而逐渐丧失对思政信息本质的穿透性理解，其背后是对“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诚、什么是理性”等伦理核心问题的认知模糊。
这种技术娴熟与伦理认知缺失的悖论，深层源于“技术凝视”对教育主体的双重权力渗透。一方面，它契合了福柯所揭示的“匿名权力凝视”机制。人工智能系统对学生内容偏好与情感反馈的持续跟踪分析，实质上是教育场域中规训权力的技术化延伸。在这种机制下，个体陷入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网络，因持续“被看见”而不得不承受无形的权力压力。数字技术更使这种凝视趋于隐蔽化、放大化与微观化，学生在这种“眈眈相向”的技术注视下，易产生紧张、焦虑等情绪，这正是维利里奥所揭示的技术加速压力下的“冷恐慌”
［17］。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往往不自觉地趋从于算法所认可的交互模式，从而进一步丧失伦理反思能力。另一方面，它遵循着拉康“凝视与欲望”的精神分析逻辑。拉康指出，“凝视是主体暴露于他者欲望的焦点”，主体通过想象他者的凝视来构建并满足自身的欲望
［18］。在人工智能构建的虚拟思政场景中，学生以算法塑造的“理想认知者”为镜像，在“想象界”中获得技术认同的满足，却忽视了“实在界”中思政教育对伦理认知与理性思辨的本质要求。
这种双重凝视机制的运作，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与算法权力的共谋关系对主体伦理意识的侵蚀：资本通过定义“年轻化”的符号价值体系，将学生的认知偏好和行为模式纳入其价值再生产轨道；算法则借助技术架构将这些价值标准转化为具体的内容筛选机制与行为引导路径。此过程中，学生看似自主地开展技术实践，实则被重塑为对算法规则的隐性遵从，认知视野在技术与资本双重塑造下不断窄化，构成布迪厄所说的象征暴力体系。这种主体性异化，与思政教育培养具有独立伦理认知与批判精神的价值主体的育人目标，形成深层次结构性冲突。这一主体适应性危机的治理，亟须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层面，在教育理念更新、技术伦理建构与主体素养提升等多个维度寻求突破，从而在技术赋能与伦理守护之间找到平衡点，确保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不偏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三 治理路径：构建以伦理引领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治理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治理，其核心目标是化解事实伦理失范、交往伦理失衡、认知伦理扭曲三大伦理风险，关键在于构建以“伦理引领”为核心的系统治理体系——通过确立伦理准则的主导地位，使技术逻辑服从于育人伦理，实现“技术赋能”与“伦理守护”的有机统一。具体路径包括：以事实伦理为根基筑牢内容真实性防线，以交往伦理为核心重构人机协同互动机制，以认知伦理为目标完善批判性思维培育体系，最终让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落实思政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 锚定事实伦理：构建“价值校准—技术溯源”双维机制，防范真实性消解风险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的劳动过程的对象化产物，是人拓展生产能力的技术化手段，“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19］。因此，其工具属性决定了必须以人的实践目标与价值追求为归依，而思政教育的核心价值追求之一便是坚守事实伦理，即“尊重历史真实、还原现实真相”。这一理论根基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中的定位边界：它可作为传播形式的优化工具，但绝不能取代教育者成为价值阐释与学理建构的主导者。思政教育的本质是“主体间以思想碰撞、价值共鸣实现灵魂塑造”的主体性实践。若算法逻辑超越其工具理性边界，将导致思政教育内容的本体性异化。而这种异化的核心正是对事实伦理的背离。
为筑牢伦理防线，需构建“教育者价值引领—技术合规保障”的双维协同审核机制，从主体责任与技术规制两个层面防范真实性消解风险。教育者的核心职责是“价值校准”与“学理把关”：在价值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尺，审查人工智能生成的“年轻化”内容是否符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导向；在事实层面，严格校验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现实客观性，杜绝“滤镜化历史”“符号化现实”等现象，确保思政教育内容既符合青年认知特点，又不偏离事实本质。从技术维度，其关键功能是“数据清源”与“生成限界”：通过技术溯源剔除训练数据中含历史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的不良语料，确保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的“源头合规”；同时预设算法参数边界，禁止人工智能采用“过度娱乐化”“语境错位”等方式处理思政教育内容（如给革命历史人物添加“萌系”标签以博取流量），从技术底层规避内容生成的事实偏差，守住事实伦理底线。
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需依托“预审—引导—迭代”的完整教学闭环，强化事实伦理的实践落地。首先，内容预审环节，教师需依据思政教育规律与事实伦理准则设定价值基准，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适配性评估，及时筛除可能弱化历史深度、扭曲现实真相的符号化表达。其次，教学引导过程中，面对人机互动出现的事实模糊问题，教师要以即时质疑追问与理论解析，帮助学生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与现实问题的多维性，培养其“透过符号看本质”的认知能力。最后，反馈迭代环节，教师需结合实际教学反馈，从教育学术语视角调适算法参数，通过强化历史细节、现实案例的权重配置，确保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既保有理论深度与形式活力，又契合事实伦理要求，真正实现“以真育人”。
这一治理逻辑的深层价值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主体统摄工具”的技术观破解“技术异化”风险——既不陷入“技术万能论”的盲信，也不走向“技术无用论”的保守，而是通过确立教育者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与事实伦理的主导地位，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始终从属于育人逻辑，从而让技术创新真正服务于思政教育“铸魂育人”的本质目标，在根本上防范事实伦理失范的可能。
（二） 坚守交往伦理：构建“价值引领—交往赋能—人文关怀”三维架构，化解交往异化危机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20］。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21］“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
［22］“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23］。“智能向善”的核心要义之一便是坚守交往伦理，即通过技术优化实现更真诚、平等、深度的互动，而非以技术替代人际交往。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的过程中，破解交往异化危机，核心是对人工智能进行“思政交往友好型”架构改造，从算法底层消解“程式化投喂”“情感空心化”等伦理风险——既借AI优化“年轻化”传播形式以增强思政话语吸引力，又通过技术架构约束确保其不偏离交往伦理本质，最终让“年轻化”传播始终服务于思政育人目标。
第一，以“价值引领”校准人工智能内容生成逻辑，夯实交往伦理的价值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24］落实这一要求需深度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算法，从根本上扭转“流量优先”的符号化生产倾向，以价值锚定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不偏离思政内核——这是交往伦理的核心前提，即交往必须以共同的价值追求为基础。在内容形态上，人工智能可采用青年偏好的轻量化表达，如短文案、可视化图表等，但价值传递必须紧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保留形式的吸引力，又不简化思政理论的学理深度，更不模糊价值导向。在内容供给上，人工智能需提供开放讨论空间而非预设标准答案。例如围绕“Z世代”就业观的年轻化传播，人工智能应同步呈现灵活就业的时代机遇、灵活就业者权益保障的相关理论阐释与政策解读，并提示需结合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开展深度辨析，为师生围绕年轻化议题的价值对话预留思辨空间，防止思政话语被异化为无根基的娱乐符号，确保交往始终围绕价值共建展开。
第二，以“交往赋能”重塑人工智能互动机制，回归交往伦理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
［1］。这一重要论述的核心在于“融合”而非“替代”，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明确了根本方向，即技术必须服务于思政育人本质与交往伦理要求，而非凌驾于师生交往之上。针对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易引发的主体—客体单向交往困境，需从互动机制层面精准改造人工智能功能，让其回归“交往催化剂”定位，而非成为内容主导者。首先，在对话引导维度，人工智能须具备学理性追问能力。当师生围绕数字公平、青年就业观等年轻化思政议题的讨论陷入浅层思考时，人工智能应基于思政理论内核主动发起追问。其次，在价值校准维度，人工智能需强化理论与政策支撑能力。当对话出现价值模糊倾向时，人工智能应精准推送权威依据，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如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国家政策文件摘要等，为师生统一认知、校准价值方向提供参考，防止因信息偏差导致交往偏离思政育人目标。通过这一改造，可有效避免人工智能以单向推送取代师生平等对话，确保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始终围绕主体间性交往展开，既借助技术增强传播吸引力，又牢牢守住思政教育“真诚互动、意义共建”的交往伦理本质。
第三，以“人文关怀”厘清人工智能情感边界，守护交往伦理的情感内核。在思政教育这一以“人的工作”为本的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情感交互必须确立清晰的伦理边界——交往伦理的核心之一是情感的真诚性，而AI的情感模拟无法替代人类的真情实感。其核心在于维护教育中真实的主体间性——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情感表达，但必须保持情感模拟的透明性，通过明确标识避免算法输出与人类真情实感的混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应定位于情感引导的初始环节：当识别到学生深层次情感需求时，应主动搭建通往教师真人互动的桥梁，通过推荐权威论述与引导深度交流，将技术交互转化为促进真实情感联结的契机。这种设计哲学确保了技术应用既保持必要的亲和力，又不逾越其工具性定位，最终在数字化教育场景中守护思政工作应有的育人温度与人文厚度，坚守“以情育人、真诚关怀”的交往伦理内核。
通过“价值引领—交往赋能—人文关怀”的三维架构改造，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始终锚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交往伦理要求，在保留“年轻化”传播形式吸引力的同时，从技术底层消解交往异化风险，确保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不仅“潮起来”，更通过师生主体间的深度对话“沉下去”，真正实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育人效果。
（三） 彰显认知伦理：构建“认知多样—辩证对话—批判评估”三重机制，抵御思维驯化风险
技术一旦嵌入教育场域，便会在教育有机体的自组织演化中持续增殖，逐渐异化为脱离价值规制的外在力量
［25］。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的进程中，批判性思维的式微并非单纯的能力弱化，而是认知伦理扭曲的显性表现——其核心矛盾在于以算法效率最大化为导向的技术逻辑，正将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降维为形式适配，使原本旨在增强话语亲和力的“年轻化”传播，异化为消解学生认知自主性的工具。当技术优化的优先级凌驾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之上，“年轻化”便可能从育人载体蜕变为思维驯化手段：算法通过“偏好捕捉—精准投喂”的闭环，让学生陷入认知舒适区，逐渐丧失对复杂价值问题的辩证思考能力，这直接背离了认知伦理“培育独立思考、勇于批判的理性主体”的核心要求。要抵御技术理性僭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为根基，构建靶向性的三重防御机制，确保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始终锚定思政教育的认知伦理本质。
其一，在传播环境层面，构建认知多样性保护机制，破解算法“信息茧房”对认知伦理的扭曲。算法的偏好强化并非中性技术行为，而是技术理性对认知自主性的消解，其本质是对“多元认知、开放思考”认知伦理的违背。因此需在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算法中嵌入认知多样性保护机制，通过设置多元视角强制配比、异质观点适度推送等参数，既保留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的形式吸引力，又确保思想内容的辩证性。这一改造的深层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强调认知源于实践中的多元信息碰撞，算法的调整正是为了还原这一认知规律，避免“年轻化”沦为单一思维的传播工具，从环境层面守护认知伦理的开放性要求。
其二，在话语互动层面，构建辩证对话机制，重塑批判性传播模式，凸显认知伦理的价值。技术将价值传递简化为输入—输出的线性逻辑，完全背离了思政教育在思想交锋中达成价值认同的实践本质，也违背了“辩证思考、理性辨析”的认知伦理。因此需在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中构建辩证对话机制，通过创设认知冲突情境、设置观点辩论环节、开展价值辨析实践，让学生在参与互动时同步锻炼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批判能力。这种设计的关键在于让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的形式创新服务于思维培育，而非沦为无思想深度的流量载体，从实践层面践行认知伦理的批判性要求。
其三，在成效评估层面，构建批判能力导向评价体系，确立认知伦理的核心地位。当前以点击量、转发量为核心的评估标准，本质上是将思政育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异化为技术逻辑可量化的效率指标，导致评估沦为技术理性的附庸，也忽视了认知伦理的核心价值。因此必须改革评估维度，将学生对复杂议题的辩证分析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能力、价值判断的自主性作为核心指标，通过过程性追踪与质性评估替代单一量化考核。这一转变的深层价值在于将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从技术逻辑主导拉回育人本位与认知伦理导向，确保其始终指向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代新人这一根本目标。
综上，这一治理路径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抵御技术理性对思政教育的僭越，更在于重构技术赋能与认知伦理的辩证关系，它让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既保留技术赋予的形式活力，又回归思政教育“以思启智、培育批判”的认知伦理本真，最终实现技术为器、育人为本、伦理为魂的传播格局。
结 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定制化内容、青年适配话语及人机协同互动，为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提供技术支撑，既强化其时代感与吸引力、重构育人场景，也潜藏事实伦理失范、交往伦理失衡、认知伦理扭曲等风险，本质是技术逻辑与育人伦理的冲突。面对变革，需超越技术工具化认知，锚定“技术赋能”与“伦理守护”的平衡——AI深度融入不会消解教育人文与伦理本质，反而能拓展思政时空边界、丰富价值传递手段，关键是确立伦理引领地位，确保技术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教育者需以高度的伦理自觉，将三大伦理贯穿技术应用全过程，统筹技术引领与伦理守护。未来，思政教育创新需遵循“技术赋能不越位、伦理引领不缺位、育人为本不偏移”理念，善用技术提升育人效能，恪守“价值塑造优先、伦理准则至上”规律，以技术理性与伦理引领的统一，让AI成为推动思政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力量，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技术与伦理双重支撑。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机理及其消极影响应对研究”(AHSKQ2024D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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