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医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伦理意蕴和价值效用方面的契合性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Marxism in terms of ethical implications and value ut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摘要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它的核心理念集中体现为“仁、和、精、诚”的伦理价值原则，而这些价值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立场、伦理内涵、社会理想以及内在发展路径上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中医药文化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原创思维方式，其强调仁者爱人的价值立场、生命至上的伦理内涵以及“医以济世”“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价值指向、德性基质和话语体系上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了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与全球公共卫生实践相结合，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挖掘二者在更深层次的契合点，探索双方互补的效用空间，使二者在开放中相互吸收，在融合中更新发展，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必要性和迫切性。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core concept is embodied in the ethical value principles of “benevolence， harmony， refinement， and sincerity”， which are highly similar to Marxism in terms of value stance， ethical connotation， social ideal， and internal development path. TCM culture embodies the core values concepts and original ways of thinking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emphasizes the value position of benevolent love for others，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putting life first， and the social ideals of “medical care for the world” and “universal harmony”， which a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Marxism’s value position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s well as the global governance ideal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mphasized b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moral matrix， and discourse syste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TCM culture has realized its integration with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with global public health pract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contributing Chinese solutions and Chinese wisdo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health for mankind.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CM culture， it is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dig the deeper points of convergence and explore the complementary utility spa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so as to enable them to absorb each other in openness， update and develop in integration，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 / 马克思主义 / “第二个结合” / 伦理内涵 / 价值效用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 Marxism / the “second combination” / ethical connotation / value utility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阐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中医药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原创思维方式，其强调仁者爱人的价值立场、生命至上的伦理内涵以及“医以济世”“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价值指向、德性基质和话语体系上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二者在融合中共同守正创新，正在不断获得创新性发展。

1　中医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蕴的契合性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德性基质，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伦理文明传统。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2］。其核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在人民至上的价值指向、无私奉献的责任伦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等方面都呈现出高度契合。

一是在“人民至上”的价值指向上契合。中医以人为本、崇尚生命，体现出了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爱护生命的医者“仁心”，并在实践中将爱人爱己的“仁爱”思想落实为“仁术”。如《太平圣惠方卷第一》中的：“常怀拯物之心。并救含灵之苦。”和《玉机微义》中的“医者，圣人仁民之术也”，都强调了中医是技术与心术的结合；《素问·宝命全形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药王孙思邈所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都把人作为最高的评判准则，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而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性是其本质属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论述了人民和江山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只有人民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让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以“人”作为根本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文化获得了共同的伦理根基和意义空间。

二是在“和衷共济”的责任伦理上契合。中医药文化体现了悬壶济世、和衷共济的传统医德责任观，在这一责任伦理的观照下，要求医者能够从患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能够凭“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之仁心“一心赴救”。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作为中医学医德和医学伦理的奠基和典范文献，其中强调“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正是源于这种内在驱动的责任伦理，才使得中医在几千年传承过程中不绝如缕，在古代社会历次的大瘟疫中与百姓共进退，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生机与活力。责任观与责任伦理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强调责任担当，即时刻胸怀忧党、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善于将远大目标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行动紧密结合。同时，相比于其他哲学观念，马克思主义责任观更加强调个体对集体的责任，而这一点与中医药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仁者爱人、忧民济世、舍生忘死的医德精神中所蕴含的责任伦理内涵不谋而合。

三是在“实事求是”的职业伦理与医疗实践原则上相契合。纵览中医药发展历程，实事求是是贯穿其中的重要脉络。中医通过辨证论治来认识并治疗疾病，其中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病史资料、症状和体征，经分析综合，辨清疾病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因此，辩证的过程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其内在要求就是实事求是^［3］。《伤寒杂病论》提倡“六经辨证”，清代温病学说的发展形成了“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论说，以及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这些诊疗思维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而辩证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世界的存在状态和自然、社会存在本质规律最基础的回答，即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强调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因此在改造世界时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提出了实践观，不同于只停留在思辨层面的“黑格尔式辩证”，而是强调在实践过程中根据特定条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实践辩证法恰恰与中医的辨证方法从观点到实践不谋而合，“辨证”与“辩证”二者虽不同字，但二者在《说文解字》中均有“判别、区分”之义，不仅其古义相同，在方法论上也表现出高度一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文化共享的理论品格。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医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价值效用的契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运用和重大发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4］，进一步将“尚合和、求大同”的中国价值观与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结合，明确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这也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创造性结合。中国传统生命伦理和中医药文化实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已逐步成为引领全球传统医药振兴发展、推动卫生健康国际交流、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2.1　从“大同”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以“大同”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大同思想体现了集体观念、平等观念和互助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当时人们所向往追求的完美伦理道德关系。“大同”观念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仍不断被沿用，泛指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大融合，全人类高度互助共荣的社会形态。20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来到中国，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目标和最终目的共产主义最初就是被作为“大同”来认知的，“这固然是跨文化翻译在最初阶段所难以避免的‘格义’，但也反映着两者的相通之处。儒家的‘大同’理想，构成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深厚而适宜的文化土壤。”^［5］而共产主义理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深入人心，也正是因为它与儒家“大同”社会理想之间明确的相似性和兼容性。

中国文化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在中医药领域又显示出格外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医者是传统士人精神、人文精神的集中代表，《伤寒杂病论》中将医者地位提升到“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这便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典故的由来，医者不仅承担着疗愈疾病的责任，更承担着“济世救国”的社会理想，由此延伸出中国的医德理想。《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宋代刘恕《通鉴外记》亦称“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因此，中医药文化在其文化基因上，就天然有着强烈的“大同”责任观念和宏观价值指向。

中医药文化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大同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指向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这些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同”与“和”的价值追求都密切相关。

2.2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中医药具有简便验廉的作用及其防、治、康全生命周期服务覆盖的特点，将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全球健康治理实践，必然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助力，并在发挥中国智慧、承担大国担当的过程中实现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提升其公平性的全人类共同愿景。

2020年3月，习近平主席与法国总统通话时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支持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进行必要合理改革，提升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效率，更好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由此提出了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和举措^［6］。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始终站在国际抗疫合作“第一方阵”，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医疗救治、疫苗研发等领域开展技术交流60余次，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应对新冠疫情挑战的国际合作。2023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然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仍存在诸多短板，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和联防机制还远未形成^［7］。在此背景下，张伯礼院士等中医药领域科学家提出积极推动中医药纳入国家和国际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服务全球人民健康福祉，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在2009年对抗甲型H1N1流感时，王辰院士领衔“传统中药汤剂治疗甲流”临床研究，就已证实麻杏石甘汤加银翘散可显著缩短患者发热时间，成果在《内科学年鉴》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新冠病毒出现以后，对全球卫生体系提出了新的考验，而中医药在国际抗疫合作中以其有效性、经济性等因素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中药也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为促进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规范发展，保障其安全、有效、合理应用，中国推动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目前已发布了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8］。中医药的国际化，正在为解决世界医疗改革难题提供中国式方案。中医药纳入国际公共卫生及应急体系，必然能够为世界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构、为服务全球人民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3　中医药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以来，接续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文化更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科学视野和哲学方法论，更好地对中医药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提炼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世界意义和文化精髓，不断推进中医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彼此交融，更加契合。

3.1　凝练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医药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9］“守正创新、传承发展”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下中医药发展的指导理念。中医药的发展规律，中医药发展的运行机制和实现形式，在“科玄之辩”持续存在的时代背景下中医的生存、发展和创新等问题，如果没有一定高度的理论指导，也许会难以与当代语境和全球话语体系融合^［10］。

当前，为满足人民群众医药卫生和健康需求、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迫切需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中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以适应未来医学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转变、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中医以其“天人合一”的整体理念、关注“情志健康”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理念以及取材于自然的绿色诊疗理念，势必越来越为社会和人民所需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系统总结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从而指引当代中医药发展，不断提高中医药与中国当代社会实际情况结合的深度、不断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不断取长补短促进中西医结合，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下正确把握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推动中医药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必然是凝练中医药文化当代价值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中医药文化话语体系，对于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至关重要。历史上，中医药在西方国家被视为“替代医学”，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医药逐渐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视野。新时代中医药迫切需要一套通俗易懂、清晰明了的话语体系，用当代的表达方式和思维逻辑去解读中医药精神价值和诊疗内涵。既要“用中医疗效说话”，又要“讲好中医故事”，结合现代媒介手段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深入浅出的多种形式进行传播，才能真正在全社会形成“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浓厚氛围、在国际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从而形成共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良好格局。

3.2　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加强科技创新和应用转化

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决定了中医药学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不断推进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色，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技如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中医药当代发展的题中之义。中医药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领域，有必要也有能力主动引领国际标准制定。同时，中医药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原创思维，也是中国科技工作者创新的不竭源泉，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力。

近20年，中医药现代化已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屠呦呦将中药与现代技术结合，从中国经典古籍药典《肘后备急方》中受到启发，研究提炼出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正是中医药积极应用现代科技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事实上，现代中医药已经与现代生物医药研究范式和技术深度融合，中医药科技创新和应用转化是当前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方向，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理论创新、现代科技的应用、科研成果的转化等。

首先，中医药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将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这包括运用现代科技研究方法，揭示中医药的作用机理，以及利用多组学整合分析技术研究中药复方的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整合条件机制。同时，这也涉及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新技术、新方法进行有机结合，寻找创新灵感和路径。如从系统水平（生物信息学、网络分析）研究中医药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多靶点药物分子设计，明确中医药药理学机制；通过分子对接的技术，筛选出具有高亲和力和选择性的药物候选化合物，还可通过分子结构优化，以合理设计和改造药物分子的结构，进一步提高其药效和安全性；通过靶向给药、控释给药和纳米药物等先进的给药方式，提高中医药疗效等；以及中药质控技术的现代化（指纹图谱、基因编码）、针对重大疾病的中药复方研究、有效成分群辨识和功效关联性评价技术、有效成分群组方定量设计和优化等^［11］。

其次，中医药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的重要环节。例如，刘建勋教授^［12］领导的团队在中医药基础理论及应用、中药新药研发与转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包括提出气—脉—血相关理论新学说，并成功制备了多种气血失和的证候及病证结合模型，为中药新药的研发及评价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同时，中医药科研创新也取得了重要进展。2020年，由科技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建的中医药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天津中医药大学，2021年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重大创新平台也正式成立，主要承担着中药活性成分筛选、中药智能制造、中药临床评价、中药临床循证评价及证据转化方面的重大科技攻关，依托“创新+智造+数据”，用现代科技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医药的科研模式，为中医药科技创新插上了翅膀。

另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也为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提供了新动力。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传统中医药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发挥现代科技对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

3.3　伦理反思：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中医药创新性发展与实践

中医药创新性发展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更具现代性的语言、逻辑体系和科学技术对中医药现代化进行正确的价值规范。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当下世界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现状，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医药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形势，以正确价值导向规范中医药创新性发展，是十分重要的^［13］。

中医药文化既是中国传统医学体系，更是哲学体系，这种认知模式和话语体系如何与科学主义的认知模式和话语体系实现对话、互鉴和相互补充，是现代中医药话语体系建构急需解答的一个问题。同时，中医药发展如何与现代科技实现相互助力，避免走入“唯技术论”的误区，也需要思考和警惕。马克思早已预见：“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4］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此后沿着马克思的批判路径对工具和技术所代表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持续性批判，对技术依赖所造成人的“工具化”和整体性缺失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审视当今社会，这既是一个为科技所主导的现代文明社会，也仍是一个为科技所困扰的现代社会，但中医药却是根植于生命本体、人与自然整体性来发展的——中医药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很强的生态属性。因此，中医药如何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扬长避短，甚至以其博大的哲学空间消弭现代科技的弊端、缓解生态和精神危机、提升全人类的整体福祉，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15］。

除了宏观的生态文明问题，在相对微观的人民群众个体健康问题上，中医药及其所依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促进人民健康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医药文化不仅是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更是一种促进全面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而身心和谐、统一正是人类生命健康的实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健康认知的愈趋全面，中医药文化将继续在保护人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福祉，促进身心和谐、社会和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应对现代文明危机的策略^［16］。

此外，在医学诊疗、科研和教学实践中，也有许多问题需要提起重视和反思，例如中医药文化中对医者的职业伦理和生命伦理的要求是否会随着对医学技术的追求而被忽视？随着医疗实践越来越精细化，如何真正实现尊重和保护生命，维护生命尊严，关注生命质量，并在伦理困境中作出合理决策？在中医药科研活动中，是否有必要建立中医药独特的伦理审查机制以保证动物和人体试验的合法性和道德性，经验医学和数据统计如何在现代技术下实现统一？在教学实践中，如何真正将“仁、和、精、诚”的传统医学价值观融入学生伦理意识和专业素养的培养？这些问题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长期实践，并持续在马克思主义价值框架之下进行深度探讨和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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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中西医结合项目“校企合作路径下中医药+人才培养方案”(2023149)

天津中医药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研究项目“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趋势与实践”(Y-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