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战日记的特征、类型、价值与反思

摘要

中共抗战日记是中国共产党留下的个人视角的原生态历史记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中共抗战日记特征鲜明、种类丰富，对坚持正确抗战史观、弘扬抗战精神以及在区域、群体、干部及微观层面推进抗战史研究具有突出价值。目前，学界对于中共抗战日记的研究方兴未艾，对抗战日记的搜集整理和文献叙录仍需加强，同时在研究方法与视野上，需重视日记文本考证，结合多元史料、引入不同学科的方法进行更为立体的研究，以期发挥中共抗战日记在抗战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 抗日战争 / 抗战日记

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其中，中共抗战日记因其兼具记录的即时性、内容的私密性与视角的个体化，构成了一类独特的原始史料。相较于档案、报刊等文献，这类日记提供了更为微观且鲜活的私人视角，从而能够更生动地展现历史的“肌理”并揭示多元的历史面相。正因如此，有学者明确指出：“就文献史料的可信度和准确性而言，一般说来是评传不如回忆录，回忆录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1］333-334}

近年来，中共抗战日记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于抗战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依据研究路径的不同，现有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聚焦于单部日记，从个体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中共抗战的战斗生活、组织运作、日常生活等具体问题^［2-8］。其二，综合运用多部日记，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主要聚焦干部培养、婚恋状况、整风运动、阅读史等议题^［9-15］。其三，用日记史料来“为历史事件、社会事态提供更为具体的细节和更为详备的语境”^［16］，以探索考证历史事件的真相，补史之阙、纠史之偏^［17-21］。

然而，“抗战史研究在广泛利用日记史料的同时，部分研究成果也呈现碎片化、重复性的现象”^［22］。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学界尚缺乏对中共抗战日记进行整体性梳理与评述的专门研究，并且对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的深入探讨也相对匮乏（就笔者目之所及，仅有部分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23-26］——作者注）。因此，“如何使日记研究更具学理性、体系化，成为抗战史学界急需思考的问题”^［22］。鉴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中共抗战日记资源，并就其类型划分、特点特征、价值挖掘及科学利用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提出思考。需要明确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特指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员干部、部队官兵、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及国际友人撰写的，记述其工作、生活经历及感悟的私人日记。日记内容凡在1931—1945年期间者，均纳入研究范围。

一 中共抗战日记的鲜明特征

日记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类型，在数量上虽逊于档案、报刊、口述等资料，但就其独特性而言，“无疑最为突出”^［27］。当前，学界对于日记独特性的认识虽存差异，但是普遍认同其具备即时性、真实性、连续性、私密性、情感性、生活性、主观性及随意性等特征。聚焦中共抗战日记，它不仅具备日记史料的共性特征，更呈现鲜明的战时特质。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共抗战日记具体内容，将其主要特点归纳如下。

（一） 即时性

日记的本质特征在于它通常为作者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日或次日），依据鲜活记忆对自身言行、所思所为的即时记录，反映作者彼时的感受与判断。由于记录者尚无法预知事态后续发展，且内容尚未经过时间沉淀与深度加工，故更符合历史原貌，呈现相对原始的真实状况。相比而言，回忆录等事后追述材料“仿佛存放在一个仓库里的货品，由于存放时间和存放条件的差别，这些记忆会遭受侵蚀和磨损”^［28］，并易受当下立场、情感或偏好影响，导致对过往经历进行有意识地筛选、删减或美化。中共抗战日记的即时性在战时环境下尤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对战争动态（如战斗细节、行军路线、训练实况、天气变化、伤亡情形）的迅速捕捉；对社会生活剧变（如日军疯狂“扫荡”后的惨状、战时物价飞涨、疫病流行等细节）的及时反映；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运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微观呈现和个体战时情感、思想变化的细致记录。这种即时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历史的“现场温度”，与官方史料并用，相互对照，可以进行优势互补，探得历史真相^［29］。

（二） 生动性

作为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私人记录，日记天然区别于官方记载的宏观视角，侧重于个体化的日常细节记录与个性表达，因而更能直接呈现历史微观景象，最大程度地保存历史的“在场感”。中共抗战日记的生动性表现尤为显著：一方面，其记载能有效补充和丰富抗战中具体事件与人物的历史细节（如私密对话、场景氛围、人物神态、内心活动等），弥补正式记载的不足。另一方面，它生动展现了战役战术细节、政策执行过程、日常生活图景以及个体在战火中的真实情绪波动（如恐惧、焦虑、希望、信念），有效克服了一般史书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的局限，有力促进了历史场景的立体还原。由此可见，中共抗战日记具备档案、报刊、著作、实物等史料类型难以企及的特质与优势，揭示了官方文件中缺失的历史面相，弥补了档案文献的抽象性，注入了大量鲜活的细节，使相关历史材料得以“活化”和“立体化”。深入挖掘抗战日记史料，将有力推动抗战史研究向更细致、更准确的方向发展。

（三） 零散性

虽然日记通常具有连续性，能系统反映时序性变化，毅力坚韧者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地书写，形成广泛记录社会变迁与作者思想心态演变的巨著。但中共抗战日记却普遍呈现零散性特征，体现为内容详略悬殊与记录断续并存。具体而言，一方面，书写密度差异巨大：部分日记（如刘荣、沈霞所记）详尽繁复，涵盖事件细节、人物活动、思想心得、社会面貌等，还有部分日记（如谢有法、赖传珠所记）则至简至略，仅标记时间、地点，核心事项使用符号指代。另一方面，时间连续性显著分化：既有逐日不辍、脉络清晰的长篇序列（如谢觉哉、彭绍辉、王恩茂日记），亦多见断续跳跃、间或有之的残简断章（如陈赓、皮定均日记）。此现象的形成，主要源于战时环境的极端动荡与艰险的客观条件制约，同时也与记录者的身份职责、文化水平、个人习惯及潜在的安全考量密切相关。因此，中共抗战日记在长时段、高频次的系统性书写方面，难以达到同时期部分国民党日记的水平。

（四） 多样性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迅速成熟并迎来大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党建工作的全面加强（如确立“两个先锋队”理论、贯彻思想建党原则突破阶级成分限制、1938年通过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开辟，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素质持续提升、构成日益多元。这种时代背景深刻反映在抗战日记中，造就了其主体与地域的显著多样性。相较于建党初期以少量高级知识分子日记为主和土地革命时期以红军中高级指战员日记为主的情况，抗战时期的日记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均大幅增加。从主体构成看，日记作者涵盖高级干部、中层干部、基层干部、普通战士、作家、记者、艺术家等群体，以及众多青年学生和敌后工作者等。从地域分布看，从陕甘宁边区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东北抗联到琼崖纵队，从沦陷区到国统区，凡中共活动区域，几乎皆有日记留存。这种多样性为研究战时中国共产党的多元风貌提供了丰富的个体视角。

（五） 党性与个性交织

不同于其他日记，中共抗战日记不仅是私人记事与个性表达的媒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的载体，因此其内容呈现党性与个性交织的特点。一方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了党建工作，将其作为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作风训练和党性培养，这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中国共产党人，并反映在日记书写上。在日记中经常可以见到关于政治教育、理论学习、自我反省的内容；特别是在整风运动后，日记更是被作为思想改造的工具，大量出现自我剖析和自我批评的内容，很多日记还会被相互传阅学习，这也导致日记的部分表达存在语言风格趋同的情况。另一方面，尽管书写上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日记归根到底还是私密空间，因而日记始终存在着丰富、鲜活的个性表达与真实的情感流露，不乏对人和事的赞许与批评、对亲人的思念，对爱情的向往等。党性与个性的交织，共同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个体生命体验，构成了中共日记的内在张力。

二 中共抗战日记的类型分析

作为一种私人书写的史料，抗战日记因书写目的、文笔文风、写作条件及保存情况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进行分类梳理。对此，学者们的划分标准各异，如邹振环综合日记的形式与内容，将其分为十四种^［1］，罗以民把日记分为写给自己看、写给别人看的^［30］；刘中黎则以篇幅、复杂度与基本功能作为划分标准^［31］；学者们也坦言日记种类众多，单一标准难以完全涵盖。本文拟从记述者身份与工作性质出发，对中共抗战日记进行分类。

（一） 军事指挥员日记

军事指挥员是中共抗战日记的主要书写者，所记内容以战争形势、战斗生活、部队管理和个人学习感悟为主。根据指挥层级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高级指挥员、中层指挥员以及基层和游击区指挥员三个子类。

1.高级指挥员。此类日记的作者多是师旅级将领，担任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他们很多经历过长征等重大考验，政治军事素养过硬。因此其日记书写站位较高，内容包括形势研判、军情分析、部队管理、作战指挥、军队党建、战果战况、军政关系、军地关系以及个人读书学习思考等多方面内容。这类日记兼具军事与政治双重视角，是研究党史、军史的重要史料。主要代表有陈赓（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32］、彭绍辉（八路军第120师358旅旅长、独立第2旅旅长、抗大七分校校长）^［33］、周士弟（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晋绥军区副司令员）^［34］、秦基伟（八路军新编十一旅副旅长、太行军区分区司令员）^［35］、周保中（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36］、赖传珠（新四军军部参谋长、军委分会委员）^［37］、彭雪枫（新四军第4师师长、淮北军区司令员）^［38］等。

2.中层指挥员。该类日记作者主要包括团、营级指战员、参谋及部分地方武装负责人等。他们主要负责具体的战役指挥，此类日记侧重记录战斗场景、部队生活、行军见闻、工作总结以及学习心得等内容。此类日记直接呈现敌后战场的日常与具体情境，对研究中层军事干部的思想状况、战时生活与工作实践以及研究军队文化、英雄事迹、战场细节等具有重要价值。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陈翰章（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39］、蔡正国（八路军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团长）^［40］、陈正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第一团团长）^［41］、鲁雨亭（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42］、符浩（团政治处对敌工作股长兼临沭中心县委敌工部长）^［43］等。

3.基层和游击区指挥员。此类日记作者主要为连排级指挥员和在敌后游击区或根据地外围活动的指挥员，如马克正（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教导队政治指导员）^［44］、郄晋武（八路军东平县大队大队长）^［45］、萧健（冀鲁豫三旅八团连指导员、八分区第四游击支队政委）^［46］、张永（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工队）^［47］、邱清华（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委）^［48］、李英敏（琼崖纵队组织部长、游击队负责人）^［49］等。此类日记内容包括反“扫荡”斗争、游击作战、群众工作、情报搜集、政治学习等，深刻体现了敌后战场的艰苦性与复杂性。突出反映了中共敌后武装力量在敌我力量悬殊、物资匮乏、通信困难条件下如何利用地形优势、群众支持及灵活战术坚持斗争的策略，是研究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史料。

（二） 党政干部日记

此类日记涵盖从事政党建设、政权建设与群众动员的党政干部，其日记侧重于行政工作、政工教育、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是研究中共在战争环境下进行政治整合与政权建设的重要文献。可进一步分为高级党政干部、中层党政干部以及基层党政干部日记三个子类。

1.高级党政干部。此类日记内容丰富多样，多涉及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地建设、政策学习与解读、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干部选拔与教育、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整风运动的组织开展与思想反省、群众路线实践等。这些文本不仅记录政治工作的宏观部署，也反映高级党政干部自身在理想、纪律与现实压力之间的心理张力。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部长）^［50］、谢觉哉（“延安五老”之一、历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西北区中央局副书记、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等职）^［51］、陈伯钧（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2分校校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52］、王恩茂（八路军359旅政委）^［53］、张际春（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宣传部部长）^［54］、张南生（冀西地委军事部长、八路军第129师后方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55］等。

2.中层党政干部。此类日记作者主要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其日记中主要关注地方层面的具体政治形势、思想工作、组织工作、生产建设、统战工作等。这些记载为了解边区与根据地日常治理、社会改革与战争动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例如景晓村（渤海区党委书记兼八路军渤海军区政委）^［56］、张玺（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冀鲁豫中央分局秘书长）^［57］、谢有法（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58］、吕惠生（皖江行政公署主任）^［59］、刘正之（中共乡宁县委书记）^［60］、杨思一（金萧地委书记、金萧支队政委）^［61］、蔡迈轮（陕县县委书记）^［62］等。

3.基层政工干部。此类日记作者主要是在连队或党政机关单位负责具体工作的党员干部。日记内容主要偏重日常工作、生活场景、文化学习、个人心态等。此类日记是分析基层政治工作运行的重要窗口。如李鹏志（八路军第115师晋西支队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63］、杨国宇（八路军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长）^［64］、王时春（教育股长、连政治委员、《战友报》社长）^［65］等人的日记。

（三） 文艺工作者日记

此类日记的作者主要为从事文化宣传、新闻出版与文艺创作的知识分子，其文本兼具个人情感表达、文化实践记录与时代观察的多重性质，文笔往往富于表现力与反思性。

1.作家。此类日记内容丰富、情感细腻，除了记录个人创作过程、文艺讨论与文化交流活动之外，还常包含对根据地社会风气、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改造以及自身精神世界的深入剖析，是研究抗战时期文艺政策、知识分子心态转变、思想史与文化建构过程的关键材料。如萧军（延安时期中共文艺政策）^［66］、王林（冀中抗战文学和战时文学）^［67］、田汉（大后方见闻）^［68］、郭小川（诗人）^［69］、沙汀（晋西北和冀中一带体验生活）^［70］、阿英（新四军抗战文化建设）^［71］、陆地（延安的教育与文学）^［72］、周立波^［73］、徐光耀^［74］等知名作家与文化人士的日记。

2.新闻工作者。此类日记既包括采访经历、稿件编写、报刊出版流程等专业活动，也广泛记录了战时社会见闻、民众生活及前线战况，有着细腻的记述和强烈的个人情感，兼具新闻史、社会史与情感史价值。如丁基（八路军第120师《战斗报》记者）^［75］、铁冲（八路军第120师《战斗报》记者）^［75］、王时春（《战友报》社长）^［65］金肇野（平西根据地《挺进报》负责人）^［76］、钱毅（战地记者、《盐阜大众》报副主编）^［77］、牛星斗（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前锋报》编辑、社长）等新闻工作者的日记。

3.艺术家。如刘燕瑾（火线剧社）^［78］、莫耶（战斗剧社，《延安颂》词作者）^［79］、胡一川（雕刻家、鲁艺木刻工作团）^［80］、马可（鲁迅艺术学院）^［81］、冼星海^［82］、吴联膺^［83］等艺术家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剧目排演、文艺下乡等艺术活动过程、内心活动和个人情感，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们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下进行思想改造、自我调适的历程。是探究革命文艺生产机制与文化实践形态的重要文献。

（四） 技术干部日记

此类日记来自从事后勤保障与专业技术的干部，其内容集中于特定领域的实务操作与制度建设，此类日记保存较少，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治理、医疗卫生、通信技术与军事工业具有重要参考。

1.财经工作者。如黄亚光（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84］、史唯然（边区贸易局负责人）^［85］等人的日记，记录了边币发行、信用贷款、税收政策、物资采购、贸易斗争、生产自给等财经活动，对研究边区应对经济封锁，开展经济斗争，以及边区财政金融史有着重要意义。

2.医务工作者。此类日记主要记录根据地的医疗卫生状况、敌后武装的医疗系统建设、医护人员培养以及战场救护等内容，对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医药卫生史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代表有白求恩（加拿大援华医师，支援八路军）^［86］、钱讷仁（新四军医生）^［87］、罗生特（支援新四军）^［88］等人的日记。

3.通信与军工干部。此类日记主要记录了作者在通信部门、军工部门的日常工作、生活状况以及见闻和思考感悟，对于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通信史、军工史提供了参考。此类日记保存较少，主要有李唯实（军工干部）^［89］等人的日记。

（五） 普通党员日记

除了领导干部、文艺工作者外，还有很多普通党员也留下了自己的抗战日记，这些人包括普通战士、老师、青年学生等，此类日记主要记录了他们奔赴革命的心路历程、对人生的看法、学习思考以及日常工作和生活情况等内容，是微观史研究、心灵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此类日记存量较大，主要有丁嘉峰（八路军战士）^［90］、林以行（八路军女战士）^［91］、植启芬（教师）^［92］、王黎夫（教师）^［93］、陈修文（青年学生）^［94］、陈浚（青年学生）^［95］、陈嘉（青年学生）^［96］、贾顺（青年学生）^［97］、孙晓梅（青年学生）^［98］等。

三 中共抗战日记的突出价值

（一） 坚持正确抗战史观的重要证据

中共抗战日记作为战时形成的原始文献，是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坚持正确抗战史观的关键证据。历史虚无主义曾一度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与宣传领域表现突出，其典型论调包括：美化日军侵略暴行，污名化中国共产党抗战贡献，指责中共抗战动机不纯，“游而不击”借机扩张实力，作战中投机取巧，净打小仗，不打大仗等。此类言论严重混淆视听，误导公众认知，严重影响正确抗战史观的树立。其根本目的在于消解历史，“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99］4-5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100］必须坚持正确抗战史观，“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101］20，“统筹研究力量，强化研究规划，积极开展革命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研究工作，加强革命历史研究”^［102］。中共抗战日记作为当事人于战争期间的即时记录，真实记录了日寇暴行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历程。日记中翔实的战斗细节、战绩战果、军民鱼水情可以有力驳斥“游而不击”等不实之词，构成了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坚持正确抗战史观的有力证据。这些日记中不仅记录了军事行动，还涵盖了敌后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建设实践，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民族抗战的整体图景。

（二）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鲜活教材

中共抗战日记不仅是研究抗战史的重要史料，还是伟大抗战精神最为鲜活和直接的载体。在抗日战争的革命实践中，中国人民孕育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103］157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的价值凝结，抗战精神无法独立存在，必须依托具象化的物质媒介才能被表达、传递和延续^［104］。中共抗战日记正是这样一种关键载体。这些日记书写于战时，而非事后追忆，以真实、朴素的语言记录了广大中国共产党人和抗日军民艰苦卓绝的抗争，将抽象的抗战精神融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与个人经历之中。它们“既是无数个体对抗战历史的‘微观存档’，也是苦难中为国家、民族、人民发出的呐喊”^［105］，这种双重属性赋予其独特的历史厚度与情感力度，为考察抗战精神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本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抗战史观、二战史观，坚定历史自信，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众志成城英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把握历史主动，在以史为鉴中不断开创未来。”^［106］在新时代弘扬抗战精神，同样需要依托如日记这种具象化的载体。作为个体精神客观化、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特殊文本^［104］，抗战日记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是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复兴力量的生动教材。

（三） 拓展区域抗战研究的有力支撑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与文化传统存在显著差异。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战场形势尤为复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军队，以及日伪势力和其他地方势力多重交织，形成犬牙交错的斗争格局。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在生存环境、斗争形势及政策执行方面都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因此，近年来“区域抗战史研究”逐渐成为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方向^［107］。它通过地方性视角揭示战争全局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利于把握历史演进中的复杂面向与内在张力，从而深化了抗战研究的深度。中共抗战日记因其记述的即时性、内容的生动性以及覆盖群体与地区的广泛性，为区域抗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这些日记既是反映各抗日根据地战时状况的微观窗口，记录了军事行动、政权建设、群众动员、经济社会变迁乃至日常生活百态，还是分析中央宏观政策在不同地区是如何被理解、转化与执行即“在地化”运作的关键线索，揭示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动态调适与现实张力。正如“没有区域就没有整体”，中共抗战日记为区域抗战史研究注入了丰富细节和人的维度，为从区域研究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支撑，进而弥补以往宏观叙事中偏整体和抽象的问题，推动整个抗日战争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四） 深化微观史学研究的关键素材

近年来，史学研究明显呈现从宏大叙事向微观考察、从政治经济分析延伸至日常生活与个体心灵探寻的趋势，研究者日益重视个体的生存状态以及历史事件中人之行为与情感的复杂性，抗日战争史研究同样遵循这一趋势。微观史学强调通过个案与细节探寻历史真相，主张聚焦个体人物而非抽象的社会阶层，关注小型群体而非宏大的政党或国家，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种“显微镜式”的研究方式，使历史不再是抽象的制度演进或政治过程，而成为充满人情温度、社会肌理与心理波动的动态存在。在这一研究路径下，中共抗战日记因其即时性、生动性，成为微观史研究的重要文本类型。与档案、报刊等资料相比，日记所反映的人和事更加接近于历史的原生态。中共抗战日记不仅记录了抗战时期敌后各个战场发生的军政事件、战争场景、建设状况，还描述军事将领、领导干部、普通战士、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工作日常、个体情感、思想认知与所见所闻，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通过对中共抗战日记的解读，可以更加切近地重组相应的图景，从而自下而上、以小见大地观察时代。尤为重要的是，日记研究有利于加强党史研究的人文关怀，将研究视角从抽象共性的人转到具体的个性的人，从上层伟大的人转到下层普通的人，改变以往党史论著对个体的人关注不多的情况。

（五） 促进中层干部研究的重要资料

在组织体系中，中层干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枢纽作用，“中共上层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没有中层干部予以转接、整合、下达”^［109］。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共干部的研究存在明显偏重：或聚焦宏观战略与高层领导，或关注基层实践与普通干部，“而对中共中层干部问题，特别是1949年前的干部问题的规模研究非常少见”^［108］28。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正是中共中层干部队伍迅速壮大和成长的关键阶段，而现存的抗战日记绝大部分恰恰来自中层干部。因此，这些日记为系统研究中层干部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观察素材。通过研读日记，研究者得以深入探索干部的内心世界、情感生活及其成长轨迹。例如，刘荣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对自身问题的深刻检讨与反省、追求思想与工作进步的不懈努力，以及对爱情的渴望和情感上的苦闷，为读者展现了更为真实立体的战时干部形象及其变化历程。此外，这些日记还能有效揭示战时中共干部的培养和锻造机制^［109］，从而为深化理解中共抗战历史的组织运作与干部队伍建设等相关问题，提供不可或缺的微观史料支撑。

四 中共抗战日记的研究反思

如前所述，中共抗战日记无论是史料存量、学术价值还是现实意义都具有极大的开拓空间。鉴于此，笔者尝试就中共抗战日记的开发利用提出几点思考，以期推动其研究进一步发展。

（一） 加大日记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的力度

“史学家欲求其信实而完全，必先搜集历史之材料。无材料无历史也。”^［110］65目前，中共抗战日记的搜集、整理与出版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与近代人物日记的搜集整理力度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此类史料搜集的不足，极大地限制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甚至引发了党史研究者：“人家看日记，我们读年谱”的感慨^［111］。因此，进一步加大中共抗战日记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省市县各级档案馆、博物馆、党史研究室、文物所及私人收藏中，仍保存着大量尚未公开的重要日记。这些日记的留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潜在的丰富资源。因此，应加大对其的挖掘力度，使其能够为学术研究服务。其次，对于已经发现的手稿日记，整理工作亟待加强。近几十年来，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被发掘或被捐献给各地的博物馆、档案馆或图书馆，例如萧三日记、胡炜将军日记^［112］、张西鼎将军日记^［113］、范宪德日记^［114］、赵倩日记^［115］、陶家齐日记^［116］等。然而，目前对这些日记的整理工作滞后，许多日记在收藏后便再无后续。其中，萧三日记的遭遇尤为典型。该日记从1938年4月28日一直写到1967年4月30日，中间仅中断几个月，共计136本，约500万字，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尽管曾有胡耀邦批示成立专门工作组进行整理出版，但因萧三去世，整理工作最终搁置，仅有少量摘录得以出版，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117］。最后，应加强中共抗战日记的丛书出版工作。目前，党史日记多为单独整理出版，导致出版规模小、成果分散。可借鉴近代史人物日记的出版经验，推出如《中共抗战日记系列》等丛书，将有助于整合资源，提升研究的系统性和影响力。

（二） 推动开展中共抗战日记文献叙录工作

目前，中共抗战日记的出版数量虽已不少，但相关研究文章多集中于对单个日记的介绍与文献价值论述，缺乏对中共抗战日记的总体统计与规范性介绍。少数已有的介绍性文章或统计不全，或集中于某一领域，或仅作简单介绍。例如，赵金平仅对部分已出版的1949年前中共日记进行了列举，未作深入展开；张德明虽有补充，但研究范围仍局限于已出版的日记；衡朝阳虽对部分日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但收录范围有限；邓群刚仅对1949年后乡村基层干部的未刊日记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而对其他领域的日记关注不足^{［118-121］}。这种现状导致一些重要党史人物的日记长期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而部分已知日记史料被反复使用，甚至被“吃干榨净”。这种不平衡的研究态势，凸显了中共抗战日记文献叙录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开展中共抗战日记文献的课题研究，已迫在眉睫。中共抗战日记文献数量庞大，对其进行叙录工作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搜罗察访，并对每部日记进行深入阅读与消化。在此基础上，撰写符合学术规范的叙录，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中共抗战日记文献的整体面貌。

（三） 注重考证工作，发挥日记的史料价值

“治史学的人对于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122］38这一点在党史日记研究中尤为重要，因其材料往往涉及重大历史判断，更应强调对文本的系统考订与细致辨别。第一，必须严格辨析日记文本的真实性。部分文献虽以“日记”为名，实为回忆录或传记体著述；更有甚者，为博取关注或达到某种意图，个别出版商刻意伪造所谓“日记”，比如已遭证伪的“邓颖超日记”等。因此，在使用任何日记材料之前，必先进行真伪鉴定，否则其后的解读与立论皆可能建立于谬误之上。第二，应系统考察日记的版本源流与文本完整性。日记在整理与出版过程中，通常需由专业人员依据手稿进行校勘与注释。然而，或因字迹潦草、保存状态不佳，或因整理者出于政治考量、学术倾向乃至识读困难，常出现删节、改动或误录等现象，导致日记的原貌未能被完整呈现。黄道炫曾指出，“日记的修改可以说是日记真实性最大的敌人”^［123］。例如，《赖传珠日记》有1989年人民出版社版与2005年军事科学出版社版两个版本。1989年版本中，删除了很多赖传珠对他人评价的内容（比如1989年版本中，删除了1942年12月15日赖传珠对饶漱石的评价：“曾［山］与张［云逸］来此谈甚久，并互相交换意见。从这些人谈话中，可以证明有些人，而且不少的人对饶［漱石］不甚满意。”^{［37］587-588}），且只收录到1950年4月30日，直至2005年版时，才“为了充分体现赖传珠同志日记的原貌，我们对《赖传珠日记》进行了还原、补充”^［37］3，新增大量未刊载内容，并续补至1952年8月20日，分为上、下两册出版。由此可见，党史日记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文本外层（如版本、出版过程）与内层（如内容、用语、时代语境）的双重考据基础上。唯有通过严谨的校勘与比对，方能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真实，从而确立研究的可信性与学术价值。

（四） 结合不同日记不同史料，立体化研究

日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个体记忆的主观性容易对研究者产生误导，从而导致误判。因此，仅依靠某个人的日记单方面形塑历史是不可取的。为了更全面、准确地还原历史场景，必须综合运用多方面、多类型、多角度的史料，通过互相对比、纠正和补充，才能正确、全面、完备地揭示史实。正如桑兵教授所言：“不能只看一种日记，要将各种日记相互参证；不能只看日记一种材料，要将各种材料相互参证，尤其要注意不记以及别记之处，通过比较以见其异同和联系。”^［124］84。此外，从哲学角度而言，“自我理解总是通过对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的理解而发生，并包含在与他者的统一与整合之中”^［125］98。在近现代史的舞台上，中国共产党是引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核心角色，与此同时，在舞台上还活跃着国民党、民主党派、国际友人、共产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等多方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与这些势力之间形成了合作、对抗、协商、博弈等多元互动关系，共同交织成近现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其他势力的成员也多有记日记的习惯，大量国民党官员、地方精英、海外记者、医护人员、华侨华人等都留下了大量日记。从这些人的日记出发认识中国共产党，相当于借助“他者”镜像来反观“自我”形象。通过这些外部视角，无疑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摆脱“自说自话”的局限，从而增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正所谓：“从日记内外看历史乃至看日记，应注意如下方面：不要以某一种日记为信史，应将各种相关日记相互参证，以求近真；不要简单地以为日记即第一手资料，应将各类文献比堪印证，以便把握其中真的部分和真的程度。”^{［126］94-95}

（五） 借用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日记

在史学研究中，新史料的发掘固然意义重大，但更需要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否则，研究者很容易陷入史料堆砌的困境，导致研究缺乏新意。因此，研究者需要拓宽学术视野、革新研究方法，以便发现新的学术问题并提出新的观点。在当今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无疑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社会学、人类学学者进入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日记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为党史日记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基于此，笔者根据自身的初步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引入话语与符号分析法。聚焦于日记书写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和符号，解读这些符号与文字的组合方式、组织特点和使用习惯，分析这些文字符号的功能，进而分析解读作者的认知特点和潜在情感。例如，郑凌雷运用话语分析法解读德国驻华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的在华日记，探讨了其眼中的中国形象，并用跨文化研究理论解释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原因^［127］。第二，引入定量分析方法，即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对日记中某些文字进行数字分析，并使用相关模型分析记录者的情感轨迹、思想特征等，还可以对日记中记录的消费账目、调查信息等数据进行摘录整理和量化分析。例如，赵勇和杨·朴罗格对一个东北农民日记中的农场账目进行整理和量化建模，揭示了该农民的社交网络和农场的小农性生产方式，以及该地的农村经济结构^［128］。第三，可以引进书写行为的研究视角，即分析日记的书写特点与语言表达，对照日记中的个性语言与国家社会话语的分布，研究外在力量对日记写作的影响与塑造，进而分析社会心理和社会面貌。吴艳红和J.David Knottnerus运用结构仪式化理论对雷锋日记与知青日记的写作及其特点的分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研究^［129］。

结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130］中共抗战日记为我们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一扇窗户。由此眺望，可以观察到丰富的图景：爱国将士们的浴血奋战、根据地创建的筚路蓝缕、党政军建设的运行逻辑、干部队伍的情感与思考、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共抗战日记极大丰富了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的温度，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无论社会价值还是学术价值，中共抗战日记都具有独特价值。当前中共抗战日记研究方兴未艾，亟待更多研究者加入，共同深耕细作，探索研究方法。相信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共抗战日记将在抗战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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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4CKS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