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urses’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摘要

目的 调查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及提高临床护士正确的临床决策能力提供参考和依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陕西300名临床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临床决策量表和综合决策风格量表进行调查研究，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的影响因素。 结果 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总分为（163.85±13.78）分，达到临床决策能力高水平标准（146.68~200.00）分。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为：临床决策能力的总得分以及各个维度的得分结果与理智型决策风格得分结果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0.05）；寻找信息或新信息维度的得分情况仅与直觉－冲动型决策风格的得分情况呈负相关关系（P<0.05）；回避型决策风格与寻找信息或新信息、明确目标和价值、临床决策能力总分、寻找可选择的方案维度等得分均呈负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结局为：理智型决策风格能够正向影响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回避型决策风格能够负向影响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 结论 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一直都维持在比较恒定的高水平，他们受理智型和回避型决策风格影响的程度比较大。医疗管理者需要举办针对性培训活动等措施，促进临床护士理智型决策风格的构建，尽量减少回避型决策风格的影响，从而提高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linical nurses’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evidence for improving and enhancing the correct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of clinical nurses. Methods A total of 300 clinical nurses in Shaanx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by using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Scale， and Comprehensive Decision-Making Style Scale were used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linical nurses’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ingle-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clinical nurses’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was （163.85±13.78） points， reaching the high-level standard of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146.68-200.00） points. The results of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and the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of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and the score of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style （P<0.05）. The score of the dimension of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or new information was on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intuitive-impulsive decision-making style （P<0.05）. Avoidant decision-making styl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seeking information or new information， clarifying goals and values， the total score of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and the dimensions of finding alternative solutions （P<0.05）.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style can positively affect clinical nurses’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while avoidance decision-making style can negatively affect it.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nurses’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has been maintained at a relatively constant high level， and it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rational and avoidant decision-making styles. Medical managers need to organize targeted training activities and other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linical nurses’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style and minimize the influence of avoidant decision-making style， thus improving the clinical nurses’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关键词

临床护士 / 决策能力 / 决策风格 / 临床伦理

Key words

clinical nurse / decision-making ability / decision-making style / clinical ethics

在医疗工作及临床实践中，正确的决策是做好医疗工作的基石。良好的临床决策不仅需要临床工作者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有机结合，而且还要准确地对临床工作中有关疾病与健康相关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1］。临床决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必须获取与分析临床需求相关的可得资料，然后进一步评估临床需求和制订工作计划，最后再明确护理诊断及实施相关护理措施以解决临床相关问题的全过程。随着疾病谱的改变和现代技术在临床的应用，加之各类临床疾病复杂多变、新型器械不断出现、临床工作任务越来越复杂等，都对临床护士的决策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2］。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正确的临床决策能力不但能够减少或避免医疗差错和不良事件的发生，而且还能在改善临床结局的同时保证医疗活动的安全实施和正常运行^［3-5］。

决策风格是一种个人决策的模式，不仅仅表现出了个体在制定决策、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个体理解和响应决策的个体化方式^［6-8］。有研究表明在工作绩效与个体、组织匹配的对应关系中，当个人能力和工作任务处于某种适配状态时才能产生更加有效的结局^［9］。当临床复杂多变和紧张的工作环境与决策能力、风格相匹配时，才能作出最佳的科学有效的临床决策。为提高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提供参考资料和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对象概况： 该项研究中，采用方便抽样方式，选择陕西省三级甲等医院临床护士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首先根据影响因素分析的一般要求，然后根据多年的经验进行断定：当确定探索变量的影响因素时，样本数通常是变量数的10~15倍^［10］，被纳入本课题组的研究变量数为16个，加上10％~20％的样本失访率，经计算：样本量为288例。实际采集样本300例。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2023.01.09）。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具体体现在后文中表2的纵向项目中。

纳入标准：①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②在临床工作≥1年；③知情同意，并附有签署好的书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在临床轮转或进修的护士；②休产假、病事假、外出进修大于三月的临床护士；③实习及见习的护生。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调查表：本研究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受访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称、工作年限、近3年内参加线上及线下培训次数、领导是否支持工作等8项子条目。

②临床决策能力量表（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in nursing scale，CDMNS）是在1985年由学者Jenkins^［11］研制，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何敏毅^［12］在2008年汉化后用来测量临床工作者临床决策能力的量表。该量表总共有４个维度（分别是明确目标和价值、寻找信息或新信息、寻找可选择的方案、评价或多次评价结果）和40个子条目（其中18个为反向条目，22个为正向条目）。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内容效度系数为0.90。使用Likert 5分制度进行评分，将选项“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转化为数值赋予。其中，正向项目赋予数值“1、2、3、4、5”，反向项目赋予数值“5、4、3、2、1”。总分范围在40~200分，得分越低，表示临床工作者的临床决策能力越低。将得分结果分为3个层次：临床决策能力较低者40.00~93.33分，临床决策能力中等者93.34~146.67分，临床决策能力较强者146.68~200.00分。

③综合决策风格量表（general decision making style，GDMS）由Scott等^［13］在1995年编制，2006年由董俊花^［14］ 修订，其基本内容包括４个维度（分别是直觉-冲动型、依赖型、回避型、理智型）的20个子条目来构成的量表。采用likert５级评分法，从计５~１分的分子来分别计算分数（“完全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其中各维度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倾向于此类型的决策风格。本课题组的研究中GDMS的各个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回避型0.830，理智型0.743，依赖型0.717，直觉-冲动型维度为0.467。GDMS已在临床工作者中得到广泛应用，其内部一致性比较好^［6］。我们认为直觉-冲动型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偏低点，但对于这种离散型的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并不完全可靠。故本研究采用GDMS评估临床护士的决策风格。

1.2.2　资料收集

本研究发布问卷及回收答卷均在线上网络平台进行。首先对30名临床护士展开预调查，证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本研究采用匿名方式让研究对象答题，先将填写问卷的二维码发至各临床工作群，然后让研究对象依照答题问卷的指导语规范答题。

1.2.3　质量控制

为了确保问卷填写完整并保证结果的可靠性，问卷表中所有条目为必答，以保证研究对象只有在问卷填写完整后才能成功提交；将每个IＰ地址的填写上限设为１次，以防止重复填写问卷；为了保证纳入资料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在答卷回收后研究者进行数据管理及清洗分析，将答题时间2分钟以下的5份问卷舍弃，同时将4份问卷答案不符合逻辑的问卷删除。本研究共收回答卷300份，其中有效答卷291份，有效回收率为97.00％。

1.2.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统计描述方面，使用频数、（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计量资料均呈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组间的比较用参数检验来比较：两组比较为t检验或校正t检验来比对，多组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LSD-t检验来比对。为了评价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受到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Spearman秩相关分析进行评价分析。在所有数据中，均将P<0.05界定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精确得分和决策风格概况

①临床决策能力：本研究中，总分（163.85±18.78）分为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得分。其水平达到临床决策能力高水平标准（146.68~200.00），其临床决策能力比较满意。

临床决策能力总分由4个维度的各10个子条目的得分累计而得。4个维度的平均得分列示于表1。

②决策风格：影响临床决策能力的主要因素为决策风格。本研究中临床护士有４类决策风格（理智型、依赖型、回避型、直觉-冲动型）。其决策风格维度得分从高到低的次序为理智型、依赖型、直觉-冲动型和回避型，其中理智型排名第一（4.35±1.21），为临床护士的主要决策风格。 这4种风格相互独立且不排斥。实际的决策过程，常受不止一个类型决策风格的影响（即为混合的决策风格）。该４类决策风格将作为后续关于临床决策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的独立变量。其4个类型的得分亦列示于表1。

2.2　研究对象各项资料对临床决策能力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①临床决策能力总分：临床决策能力总分和3大指标：性别（男性为高）、近3年内参加培训次数（次数愈多愈高）、领导支持工作情况（支持为高）密切关联（P<0.05）。而和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称、临床工作年限等指标无关。

②临床决策能力的4个维度均分：和临床决策能力总分基本保持着相近的变化趋势。即在性别、近3年内参加培训次数、领导支持工作情况等3大指标上，4个维度均分除性别中的评价及多次评价结果外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详见表2。

2.3　临床护士决策风格与临床决策能力的相关分析

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回避型决策风格与临床决策能力总分及明确目标和价值、寻找信息或新信息、寻找可选择的方案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关系（P<0.05）；理智型决策风格与临床决策能力总分、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关系（P<0.05）；直觉-冲动型决策风格仅与寻找信息或新信息维度得分呈负相关关系（P<0.05）。详见表3。

2.4　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的多种因素分析

把临床决策能力总分设为因变量，以前述各项资料单因素分析呈现显著的指标及决策风格4种类型得分水平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采用最优子集法选择回归结果参照SAS方法，建立R²极大选择模型。考虑到被评价的为所有子集，其变量数各不相同，修改为R² /P_均（P_均为相应子集中各变量的显著性概率之均值）。结果显示： 回避型决策风格、理智型决策风格进入回归方程。回避型决策风格负向影响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理智型决策风格正向影响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分别详见表４、表５。

3　讨论

3.1　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处于高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中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总分为（163.85±18.78）分，与韩永燕等^［5］、陈悦^［15］和贾慧等^［16］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高于李亚敏等^［17］研究的助产士、王妮娜等^［6］研究的三甲医院护士、陈琳霞等^［18］研究的精神科临床工作者、谷晓玲等^［19］ 研究的护理实习生及乔晓婷等^［20］的研究ICU临床工作者的研究结果。本研究结果证明临床一线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处于高水平（146.68~200.00），其临床决策能力较强。分析原因可能是：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公众医疗意识的提高，除疾病谱发生变化外，还有临床各种腔镜器械种类及数量增多，设备仪器更新换代快，腔镜器械的价格昂贵等原因，临床护士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其风险也就相对大于其他职业，其所要作出的决策也就更具有挑战性，在作出最终决策时他们不但要运用自己掌握的基本临床知识及从各种信息渠道获得的新知识来综合考虑，而且还要认真分析，这样才能保证其临床决策能力维持在较高水平。

在这次研究中，在评价或多次评价的结局维度中，临床护士的决策能力水平相对较高。临床护士工作压力大，工作任务重，新仪器及新信息变化多，这就要求护士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多次反复评价其决策状况，同时可以借助AI，不断提高自己的各种应对能力。另外，在寻找信息或新信息维度时，临床护士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这就要求医疗管理者在培训、引导及指导工作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培养临床护士寻找信息及主动学习的能力，不断提供临床护士培训和提升的渠道，使其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作出正确临床决策，来满足医生及患者和家属的需求。

3.2　理智型决策风格在临床护士决策工作中占主导地位

理智型决策风格在决策中的位置在本研究中很明确。本研究的结果为临床护士决策风格维度得分从低到高依次为回避型（2.96±1.07）、直觉-冲动型（3.25±1.12），依赖型（3.42±1.18）和理智型（4.35±1.21）说明理智型决策风格占主导地位。本研究结果与Polat等^［21］ 、韩永燕等^［5］、耿玉芳等^［22］和乔晓婷等^［20］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在临床工作中，护士经常面临复杂多变的临床危机情况，他们不但需要及时正确地作出重要的临床决策，而且必须作出利益最大化的准确决定来保证医疗质量^{［5，22-23］}。这样在面对工作目标时，他们需要仔细审视和准确评估各种选择，然后理智地分析决策在临床上的长期最终结局，最后根据临床事实为导向作出最终的判断和最终决策^［6］。通常情况下，临床护士会根据有经验的长者的建议和指导（依赖型）、结合自己对现场情况的感知觉（直觉-冲动型）等来推迟决策的制定（回避型），以达到最终决策的正确性。

这里特别提下：在本研究中临床护士直觉-冲动型维度得分为（3.25±1.12），得分较高。这就充分说明临床护士会在医疗决策过程中，经常依照自己感知性的直觉来作出最终的决定。直觉是临床护士通过在工作中获得的直接经验而产生的特种能力，当他们直接面临信息不够但又要及时作出选择的特殊境况时，只能依靠直觉作出决策，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之一^{［19，21］}。Ruzsa等^［24］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其研究显示在非高紧急性科室中23％倾向于根据直觉进行决策，而在高紧急性科室中37％的临床护士倾向于根据直觉进行决策。和其他学科及专业相比，临床护士常常面临各种突发紧急情况，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们往往来不及系统化搜集和处理关键的临床信息，只能凭自己的直觉作出最终的决策，以便应对危急重症事件，这也是为什么临床护理更多依赖于直觉-本能来应对危急情况，并且在直觉-冲动型维度得分较高原因之一。

总之医院管理者应关注和引导临床护士的决策风格，强化理智型和直觉-冲动型决策风格的培养，减少依赖型或回避型决策风格的形成，以达到完善临床护士的决策风格，作出适宜的决策。

3.3　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受回避型和理智型双层决策风格的影响

3.3.1　理智型决策风格正向影响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

理智型决策风格对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有积极影响。本课题组的研究显示，理智型的决策风格与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与Burine等^［25］和韩永燕等^［5］的研究结果相同。在日常工作中，临床护士首先需要对现阶段的所有信息和证据进行确认，然后以较全面和系统的方式分析所面临的临床护理问题，理性地比较和斟酌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临床护士必须不断提高临床决策能力。随着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超强互联网等信息化世界的降临，许多临床决策偏向于由循证护理、价值判断、习惯行为等证据所参考和支撑而得出结论。随着循证医学的进展和普及，循证实践技能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临床决策工作中，临床护士不但要理智地思考问题，而且还要根据所收集到的循证依据，借助AI技术，把临床经验与现实工作结合起来，以确保医疗决策的实用性、科学性和有效性^［26］。医院管理者在强化循证医学的同时，还要重视理智型决策风格习惯在临床护士中的应用和普及，培训临床护士掌握AI技术，有助于让他们作出正确的决策，确保医疗工作的有效性。

3.3.2　回避型决策风格负向影响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回避型决策风格能够负向影响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即回避型决策风格与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负相关，其结果与韩永燕等^［5］和王妮娜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临床决策过程中，临床护士常常表现出犹豫不定的状态，只有在压力来临时而不得不作出决策时才作出最后的决定。本研究结果说明有回避型决策风格的临床护士有消极的决策态度和想法，这就导致了临床护士决策能力的不全面和不及时。有回避型决策风格的个体在应对多项选择时，通常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分析比较每种选择的结局后再作出最终的决定。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当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产生明确的选项时，有回避型决策风格的临床护士个体倾向于回避决策^［5-6］。如何让有回避型决策风格的临床护士及时作出适宜的决策，医院管理者必须实施有效的培训和职业教育，结合案例示范等示例训练和实践练习、模拟场景等以及动态互动的“知信行”交流活动等，促使他们开展更有效的认知能力的培养，从而达到减少回避型决策风格的影响，提高和强化临床一线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

4　结语

本研究利用临床决策量表和综合决策风格量表，对临床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处于较高水平，他们受理智型和回避型决策风格影响的程度比较大。对此，医疗管理者需要进一步提升临床护士理智型决策风格的构建，减少回避型决策风格的影响，从而提高临床护士的临床决策能力。另外本研究为调查性研究，其不足之处为：在样本量的选择上，仅通过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陕西省一个省的临床护士为研究对象。今后还需要采取大样本多中心研究，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MELILLO P， ORRICO A， ATTANASIO M，et al.A pilot study for development of a novel tool for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to identify fallers among ophthalmic patients［J］.BMC Medical Informatics and Decision Making，2015，15（3）：3-6.

[2] MACLEAN G D.The challenge of preparing and enabling ‘skilled attendants’ to promote safer childbirth［J］.Midwifery，2013，19（3）：163-169.

[3] ALIAKBARI F， GHAEDAMINI M， DERIS F，et al.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worker’decision making style and therir disaster response competencies［J］.Disaster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2022，16（1）：19-24.

[4] 陈悦，徐帅帅，贺学敏，等.护理临床决策能力培训方式研究现状［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20，26（32）：4432-4436.

[5] 韩永燕，王静，任锦芳，等.西安三级甲等教学医院临床一线医护人员临床决策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安徽医药，2024，28 （3）：631-636.

[6] HAN Y Y， WANG J， REN J F，et al.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of clinical frontline medical staff in Xi’an grade a teaching hospital［J］.Anhui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Journal，2024，28 （3）：631-636.

[7] 王妮娜，李亚静，石曌玲，等.三甲医院护士临床创新能力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2024，9（1）：53-56.

[8] WANG N N， LI Y J， SHI Z L，et al.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quo of clin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nurses in tertiary hospitals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J］.Clin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2024，9（1）：53-56.

[9] 刘晓娜，潘红英.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进展［J］.中华护理杂志，2018，53（6）：735-739.

[10] NIBBEL INKC W， BREWER B B.Decision making in nursing practice：an integrative literature review［J］.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18，27（5）：917-928.

[11] 刘彦芝.个人—组织匹配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调节中介模型［D］.西安：西北大学，2020.

[12] LIU Y Z.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job performance：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D］.Xi'an：Northwest University，2020.

[13] 倪平，陈京立，刘娜.护理研究中量性研究的样本量估计［J］.中华护理杂志，2010，45（4）：378-380.

[14] JENKINS H M.A research tool for measuring perceptions of clinical decising making［J］.Journal of Professional Nursing，1985，1（4）：221-229.

[15] 何敏毅.工作经验、自我效能及元认知对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的影响［D］.广州：南方医科大学，2008.

[16] HE M Y.The effects of experience，self-efficacy and meta-cognltlon to nursing clinical decismn-making［D］.Guangzhou：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2008.

[17] SCOTT S G， BRUCER A.Decision making style：the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of new measure［J］.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1995，55（5）：818-831.

[18] 董俊花.风险决策影响因素及其模型建构［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6.

[19] 陈悦 ．急危重症科低年资护士护理临床决策能力培训方案的构建［D］.苏州：苏州大学，2020.

[20] CHEN Y. Construction of a training program to improving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for junior nurses in critical care［D］.Suzhou：Soochow University，2020.

[21] 贾慧，李春梅，王贺，等.湘西地区急诊科护士护理临床决策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J］.全科护理，2022，20（19）：2707-2710.

[22] 李亚敏，宋丽莉，韩翠存，等.助产士临床决策意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18，53（12）：1482-1487.

[23] LI Y M， SONG L L， HAN C C，et al.The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dwives’ wareness on clinical decision-making［J］.Chinese Journal of Nursing，2018，53（12）：1482-1487.

[24] 陈琳霞，黄林玲，钱小芳.精神科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护理管理杂志，2021，21（1）：59-62.

[25] CHEN L X， HUANG L L， QIAN X F.The current statu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consciousness on psychiatric nurses［J］.Journal of Nursing Administration，2021，21（1）：59-62.

[26] 谷晓玲，魏洪悦，邹萍，等.护理实习生自主学习能力与评判性思维能力、临床决策能力的相关性研究［J］.当代护士（下旬刊），2020，27（12）：13-16.

[27] 乔晓婷，庄一渝，隋伟静，等.ICU护士临床决策能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护理与康复，2022，21（12）：5-10.

[28] QIAO X T， ZHUANG Y Y， SUI W J，et al.Present status of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for ICU nurses and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iactors［J］.Journal of Nursing and Rehabilitation，2022，21（12）：5-10.

[29] POLAT S， KUTLU L，AY F，et al.Decisin-making styles，anxiety levels，and critical thinking levels of clinical worker［J］.Japan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2019，16（3）：309-321.

[30] 耿玉芳，周利华，王维利.护士长决策风格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杂志，2021，36（3）：60-63.

[31] GENG Y F， ZHOU L H， WANG W L.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d nurses’decision-making style［J］.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2021，36（3）：60-63.

[32] OKOL I J， WATT J.Crisis decision-making：the overlap between intuitive and analytical strategies［J］.Management Decision，2018，56（5）：1122-1134.

[33] RUZSA G， SZEVERENYI C， VARGA K.Person and job specific factors of intuitive intuitive decision-mak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results of a sample survey among Hungarian physicians and clinical worker［J］.Health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Medicine，2020，8（1）：152-184.

[34] BRUINE D E BRUIN W， PARKERA M，et al.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dult decision-making competenc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7，92（5）：938-956.

[35] MARINO M A， ANDREWS K， WARD J.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at the bedside［J］.Nursing Clinics，2020 55（5）：29-37.

基金资助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养老护理员技能网络培训及信息管理平台的研发和利用”(2022JM-597)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正念减压疗法在护士压力和睡眠质量中的应用研究”(2023-JC-YB-806)

西安培华学院校级科研国家项目培育专项(PHKT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