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经济-生态系统评价及空间耦合协调研究

Economic-Ecological Assessment and Spat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摘要

黄河流域是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地带与生态保护的关键屏障区，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体系以及促进经济稳健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探究其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协调水平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黄河流域393个区县为研究单元，采用数学模型、耦合协调度及标准差椭圆模型评价2000—2021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质量及两者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 研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北部与东部高、中部与西部低”格局，低水平区县占比减少20.35%，高水平区县占比增加12.47%；2） 生态质量整体呈现“西优东劣”格局，生态质量趋于优化，指数从0.382提升至0.484；3） 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度由0.379增至0.412，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向好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多数区县实现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发展转变.

Abstract

As the core area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trategy and the key barrier area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system and promoting steady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taking 393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unit， the mathematical mod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model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cological quality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0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wed a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 and east， and low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ith the number of low-leve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decreasing by 20.35% and the number of high-leve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creasing by 12.47%； 2） The overall ecological quality showed a pattern of “superior in the west and inferior in the east”， and the ecological quality tended to be optimized， from 0.382 to 0.484； 3） the degree of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ncreased from 0.379 to 0.41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trend improved， and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evident. Most counties and districts shifted from being on the verge of imbalance to barel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黄河流域 / 经济发展 / 生态质量 / 耦合协调

Key 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 economic development / ecological quality / coupling coordination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旨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双赢格局^［1］.生态环境是维持物质循环与生物生存的基础，而经济发展则是人类对自然环境与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结果.二者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且复杂的关系^［2］.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与人地关系特殊，导致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更为困难与复杂^［3］.城镇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会对城市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城市生态系统在城镇化过程中承受着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来自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城市生态系统失序，另一方面是由极端气候等引发的自然灾害对城市生态系统造成的冲击^［4］，这些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产业转移政策推动了黄河流域资源开发利用，并吸引东部地区大量工业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从而改变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增加该区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5］.人类高强度的生产生活活动使得人地矛盾冲突加剧，出现水资源失衡、水土流失加剧、土地退化及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6］.为破解黄河流域区域发展困境，国务院于2021年发布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黄河文明保护与发展的新蓝图^［7］，“十四五”规划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列为重点工程，旨在通过“生态修复+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破解发展困境，促使流域可持续发展^［8］.因此，区县针对黄河流域各发展类型探索合理的发展模式，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耦合协调的研究逐渐趋于成熟.在研究方法方面，经济学领域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协调理论，将其作为定量分析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协调性的重要工具^［9］.这一理论的引入，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系统的分析框架，丰富了研究方法体系.耦合协调度反映系统间动态平衡发展状况，显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同步性、有序性和整体和谐度^［10］.目前关于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耦合协调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机制^［11］、水平测度^［12］、时空演化^［13］以及影响因子^［14］等方面.研究方法方面，熵权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方法，根据指标的变异程度确定权重具有一定科学性，是构建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评估方法，可较全面评价地区发展水平.目前，耦合协调度评价以经济发展和生态质量构建评价指标进行熵权——Topsis法^［15］后使用耦合评价模型^［16］为主，然而，现有研究少有构建包含夜间灯光数据的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研究尺度方面，以省域^［17］、城市群^［18］、流域^［19］、典型生态区^［20］等较大尺度为主，从县域视角出发，能够更准确地剖析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为黄河流域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因此，本文通过夜间灯光数据与区县年生产总值拟合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参考，从生态敏感性和生态景观功能两个方面选取12个指标作为生态质量评价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基于2000—2021年数据，对黄河流域流经的393个区县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川、甘、宁、蒙、晋、陕、豫、鲁9省（自治区），在山东省东营市的垦利区注入渤海.东西长约1 900 km，南北宽约1 100 km，总体流域面积达79.5×10⁴ km².黄河流域不仅是中国维护生态安全的主要屏障，更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流域内人口稠密、经济活动频繁，其生产总值贡献约占全国GDP的25%，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该流域自西向东跨越4个地貌单元，并横跨中国三大阶梯，其间分布着黄河自然生态走廊以及三江源、祁连山、若尔盖等高生态价值功能区.黄河流域作为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研究的重点区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国家层面对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不仅指明了发展方向，更为深化该流域生态与经济协调耦合的探索与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在参照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划定的自然流域范围基础上，以区县作为最小行政单元，对流域涉及范围小于该区县总面积5%的区县予以剔除，最终确定本研究的空间范围.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数据包括社会经济数据、空间数据和文本数据.夜间灯光数据源于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https：//geodoi.ac.cn/）；土地利用数据源于中国分省逐年地表覆盖数据集（https：//zenodo.org/）；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https：//modis.gsfc.nasa.gov/data/dtaprod/mod13.php）；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社会经济数据来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县域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州统计年鉴等.文中所有空间数据的参考统一为WGS_1984_UTM_Zone_48N.

2.2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2.2.1 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基于长时间序列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夜间灯光指数的回归函数与黄河流域区县年生产总值进行拟合，最终确定以夜间灯光总强度指数（TDN）构建幂函数模型实现全流域2000—2021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化，并通过相对误差对拟合模型进行校正.相关函数如公式所示：

Y=a{X}^b，（1）

式中：Y为夜光指数，通过数学模型拟合测出经济发展水平拟合值；X表示夜光数据实际像元值；a是模型中的常数项，决定了夜间灯光数据X与经济发展水平拟合值Y之间的基准比例关系；b表示夜间灯光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强度，反映了X对Y的影响程度.a、b参数具体见表1.

2.2.2 构建生态质量指标体系

生态环境质量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其又因研究区域不同，在生态质量评价中所选取的指标也存在差异.根据研究区的生态环境情况分析其差异性，选取最能反映该区域的各生态因子.本文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21-24］，从生态敏感性和生态景观功能两个方面初步选取了高程、坡度、距水系距离、植被覆盖指数、水文调节能力、年均降水量、气温、土壤保持能力、PM_2.5年均浓度、林地、草地、湿地占比、美学景观价值、生物多样性、景观干扰度指数、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均匀性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空间功能指数共19项指标.将19个变量的参数矩阵导入SPSS中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最终确定高程、坡度、植被覆盖度等12个指标.

以县域单元展开黄河流域生态质量评价，采用自然断点法将研究区单因子的生态质量分为4个等级，依次为优生态区、偏优生态区、中生态区、劣生态区；并采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加权得到研究区2021年生态质量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提取至点作为评价样本集（表2）.

生态景观相关指标构建如下：

1） 景观干扰度指数.为充分考虑景观格局空间的异质性，本文借鉴王娟等^［25］的研究，以景观的破碎度、分离度和优势度为基础构建景观干扰度指数，其公式为：

E_i=a{C}_i+b{F}_i+c{D}_i,（2）

式中：E_i为景观干扰度指数，C_i为景观破碎度指数，F_i是景观分离度指数，D_i是景观优势度指数；景观格局指数基于土地覆被数据，利用Fragstats软件计算得到a、b、c各指数系数，分别取0.5、0.2、0.3.

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美学景观价值.借鉴谢高地等^［26］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计算得到研究区各年期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和美学景观价值.

3） 生态空间功能指数.基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计算方法，以某一时期该区域内各土地利用类型所具有的生态质量与面积比值表示其功能指数^［27］，参考董建红等^［28］的研究成果.首先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强生态用地、中生态用地和半生态用地，然后基于ArcGIS“面积汇总”功能计算各类用地的面积并赋予不同的功能分.

2.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概念源于物理学领域，用于描述2个或2个以上系统通过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的程度，这一理论随后被引入农业、经济及生态学等研究范畴^［29］.为了表示经济系统与生态质量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建立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耦合模型，耦合度

C=\frac{\mathrm{2}\sqrt[]{F_{\mathrm{1}}*F_{\mathrm{2}}}}{F_{\mathrm{1}}+F_{\mathrm{2}}}，（3）

式中：F_{\mathrm{1}}为经济发展系统综合得分，F_{\mathrm{2}}为生态质量系统综合得分，耦合度C的取值范围为［0，1］.耦合度仅表示2个系统之间内部要素的相互作用程度，并不能体现协调状况的好坏，故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D=\sqrt[]{C*T}，（4）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系统综合得分.

T=\alpha F_{\mathrm{1}}+\beta F_{\mathrm{2}},（5）

式中：α和β为待定系数，\alpha +\beta =\mathrm{1}；由于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同等重要，所以令\alpha =\beta =\mathrm{0.5}.参照前人的研究^［30］，基于上述计算方法，划分耦合协调等级.将黄河流域区县协调发展分为协调、过渡、失调3大类，包含协调发展、勉强协调发展、濒临失调衰退和失调衰退4个亚类，并根据具体计算得分，将其进一步划分为12小类^［31］（表3），表3中的X_{\mathrm{1}\mathit{t}}\mathrm{代表}\mathrm{经济}\mathrm{系统},X_{\mathrm{2}\mathit{t}}代表生态系统.

2.2.4 标准差椭圆及重心转移轨迹

区域内存在一个能在多方受力下维持平衡的点，此点被定义为重心.重心迁移轨迹成为一种用以映射事物随时间变化趋势而迁移的工具^［32］.构建重心迁移轨迹模型，利用地理要素的加权方法来确定地理重心的位置，该模型的关键指标——迁移距离与方向，共同勾勒重心移动的轨迹，进而追踪并分析建成区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标准差椭圆作为一种空间分析工具，其核心概念包括重心、长轴、短轴及方位角，这些参数共同构成了定量描述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特征的框架^［33］.该模型不仅深刻揭示了经济空间分布的多维度特性，还擅长解析离散数据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34］.从全局视角出发，标准差椭圆能够阐述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中心位置、延展趋势、主导方向等特征，从而全面展现其时空演化的复杂过程^［35］.

3 结果与分析

3.1 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3.1.1 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变化特征

从时间演变看，2000—2021年全流域年均生产总值由18.965亿元提升至207.454亿元，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低水平区县占比由64.12%降低至43.77%，虽仍占多数但已明显减少，高水平区县占比由5.85%提升至18.3%；这一演变趋势具体可见图1和2.具体而言，2000—2010年，低水平区县数量减少，如永登县、中宁县及华池县等提升至中低水平；高水平区县数量增加，如鄂托克前旗、乌审旗等区县跃升至高水平行列，同时，陕西省大荔县、临猗县以及山西盐湖区等周边区县经济也实现提升.甘肃会宁县、靖远县等周边区县经济发展呈现波动性，可能与产业结构调整、新兴产业发展有关，导致地区生产总值不稳定.2010—2021年，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稳步增长，门源回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等25个区县由低水平提升至偏低水平；乌审旗、榆阳区、靖边县等13个（自治）区县提升至高水平.

研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北部与东部高、中部与西部低”的格局.高水平和中高水平区域多集中在省会或核心城市，如济南市历城区、莱芜区，郑州市巩义市、济源市，西安市辖区，鄂尔多斯的东胜区、达拉特旗，银川西夏区等，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黄河流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是以省会城市为增长极带动周围地区乃至全省的经济发展模式.低水平和偏低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上游和交界地带.受地形地貌、资源限制等影响，经济增长较缓慢.尤其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甘肃省交界地带，地理位置偏远、信息不畅、交通闭塞，其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与此同时，诸如六盘山、吕梁山等特殊困难地区，因生态环境脆弱、地理环境约束，贫困地区相对集中，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

3.1.2 生态质量时空变化特征

从时间演化看，全流域生态质量呈现出优化趋势（从0.382提升至

0.484），但整体变化不大.劣生态区县占比由27.2%下降至26.2%，优生态区占比由17.6%提升至19.3%，这一趋势可见图3和图4.流域内生态质量趋于优化，主要依靠甘肃省南部及陕西省北部区县带动.具体而言，在2000—2010年间，黄河流域的生态质量经历了恶化，在黄河下游的长清区、莱芜区、历城区等19个区县倒退至劣生态区，这一恶化现象归因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植被覆盖率减少，土壤保持能力下降，直接导致生态质量的下降；2010—2021年，黄河流域的生态质量呈现改善趋势，兴海县、贵南县、贵德县等20个区县上升至优生态区.这一改善趋势得益于中生态区生态本底较好，近十年来积极贯彻中国生态治理的理念，植树造林促使PM_2.5年均浓度下降，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质量转优较易.

近20年来，流域生态质量空间分布格局总体呈现出“西优东劣”特点.具体而言，优生态与偏优生态区县主要集中分布在三大区域：以甘肃省玛曲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四川省若尔盖县、阿坝县为核心的西南优生态区；以陕西省富县、甘泉县、宝塔区为核心的中部优生态区；以陕西省神木市、府谷县、内蒙古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以及山西省岚县、岢岚县为核心的东北部偏优生态区.这些区域多为国家自然保护区所在地或邻近区域，生态特征完整且集中，整体生态质量偏优；劣生态区则主要分布在甘肃省陇西县、通渭县、宁夏惠农区、内蒙古海南区、杭锦后旗、五原县等地，这些地区多是风沙频繁、气候干旱、植被覆盖度较低的荒漠和裸地.此外，陕西省西安市辖区、渭南市的临渭区以及河南和山东的大部分区县也均为劣生态区县，这些高度城市化的区域由于人类活动频繁且强度大，因此其生态质量普遍偏低.

3.2 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耦合协调分析

3.2.1 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耦合协调时空变化特征 从时间演化看，2000—2021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协调度呈现先下降后提升的趋势.多数区县从濒临失调过渡至勉强协调发展阶段，这一趋势可见图5和图6.具体而言，2000—2010年濒临失调区县占比从72.51%增加至78.88%，勉强协调从23.66%下降至19.34%，协调发展从3.81%下降至1.78%；流域内会宁县、安定区、杭锦旗等（自治）区县因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生态质量下降，所以协调性较差仍属于濒临失调；三门峡市、临渭区、巩义市等8个区县后退至勉强协调.这一趋势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保护并未同步改善，导致协调性下降.2010—2021年耦合协调性持续增强，勉强协调区县与协调发展区县大幅增加，鄂托克旗、乌审旗、榆阳区等45个区县提升至协调发展，这一变化证明了黄河流域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多数区县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同步协调发展，且协调等级得到显著提升.

近20年来，全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耦合协调的发展趋势整体呈现向好态势，且空间集聚特征愈发明显.其中，协调发展区县数量占13.23%，集中分布在下游区县、各省会城市.山东省和河南省等多数下游区县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调整，蓬勃发展新兴产业，同时具备相对强大的行政能力和先进的污染治理能力来加强环境保护力度，生态质量提升，因此协调度较高；勉强协调区县则沿协调发展区县外侧呈圈层结构分布，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和东部，说明此类区县受协调发展区县带动作用较强；而濒临失调区县数量在研究区中占据较大比例，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部，几乎整个黄河源区县均属于濒临失调.该类区县经济相对落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滞后，尽管近年来经济有所发展，但仍属于经济发展低水平，生态质量优，因此协调度较差.

3.2.2 整体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分析

2000—2021年，耦合协调度重心介于N36°36'~N36°44'，E108°59'~E108°89'，始终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域内，整体上椭圆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了21.17 km，这一趋势见表4.

发展重心向西南部转移说明西部地区经济水平得到提升.这一趋势体现政府在区域发展中战略性调整，有助于实现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繁荣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2000—2010年重心点均位于陕西省甘泉县，2015年往西转移至甘泉县、志丹县和富县3县交接地带，2021年往西转移至合水县.从空间动态看，2000—2005年椭圆重心向东北部移动6.5 km，2005—2010年椭圆重心向西南部移动7.7 km，2010—2015年椭圆重心继续向西南部移动10.3 km，2015—2021年椭圆重心向西北部移动19.8 km，2005—2021年椭圆重心均向西部移动，这一现象揭示了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动下，经济实现显著增长，经济与生态的耦合协调程度亦得到加强.

本研究采用一级标准差椭圆法，深入分析2000—2021年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特征，旨在精确描绘其方向性趋势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期内，椭圆的长轴平均长度为839.25 km、短轴平均长度为403.75 km，长轴大约是短轴长度的2.08倍.平均旋转角度为北偏东84.94°，位于椭圆重心区域的延安市，其耦合协调度发展相对稳定.尽管流域西部的甘肃省与青海省部分区县在初期面临较大挑战，但研究期间内，这些地区的协调度也呈现出积极的提升态势，表明黄河流域在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然而，当前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速度与生态质量提升速度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提升之间的协调性仍需进一步提升.因此，深入研究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对于推动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两系统的评价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质量在时序上均呈现出逐渐向好态势，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36-37］相一致，并且与实际调研结果相吻合，表明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已初见成效.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尺度方面有所创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助ArcGIS对黄河流域各灯光指数进行计算，选择与其相关性最强的夜间灯光指数（TDN）作为黄河流域经济拟合的夜光指数类型.这一方法丰富了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为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研究尺度上，本文以黄河流域393个区县作为研究区域，从小尺度视角切入，深入揭示流域内区县各自的时空分异特征，细致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及其空间演变特征，为深入理解黄河流域内部的区域差异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分析.

本文存在改进的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夜间灯光数据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表征能力具有优势，但其局限性亦不容忽视，即难以全方位捕捉流域经济发展的详尽信息.因此，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的综合性和科学性，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构建一个融合夜间灯光数据在内的多元化评估体系，以更全面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其次，在研究尺度上，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但受限于空间数据获取难度以及数据统计口径差异，本文仅基于2000—2021年5期多源遥感数据展开，导致在时序上未能形成连续性，未涵盖2000—2021年间连续年份的演变过程.此外，在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时，仅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分析，缺乏多种方法的论证对比分析.这些问题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数据来源，提升时序数据的连续性，并结合多种分析方法对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综合评估，以增强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2 结论

本文通过夜间灯光数据与区县年生产总值拟合作为经济发展评价参考，从生态敏感性和生态景观功能两方面选取12个指标作为生态质量评价参考，运用耦合协调度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2000—2021年黄河流域393个区县的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并揭示其空间集聚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北部与东部较高、中部与西部较低”的格局.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平原地区，具有明显的块状分布特征，且上游宁夏和鄂尔多斯北部逐渐形成新的密集区；中高水平区向外扩展，逐步形成圈层结构.2010—2021年，黄河流域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低水平区县数量减少但占比仍最高；中高水平区县数量增加，上中游发展差异略有扩大，中下游差异缩小.然而，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部分区县发展受阻，因此加强区域间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2） 黄河流域生态质量空间分布总体呈现“西优东劣”的格局，流域内生态质量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0—2021年，生态质量经历了先下降后提升的过程，其中优与偏优生态区数量增加，中生态区因生态本底条件较好，较易转优.流域生态质量的优化得益于上游甘肃省南部及陕西省北部区县的带动.然而，劣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流域下游地区，且位置相对固定，生态质量提升面临较大困难.

3）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多数区县由濒临失调过渡至勉强协调发展，这一变化在黄河流域中部的区县表现突出；标准差椭圆重心始终位于延安市，2000—2021年整体上向西南移动21.17 km，呈东北-西南分布态势，这表明黄河流域西南部的协调性取得了较大进步.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耦合协调性虽有改善，但仍面临区域差异显著、部分区县发展受阻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合作，优化生态质量提升策略，推动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5 建议

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仍存在较大差异，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协调是一个持久、渐进的过程.具体建议如下.

协调发展类区县中的生态滞后型（如碑林区、历城区），尽管其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但受限于生态空间紧张；可实施“城市双修”工程，对建成区闲置地块强制实施屋顶绿化、垂直绿化，要求新建项目配建不低于30%的生态空间，将高耗能企业厂房改造为科创园区，配套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对于经济滞后类型区县需划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禁止新建传统煤化工项目，强制现有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改造，培育县域特色集群，可发展光伏+中药材种植模式，建设农业大棚光伏电站.

勉强协调发展类区县中的生态滞后型（如周至县、眉县），需实施“三线一单”精细管控，将集体林地经营权打包抵押，融资用于水土保持工程；经济滞后类型区县（如白银区、杭锦旗、栾川县），杭锦旗可推广“光伏+牧草”模式，白银区可建设稀土废弃物回收利用产业园，建立配套环保技术研发中心.

濒临发展失调类区县中经济-生态共损型（如兰考县、龙亭区、祥符区），兰考县可推广“稻渔共作”模式，同时，严禁新建焦化、电解铝等项目，现有企业实施环保技改；生态滞后型区县（如侯马市、乡宁县）需进行煤矿采空区治理，将复垦土地优先用于光伏发电，收益反哺生态移民，建立水质跨界补偿，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共生；经济滞后类型区县（如玛曲县、若尔盖县、甘德县），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将30%草原生态奖补资金转为牧民管护工资，进行碳汇交易试点，适度开发旅游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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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教育部规划基金(18XJA63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