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悯与抑郁的关系：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摘要

目的 考察大学生自悯与抑郁的关系，探究负面评价恐惧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 以赣州市某医科大学600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悯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收集数据，运用SPSS 26.0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⑴自悯与抑郁、负面评价恐惧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负面评价恐惧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P＜0.01）；⑵自悯能直接负向预测抑郁（β=-0.116， t=-8.523， P＜0.001， 95%CI：-0.143～-0.089）；⑶自悯能负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β=-0.411， t=-17.801， P＜0.001， 95%CI：-0.320～-0.229），负面评价恐惧能正向预测抑郁（β=0.103， t=5.049，P＜0.01， 95%CI：0.014～0.094），自悯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对抑郁的中介效应显著（β=-0.042， t=-2.539， P＜0.001， 95%CI：-0.075～-0.01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6.58%。 结论 大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在自悯与抑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能提升大学生的自悯水平，降低其对负面评价的过度恐惧，可成为预防和减轻抑郁症状的有效途径。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Taking 600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Ganzhou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data was collected using the self-compassion scale and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 Depression （CES-D） and the simple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scale， and data processing was performed using SPSS 26.0. Results : ⑴Self-compassion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P＜0.01）.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P＜0.01）. ⑵Self-compassion could directly predict depression negatively （β=-0.116， t=-8.52， P＜0.001， 95%CI：-0.143--0.089）； ⑶Self-compassion could negatively predict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β=-0.411， t=-17.80，P＜0.001， 95%CI：-0.320--0.229）， negative evaluation of fear can positively predict depression （β=0.103， t=5.05， P＜0.01， 95%CI：0.014-0.094）， self-compassion negatively evalu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ear on depression significantly （β=-0.042， t=-2.540， P＜0.001， 95%CI：-0.075--0.011），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26.58%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nhancing self-compassion and reducing excessiv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may serve a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eventing and alleviating depressive symptoms.

关键词

大学生 / 自悯 / 抑郁 / 负面评价恐惧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 Self-compassion / Depression /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抑郁是指个体心境从正常向负面情绪发展和波动的现象，表现为个体持续缺乏愉悦感，并处于消极、不愉快、绝望等消极情感状态中，呈现出病理性的低落特征^［1］。大学生是抑郁症的易感人群^［2］，处于大学阶段的学生面临诸多挑战，既要适应离开家庭的独立生活转变，还需建立新的社交关系并完成专业选择等重要决策，这可能使其陷入持续性的困境与心理压力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抑郁症状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并且成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3-5］。

研究表明，自悯作为影响青少年抑郁发展的重要因素，能够为个体提供必要的情绪弹性，有效减少焦虑、抑郁等情绪的发生，促进个体心理健康^［6-10］。自悯的概念最早由NEFF K D等^［11］提出，指个体在面对失败或遭受苦难时，向自我表达同情或怜悯的能力。自悯包含3个成分：⑴自我友善（Self-kindness），指以理解的态度对待自身的不足，而非陷入自我苛责的恶性循环；⑵普遍人性（Common humanity），指个体认识到失败与犯错是所有人的共有特征，会把自己的遭遇和他人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看待问题；⑶正念（Mindfulness），指对当下体验保持清晰且平衡的觉察，帮助个体客观地看待困境，避免陷入思维反刍或情绪逃避，客观看待自身及生活中的负面因素^［12-13］。提高自悯水平能够有效减少个体抑郁症状，维持自身稳态，促进适应^［14］。LUO Y等^［15］发现，有意识的自悯训练有助于减少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压力，从而减少焦虑抑郁情绪，而自悯能力的缺失，可能导致个体更大程度使用消极应对方式，增强抑郁情绪体验，提高抑郁症状出现的可能性^［16-17］。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大学生自悯对抑郁具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

负面评价恐惧是指个体在面对他人可能的负面评价时所体验到的担忧和恐惧情绪^［18］。有研究^［19］表明，在日常社交环境中高负面评价恐惧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压力，这种长期的社交压力会使这些个体更容易陷入抑郁等负面情绪中。有学者^［20］指出，个人固有的对失败的认知偏见可能会被他人的负面评价所强化，从而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在青少年期，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呈逐年递增趋势，并且超过80%的大学生表现出中等程度的负面评价恐惧^［21-22］。由此可见，负面评价恐惧可能是影响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自悯以对自身的善意与非评判性态度为核心特征，能有效减轻个体在面对失败时感知到的社会评价威胁，帮助人们在困境中保持积极的自我^［23］。有研究^［19］发现，自悯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提高心理适应能力，对负面评价恐惧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它可以不依赖于个体成功或失败的经历，对负性评价给个体带来的负面影响起保护作用^［24］。换言之，自悯不仅可以缓解个体的抑郁情绪，还能够通过降低负面评价恐惧，进而减少个体抑郁症状的发生。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负面评价恐惧在自悯和抑郁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在大学生群体中，自悯、负面评价恐惧和抑郁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但对自悯、负面评价恐惧、抑郁3者间的作用机制及路径还不甚明确。因此，本研究拟以大学生为对象，考察自悯与抑郁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自悯是否可以通过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影响个体的抑郁症状，旨在为缓解和预防大学生抑郁问题、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使用G-Power软件估算先验样本量，设置Power=0.8，α=0.05时，达到该统计功效的最小样本量为546例。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随机对赣州某医科大学在校本科生进行纸质版问卷调查，共收取问卷650份，剔除无效问卷和存在极端值的问卷。无效问卷包括回答时间过短、同一选项连续选择以及明显逻辑错误的问卷，存在极端值的问卷通过箱线图进行分析识别，对偏离总体数据3个标准差范围之外的数据进行排除。统计整理有效问卷为600份，有效率为92.30%。其中男性254人，女性346人；城镇生源196人，农村生源404人；独生子女104人，非独生子女496人；有留守经历的学生90人，无留守经历的510人。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

自制问卷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涵盖年龄、性别、生源地、独生子女状况及留守经历等基本特征。

1.2.2　自悯量表

采用Neff编制的自悯量表的中文版本进行测量^［25］。该量表共26个题项，涵盖6个子维度：⑴自我友善（Self-Kindness），共5个条目；⑵正念（Mindfulness），共4个条目；⑶普遍人性（Common Humanity），共4个条目；⑷自我批判（Self-Judgment），共5个条目；⑸自我隔绝（Isolation），共4个条目；⑹过度沉迷（Over-Identification），共4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法，总分越高反映自悯特质越显著。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2.3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采用Radloff编制、SILVERSTEIN M等^［26］修订的短版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进行测量。量表共9个条目，采用4级计分方法。其标准为“1”表示没有，“2”表示极少（每周1天以下），“3”表示有时候（每周1～2天），“4”表示经常（每周3～7天），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1.2.4　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由Leary编制、陈祉妍^［27］修订的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用于测量个体负面评价恐惧水平（如“即使我知道别人的看法无关紧要，我还是担心别人怎么看我”）。量表包含1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负面评价恐惧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运用SPSS 26.0软件进行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行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方法进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采用SPSS 26.0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检验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所有的测量的问卷题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共析出10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其中第1个公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21.15%，低于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未发现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人口学因素在各变量间的比较

女性大学生的抑郁水平高于男性（P＜0.001），自悯水平与负面评价恐惧水平在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农村生源地大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高于城镇生源地大学生（P＜0.001），自悯水平与抑郁水平在生源地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是否为独生子女在自悯、负面评价恐惧及抑郁水平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自悯水平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P＜0.001），负面评价恐惧与抑郁水平在留守经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大学生自悯与抑郁、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见表2。

2.4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宏程序的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样5 000次，置信区间为95%。结果显示，自悯能直接负向预测抑郁（β=-0.116，t=-8.523，P＜0.001），自悯能负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β=-0.411，t=-17.801，P＜0.001），负面评价恐惧能正向预测抑郁（β=0.103，t=5.049，P＜0.01），自悯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对抑郁的中介效应显著（β=-0.042，t=-2.539，P＜0.001，95%CI：-0.075～-0.01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6.58%。见表3。

3 讨论

本研究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实需求出发，系统探讨自悯对抑郁情绪的作用机制及负面评价恐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期为优化大学生心理干预方案提供实证依据。研究发现：⑴大学生在自悯、抑郁和负面评价恐惧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⑵自悯与抑郁呈负相关关系，且自悯可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⑶在自悯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中，负面评价恐惧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些结果提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应重视提升学生的自我关怀能力，并且可以通过认知重构机制，降低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有效阻断心理脆弱导致抑郁情绪的恶性循环，从而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应对成长挑战。

3.1　自悯、抑郁和负面评价恐惧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大学生的抑郁水平高于男大学生，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8-29］。这表明女性可能具有更强的情绪敏感性和反应性。龚劲超等^［30］研究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易产生孤独感、挫败感和失落感，对负性情绪刺激的反应也更强，因此更易陷入抑郁状态。同时，本研究发现具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其自悯水平低于无留守经历者。留守儿童通常面临父母教育与监管长期缺位、心理关怀不足、亲子关系疏远以及难以建立良好依恋关系等问题。由于父母关心和陪伴的缺失，有留守儿童经历的个体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更加敏感和自卑，心理弹性更低，其自悯水平也更低^［31］。本研究揭示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其负面评价恐惧水平高于城镇家庭的大学生，这与叶舒^［32］研究结果一致。在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异使农村大学生面临多重困境：家庭经济条件较弱、父母文化程度偏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等。成长过程中获得的家庭支持与教育资源均不及城镇学生。与此同时，他们往往承载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期望，因此更渴望获得社会认同，也使其对负面评价的冲击更为敏感和脆弱^［32］。

3.2　大学生自悯与抑郁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自悯对抑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自悯强调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自身不完美，对自己更加宽容和接纳，避免陷入自责和否定的恶性循环之中^［33］。因此，在遇到负性事件时，自悯能够帮助个体进行认知重建，通过重新审视问题，从更积极客观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经历和情感，修正认知歪曲，从而缓和消极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另外，根据个体认知-抑郁模型，高自悯的个体能有效识别和评估生活中的负性事件。在接纳自我感受的同时，避免过度沉溺于负面体验，转而以更具距离感（如“第三者”）的视角客观、非批判地观察自身状态与情感^［12］。这意味着，提升个体的自悯能力有助于培养更健康、积极的自我形象，增强心理适应性与健康水平。有研究^［33-34］指出，进行自悯项目训练，可以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因此，在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工作中，可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自悯训练，提高大学生的自悯能力，从而预防或缓解大学生抑郁的发生。

3.3　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负面评价恐惧在自悯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自悯不仅能够直接降低大学生的抑郁情绪，还能够通过减轻负面评价恐惧，进而间接缓解个体的抑郁症状。INGRAM I等^［35］研究发现，负面评价恐惧是低自尊的一个风险因素。低自尊个体对负面评价往往表现出过度敏感和恐惧，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根据抑郁的社会认知理论，个体对自我认知和外界评价的关注程度会影响其情绪状态^［36］。高负面评价恐惧的个体通常过度关注他人评价、频繁进行社会比较，且更容易感知到他人的负面评价。这些倾向可能诱发更深的自我否定，导致出现抑郁情绪^［37-38］。而自悯理论强调，情绪调节是自悯发挥其心理效益的核心机制，自悯通过抑制反刍思维、表达抑制和回避倾向等不良策略，使个体较少沉溺于负面事件与情绪，改善心理病理性症状；同时，通过激活认知重评和促进接纳等适应性策略，促进问题视角的良性转换，实现负性情绪的有效调控^［39-40］。因此，高自悯水平的个体可以有效降低由负面评价诱发的担忧、恐慌和焦虑等情绪，减少个体心理资源的消耗，形成良性反馈回路，并削弱负面评价恐惧产生的固化心理图式，间接减少或改善抑郁症状^［41］。由此可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践应围绕上述研究进行，不仅要重视提升大学生的自悯能力，系统性地将自悯培养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教授具体的自悯练习方法（如正念冥想、自悯训练等），且要通过心理健康通识教育或心理咨询与干预，明确以认知重构和促进接纳为核心的干预方法，有针对性地减少学生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增强其在面对学业、人际、未来规划等多方压力下的心理韧性，从而降低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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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21YB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