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的社会困境：医务社工介入跨性别儿童青少年多学科联合诊疗案例研究

The social dilemma of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case research on medical social workers’ intervention in multidisciplinary joi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transgende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摘要

跨性别儿童青少年（跨儿）在性别认同和表达过程中面临严重的社会困境，阻碍该群体寻求合理及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在平权视角及社会困境理论框架下，通过对在某院跨性别多学科（MDT）门诊寻求医务社工帮助的跨儿进行访谈，揭示出在传统“二元性别”体制下，跨儿社会包容性及基础设施不足，导致该群体在性别表达和性别认同过程中同时遭遇“社会陷阱”和“社会藩篱”两大社会困境。具体表现为，跨儿的社会性别选择常导致集体非理性反应和性别惩罚，影响其获取合法有效的诊疗服务。为此，研究团队运用批判性方法论，构建医务社工参与的跨儿多学科联合诊疗路径，并验证该路径在合理化跨儿及其家庭自身需求、缓解其在性别认同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和社会适应问题、培养所在家庭多元对话环境、提升自我效能和社会参与度等方面有显著干预效果，以期为社会困境中的跨儿群体提供帮助，助力其权益纳入儿童友好指标体系，提升全社会对跨儿群体的包容和理解。

Abstract

The transgende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CAs） face serious social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which hinders this group from seeking reasonable and equal rights to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qual rights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dilemma， by interviewing TCAs who seek help from medical social workers in a hospital’s multi-disciplinary transgender clinic， this paper revealed that under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binary gender”， TCAs lacked social inclusiveness and infrastructure， which led to the two major social dilemmas of “social traps” and “social barriers” encountered by this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gender expression and gender identity. Specifically， the social gender selection of TCAs often leads to collective irrational reactions and gender punishment， preventing their legal and effective medical services. To this end， the research team used critical methodology to construct a joint disciplinar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ath for TCA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edical social workers， as well as verified that the path has significant intervention effects in rationalizing the needs of TCAs and their families， allevia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social adaptation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gender identity， fostering a diverse dialogue environment in their families，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ir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o provide assistahce to the TCAs groups in social difficulties， assisting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be included in the child-friendly indicator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whole society’s tol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for TCAs group.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跨性别儿童青少年 / 性伦理 / 社会困境 / 多学科联合诊疗

Key words

transgende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sexual ethics / social dilemma / multidisciplinary joi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0　研究背景

跨性别（transgender）是一个用来描述个人的性别认同与其出生性别不一致时的术语^［1］，国内也用易性症（transsexualism）作为跨性别子概念开展针对性研究，其内涵包含性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由于出生性别和性别认同的差异而引起的一种严重的痛苦或不适）、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某人性别的外在表现，包括姓名、代词、衣着、发型、行为、声音或身体特征）、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一个人内在的性别意识）、过渡（transition，激素、手术、社会干预等过渡中的各个过程）、出生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性别不符合（gender nonconformity）、性别取向（sexual orientation）^［2］。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调研显示，跨性别儿童青少年下称“跨儿”在人群中占比约1.2%~2.7%；易性症（男转女）与易性症（女转男）的比例，在儿童中约为2∶1到4.5∶1；在青少年中，比例与儿童几乎相等^［3］。

国际上最早对于跨性别研究始于性伦理学范畴，通常涉及性别认同、性取向、性关系等议题，可追溯到20世纪初德国的性科学研究所^［4］。20世纪中期美国心理学家Alfred Kinsey出版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系统探讨“社会性别”中性别表达多样性和连续性的相关议题，研究视角从医学及哲学层面转换至社会层面，成为平权视角引入跨性别探讨的代表性事件^［5］。2019年有学者对中国32个省市跨性别者的自杀、自伤、生育选择进行了深入调研，这意味着跨性别群体遭遇的社会困境^［6］得到了学界的正式关注。2022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出版国内首个《中国易性症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7］。

通过对现有文献分析，发现关于该问题研究存在如下特点：①对跨性别儿童青少年群体的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探讨不足；②对该群体在性别认同、性别表达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困境及其背后存在的影响因素探讨不足；③缺乏有效干预机制；④缺乏测量该群体社会功能指标数据（自我效能感、社会参与度、生活质量自评等）。此背景下，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务社工自2021年起参与儿童青少年跨性别多学科联合诊疗。截至2023年底，服务80余例跨性别儿童青少年及家庭。本研究为性伦理案例研究，旨在从平权视角，演示跨性别儿童青少年在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困境，分析其背后结构化影响因素，构建中国医务社工参与跨性别儿童青少年多学科联合诊疗实践路径。

1　研究方法与设计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系性伦理案例研究，研究对象为咨询跨性别MDT门诊并主动寻求医务社工帮助的跨性别儿童青少年，代号小c，案例中涉及的社会大众用代号P表示。

1.2　研究设计

本研究在平权理论^［8］及社会困境理论^［9］视角分析研究对象在性别表达及性别认同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困境，及其背后存在的结构化因素；运用批判性方法论（Critical Social Work Methodology）^［10］、实践导向方法论（Practice-based Approach）^［11］构建其干预策略，随访分析干预成效，尝试构建本土医务社工介入跨性别青少年儿童多学科联合诊疗的有效路径，提出性别认同友好倡议。

1.3　数据收集与分析

1.3.1　文献综述法

用中文关键词“跨性别”OR“易性症”OR“跨儿”OR“性别焦虑”OR“性别表达”OR“性别认同”AND“社工”OR“社会工作”OR“青少年”OR“儿童”在中国知网、中国万方、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搜索；用英文关键词“transgender*”“transsexualism*”，“TGD”AND “social work*”“clinic social work”“medical social work”在web of science、JSTOR数据库搜索。

1.3.2　半结构化访谈法

访谈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采用中文进行访谈，访谈均不采用录音形式，在研究对象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文字记录，并采集线上访谈聊天记录。访谈问题如：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具有跨性别特征，或者说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跨性别者？②对生理性别及社会性别有相关认知吗？性别表达的体验是什么样的？③性别表达时遇到了什么困境吗？又是如何解决的呢？④来就诊的期待是什么？或者说对家庭、学校、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有什么期待吗？如果给期待优先级排个序，会如何排呢？⑤想要跟我们单独谈，还是可以跟父母一起谈？

1.3.3　问卷调查法

采用自我效能量表、社交融入量表、一般焦虑自评量表测量研究对象在干预前后1月、2月数据；同时，通过访谈词条定性分析，分析实际干预过程中的细节、反馈以及跨儿及家庭的真实体验。

2　研究结果

2.1　病史资料

服务对象小c（化名），14岁，生理性别男，2023年因容貌焦虑、性别焦虑，主动至医院跨性别MDT门诊就诊2次。服务对象性格较为内向，自述很少主动和同学交流，学校里有1~2个关系好的朋友；服务对象成绩排名靠前，拒学，希望在家自学。家庭关系方面，服务对象为家庭独生子，与父母一起生活，母亲的支持和接纳程度高，父亲尚未完全接纳服务对象的跨性别情况。父母已经加入相关群体的家长群聊，对跨性别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2.2　跨性别儿童青少年在性别表达及性别认同过程中面临的社会困境分析

人类处在个人决策结果与他人决策结果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当个人因追求即时自我利益而损害其所在群体的利益，该特征便被称为“社会困境”，其实质是指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情景^［12］。社会困境总体分为“社会陷阱”（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相矛盾时，短期内对个体是奖赏行为，但长远来看对个体及集体都将带来惩罚的结果），以及“社会藩篱”（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相矛盾时，短期内个体决策会带来惩罚结果，但长远来看对个人与集体都会产生积极受益，属于一种反向陷阱）^［13］。

平权视角下，医务社工在访谈小c及其家庭时发现，研究对象在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过程中，同时遭遇“社会陷阱”及“社会藩篱”两大社会困境。

2.2.1　社会陷阱之索取困境（资源困境）所带来的药物滥用

研究对象自2023年起在跨性别相关网络群聊内自行购买并服用有关药物2月余，至医院检查发现睾酮水平下降、雌激素升高。研究对象表示，激素药物提供心理安慰，停止用药会引发焦虑情绪。

小c：“不敢跟爸爸妈妈讲，害怕他们会担心，所以自己在网上买的（药）。不吃会返雄，吃了会让我感觉好一点……我知道会有血栓的风险，所以不敢多吃。但是不吃又会焦虑。”

研究对象多次表示，知晓私自使用激素药物的风险，但无法控制自身用药行为。

小c：“知道（危害），可能会对心血管有危害，有血栓风险，但无所谓。”

由此可得，小c在性别表达过程中存在明显性别焦虑及容貌焦虑，因而做出的个体非法购买药物的抉择，短期内或可改善其作为跨性别儿童青少年个体的性别焦虑，缓解因索取困境（资源困境）带来的心理危机，但长期来说，药物滥用会带来药物副作用，以及不可逆的器官变化（例如乳房变大）。

另一方面，研究团队在访谈中发现，研究对象母亲从发现研究对象私下用药后，经历了迷茫－担忧－隐瞒－阻止－妥协五个阶段。

小c：“你们（医院）又不能给我开激素，我找你们干嘛？还不如问那些小姐妹。”

小c母亲：“他经济自由，我们也不敢太控制他用钱。现在买药这个事好像很方便，管都管不住。”

小c母亲：“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根本不懂这是什么药，问了医生之后也不懂他为什么要吃这个药。我说你买这个干嘛，他说以为没有了，要了钱自己去买。”

由此可得，小c私自用药的做法，并非个别现象，而是群体选择。短期来看，跨儿朋辈群体在性别表达上给予情感支持，但长此以往跨儿群体或对正规、合法诊疗体系失去信任，影响该群体有效医患关系，从而导致其逐渐脱离正规诊疗体系，助长非法药物购买渠道的商业模式，以及助长假药、劣药的生产销售。

2.2.2　社会藩篱之一：个体与家庭诊疗期待差异化带来的背叛行为

在社会藩篱领域里，适当性模型关注情境因素及其主观解释，强调“人是有限理性”，个体行为抉择常取决于其感知到的社会规范^［14］。在访谈中发现，跨儿容貌焦虑具有显著个体化特征，而个体与家庭在治疗期待上存在显著差异。

小c容貌焦虑自评值高于8分，行为表征为不敢照镜子，自述不记得自己长相，沉默寡言，否认外界对自身外貌评价等。

小c：“我不想看到自己的胸部，生殖器，喉结，体毛，骨节……我觉得自己长得好丑，我也不愿意听见自己的声音，所以讲话声音越来越小，后来就变得不爱讲话了……我不记得自己长什么样子，很久没照镜子了，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会很快瞟一眼……”

容貌自评出现逃避、否认、拒绝状态。

小c：“我爸爸妈妈说我长得特别好看，别人也这么说。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听到这种话（说我长得特别好看）。那个人好像不是我。”

极端行为，比如拔毛、剃毛，然后吞咽。

小c：“我不喜欢自己的体毛，咽下去才能‘消灭’它。”

然而，小c家庭对干预期待则选择保守，并期待“扭转治疗”。

小c父亲：“我觉得他还小，他就是我的儿子，而且长得这么好看。我们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帮助他正确认识他的长相，治好他的负面情绪。”

从社会互依理论来看，以上言论可得，小c个体抉择与其家庭抉择均具有明显个人取向（偏好最大化自己的结果），短期来看不但互斥，更因为家庭抉择背后有传统性别规范及中国家长制规范的推动，加剧了小c在性别表达时遭遇惩罚结果，从而导致了小c的自伤、自杀、自残、药物滥用等相关背叛行为，也导致了现阶段的家庭分裂。

然而，研究团队进一步访谈其诊疗期待时发现，无论是小c用极端性别表达手段改变容貌、改变性别，还是其家庭期待“扭转治疗”，都是为了跨儿及其人际关系发展效益最大化，长期来看，两者抉择均属于偏社会取向。但其中的确存在阻碍其达成长期效益抉择的结构化因素，例如传统性别认知、家庭文化氛围、重男轻女思想等。

小c：“我不想死啊，我想去上学的，但是我不想再留着短发去啊，我也不想在体育课的时候被分到男生组。”

小c母亲：“我就是担心他私下吃药的事情。其实他长得很好看的，但是他自己不认为。我不希望他作出以后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吃药这个事不可逆，我很担心。”

小c父亲：“不能一直不去上学。”

2.2.3　社会藩篱之二：“性别二元论”带来的性别惩罚及多元性别认同倡导遭受的非议

“性别二元论”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上仅划分出男性与女性两种二元性别，这是一种社会界限的概念，造成对于跨性别者的无知^［15］。小c明确表示，其突破二元性别论所作的性别表达，正在遭遇性别二元论带来的性别惩罚。而生活在二元论情境中的研究团队本身，在评估小c性别表达需求时也面临世界观悬置的挑战。

据小c及其照护者阐述，小c厌恶校园教育环境及同学关系，因此休学在家超过1年。

小c：“不记得了。应该是不喜欢参加男女分组活动的体育课，或者是听别人叫我‘帅哥’/‘美女’感到很不舒服的时候，还有爸爸妈妈叫我‘儿子’/‘囡囡（女儿的意思）’的时候。哦，对了，开学前我必须把头发剪短，还有，我洗澡的时候，室友为什么不能去阳台上待会儿……”

研究团队医务社工通过小c的干预实践路径，进行跨儿此类“边缘群体”权利倡导，在推动反歧视政策和倡导包容性教育方面，获得了一些社会反馈。

P1（社会大众）：“你们要把青少年带（引导）到哪里去？！”

P2（社会大众）：“第一次知道跨性别儿童存在，谢谢科普！”

P3（社会大众）：“前两天团队成员编辑微信，一不小心把小c称呼为‘志愿者哥哥’，我们马上把微信撤回来了，改成了‘志愿者小老师’。”

研究团队尝试了多元性别认同倡导，提升对个体跨性别的承认和包容，短期来看，确实遭受一些社会非议及舆论；但长期来看，在社会倡导之下，对跨性别儿童青少年群体的接纳和包容，有利于提升社会对该群体社会性别的包容度，构建性别友好社会体系。

2.3　社会困境视角下实践导向的干预路径及成效评估

2.3.1　目标及干预方案

医务社工通过设定干预目标：①提升小c性别探索素养；②挖掘小c家庭共性需求以提升家庭内部动力；③提升小c社会参与度及自我效能感；④社会协商及倡导，将持续性干预计划融入整个MDT诊疗方案（见表1）。

2.3.2　成效评估

①效能自评及社会融入有所提升，焦虑抑郁程度未见明显改善。

社交融入程度评估：采用社交融入量表，在2个月个案干预前后，对小c在学校和社交场合的融入程度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小c社交融入得分明显优于2个月前门诊测量值。

自我效能评估：采用一般化自我效能评估量表（GSE）、性别身份自我效能量表（GIS）、社交自我效能量表（SSE）进行数据收集及分析，在2个月个案干预前后，小c的自我效能感总分明显提升，“社交决策”分值处于高水平。

然而，根据小c照护者观察报告反馈，小c社交性别表达方向明确，社交参与度提升，但抑郁情况未见明显改善。

小c家人：“这几个月我看她的状态持续好转。目前社交参与度还是可以的。”

小c家人：“现在自己在缝衣服呢，漫展上要用。”

小c家人：“最近在上××课的时候，做了量表显示重度抑郁。我们看她状态是持续好转的，但不清楚为什么量表数据是这样。”

②跨儿身份认同建构。

医务社工通过提供积极的性别认同支持，帮助小c更自由地表达和建构自己的性别认同。家庭和儿童的反馈强调了这一干预的积极影响。

小c：“好像焦虑情绪比前段时间好了很多，我也还在探索。跟（志愿服务平台的）小朋友相处，我很轻松。今天锻炼了，做了40个俯卧撑。”

③社会支持网络及社会参与度改善。

医务社工通过资源链接，将小c转介至“梦想医学院”志愿服务平台，引导小c在安全环境下通过志愿服务、开放性对话探索有效社交关系，同时更进一步自我察觉，逐步平视个体身份。

小c母亲：“她已经报名做猫咪领养义工，还报名了××平台的××医务志愿者。”

P1（社会大众）：“今天人太多，小c来时，大学生们也在，小c依然在这么多人的环境下，情绪平稳，给孩子们画了心脏结构，还指导了认识药品的孩子找药品，还和我交流了好一会，还说也要向小宁（化名）这样，做个课件来给孩子们互动。还立马在网购平台上选了扩音器和折叠的白板、白板擦、白板笔，说下次带来，捐赠给我们了。”

P2（社会大众）：“她提前15分钟走的，她来和我说太热了，想先回去了！我觉得她有变化，之前她又没有和我怎么交流过，但是今天和我交流了好一会。”

④家庭多元思维及多元对话环境培养。

医务社工积极介入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教育，促使家庭更好地理解和支持跨性别儿童的性别认同。

小c父亲：“接纳二字写起来很容易，但要真的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小c母亲：“（我们）能慢慢理解，你们（医务社工）的表达方式也让我受益匪浅。”

小c母亲：“她要不要做女孩，我觉得都不重要了，只要她能正常交往就行！”

3　讨论

3.1 跨儿社会困境重点关注性别表达、性别认同两大议题，平权视角为跨儿医学伦理提供批判性思路

已有研究从医学伦理角度解读，表示跨性别者的需求表达聚焦“强烈而持续的内在性别体验与出生生理性别不一致，为了能够以体验性别生活或被接纳，常常渴望通过激素、手术或其他医学治疗使身体与体验性别一致”^［16］。在本案例中，医务社工将平权视角引入干预路径，在评估小c需求时，拒绝预设小c包含身份、身份认知、身份表达取向，从小c自身作为跨性别者的经历以及对于其本身对跨性别认知中，提取个性化需求；同时，包容小c因隐私要求与照护者分开谈话的需求，给予小c与其照护者相对平等的机会作完整故事叙述。该情境下，据小c及其照护者表示，小c表现出来的私自用药，以及因容貌焦虑而极度渴望性别置换这些行为表征，均验证了已有研究中对跨性别群体的医学诊断。

另外，研究结果还发现，医务社工通过“奇迹问题”^［17］将小c的性别表达、性别探索需求置于特定社会情境，发现小c在微观、中观、宏观不同维度的个体抉择表现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惩罚结果。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能够较多满足跨儿性别表达、性别探索的情感需求，例如照护者的积极回应、包容的谈话环境、提供诊疗支持。但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儿在校园乃至社会等更为中观、宏观环境时，其性别表达及性别认同依旧被“集体非理性”所限制，且伴随较高的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及应激行为。小c拒绝参加男女分组体育课、对学校要求理发的校园规则表现消极、厌恶校园教育环境，均表现为这一点。

对此，研究团队假设：①跨儿遭遇社会困境具有情景化、阶段化特性，尤其体现于性别表达、性别探索两大议题。②跨性别儿童青少年对家庭的熟悉及依赖，为其在性别表达、性别探索上的需求弹性创造优势条件，该环境可作为优选起点并尝试较为大胆的治疗方案。③跨儿对校园的渴望及未知，本身存在自我矛盾，这一矛盾感与跨儿极度渴望在校园中尝试跨性别表达，却未有详细计划或者伴随低恢复力（因此导致拒学、失学、自杀、自伤等），保持一致性，该发现可为诊疗团队权衡风险时提供参考。

3.2　医务社工融入跨儿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为社会困境中的跨儿群体提供帮助

刘娜等在《易性症的多学科评估与诊疗研究进展》一文中明确指出易性症的评估涉及社会支持系统和职业功能^［18］，诊疗层面关注其人际关系、家庭内部协调性和支持度、社会联结^［19］，这意味着现代生物医学模式引入了社会医学维度，也表明医务社工在跨儿诊疗方案中提供服务具有合理性和专业性，也显示了医务社工视角为跨儿社会困境提供更多出路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体系中，医务社工在跨性别群体多学科诊疗队伍中，如何有效提供社会困境出路的角色和分工并未明确。例如有学者将社会维度的评估诊疗单向归于心理治疗，又比如中国出版的《中国易性症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绘制的“易性症多学科诊疗流程”中，虽包含“心理治疗（包括现实生活体验）”，但未提实施路径。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跨性别青少年MDT中尝试引入医务社工干预机制，这为评估跨儿个性化需求、需求衍生的社会困境、制定实践导向干预机制、提出社会倡导提供了新的干预路径（图1）。

医务社工介入下的多学科诊疗体系通过为小c等跨性别青少年群体提供家庭提供个性化服务机制、将跨儿在学校、社会三大维度层面的需求、遭遇社会困境、风险、所需资源、激励和反馈等内容，作精细化评估。同时，医务社工建立的线上线下随访机制第一时间将跨儿动态评估信息反馈给MDT团队。医务社工将医疗团队专业深奥的医学术语转化成跨儿及家庭能理解的话语。医务社工还链接社会各类资源（例如志愿服务平台、学校社团、家庭医生等）为跨儿切实提供回归康复、社会融入平台。此外，医务社工倡导达成跨儿平权社会共识。通过这样的措施，一方面为跨儿群体及家庭合理化自身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诉求，提供有效通路；另一方面，该多科学课诊疗体系的出现，打破了现有二元性别论下跨儿群体被误解现象，或可引起全社会对于跨性别群体刻板印象的反思。

3.3　跨性别社会包容性及基础设施有待提高，跨儿权益有待纳入儿童友好指标体系

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是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的必要前提，而社会不公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领域自由平等权利受阻，这往往是由于公民身份、种族、肤色、民族等不同而引发^［20］。该案例研究结果发现，小c遭受性别惩罚多在校园、社会等社交环境中，比如学校及公共场所未设立第三性别厕所、二元论宿舍、二元性别校园规则等，研究团队在其他跨性别儿童案例中均发现该共性问题。另一方面，在医务社工开展跨儿权益保障社会倡导过程中，依旧存在“跨性别误解”反馈。这表明，现阶段跨性别的社会包容性及基础设施有待提高。

2024年1月25日上海印发《上海市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指引（试行）》，政策精神为“全面贯彻儿童优先原则”“尊重儿童心声”“保障儿童权益”^［21］，充分表明了国家及地方医疗政策将儿童视角引入现有诊疗体系；政策中明确指出“充分考虑儿童群体的特殊性”，为跨儿平等享有儿童友好医疗服务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然而，据研究对象叙述，在寻求跨性别专科诊疗及医疗服务过程时遭遇困难，自我妥协策略为转而咨询精神科、心理科或第三方非正规机构，而跨儿激素药物滥用也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这表明，跨儿医疗友好有待纳入整体儿童友好体系，亟须建立更包容、针对、具体的指标。

4 结语

本研究从性伦理范畴探究跨性别儿童青少年群体，聚焦跨儿在性别探索、性别表达方面的社会困境，以及分析其背后影响因素。从跨儿本身跨性别的经历以及自身对于跨性别的感知出发，通过叙事，浅探跨性别青少年人群画像。并探讨跨儿遭遇社会困境的实际应对原则及措施。从实际案例出发，分析跨儿在性别表达及性别认同过程中，同时遭遇“社会陷阱”及“社会藩篱”两大社会困境，为跨儿多学科联合诊疗提供社会层面考量依据。同时，引入医务社工视角，通过社工干预实践，探索了跨儿多学科诊疗中，社工参与的必要性，同时界定了医务社工在其中的角色分工及参与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系案例研究，提出干预路径是基于案例探索性研究得出的，尚需对跨儿遭遇社会困境置于宏观维度进行概念化，并采用大规模实证研究检验该干预路径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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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重点发展项目(疑难重症诊治中心子项目号 EK2022Z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