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大学生生命态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Investigation of life attitude and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ghai

摘要

目的 调查上海市大学生生命态度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加强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参考。 方法 基于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自杀意念问卷、亲子亲密度量表和心理弹性量表对912名上海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 上海高校大学生父子亲密度、母子亲密度、心理弹性得分分别为（2.79±0.85）（3.10±0.43）（2.70±0.94）分；生命意义感和自杀意念得分分别为（4.93±1.03）（1.69±0.72）分。不同年龄、年级、户籍性质组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和自杀意念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父子亲密度、母子亲密度、心理弹性得分对生命意义感得分存在正向预测效用（β＝0.11、0.13、0.49，P<0.05），对自杀意念得分存在负向预测效用（β＝-0.14、-0.08、-0.19，P<0.05）。 结论 年龄较大、高年级、非本地户籍大学生是生命教育的重点关注人群，促进亲密家庭关系和父母协同养育的实现，以及提升个人心理弹性，可能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积极生命态度。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ife attitude of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ghai，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life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Based on the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912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ghai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the Parent-child Closeness Scale， and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Results The scores of father-child closeness， mother-child closenes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ife mean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was （2.79±0.85） （3.10±0.43） （2.70±0.94） （4.93±1.03） （1.69±0.72）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life meaning and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ages， grades，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groups （P<0.0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father-child closeness， mother-child closeness，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ad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the score of life meaning （β=0.11，0.13，0.49，P<0.05），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the score of suicidal ideation （β=-0.14，-0.08，-0.19，P<0.05）. Conclusion Older， senior， and non-loc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key groups to focus on in life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lose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al collaborative parenting， as well as enhancing personal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may help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life attitudes.

关键词

亲子亲密度 / 心理弹性 / 生命态度 / 高校大学生

Key words

parent-child closeness /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 life attitude / college student

大学生群体处于认知发展的过渡阶段，受高强度的学习求知压力、严峻的就业形势、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来自外部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压力的综合影响，诱发了诸多心理问题甚至健康危险行为，成为生命教育领域的重点关注人群^［1］。尤其是自杀，作为导致当前大学生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已变为一项重大公共卫生和社会伦理问题，也折射出部分大学生对生命的漠视态度以及当前生命教育的不足^［2］。生命态度是个体关于生命和死亡等问题的认知和看法，深刻把握青年大学生的生命态度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着力加强生命教育，对培育大学生的积极生命认知和发展健康的生命行为具有积极作用^［3］。研究^［4］表明，与重要他人建立亲密感和联结感是个体的基本需求，这种需求满足与否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水平和行为方式。大学生群体尚未步入社会，与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模式和关系相处构成了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联结。温暖亲密的家庭关系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降低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风险^［5］，而冷漠的家庭关系和严苛的教养方式则是大学生问题行为和自杀倾向的重要危险因素^［6］。且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家庭结构、分工模式及居住安排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带来的家庭关系改变也使得家庭关系问题及其对当代青年大学生认知和行为的影响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和其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7］，且心理弹性还对中学生群体的自伤行为和自杀意念也存在负向预测作用^［8-9］。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面对丧失、困境时的应对和心理修复能力。对于大学生而言，作为家庭成员，客观上总是处于一定的家庭结构和关系互动中，其对生命的态度看法受不同家庭关系的塑造和影响；而作为个体，更需要拥有内在的自我复原力，使自己能在应对诸如家庭关系问题和生命中其他挑战时，有着更强的承受能力，能谨慎对待生命问题，尽快修复状态和避免陷入极端。综上，本研究以上海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个人所处家庭关系亲密度和内在心理弹性两个维度考虑，讨论其与生命态度的相关关系，以期为把握该群体的生命态度现状，进行生命教育和培育积极生命价值观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课题组于2024年1月1日至3月1日期间，在上海杨浦、闵行、松江、奉贤、浦东主要大学城所在区，随机各抽取2所高校，共计10所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总计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12份，有效回收率为91.2%。其中，男性448例（49.12%），女性464例（50.88%）；平均年龄（21.80±3.22）岁，20岁及以下组228例（25.00%），21~23岁（不含）组267例（29.28%），23~25岁（不含）组199例（21.82%），大于等于25岁组218例（23.90%）；大一组234例（25.66%），大二组207例（22.70%），大三组224例（24.56%），大四组247例（27.08%）；本地户口415例（45.50%），非本地户口497例（54.50%）；独生子女470例（51.54%），非独生子女442例（48.46%）。所有调查对象在调查前均了解本次调查目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了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伦理批号为南医大康伦审〔2022〕1号。

1.2　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自编《一般信息调查表》，收集上海高校大学生性别、年龄、年级、户籍性质、独生子女情况等信息。

1.2.2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Steger^［10］编制、王鑫强^［11］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测量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水平。量表共10条目，包括生命意义寻求（MLQ-S）和生命意义体验（MLQ-P）两个分量表各5条目。前者指个体积极寻求人生意义程度，后者指个体目前所体验和认知到的生命意义程度。采用7级评分（1~7分），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7分表示“完全同意”，分越高，表明生命意义感越高。本研究中，量表总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2.3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

采用王学志等^［12］修订的自杀意念自评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PANSI）测量大学生自杀意念水平。量表共14条目，包括积极自杀和消极自杀两个维度，积极自杀意念反向计分；5级计分（1~5分），1分表示“从未如此”，5分表示“一直如此”，量表得分取各条目得分均数（1~5分），分越高表明自杀意念越强。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是0.87。

1.2.4　亲子亲密度量表

采用张锦涛等^［13］修订，由Buchanan^［14］编制的亲子亲密度量表（parent-child closeness scale，PCCS）测量大学生与父亲母亲分别的亲密度。量表共9个项目，采用5级计分（1~5分），1分表示“完全不符合”，5分表示“非常符合”，分越高代表与父亲或者母亲的关系越亲密。本研究中两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0.91、0.93。

1.2.5　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Connor-Davidson 2003年编制、于肖楠^［15］2007年修订的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测量大学生心理弹性水平。该量表共25条目，包括自强、乐观、坚韧3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0~4分），1分表示“从来不”，4分表示“一直如此”，量表得分取各条目得分均数（0~4分），分越高，表明心理弹性水平较高。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84。

1.3　质量控制

本研究依托问卷星平台中生成调查问卷二维码和在线链接，由课题组事先进行填写以及时发现更正问卷问题。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事先与目标高校教辅人员沟通，充分说明调查目的并委托其将问卷发放给本校在读大学生填写。大学生可通过微信扫码或点击链接方式填写。

1.4　统计处理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表示；计量资料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变量间相关性研究采用相关性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高校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和自杀意念的相关因素。

2　结果

2.1　亲子亲密度、心理弹性、生命意义感、自杀意念得分情况

大学生父子亲密度、母子亲密度得分分别为（2.79±0.85）（3.10±0.43）分，心理弹性得分是（2.70±0.94）分，生命意义感得分（4.93±1.03）分，自杀意念得分为（1.69±0.72）分。相关性分析显示（见表1），父子亲密度、母子亲密度、心理弹性与生命意义感得分显著正相关（r=0.62、0.39、0.87，P<0.01），与自杀意念得分显著负相关（r=-0.33、-0.28、-0.32，P<0.01）。

2.2　不同特征大学生亲子亲密度、心理弹性、生命意义感和自杀意念比较

不同性别、年龄、年级、户籍性质大学生的父子亲密度、母子亲密度、心理弹性、生命意义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女性、年龄较大、高年级、非本地户籍组得分较低；不同独生子女情况高校大学生的父子亲密度、心理弹性、生命意义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独生子女组得分较低；不同年龄、年级、户籍性质情况高校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年龄较大、高年级、非本地户籍组大学生得分较高。具体见表2。

2.3　亲子亲密度、心理弹性对生命意义感和自杀意念影响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以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自杀意念得分为因变量，建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父子亲密度、母子亲密度、心理弹性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和自杀意念的影响。第一步纳入性别、年龄（连续变量）、年级、是否独生子女、户籍性质变量，对性别、年级、户籍性质、是否独生子女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第二步纳入父子、母子亲密度得分；第三步纳入心理弹性得分。结果发现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不断增加，模型解释力不断增强。相对于大一年级学生，大二、大三、大四年级学生生命意义感较低，且大四年级学生自杀意念较高（β<0.01），父子亲密度、母子亲密度、心理弹性得分对生命意义感得分存在正向预测效用（β＝0.11、0.13、0.49，P<0.05），对自杀意念得分存在负向预测效用（β＝-0.14、-0.08、-0.19，P<0.05）。见表3。

3　讨论

3.1　年龄较大、高年级、非本地户籍大学生是生命教育的重点关注人群

本研究发现，上海高校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得分是（4.93±1.03）分，略低于田一迪等^［16］对于高校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的研究；自杀意念得分为（1.69±0.72）分，和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17］。在高校校园中，差异化的成长环境、不同程度的学业就业压力、多方面的人际关系处理难题，加上来自校园外部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使得部分大学生可能会产生迷茫情绪和对生命的困惑，甚至萌生放弃生命的意图和行为。此外，高校大学生也处于认知发展关键期，对外界反应易感性较高，尚不能清晰认知自身的行为后果，容易在遇到应激情况时无法控制情绪和冲动行为。尤其是上海这样以高竞争、快节奏的大城市中，大学生可能面临更高的学业就业压力、生活成本和社会期待问题，同时人际沟通机会也有限，这些都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生命意义感水平和面对挫折时候的心理状态。此外，本调查发现，年龄较大、高年级、非本地户籍学生生命意义感得分较低且自杀意念水平相对较高。提示该人群是高校生命教育的重点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的自杀倾向也随之上升，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更多的成长问题、大学生涯矛盾积累等因素导致压力和负面情绪激增。高年级大学生尤其是大四年级学生的自杀意念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高年级尤其是毕业生，面临着学业、就业和未来发展多方压力交织的同时，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外部环境冲击，很容易出现负面情绪和酿成漠视生命的行为。相对于本地户籍，外地来沪大学生，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可能存在经济压力、适应性等问题，进而催化不良情绪和危险行为。因此，建议相关部门重视大学生生命伦理教育，关注生命教育的弱势群体，深刻把握高校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缺失原因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3.2　亲子亲密度是影响高校大学生生命态度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亲子亲密度两个维度均正向预测上海高校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并负向预测自杀意念，表明亲子亲密度程度越高，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越高，自杀意念水平越低，这和相关研究结论较为接近^［18］，进一步验证了家庭关系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也证实了家庭关系亲密度、父母情感关照对提高生命意义感和降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积极意义^［19］，而父母的情感忽视则会导致个体更可能出现情绪问题和自伤行为。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中，家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个体社会化最初和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家庭的基本环境和结构、父母教养方式以及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情况，构成了个体独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塑造个体对自我存在的认知以及对未来自我的期望。此外，本研究结果还发现，相对母子亲密度，大学生父子亲密度水平更低，但对于自杀意念的负向预测作用表现却更为明显。源于中国社会结构、社会性别差异和分工的影响，父亲相对于母亲，更多是打拼事业而疏于对家庭的照顾，在家庭分工上以经济投入为主，较少承担对子女的陪伴、照顾和心理支持，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父亲教养作用的缺失使得青少年在成长中与父亲的亲密度相对较低，并由此更加渴望父亲角色的回归。因此，有必要始终强调家庭亲子关系对个体积极生命态度的重要意义，有意识帮助学生学习挖掘有效亲子互动方式，尤其是注重家庭结构中父母的不同作用，推进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生命历程中。

3.3　心理弹性对培育大学生积极生命态度存在正向作用

研究还表明，心理弹性对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和自杀意念存在预测作用，提示可以通过增进心理弹性提高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和降低自杀意念，培育积极生命态度。心理弹性源自物理学中的弹性概念，用于解释人们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能有效适应和恢复到正常状态的心理特质。相关研究表明，每个人承受的压力都有一定阈值，阈值越高，抗压和心理弹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弱越轻。处于成长起步阶段的年轻大学生，难免遭遇类似于家庭情况、宿舍关系、学习压力、情感恋爱、实习工作等各方面问题和压力，也由此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而在面对这些问题和压力时，不同心理承受能力阈值的大学生会出现不同的应对方式并采取不同的行为。心理弹性较高的个体往往采用积极的应对策略来应对，这些策略包括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积极思考和情绪调节等，获得更高的生命体验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消极生命态度的产生。而心理弹性低的学生则有可能会因为超过个人承受能力区间而陷入崩溃，滋生对生命意义的否定和产生放弃生命的念头。高校大学生来自于不同的成长环境，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并在自己的认知水平上建构了对于这些经历的独特理解，由此表现出不一样的心理弹性水平。建议相关部门在进行生命教育时，一方面需要接纳大学生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关注心理弹性的作用，探索心理弹性水平在学生生命教育中的作用机制，充分发挥心理弹性在提升学生积极生命态度中的作用。

4　结语

本研究从外在家庭亲子亲密度以及内在心理弹性两个视角讨论了其对大学生生命态度的影响，提示在加强大学生生命伦理教育同时，有必要强调亲密家庭关系和父母协同养育的重要性特别是不能忽视父亲的沟通陪伴和心理关怀，同时也建议采取专业教育和训练来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进一步引导大学生度过韧性而有意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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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健康观下数字赋能公共心理服务的整合性供给研究”(23BJL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