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一类不以自杀为目的,直接地、蓄意地反复损伤自己身体且不被社会和文化所认可的行为
[1]。研究认为,在正性感觉体验和阿片类物质作用下,易感个体倾向于反复实施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且难以被抑制
[2],而频繁实施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被认为是自杀死亡的最强预测因子
[3]。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的年龄分布特点来看,成年早期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的第二个高峰,研究显示,我国大一新生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约为23.79%
[4]。相较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受社会对职业教育群体性偏见以及个人学业基础和综合素养普遍较低等影响,高职护生在遭遇应激性事件后有更高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
[5]。作为医疗护理事业发展的储备力量,高职护生的心理行为健康不仅关乎个人的成长,也长远影响着卫生事业的安全和质量。因此,做好高职护生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预防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儿童期心理虐待也称情感虐待,是儿童期创伤的一种类型,指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在其成长过程中反复采取不恰当教养方式如恐吓、贬损、干涉、纵容、否定等
[6]。戴妍妍等
[7]指出,高职学生儿童期创伤的报告率高于一般青少年,且尤以心理虐待最为突出。相较于物质或躯体虐待,心理虐待对个体人格成长和认知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隐匿且深远。甘明星等
[8]指出,幼年时承受心理虐待可通过反刍思维和认知融合间接影响成长后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产生。高媛媛等
[9]研究也发现,儿童期心理虐待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有明显的相关性,并指出父母情感支持干预可有效减少感知心理虐待个体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产生。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儿童期心理虐待正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即“儿童期心理虐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疏离感指个体无法正常融入周围环境及人际社会而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体验
[10]。调查显示,因家庭、社会期望偏低、课业负担以及性别比例失调等原因,高职护生有较高的疏离感体验
[11]。而个体疏离感的产生与心理虐待有关,其原因在于年幼时长期受到来自照顾者的质疑、批判以及感知冷漠的个体难以收获融洽的亲子关系,进而远期影响其处理其他社会关系的能力,由此诱发疏离感体验
[12]。此外,高疏离感个体内心往往较封闭,认为自己不被他人和团体所接纳,这种否定的内心状态又会反向限制个体主动链接社会资源的意愿,当其遭遇应激性或负性生活事件时可能更容易出现应对困难,增加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的风险。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疏离感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即“儿童期心理虐待→疏离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自我控制指个体为了符合社会规范和实现长远目标,抑制和调节自身冲动的能力
[13]。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水平与儿童期经历有关。陈芸莉等
[14]指出,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较差的个体,其成长后期自我控制水平较低。而基于双系统控制理论,个体自我控制的实现依赖于冲动过程和反思过程的相互竞争,当个体对自身行为呈现高冲动、低反思状态时则有可能诱发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等不良行为产生
[15]。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自我控制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即“儿童期心理虐待→自我控制→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此外,低自我控制可能与高疏离感有关,这是因为自我控制的执行依赖于个体有强大的内心和努力去抑制冲动
[16],而高疏离感个体常伴随较高水平的无意义感或无能感,这种内源性力量的不足会影响个体对冲动想法和行为的控制。有研究
[17]表明,承受较大社会人际交往压力的个体会更多地消耗其自我控制所需的能量和资源,继而导致控制无效。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疏离感影响自我控制,即“疏离感→自我控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高职护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疏离感和自我控制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及路径机制,以期为高职护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防与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12月采取整群抽样法抽取宣城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护理专业一年级学生543人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测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516份,有效率为95.02%。研究对象平均年龄(18.91±0.80)岁,报告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平均分数>1分)的共计167人,占总人数的32.36%。其中,女性报告146人,占比87.43%;独生子女报告114人,占比68.26%;生源类型为中职对口143人,占比85.63%。
1.2 方法
1.2.1 基本信息
收集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生源类型等基本资料。
1.2.2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使用万宇辉等
[18]编制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中的行为问卷评估研究对象近1年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状况,共12个条目,包括“掐伤自己”“用头撞硬物”“扎或刺伤自己”等,采用Likert 5级法计分,总分为0~48分,累计平均分数>1分即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得分越高表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3。
1.2.3 儿童期心理虐待
使用潘辰等
[19]修订的《儿童期心理虐待量表》测量个体18岁之前的心理虐待经历,包括纵容、干涉、贬损、忽视、恐吓5个维度,该量表中各维度的定义如下:纵容指对儿童的错误行为不加管教;干涉指对儿童过分的干扰和约束,给儿童造成压力性环境;贬损指用讽刺的言语对待儿童,包括诅咒、辱骂、蔑视等;忽视指长期忽略儿童的基本需求,对儿童不管不顾;恐吓指对儿童进行言语或行为上的恐吓,导致儿童出现退化行为。量表共23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法计分,总分为23~115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自我感知受到的心理虐待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2。
1.2.4 疏离感
使用许学梅
[20]编制的《大学生自我疏离感问卷》评估个体疏离感,包括自我不确定感、非卷入感、无力感、被控制感和自我无价值感5个维度,该量表中各维度的定义如下:自我不确定感指个体感觉自己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识;非卷入感指个体不能融入周围的人和事的感觉;无力感指个体觉得没有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境况;被控制感指个体觉得自己被客体自我所控制,体会到束缚、压抑的感觉;自我无价值感指个体认为自己生命没有任何价值,对他人无用的感觉。量表共25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法计分,总分为25~175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疏离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5。
1.2.5 自我控制
使用谢东杰等
[21]修订的《青少年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评估个体自我控制水平,包括控制系统和冲动系统2个维度,该量表中各维度的定义如下:控制系统指个体对情绪管理、决策制定和冲动抑制的过程;冲动系统指个体对情绪信息、新异刺激和奖赏信号自动化反应的过程。量表共21个条目,其中冲动系统反向计分,控制系统正向计分,采用Likert 5级法计分,总分为21~105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自我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为0.956。
1.3 质量控制
问卷测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秉承学生自愿且匿名参与的原则。由研究小组成员联合各班级辅导员向学生讲解问卷指导语,解释保密原则并指导学生独立填写问卷,测查持续时间控制在30 min以内,所有问卷完成后当场回收。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变量间的组间差异;采用Harman单因素分析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分析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儿童期心理虐待、疏离感及自我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对数据进行多重中介效应分析和Bootstrap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学因素在各变量间的比较
本研究女性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儿童期心理虐待测评得分高于男性(
P<0.001),自我控制测评得分低于男性(
P<0.001),疏离感在不同性别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01)。独生子女报告儿童期心理虐待得分、疏离感得分均低于非独生子女(
P=0.038、
P=0.033),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自我控制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变量中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中职生源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儿童期心理虐待、疏离感检出水平高于高中生源(
P<0.001、
P<0.001、
P=0.005),自我控制测评得分低于高中生源(
P<0.001)(
表1)。
2.2 共同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研究对象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因子分析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2个,解释率最大的因子解释了变异的30.812%,小于40%的标准,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2.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高职护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儿童期心理虐待、疏离感呈正相关,与自我控制呈负相关;儿童期心理虐待与疏离感呈正相关,与自我控制呈负相关;疏离感与自我控制呈负相关(
表2)。
2.4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模型6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偏差矫正的Bootstrap方法抽样5 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将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生源类型作为控制变量,将儿童期心理虐待作为自变量,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作为因变量,分别分析疏离感、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效应。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期心理虐待影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总效应显著(
β=0.491,
P<0.001)。加入中介变量后,儿童期心理虐待正向预测疏离感(
β=0.594,
P<0.001),负向预测自我控制(
β=-0.350,
P<0.001),同时正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β=0.202,
P<0.01);疏离感负向预测自我控制(
β=-0.267,
P<0.001),正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β=0.184,
P<0.001);自我控制负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β=-0.351,
P<0.001)(
表3)。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疏离感和自我控制在儿童期心理虐待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4)。总中介效应由3个间接效应路径组成:间接效应路径1为儿童期心理虐待→疏离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间接效应路径2为儿童期心理虐待→自我控制→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间接效应路径3为儿童期心理虐待→疏离感→自我控制→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1.141%,总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8.655%,3个间接效应路径分别占总效应的22.200%、25.051%、11.202%。
3 讨论
3.1 高职护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基本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职护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率为32.36%,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存在性别差异即女性实施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可能性高于男性,尽管这一结果受护理专业以女生为主体的影响,但VOSS C等
[22]研究也得出了一致性结论,指出女性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检出率是男性的3.33~8.88倍,这可能与女性特有激素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心理发育水平特性有关。此外,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也存在生源类型差异即中职对口升学进入高职院校学生发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危险性高于生源为普通高中学生。张纬武等
[23]在调查中也发现中职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率高于普通高中生,达38.8%,其原因在于中职学生由于学业状态不理想普遍持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和缺失感,而为了博得父母、同伴的关注由此对新异刺激如自我伤害可能有较高的寻求特性。
3.2 影响高职护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的链式中介作用机制
⑴本研究验证了假设1的作用路径即儿童期心理虐待能正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这与宋先兵等
[24]研究结果相似。心理虐待是一种常见的虐待形式,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有36.3%的成年人报告其有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
[25],而我国医学专科学生心理虐待报告率高至53.7%
[24]。整合理论认为感知心理虐待的个体在其追求独立与形成个体认同的过程中会产生同一性混乱继而产生消极情绪,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作为一种即时调节厌恶情感体验和社会情境的有效手段因而被选择。生理学研究也指出年幼时感知虐待可能导致晨间或晚上皮质醇反应迟钝,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分泌应激性激素调节情绪的能力,从而增加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风险
[26]。
⑵本研究验证了假设2的作用路径即疏离感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第一、儿童期心理虐待能正向预测个体成年后的疏离感体验。GU H等
[27]指出,疏离感体验较高的青少年常伴随不和谐的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并强调儿童期虐待是导致亲子关系不融洽的核心因素,且会远期影响到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导致一般社会关系难以维系。VERHAAR S等
[28]采用质性研究方式调查了20名有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的成年人,通过访谈及转录提取到疏离及疏远是其成年后期时常感知到的情绪体验。第二、疏离感能间接影响个体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根据社会控制理论
[29],个体对家庭、学校等的正向情感依恋可以有效预防行为问题的产生,反之,如果个体存在情感疏远则可能削弱其应对消极事件的能力,继而增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倾向。同时,当负性生活事件诱发疏离感水平增高时,个体也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行为如自伤来索取他人的关注以弥补人际需求。
⑶本研究验证了假设3的作用路径即自我控制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一般认为儿童期心理虐待可以通过改变个体行为方式影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产生,自我控制就是行为调整的关键变量之一。基于依恋理论
[30],心理虐待与不安全亲子依恋关系有关,容易导致亲子冲突的发生尤以青春期最为显著,长期处于冲突环境和接受冲突示范的子女自身的冲动水平也会增高。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本质上属于一种不明确的冲动控制障碍,更容易发生在一些高冲动水平的个体。生理研究同样提示,长期的心理虐待会使幼小个体承受过强的精神压力,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长期处于激活状态,继而增加对压力感知的敏感性,且受生理特点的影响,女性更容易受到情绪、压力的影响,当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时则容易消耗更多的控制资源,导致自我控制无效,从而增加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的可能
[31]。
⑷本研究也验证了假设4的作用路径即疏离感可以影响自我控制,并且证实疏离感和自我控制在儿童期心理虐待影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过程中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指出,自我控制是纠正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这类成瘾行为的内源因素,自控水平较高的个体在萌发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冲动时可以倚靠个人意志来抑制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产生
[16]。然而自我控制作为一种能力并不能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资源模型理论认为每一次控制的执行都会消耗有限的心力储备,保持资源补给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是控制能力维持的原动力
[32]。而当个体被疏离感支配时主动寻求资源补给的意愿和能力相对不足,容易因资源匮乏即出现自我控制无效。链式中介作用模型的建构则符合YATES T M
[33]提出的发展心理病理学模型理论,即儿童期创伤经历(心理虐待)之所以能和远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建立联系是因为其损害了个体的动机、态度、关系、工具及情绪等能力的适应性。其中动机、态度能力缺失容易使个体对自己及他人产生消极表征;关系能力低下会导致社交能力不足,最终会降低个体成长后期各种社会关系的亲密度,增加疏离感体验;而工具、情绪能力不足则体现为情绪调节失效,削弱个体有效处理各种问题的控制性适应能力,从而倾向于选择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作为一种补偿性和替代性调节。
3.3 链式中介模型对高职护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高危人群管理工作的启示
心理问题普测和筛查是职业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点,一般在第一学期集中展开以形成心理档案并为后期工作奠定基础。本研究以高职护生为对象探讨了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的内在机制,以期为高校心理健康预防与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3.3.1 早期预警,健全职业院校心理体检项目池
职业院校在开展心理行为问题普测时应纳入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测量以提高对高危人群的识别效率。现阶段各高校心理筛查普遍侧重于心理精神疾病类(如抑郁症),而对于一些边缘性心理行为问题的关注尚有不足,导致筛查灵敏度偏低,如部分自杀个案在早期并无心理危机记录
[34]。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已被证实是自杀的最高危险因素,其实施者早期的抑郁迹象并不明显,若仅用常规的临床测验工具筛查并不能及时发现潜伏的心理行为问题。同时多数心境状态评估工具仅能反应个体短期内或近阶段的情绪状态,难以检出历史性的心理行为问题。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测量工具强调1年内是否出现过相应的行为特征,且文字表述简单明了,因而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同时,应给予中职生源以及女生额外的关注,尤其在新生入学期,在军训压力、环境变化、人际矛盾及习惯重塑的多重刺激下,这类学生更容易出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3.3.2 凝聚合力,家校联手共筑心理健康防御线
本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期心理虐待对高职护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有直接影响,这提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相关问题的根源性矛盾应溯源至原生家庭,同时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题的破解也离不开家庭支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父母多偏控制性且存在教育误区如过度溺爱、过分严苛、极端忽视、习惯性否定等,然而由于科学教育观念的缺失,部分家长并未意识到这种教养方式可能涉及心理虐待,也难以察觉可能伴随的远期负面后果。这提示职业院校开展心理普测工作时不仅要关注学生本身,更要考虑家长教育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影响。首先,学校要主动联系家长,通过建立家校对话机制了解学生的成长环境,并对可能存在的心理虐待做出及时判别和纠正,以期在源头上降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的风险。其次,家长要积极配合学校,以厘清家校责任功能为基础建立起协作式的心理问题治疗联盟,一方面积极优化亲子家庭关系,另一方面主动配合学校开展心理观察和疏导才能实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长效动态管理。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疏离感和自我控制在儿童期心理虐待影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后半程路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提示学校应加强对学生日常情绪体验和行为特质的关注。如通过开展多样社团活动、拓展训练等帮助学生建立良好、和谐的朋辈关系,降低疏离感体验;通过营造多彩院校生活环境帮助学生转移对不良情绪和矛盾性问题的注意力,引导其获取积极能量以增加自我控制资源的心理储备。
综上所述,本研究一方面揭示了高职护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的基本特点,强调高职院校心理健康工作应重视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筛查和预警;另一方面通过分析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内在原因和作用机制,提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对曾有过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的护生予以重点关注,并通过家校合作从亲子关系优化、人际关系优化、自我控制改善等方面入手,纠正儿童期心理虐待对个体的远期影响,改善疏离感、提高自我控制力以减少高职护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降低其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①样本单一,仅针对高职护生探讨了儿童期心理虐待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结果是否适用于其他专业类型的高职学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②测量局限,仅从护生个人角度测量了其感知儿童期心理虐待的情况,未从家长角度加以佐证,后期考虑增加对家长感知教养方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