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理论下医患沟通行为的合理化研究——以纪录片《中国医生》为例

Research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he documentary Chinese Doctors

摘要

医患沟通不仅是医疗行为的一部分，更是社会交往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即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视角出发，对纪录片《中国医生》中医患沟通行为的合理化要素进行研究后发现：合理的医患沟通是以医患双方的互主体性为基础，医方主体和患方主体围绕病情、诊治等客体对象展开平等互动；医患言语要遵循沟通的有效性要求，即以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为条件；应以理想的沟通情境为途径，实现自由理性对话，最终以实现理解和共识为导向，构建起和谐的医患交往关系。

Abstract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a part of medical behavior，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communicative action.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re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theory， namely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havior，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elements of rationalization in th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ehavior in the documentary Chinese Doctors. It was found that reasonabl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was based on the intersubjectivity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with the medical and patient subjects engaging in equal interaction around illnes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other objects； doctor-patient speech should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for communicative validity， which require authenticity， correctness， and sincerity as conditions；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hould take the ideal speech situation as a way to achieve free and rational dialogue， and ultimately should take understanding and consensus as orientation to build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关键词

交往行为理论 / 医患沟通 / 合理化 / 《中国医生》

Key words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 rationalization / Chinese Doctor

近年来，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主要表现为和谐的主流之中存在着不和谐的支流，如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纠纷形式多样化、医患双方容易出现信任危机等^［1］。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医患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医患沟通主要是指医患之间通过言语和非言语交流来分享信息、意义和感受的过程^［2］，是适应人们祛除疾病、维护健康的需求而产生的^［3］，本研究主要聚焦医患沟通中的言语交流。希波克拉底曾指出，医生有两种东西能治病，一是药物，二是语言。医患沟通作为一门语言艺术，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医疗质量、医疗效率和效益，而且已经成为解决医患冲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推动医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医患之间更合理有效的沟通机制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探究医患沟通的本质，进一步挖掘合理有效的医患沟通模式有其必要性。本研究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就交往主体关系界定、言语的有效性要求、理想的言谈情境三个维度对纪录片《中国医生》中的医患沟通行为加以阐释，从而探究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医患沟通行为的合理化要素，以期为实现有效的医患沟通提供相应的对策或建议，促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和“共治共享”的医患命运共同体。

1　理论述要与语料收集

在推动实现医患良性互动的社会背景下，医患沟通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中主要涉及语言学视角下的实证性研究以及社会学视角下的非实证性研究。前者主要基于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利用会话分析方法并结合具体语料，对医患沟通中的冲突性话语、会话打断、回声问等语言现象进行实证性考察；后者主要从社会学视角围绕医患角色、身份构建、医学人文等话题展开非实证性研究以了解医学社会的运行特点，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参考^［4］。已有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同时也留下了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比如，鲜有学者从交往行为合理化这一理论视角对医患沟通展开研究。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集西方思想界关于社会学理论以及语言哲学的新成果^［5］，能从不同维度为构建有效的医患沟通机制提供启示。

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社会的合理化问题，关键在于实现人的交往行为合理化，因为人们只有在合理化的交往中把握自主与归属的关系，才能找到一种合理的共同生活的方式^［6］。他指出，交往行为指人们的相互作用，以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它由具有约束力的经双方认可的规范所支配^［7］。交往行为发生在两个及以上主体之间，交往主体以语言为媒介，以沟通为取向，以实现相互理解和认同为目标。医患沟通是建立在医方和患方之间的互动行为，双方从各自所处语境出发，围绕病情、治疗、费用、服务等内容展开协商和讨论，以达成彼此间的共识。由此可见，医患沟通是一种交往行为，以哈贝马斯合理化交往行为的构成标准去分析医患间的沟通行为是可行的。根据交往行为理论，合理化的交往行为是交往主体以语言为媒介、以对话协商为形式、以理想的言谈情境为背景以达成主体间的理解和共识，这种行为的实现同时依赖于言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合理化的交往行为可以从交往主体、交往言语、交往情境三个要素的满足进行界定，这也是哈贝马斯对每一个有意发起并开展合理化交往行为的个人或组织的要求^［8］。医患沟通涉及的医患主体关系、言语沟通内容以及交流互动情境均可以在医患间的日常对话中观测到，因此可以以自然医患沟通场景为研究语料，从合理化交往行为构成要素着手构建研究框架，以展开医患沟通行为的合理化研究。

本研究语料采集于张建珍执导的以医护群体为主角的医疗人文纪录片《中国医生》。该片深入全国各地六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不同科室，聚焦普通人与医院最常发生交集的场景，通过跟踪拍摄一系列医患故事多视角呈现了医疗系统在国民生命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该片主要涉及18位最具代表性的医护人员，本研究对以上医护人员与患者间展开的对话交流进行收集和记录，并以此作为研究语料。本研究对象的样本量适中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交往主体关系界定：构建医患主体间性

就主体要素而言，哈贝马斯视域下的交往行为指的是两个及以上具有语言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整体上看，医患沟通中的交往主体主要包括医方和患方。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医方已由单纯的医务人员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全体机构和人员；患方也由单纯的患者扩展为与患者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具体包括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亲属、监护人员以及其所在的工作部门、单位等。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如果交往双方不能以自由、平等、自主的主体而存在，双方的交往关系就会被异化。异化的交往实际上是一种“虚伪交往”，即在交往活动中主体之间不存在交往的实质性的内涵和意蕴^［5］。现代医患沟通行为中时常出现这种异化交往现象。一方面，医方天然具有强势地位，掌握着话语主动权，在此过程中，患方容易被“客体化”，即医生和患者之间成为“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关系，患者为完全服从、被控制的一个客体。另一方面，患方却常常过于强调自身的主体地位，异化了医方和疾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将不理想的治疗结果完全归结于医方，比如在纪录片《中国医生》第一集中，某医生提道：“曾经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她家老爷子给害死了。我也不希望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征）发生。”可以看出，异化的交往关系往往造成医患之间难以进行合理有效的沟通，甚至形成医患纠纷。根据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主体间性是作为交往理性的前提而存在的，主体间性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化为主体间的交往关系^［9］。建构面向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是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本条件^［10］。在现代医疗关系中，医方和患方作为具有自主意识的人，都是独立的认知主体、生存主体、伦理主体和实践主体^［11］。医患双方虽然在知识水平、认知能力、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为了实现治疗疾病的共同目标，需要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相互认可，摆脱“一方将另一方归为客体”的尴尬局面或“一方主导”的不平衡性，构建医患互为主体的平等交往关系。如《中国医生》第四集中，医方和患方进行的术前谈话：

［例1］

医方：但是对于再生障碍性贫血来讲，没有什么特别。最重要的是让他植活。

患方：因为你们在国内算是绝对权威，就是脐带血这一块儿，因为我也了解过很多。

医方：要做移植的话，我们医生和（你们）患者及家属，实际上我们就变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患方：对！对！对！目的是一样的。

医方：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分工……最后成功肯定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关键的人是你，你有没有信心？

患方：有。

在交往范式中，建构医患互动的主体间性意味着医方与患方均被视作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交往主体，而原本维持彼此关系的健康与疾病则统归为二者需共同面对的客体^［12］。在此基础上，医患双方通过语言这一中介实现相互理解以达成共识。在例1中，医患双方在进行术前谈话时，医方明确地向患方表示医患双方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疾病是双方共同的敌人；患方在回应中也表示完全同意医方的说法。在这一沟通行为中，医方冲破了独白式的纯粹意识领域，通过言语表述直接地肯定了患方的主体地位，使得主体间性具备了真正的交流性。医患双方能够在相互沟通中承认彼此都是具有独立意识和自主活动的人，从而在实践层面成功地建构起主体间性。哈贝马斯坚信只要通过语言交流建立起主体间性，自我就处于一种人际关系当中^［13］。也就是说，医患双方通过这种沟通能够建立起平等对话关系，建立起一种相互协商性的、相互理解式的人际关系。

交互性是主体间性的基本特性之一，这意味着交往主体要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与作为互动参与者的自我建立联系，从参与者的视角作出反思^［13］。在医患沟通行为中，交互性的表现之一是医患之间进行双向协调以弥合主体间认知背景的差异，协调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医患主体在面对疾病这一客体时的认知差补缺和行为维护^［12］。在例1中，医患之间就疾病治疗存在认知差异，如果是从单一主体出发的沟通行为，当医方主体在对自己的认知行为进行表述时，不得不同时扮演被认知对象的角色，两个主体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立：一个是作为主体的认知主体，另一个则是作为客体的被认知的主体。而在主体间互动的前提下进行沟通，就可以避免因为上述对立而导致的分裂^［14］。在上述对话中，医方向患方分享关于疾病的专业性知识，患方也向医方分享自己对于疾病现状的了解。患方同医方一道成为交往行为的共同参与者，而不是单一地作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医患双方通过主动地进行双向协调可以达到对疾病治疗的一致性认知，这种交互性沟通能够有效避免医患主体间产生误解或冲突，有利于实现良好的医患互动。

3　言语的有效性要求：建构和谐医患话语

哈贝马斯指出：“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是把诸多互动连成一体，为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15］。”他强调依靠“话语”达成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共识。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或得到兑现^［16］2。言语的有效性要求具体包括真实性、正确性以及真诚性，这三种有效性要求是交往行为顺利达成的前提。

3.1　医患陈述事态的真实性要求

根据交往行为理论，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或陈述性内容，该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16］3。话语的真实性要求主要体现于描述性命题之中，此时言语主体进行的是一种记述式的言语行为，其对应着对客观世界中真实事态的说明。在进行言语沟通的过程中，医患提供的陈述性内容或展开的描述性命题主要表现为医方对疾病知识的解释、对病情或所需费用等情况的说明方面，也表现为患方对患者个人情况的描述、对自身家庭情况的说明等方面。如《中国医生》第九集中，手术前一天，患者及家属因对手术方案表示困惑而与医生进行的沟通：

［例2］

医方：因为她现在才16岁，所以我们做手术的话要考虑到她以后骨盆的功能。因为女孩子下蹲的机会要比男的多，包括上洗手间、以后结婚生育这些，所以这个骨盆我们不能给你固定住。尤其她现在16岁，所以（要有）良好的骨盆的旋转功能。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患方：能理解。

医方：不要把这个目光完全看在这个度数上面，这个度数我们从技术上来讲是可行的，但是它可能带来危害，通俗地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放心好了，没问题的。

患方：好，谢谢！

按照交往行为理论，陈述事态的真实性要求意味着交往行为的言语主体通过语言所描述的对象或表述的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没有进行虚构。交往行为主体通过对现实世界中客观实在的真实性描述，使对方能够共享陈述命题的内容。在例2中，面对患方对手术方案的困惑，医生依据客观情况解释患者作为女生有特定的生理结构和必要的现实需求，所以才要采取当前制定的手术方案。医生所说明的情况完全基于事实，符合客观实际，没有隐瞒、杜撰、夸张等行为。医生通过诉诸事实和经验获得了自己的陈述为真实的确定性，因而成功解答了患方的困惑。这种真实的陈述过程有利于赢得患方的理解和信任，从而提高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配合度。同时，在例2中，基于对疾病的深刻认识，医生向患方解释了选择另外的度数虽然技术上可行但可能带来危害，这种专业性知识的阐释进一步降低了患方的担忧，提高了患方的信任度。因为相较于患方，医方对疾病的认识更专业透彻，对治疗方案、可能出现的结果了解得更充分，所以医方对疾病本身、患者病情、治疗结果等信息展开的陈述性阐释能够有效提高患方对病情的认识，实现医患双方知识的对等。如哈贝马斯所言，在语言的认识式运用中，言说者自我表明了一个言语行为内在的义务，即提供根据^［16］65。所以，医方更需要高扬陈述的真实性要求，将相关知识准确全面、客观真实地传达给患方，帮助患方更充分地认识病情，更好地作出判断和选择。

3.2　医患实现认同的正确性要求

根据交往行为理论，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16］3。正确性话语要求的兑现体现于规范命题之中，此时言语主体进行的是一种调节式言语行为，其对应着社会世界中普遍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共同选择与认同。在医患沟通行为中，言语的正确性要求可以具体体现为医患双方在既定的职业要求、道德素养等社会规范下提供信息和服务以消除误解、实现认同等方面。如《中国医生》第四集中，医患双方就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进行的沟通：

［例3］

医方：毕竟移植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它有一定的风险。

患方：这个大手术我们了解过，确实是这样，能够理解。

医方：它有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过程中出现了所有的并发症，我们医生、护士都会尽最大的力量去处理的，但也有严重的并发症，有的时候，就目前的医疗的水平来看，是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

患方：关于风险，我们在网上也看了一些信息，我们都清楚。

言语的正确性要求首先意味着医患双方必须在社会普遍认同的规范要求下进行沟通和互动，这也是避免医患间产生误解、矛盾或冲突的必要条件。医疗比其他社会行为更为复杂，不理想的治疗结果可能会超出患方的预期，使患方难以承受进而造成对医方的误解或抱怨。因此，出于职业要求，医方需要对治疗的种种可能性作出说明以便患方提前做好心理预设，同时也能帮助患方选择最为合适的治疗方案。在例3中，医方的手术风险告知不仅是程序规范上的要求，从交往有效性角度而言，既可以让患方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也能安抚患方的情绪，有效避免了后续医患问题的产生。对医方来说，这既是出于对患方负责的职业操守，也是出于避免发生医患冲突的职业需求。就它与社会认可的期望相一致而言，医方的言语表达满足了正确性要求。再如《中国医生》第七集中，医患双方就怎样选择最为合适的治疗方案进行的沟通：

［例4］

医方：患者的医疗保险能报得非常少。基本上就光是这一个治疗，一天的费用是六七千元。

患方：因为患者只有这个医疗保险，其他什么都没有。

医方：还有一点，你到ICU住两天，患者的肌酐指标下来了，患者情况稳定一点了，你转到河南那边的医院去。这样花钱又少，对吧？

患方：这医生讲的实际道理，这是实际情况。第一要根据病情说话，然后就要考虑……行，我们商量一下。

在语言的相互作用式运用中，我们要求适合于人际关系的规范性关联域的有效性^［16］56。因此，言语的正确性要求也意味着言语主体，不管是通过直觉或经验，还是通过论辩或行为结果，总是把要求的价值规范立足于获得彼此间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16］4，即言语主体的表达能让彼此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共识，建立人际关系，这是语言的互动功能在正确性要求中的体现。在例4中，患方向医方解释了自身的家庭情况，医方一方面按照相应的职业规范明确说明了病情、费用等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按照相应的社会规范从患方的家庭条件出发为患方提供相对合适的治疗方案。医方的言语表述满足了充分为患方考虑的道德规范，患方作为交往行为中的另一主体也能更加感同身受，从而表示出对医方的理解和认同。在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正确性上，医患两个主体之间实现了某种协调，从而建立起一种相互认同的、和谐的人际关系。

3.3　医患表达意向的真诚性要求

根据交往行为理论，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16］3。真诚性的话语要求主要体现在表现性命题之中，也就是言语主体对自我主观世界的一种表现性言语行为。言语沟通中，医患双方通常使用表现性命题传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但是其传达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因此，医患双方必须在言语表达中体现真诚性，表达心声。医患表达意向的真诚性可以具体体现在医患双方能在言语沟通中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感受、立场、态度等，能在对对方的言语进行反馈时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等。如《中国医生》第二集中，因费用问题，医患双方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呈现出不同倾向，因此进行了多次术前谈话：

［例5］

医方：总的费用我当时都跟你讲过了。

患方：我知道，所以当时我也跟你说了，我们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了。

医方：我是觉得现在转太早了。他现在全身的创面基本上都还没有关闭……

患方：其实你们考虑的是希望我们做这次植皮手术，希望他尽快能恢复好。我们考虑的是什么？第一个要考虑经费，第二个我们要考虑这些事情。

医方：讲到底反正经费是最大的一个难题。但这次手术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个人的建议，尽量做手术。

患方：我们也需要这一笔钱，现在就是这个事情最为难了。

真诚性保证交往行为主体在语言中呈示自身的透明性，它特别在语言的表达式运用中受到重视。范例则是第一人称语句，如“我希望……”“我觉得……”等，揭示了言说者的愿望、感觉、意向等^［16］59。在例5中，医方在言语表述中多次涉及“我是觉得”“我个人的建议”等第一人称语句，强烈表达了医方的出发点是治病救人，所以希望患方选择继续治疗的主观愿望。患方话语中也有提及“我们只能说”“我们考虑的是”等表述，这类表达式话语清楚地传递出患方因考虑费用和家庭情况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心理。可以看出，医患双方通过主观性的言语选择言明了各自的心声，就它表达出言说者意向的某些内容而言，这种言语选择满足了真诚性要求。

表达意向的真诚性意味着交往行为者真诚表达其作为经验总体存在的主观世界，是言语双方实现彼此信任和理解的重要话语依据，这种信任和理解可以具体体现在医患双方在言语沟通中对彼此意向的真诚反馈。在例5中，医方虽然明确希望患方能够选择继续治疗，但同时也提到了“讲到底反正经费是最大的一个难题”，并积极为患方出谋划策。这表明医方明白患方所表达的意向，理解患方的顾虑。患方虽然明确提到要考虑费用问题，但同时也表示理解医方的想法，明白医方的出发点是希望患者恢复健康。虽然双方暂未在治疗方案上达成充分的共识，但他们对彼此意向的真诚反馈表明他们能够理解对方的意愿并且愿意尊重对方的想法。由此，医患意向表达的真诚性能够构建起理解性的、包容性的医患关系，提高了医患间的信任度，展现出了医患言语沟通过程中的人文情怀。

4　理想的言谈情境：实现自由理性的医患对话

基于言语有效性要求，哈贝马斯进一步解释道，要实现沟通理性，还需要建立一个平等、开放、自由的理想言谈情境，这是理解言说、实现理性有效交往的必要条件。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中，主体在选择与施行言语行为时拥有同等的机会，这样就可以避免产生因交往结构自身的局限而导致的强制^［17］。交往行为主体不受任何外在的压力和限制而自由地交流对话，主体有权进行陈述、解释、论证、反驳等，以使得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得到批判检验，在此基础上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交往行为由此真正实现了自身的合理化。

哈贝马斯所建构的理想言谈情境可以作为一个对照的标准揭示医患交往行为中话语互动运作的基本因素和条件。在医患沟通行为中，理想的言谈情境更多地体现在医患双方拥有自由均等的表达机会，能够共同参与医疗决策的过程。在纪录片《中国医生》中，大部分的医患沟通是为了确定最终的治疗方案，而在这类沟通过程中，医患双方往往是共同参与医疗决策，通过不断地协商讨论来确定最终的选择。医患共同决策的过程需要双方通过对疾病社会认知与科学认知之间的自由交流和充分沟通，使主观认识的、经验性的、谬误与真实并存的患者的生活感受与本属于自然科学、数字量化、试验指征的医学知识产生交集^［18］。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双方摆脱了社会、文化、个人等层面的差异性的限制，自主式地、互动式地把对方的语境解释包容到自己的语境解释当中^［19］，从而实现相互理解和认同，并就最后的选择达成共识，这样的沟通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理想的言谈情境。如《中国医生》第一集中，医患双方就选择治疗方案进行的沟通：

［例6］

医方：目前手术对他来说是救命的。做得越早，他的损失就越小。

患方：我知道，手术的风险也越大嘛。

医方：对，手术的风险当然肯定比药物保守治疗要高。

患方：先保守治疗吧。

医方：你们意思是先保守治疗……那行吧。你们商量好，反正我告诉你们，现在手术对患者来说，效果是比较好的。

患方：可以先观察吗？

医方：不是不可以，这个主要取决于你们。医生把目前最佳的治疗方案告诉你们，至于怎么选择，主要取决于你们患者和家属，你们商量。

在例6中，医方会依据与疾病相关的专业知识客观解释患者的实际情况，说明进行手术治疗、保守治疗、药物治疗等不同方案实现的不同效果，进而给出医方认为相对最佳的治疗方案，同时明确表示医方完全尊重患方的选择这一态度。患方也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询问不同治疗方式的效果如何，进而在权衡医方建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家庭情况作出选择。在这一沟通过程中，医患双方能够根据交往的需要自由地进行言语表达。医患双方的交往行为发生在自愿自觉的状态之下，双方都有自由展开一个交往行为的权利，与此同时彼此的言语表达都能得到尊重和理解。

此外，理想的言谈情境不仅意味着交往双方没有受到外在偶然力量的阻碍，也意味着交往双方没有受到交往结构本身的约束^［20］。在例6中，医患双方能够自由地运用陈述性命题说明彼此对病情的认识以实现双方共享命题内容；能够自由地使用规范性命题明确双方拥有共同的决策权以在普遍认可的社会规范中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能够自由地运用“我知道”“我告诉”等表达式命题言明双方的意向以实现相互理解和信任。由于理想的言谈情境体现了自由、公正和真诚，就使得医患双方能够真实、正当、真诚地开展交往行为，实现相互理解和认同，达成理性共识^［21］，最终作出最为合适的医疗决策，从而有效避免后续医患冲突的发生，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5　结语

综上，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本研究以纪录片《中国医生》为对象，具体分析了医患沟通主体、沟通语言及沟通情境，以探究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医患沟通行为的合理化要素。分析发现，医患沟通本质上是医患双方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交往行为，合理有效的医患沟通需要满足交往行为的内在要求，即以交往双方的互主体性为基础，构建医患主体间性，建立医患间平等的沟通关系；按照交往语言的有效性，即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要求，建构和谐的医患沟通话语；构建理想的交往情境以通过自由理性的对话实现医患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进而推动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和“共治共享”的医患命运共同体。根据以上分析，为了实现合理有效的医患沟通，相应的对策或建议主要包括明确医患与疾病的主客体关系，构建医患间平等的交际地位，弥合医患主体的认知背景差异；遵循言语的有效性要求，选择合适的话语展开交际；赋予医患双方自由的表达权和充分的决策权以实现理解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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