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中的伦理问题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ethic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fertility preservation in tumor patients

摘要

生育力保存技术为恶性肿瘤患者提供了有效的生育资源保护方法，同时在技术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伦理困境。从伦理学角度出发对国外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的研究进行梳理，对肿瘤患者生育力保护的沟通决策阶段和实施阶段所面临的伦理问题进行辨析，具体包括肿瘤患者的生育信息和保存选择的告知与讨论、青少年肿瘤患者的生育决策、肿瘤患者生育的心理支持、生殖材料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处置方式、社会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等伦理问题。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探讨如何在遵循有利不伤害、知情同意、谨慎应用以及伦理监管等各项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促进生育力保存技术在临床上进一步开展和应用。

Abstract

Fertility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provide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protecting the reproductive resources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evitable to face great ethical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mplementation.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research on fertility preservation in tumor patients abroad， as well as analyzed the ethical issues faced by tumor patients in the communic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stages of fertility protection. Specifically， these included informing and discussing the reproductive information and preservation choices of tumor patients，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of adolescent tumor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upport for fertility in tumor patients， ownership and use rights of reproductive materials and their disposal methods， fairness in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health resources and other ethical issues.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d how to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following ethical principles such as favorable without harm， informed consent， cautious application， and ethical supervision，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ertility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in clinical practice.

关键词

肿瘤患者 / 生育力保存 / 伦理原则 / 生殖医学

Key words

tumor patients / fertility preservation / ethical principle / reproductive medicine

生育力保存（fertility preservation，FP）是一项新兴的技术，是指通过手术、药物或辅助生殖技术保护不孕风险人群生育能力的方法，由此也推动了肿瘤生殖学这一学科的产生与发展^［1］。该技术近年来逐渐成熟，由实验逐渐走向临床应用。随着肿瘤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肿瘤患者的临床治愈率明显提高，医生对生育力保存的重视和患者对生育力保存的意识也逐渐增强。2007年，Woodruff^［2］首次提出“肿瘤生育”（oncofertility）整合医学理念，用来描述两个看似遥远的学科：肿瘤学和生殖医学的交叉。《2020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全球185个国家36种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估计》^［3］显示肿瘤发病率日趋增高，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癌症患者的存活率大大提高。虽然肿瘤的临床治愈率显著升高，但化疗、放疗及生殖器官的手术治疗均会造成生育能力不可逆转的损伤及衰竭^［4］。Schmidt等^［5］的研究发现，60%~92%的癌症患者有生育需求。因此，如何有效保护和保存肿瘤患者的生育力已成为肿瘤医疗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　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沟通决策阶段的相关伦理问题

1.1　肿瘤患者的生育信息和保存选择的告知

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于2006年首次发布了关于保留生育能力的指导方针^［6］，建议提供者告知患者生育风险，并酌情将患者转介给生殖专家。ASCO于2013年更新了这些指南^［7］，进一步倡导将生育问题纳入癌症治疗的咨询和知情同意过程，并记录与癌症患者的此类讨论。具体来说，他们建议医疗服务提供者回答有关癌症治疗对生育影响的基本问题，并将患者转介给生殖和社会心理专家。在过去的几年中，类似的组织也发布了相关指南^［8-10］，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疗服务提供者和癌症患者之间关于未来生育风险的公开对话，但其临床实践的进展仍然缓慢。多项国际指南已出台10余年，即使保留生育能力的治疗方案不断发展，目前各国肿瘤患者的生育力保护实践仍存在障碍和挑战，癌症患者对保存生育能力方法的利用不足的情况仍继续存在。Bentsen等^［11］研究发现癌症幸存者往往完全不知道可选择的癌症生育方法，并将这种信息的缺乏归因于有限且远非标准化的生殖咨询策略、医务人员在患者决策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不足等。整体而言，目前为肿瘤患者提供的生育支持服务尚未达到指南的标准。

Schover等^［12］认为癌症诊断对患者带来的冲击很大，生育问题通常没有被强调为癌症治疗的主要风险，因此没有像其他健康风险那样得到同样的关注而往往被“搁置”。然而，癌症患者已经逐渐认识到生育能力不仅是一个主要问题，而且会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心理和社会影响，在诊断时忽视生育问题可能会给癌症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为促进医护人员更好地完成生育力保护的告知和讨论工作，学者围绕告知和讨论的时机、沟通形式等展开研究。在讨论时机方面，Loren等^［7］的研究发现患者从癌症治疗前的咨询中获益最多，Garvelink等^［13］也一致认为肿瘤医生应在患者诊断后不久提供明确和客观的生育力保护信息，并将患者转介给生殖专家。因此建议在治疗前进行详细咨询，尽早讨论潜在的危害和结果，以便为保留生育能力提供最广泛的选择。

关于保留生育能力的选择的咨询已被证明可以减少癌症患者的长期遗憾和不满，并且可能与身体和心理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关。Wang等^［14］发现在癌症病程早期提供支持性肿瘤生育护理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并减轻诊断时的生育问题。鉴于癌症复杂性和多学科性质， 需要为癌症患者充分实施全面的肿瘤生育咨询，咨询需要根植于肿瘤学家、生殖内分泌学家、心理健康顾问和临床研究人员的密切合作，有必要在保健专业人员和机构之间开展建设性对话，并促进治疗癌症患者的专家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此外，精通基本能力和有效卫生服务流程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是高质量肿瘤生育护理的基础，由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提供一种标准化的生殖咨询模式将大有裨益。应培训癌症和生育保健专业人员并提高医务人员的人际交往和沟通技巧，以符合伦理和法律标准的方式实施，以便为患者提供专业化和高信息量的生殖咨询使其参与决策过程。

1.2　青少年肿瘤患者的生育决策

患者自主通常被理解为患者有能力在理解的情况下有意识地行动，并且不受破坏自由和自愿行为的控制影响。这一原则是医疗活动中知情同意的基础。“患者有权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了解现有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及其风险和可能的益处，并在各种替代方案中进行选择。”^［15］人们普遍认为，治疗性医患关系是由双方积极参与医疗决策的伙伴关系组成的，然而青少年患者在医疗决策中的作用仍然模糊不清。临床实践的现实是，青少年往往不被告知癌症治疗的生殖后果和减轻这些长期影响的潜在选择。2010年开展的一项针对儿科肿瘤学提供者的全国性横断面研究——青少年生殖保护调查（SPARE）^［16］显示，ASCO指南在临床实践中的总体利用率较低。虽然接受调查的85%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承认生育能力是他们的患者和家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只有39%的人报告说，至少有25%的时间使用ASCO指南来决定患者未来的生育能力。Quinn等^［17］的研究发现医务人员认为向患者提供生育信息的挑战包括有限的教育和临床限制，而患者也不太可能主动询问信息或发起讨论，这使生育问题在治疗计划中得不到解决。Zebrack等^［18］的一项针对接受癌症治疗的青少年和年轻成年女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些年轻患者中，少数人对肿瘤团队提供的与癌症相关的不孕不育信息感到满意，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青少年不记得任何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此外，存在医生认为青少年患者需要服从父母/监护人的权威，因此父母被充分告知了推荐的癌症治疗产生的所有生殖风险，但却对患者保密的情况，若患者希望保留生育能力，保密则导致了生育力保存的延误。

医生在照顾青少年癌症患者时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主要是肿瘤学或生殖医学专家与年轻癌症患者之间为提供生殖咨询而进行的对话有限而导致存在信息差距，医生、患者的父母/监护人和患者之间沟通存在障碍的结果。通过提高医生的意识和全面沟通的能力来消除这些障碍是医生应对这种困境的有效途径。在青少年病例中，医生应该努力与患者及其父母/监护人建立密切的关系，让青少年参与谈话并倾听他们的观点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进行真正的、共同的决策。这种方法应该允许各方公开讨论各种选择，并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此外，由于每个患者的情况都是独特的，因此医务人员向患者提供的咨询应该是个性化的，必须考虑到患者的文化、种族背景以及家属和患者观点之间的潜在差异。如果父母和未成年人之间出现意见分歧，那么医生应该作为调解人，努力在未成年人的自主权、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父母的价值观和法律之间取得平衡，法律干预应该是最后的手段。

2　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实施阶段的相关伦理问题

2.1　肿瘤患者生育的心理支持

生育是人类的基本本能，在诊断时想象的未来不孕症对于那些渴望未来家庭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对于肿瘤患者而言，除了癌症诊断带来的严重心理损失外，不孕可能会加剧癌症患者所经历的情感痛苦。不孕症不亚于一场人生危机，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心理痛苦。Rooney等^［19］认为不孕症患者往往有更高的焦虑、抑郁、自尊心下降和痛苦的个人价值感。Klosky等^［20］的研究表明，生育力保存被认为是青少年癌症患者未满足的五大需求之一。患者的生育潜力已被Crawshaw等^［21］的研究证明对他们的身份、幸福感和生活计划有影响。对许多肿瘤患者来说，与丧失生育能力有关的心理社会影响会影响幸存者的长期生活质量。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技术体现了对生育权的尽力尊重与保护，提供肿瘤生育服务的基础是维护个人自主的道德义务，Zaami等^［22］认为这在自由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除非行使这种义务可能对受孕的儿童或其他人构成风险。生育力保存有助于提高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全面而彻底的咨询对患者的心理健康也大有裨益。鉴于这一生存问题的重要性，提供有效的生育保护咨询和服务是至关重要的。

当患者缺乏生育信息和支持时，面对生育力保存信息和选择他们会感到不知所措，经历负面情绪。Lawson等^［23］研究发现暂时或永久性不孕症的威胁会使患者产生例如抑郁和焦虑的心理困扰，这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都会产生影响。Geue等^［24］的一项研究发现，50%有生育愿望的年轻癌症患者在生育和为人父母方面需要一些心理护理。Benedict等^［25］的研究表明在适当的心理支持下，肿瘤患者会经历更少的痛苦、恐惧和决定后悔，并对未来感到更加积极。此外，鉴于女性在保留生育能力方面的决策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且复杂，Logan等^［26］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患者尤其需要得到最佳支持，以减轻眼前和未来的痛苦。由于生育力保存决策的复杂性，Coreny等^［27］研究发现咨询在许多时间点是有用的，情感支持在治疗和康复的所有阶段都很重要，而不仅仅是在诊断时。此外，心理学家的参与被Razzano等^［28］的研究证明有助于改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并减少患者焦虑。因此，在诊疗中要重视患者的心理健康，关注患者心理、情绪变化，对肿瘤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咨询，及时交流、化解情绪。

2.2　生殖材料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处置方式

围绕冷冻胚胎的处理和储存的问题并不是癌症患者生育所独有的，因为多余的胚胎通常是作为体外受精（IVF）治疗不孕症的一部分而储存的。美国辅助生殖技术协会200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估计，美国有超过40万个冷冻胚胎被保存在冷冻保存设施中^［30］。随着生育能力保存变得更加可行，在长期储存设施和体外受精诊所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胚胎和配子。在肿瘤生育方面，预计并非所有的配子和胚胎都将被用于怀孕，因为癌症患者可能会死亡、自行怀孕或决定不生育。此外，冷冻保存和临床应用之间的滞后时间较长，因此也使胚胎和配子有可能被遗弃，储存设施中可能存在无人认领的冷冻胚胎和配子，这都引发了伦理问题。

夫妇应在胚胎储存前以书面形式表达他们对胚胎处置的意愿。如果有一方死亡，他们有三种选择：捐赠给研究、捐赠给另一对夫妇、销毁。然而，这一过程往往很少受到关注，因为患者急于在癌症治疗之前寻求保留生育能力的方法，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治愈疾病和保留未来的生育能力，而不是为死亡做计划。那么丢弃胚胎是否合乎伦理呢？美国生殖医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ASRM）伦理委员会的立场是，“如果与夫妇接触超过5年，已经努力与夫妇联系……并且夫妇没有关于处置的书面指示^［31］”，销毁胚胎是合理的。然而，尽管丢弃这些胚胎和配子可能是合理的，而且在法律上是可以辩护的，但许多试管婴儿机构还是对这种做法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虽然废弃配子和卵巢组织通常没有被赋予道德地位，但也具有内在价值^［32］”。

冷冻胚胎是一种实体物，但其是具有“潜在人格”的特殊物，不适用于有关财产的规定，其归属权属于产生它的遗传父母双方。我们应当正视生殖材料作为一种生命构成“材料”的人格性特征，不得像对待物品一样，随意处置，更不能以牟利为目的加以买卖。为了防止配子和胚胎配置的不确定性，医生在进行任何生育保存程序之前充分解决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清楚地了解和记录癌症患者及其伴侣的愿望，在实施生育力保存技术之前，应与患者及家属协商未来生育资源的归属问题。在生殖材料被收集及存储时供未来使用的情况下，讨论和记录一份关于将来相关人员死亡、离婚或者失去能力时配子、胚胎或生殖组织如何处置的说明，以确保对未来生育资源的归属问题进行充分协商和记录。这应该包括关于“死亡、离婚、分居、未支付保管费、无法就未来的处置达成一致或与项目缺乏联系^［31］”的说明。明确对遗弃处理的指导，有助于防止胚胎和配子处理的伦理困境。

2.3　社会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生儿育女对许多人的长期生活质量而言非常重要，因此对大多数育龄癌症患者来说，保留生育能力是合理的。然而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引起争议，如当患者预后很差以至于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使用配子或胚胎时，有人可能认为基于公平的考虑，允许生存可能性低的癌症患者实施生育力保存是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李杰^［33］在《医疗公平的生命伦理意蕴》一文中指出医疗公平深层次的价值包括人类生命价值的平等、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以及实现人类幸福，这也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医生在提供生育保护咨询时应考虑患者的长期预后，但即使患者预后很差，患者的生育愿望也不应该完全被忽视，应全程提供咨询，这不仅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也会增强患者面对疾病的希望与精神力量。此外，了解患者进行生育力保存的动机也很重要，医生要确保患者决策基于对自身病情及潜在风险的充分了解。医生必须在尊重患者的自主权和尽量减少患者的风险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对潜在的风险、益处和治疗的替代方案与患者进行讨论。开诚布公的讨论有助于患者为疾病治疗做好准备，帮助他们基于现实考虑未来并进行决策。在患者决策过程中还可提供必要的社会心理咨询以确保患者有决策能力并做出合理的选择。生殖内分泌学、肿瘤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专家参与保留生育能力选择的讨论有助于综合理解患者家庭、价值观及文化问题，以便于形成更全面的评估。当医生不确定如何进行决策时，向伦理委员会咨询建议可能会有所帮助。

此外，由于生育力保存技术费用较高，在肿瘤患者进行肿瘤治疗的同时，生育力保存导致额外的经济负担是否在患者的承受范围内，也是应当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Anderson等^［33］的调查结果显示，欧洲国家中只有少部分国家对患者提供的生育力保存技术是免费的，亚洲国家中也只有日本对实施生育力保存技术的患者提供部分补助^［34］。医疗政策应有责任照顾每位患者，尊重患者的自由，体现公平以及扶助弱势群体，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患者提供更多的机会，维护患者的生育权，以确保生育力保存过程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2.4　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过程的伦理监管

目前部分生育力保存技术在多数医疗中心仍处于研究阶段，如卵母细胞冷冻技术虽在临床日趋成熟，但存在技术难点，仍需进一步完善；性腺组织冷冻技术总体尚处于实验阶段^［35］。生育力保存作为一种新兴的辅助生殖医疗技术引发诸多的生命伦理学难题，它的实施必须接受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以保证生育力保存项目遵循有利、知情同意等伦理原则，维护患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保证生育保存措施合乎道德。生育力保存技术的医学伦理委员应由医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生殖医学、护理学专家及群众代表组成^［36］，医疗机构应加强全体医护人员伦理培训以及伦理委员会的能力建设，以更好地服务临床、促进医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如何更好地开展伦理监管工作，使伦理为医学技术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仍是重要的课题。生育力保存技术的伦理审查工作应将尊重、有益、公平等伦理原则落实伦理实践之中。此外，由于生育力保存技术所涉及的技术和伦理问题较为复杂，仅靠伦理委员会监管是不够的。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年会（ESHRE）自2018年开始通过ESHRE IVF项目收集生育力保存技术短期和长期干预效果的相关数据^［33］，我国也应该建设生育力保存技术研究专门的监管机构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以便开展全面的伦理监管工作。

3　总结

医学辅助生殖领域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使肿瘤疾病和生殖不再是不可调和的，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关于癌症生育的机会。由多学科医疗团队提供综合的生殖咨询方案可以维护患者的最佳利益，该方案还应依靠医疗法律支持、遵守国家及国际准则和建议，以确保咨询过程合法合规，减少由于生殖咨询不足、缺乏标准化和规范的知情同意及生育保护技术的合法性造成的风险。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技术的实施须遵循包括有利、尊重、公正及非商业化等在内的生命伦理底线原则，生殖医学伦理审查工作应将这些原则落实到生殖医学伦理实践之中，以确保患者的权益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 MEDRANO J V， ANDRéS M D M， GARCíA S， et al. Basic and clinical approaches for fertility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in cancer patients ［J］. Trends in Biotechnology， 2018， 36（2）： 199-215.

[2] WOODRUFF T K. Oncofertility： a gr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reproductive medicine and oncology ［J］. Reproduction （Cambridge， England）， 2015， 150（3）： 1-10.

[3] SUNG H， FERLAY J， SIEGEL R 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J］.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2021， 71（3）： 209-249.

[4] 梁晓燕， 方丛， 李晶洁， 等. 中国女性肿瘤患者生育力保护及保存专家共识 ［J］. 中国肿瘤临床， 2020， 47（5）： 217-221.

[5] SCHMIDT R， RICHTER D， SENDER A， et al. Motivations for having children after cancer-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Care， 2016， 25（1）： 6-17.

[6] LEE S J， SCHOVER L R， PARTRIDGE A H， et al.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recommendations on fertility preservation in cancer patients ［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2006， 24（18）： 2917-2931.

[7] LOREN A W， MANGU P B， BECK L N， et al. Fertility preservation for patients with cancer：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update ［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2013， 31（19）： 2500-2510.

[8] Fertility preserva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cancer patients ［J］.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05， 83（6）： 1622-1628.

[9] KIM S S， DONNEZ J， BARRI P， et al. Recommendations for fertility preservation in patients with lymphoma， leukemia， and breast cancer ［J］. 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 2012， 29（6）： 465-468.

[10] Fertility preserva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patients facing gonadotoxic therapies： a committee opinion ［J］.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3， 100（5）： 1224-1231.

[11] BENTSEN L， PAPPOT H， HJERMING M， et al. How do young women with cancer experience oncofertility counselling during cancer treatment？a qualitative， single centre study at a Danish tertiary hospital ［J］. Cancers， 2021， 13（6）： 1355.

[12] SCHOVER L R. Patient attitudes toward fertility preservation ［J］. Pediatric Blood & Cancer， 2009， 53（2）： 281-284.

[13] GARVELINK M M， KUILE M M TER， LOUWé L A， et al. A Delphi consensus study among patients and clinicians in the Netherlands on the procedure of informing 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bout Fertility Preservation ［J］. Acta Oncologica （Stockholm， Sweden）， 2012， 51（8）： 1062-1069.

[14] WANG Y， LOGAN S， STERN K， et al. Supportive oncofertility care，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reproductive concerns： a qualitative study ［J］.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Multi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2020， 28（2）： 809-817.

[15] KOHRMAN A， CLAYTON E W. Informed consent， parental permission， and assent in pediatric practice ［J］. Pediatrics， 1995， 95（2）： 314-317.

[16] KöHLER T S， KONDAPALLI L A， SHAH A， et al. Results from the survey for preservation of adolescent reproduction （SPARE） study： gender disparity in delivery of fertility preservation message to adolescents with cancer ［J］. 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 2011， 28（3）： 269-277.

[17] QUINN G P， VADAPARAMPIL S T， KING L， et al. Impact of physicians’ personal discomfort and patient prognosis on discussion of fertility preservation with young cancer patients ［J］.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09， 77（3）： 338-343.

[18] ZEBRACK B J， CASILLAS J， NOHR L， et al. Fertility issues for young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hood cancer ［J］. Psycho-oncology， 2004， 13（10）： 689-699.

[19] ROONEY K L， DOMAR A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infertility ［J］.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2018， 20（1）： 41-47.

[20] KLOSKY J L， SIMMONS J L， RUSSELL K M， et al. Fertility as a priority among at-risk adolescent males newly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their parents ［J］.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Multi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2015， 23（2）： 333-341.

[21] CRAWSHAW M A， GLASER A W， HALE J P， et al. Male and female experiences of having fertility matters raised alongside a cancer diagnosis during the teenage and young adult years ［J］.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Care， 2009， 18（4）： 381-390.

[22] ZAAMI S， STARK M， SIGNORE F， et al. Fertility preservation in female cancer sufferers： （only） a moral obligation？［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ntraception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ontraception， 2022， 27（4）： 335-340.

[23] LAWSON A K， KLOCK S C， PAVONE M E， et 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f female fertility preservation patients ［J］.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Oncology， 2015， 33（4）： 333-353.

[24] GEUE K， RICHTER D， SCHMIDT R， et al. The desire for children and fertility issues among young German cancer survivors ［J］. Th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Adolescent Medicine， 2014， 54（5）： 527-535.

[25] BENEDICT C， THOM B， KELVIN J F. Young adult female cancer survivors’ decision regret about fertility preservation ［J］. Journal of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Oncology， 2015， 4（4）： 213-218.

[26] LOGAN S， ANAZODO A. The psychological importance of fertility preservation counseling and support for cancer patients ［J］. Acta Obstetricia et Gynecologica Scandinavica， 2019， 98（5）： 583-597.

[27] CORNEY R H， SWINGLEHURST A J. Young childless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in the UK：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ir fertility-related experiences， options， and the information given by health professionals ［J］. Psycho-oncology， 2014， 23（1）： 20-26.

[28] RAZZANO A， REVELLI A， DELLE PIANE L， et al. Fertility preservation program before ovarotoxic oncostatic treatments： role of the psychological support in managing emotional aspects ［J］. Gynecological Endocrinology：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Gynecological Endocrinology， 2014， 30（11）： 822-824.

[29] WADE N. Clinics hold more embryos than had been thought ［J］.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2003： A24.

[30] Disposition of abandoned embryos ［J］.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04， 82 （）： S253.

[31] STRONG C. The moral status of preembryos， embryos， fetuses， and infants ［J］. 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1997， 22（5）： 457-478.

[32] JIE L. On the bioethical lmplications of medical equity ［J］. Journal of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2015， 36（6）： 56-60.

[33] ANDERSON R A， AMANT F， BRAAT D， et al. ESHRE guideline： female fertility preservation ［J］. Human Reproduction Open， 2020（4）： hoaa052.

[34] TAKAE S， LEE J R， MAHAJAN N， et al. Fertility preservation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cancer patients in asian countries ［J］. Frontiers in Endocrinology， 2019， 10： 655.

[35] MACKLON K T. Cryopreservation of ovarian tissue works， but challenges remain ［J］.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20， 114（2）： 281-282.

[36] 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报， 2003 （3）： 1-10.

基金资助

2022年福建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研究中心开放课题“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中的伦理问题”(RW2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