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工具而非完美伴侣

徐汉辉

中国医学伦理学 ›› 2024, Vol. 37 ›› Issue (12) : 1429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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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伦理学 ›› 2024, Vol. 37 ›› Issue (12) : 1429 -1432. DOI: 10.12026/j.issn.1001-8565.2024.12.09
当代医疗与儒家思想

性爱工具而非完美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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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 tools rather than perfect partners: a reconsideration of sex ro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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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代医疗与儒家思想》的第十一章“性爱机器人”中,通过对三位学者文章的评述,该书作者范瑞平基于儒家视角提出了对于性爱机器人的看法,即性爱机器人无法成为也不应该被视为人类的完美伴侣。这一观点可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挑战一:未来拥有逼真的人类外貌的机器人,或许能够进化到既能满足用户的性需求,又能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还能做家务的阶段。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机器人难道还算不上完美吗?挑战二:既然儒家反对将性爱机器人视为完美伴侣,那么儒家大概不会支持用户因沉溺于性爱机器人所带来的体验而不愿与真实人类建立伴侣关系。然而,问题在于该如何避免沉溺式地使用性爱机器人?挑战三:仅被当作工具的性爱机器人被用于人类伴侣间的日常使用,是否能够被儒家所接受?尝试基于儒家视角对以上挑战进行回应。

Abstract

In Chapter 11 “sex robots” of the book Contemporary Medicine and Confucian Thought, through the review of articles by three scholars, Fan Ruiping proposed his view on sex robots fro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that is, sex robot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perfect partners for humans. This viewpoint may face a series of challenges. Challenge one: in the future, robots with realistic human appearances may evolve to a stage where they can not only satisfy users’ sexual needs but also provide emotional value and do household chores. Isn’t this kind of robot that combines multiple functions still considered perfect? Challenge two: since Confucianism opposes viewing sex robots as perfect partners, it is unlikely that Confucianism will support users who are unwilling to establish a partner relationship with real humans due to their addiction to the experience brought by sex robots. However, the question is how to avoid the addictive use of sex robots. Challenge three: can sex robots, which are only used as tools, be accepted by Confucianism for daily use between human partners? Attempt to respond to the above challenges fro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关键词

科技伦理 / 性爱机器人 / 儒家思想 / 伴侣关系 / 家庭和谐

Key words

technology ethics / sex robot / Confucian thought / partner relationship / family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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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辉. 性爱工具而非完美伴侣[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4, 37(12): 1429-1432 DOI:10.12026/j.issn.1001-8565.2024.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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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机器人(sex robot)是一种旨在模拟人类性行为、提供情感联系和满足性需求的人工智能和机械工程技术结合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通常具有逼真的人类外貌和形态,配备了感应器、运动装置和语音识别等设备,能够与用户进行互动并提供个性化的性体验1。尽管目前性爱机器人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人形外貌、类人行为、与用户情感交流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但性爱机器人相关的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关注。
在《当代医疗与儒家思想》的“性爱机器人”2]199-221这一章,该书作者范瑞平对张颖、徐汉辉和翁若愚三位学者基于道家和儒家对性爱机器人的探讨进行了分析和评述。三位学者从人的健康、人的生育和人的形象三个方面对于性爱机器人的(不)合道德性进行了讨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性爱机器人。具体说来,在何种情况下,性爱机器人的使用是道德上可接受的,何种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
张颖基于道家的“性交是阴阳二气之间的流动和结合”的观点,认为性活动的目的是实现人体健康(即身体的平衡)。而性爱机器人,无论设计得多么像人,都没有气的能量。因此,在张颖看来,与性爱机器人的“性交”不符合道家适当性行为的要求。张颖的观点面临的一个挑战是,道家似乎并不排斥在性爱过程中使用辅助性的工具或者玩具,这在一些道家典籍中有所体现。针对这一挑战,范瑞平指出,传统的性玩具只是作为性伴侣之间性行为的补充手段,以结合他们的精气、保持身体的平衡,并通过增强性快感来实现人类的健康。相比之下,性爱机器人将被用作人类性伴侣的替代品。因此,寻求快乐将成为性活动的主要目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将被人与机器之间的工具性关系所取代。
基于儒家视角,笔者认为性爱机器人的治疗性使用或者用来满足特殊群体的需求(如丧偶老年人)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同样是基于儒家视角,翁若愚引用孔子对于人形泥俑制造者的谴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3)来批评人形性爱机器人的使用。翁若愚认为,人的形象具有道德意义,是人的尊严的体现,将性爱机器人制造成人的形象也是对人的不尊重,是道德上难以接受的。对于上述两种观点,一方面,范瑞平对于性爱机器人被用于满足特殊群体的需求(如残障老年人使用性爱机器人)抱有同情;另一方面,范瑞平指出“一个好的社会不应该让老人只靠性爱机器人来满足他们的性需求,而是应该为他们提供条件,为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与其他真正的人相处,拥有人的健康的性生活。”2]220
范瑞平认为,对于性爱机器人的伦理学探讨必须结合具体伦理传统的观点才能深入进行。具体来说,在范瑞平看来,性爱机器人在用以满足特殊人群的需求方面,在需求正当的前提下,是可以被儒家所接受的。但是,性爱机器人无法成为也不应该被视为人类的完美伴侣,因为伴侣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而不仅是带来性需求的满足。在儒家的体系中,伴侣关系(夫妻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五组社会关系之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即“五伦”)。而处理好包括夫妻关系在内的家庭关系一直以来被儒家视为“内圣外王”的必要一环,即所谓“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对于不追求“圣王”之路的普通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和谐伴侣关系也是人生完满的重要标志。总之,在儒家看来,在性欲驱使下的性行为是人的动物性的体现,无所谓道德上的对或错。儒家更加看重的是在性行为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伴侣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这种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对于个人、家庭、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基于此,用以满足性需求的性爱机器人是工具而非伴侣。因而,在儒家看来,如果性爱机器人的使用使一个人对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伴侣关系产生排斥,那么,这种使用是不可接受的。此类使用可能会导致用户因沉溺于性爱机器人所带来的体验而不愿与真实人类建立伴侣关系。
上述观点可能会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就“性爱机器人只是工具,它无法成为也不应该被视为人类的完美伴侣”而言,一种观点可能会认为,性爱机器人的用途并不局限于对用户性需求的满足。随着技术的发展,性爱机器人还可以通过和用户进行情感交流,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等方式与用户建立起情感关系。到那时,拥有逼真的人类外貌的机器人,既能满足用户的性需求,又能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还能为用户做家务。这相当于集保姆、厨师、司机、朋友、性伴侣于一身。难道这还算不上是完美伴侣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满足用户性需求,还是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这都属于性爱机器人的功能属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工具属性。然而,伴侣不是也不应该是仅仅用来满足需求的工具。建立和维持伴侣关系的基础是彼此间的信任、尊重和包容。这些属性在人机关系中很难体现。性爱机器人需要无条件地服从主人的指令,可以被主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由主人肆意发泄情绪。这种一方为所欲为,一方全部接受的关系谈不上尊重和包容。而这恰恰体现了性爱机器人的价值和功用,即主人不必关切它的福祉。儒家重视人的内在价值,相较工具属性,儒家更加看重伴侣的关系属性。关系属性对于儒家的重要性在于,在儒家看来,一系列重要的品德都是在处理各种关系中习得的。如儒家推崇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里面的“慈”“孝”“友”“恭”的品德是在处理父子、弟兄关系中习得的。回到伴侣关系中来,儒家推崇“相敬如宾”的伴侣关系,其中“敬”字就是指彼此间的尊重。如上所述,这种品德很难从与性爱机器人的相处中习得。
其次,如何避免沉溺。一种观点可能会认为,既然儒家不支持“用户因沉溺于性爱机器人所带来的体验而不愿与真实人类建立伴侣关系”,那么该如何避免沉溺式地使用性爱机器人。要知道,性爱机器人如果真的能发展到拥有逼真的人形外貌,又能让用户为所欲为,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这对很多人来说将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很难不让人沉溺。这里,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易沉溺性”及其对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可能的影响才需要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来看待性爱机器人,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一般的消费品,如“充气娃娃”的升级版。从社会层面来看,一方面,社会应该为人们进入人与人之间的伴侣关系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们对于性爱机器人的需求。如范瑞平在文中所说,一个好的社会不应该让老年人只靠性爱机器人来满足他们的性需求,而是应该为他们提供条件,为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与真正的人相处,拥有健康的性生活。另一方面,性爱机器人研发和使用的初衷不应是替代人类伴侣,因而一些防沉溺的措施可以被采用,如防沉溺提示等。在机器人用于老年照护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即很多护理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以最终完全替代人类护工为目的。这或许符合经济原则,即长远看来,以机器人代替人工,社会整体的养老成本会降低。但这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伦理视角,因为机器人完全代替人类护工很可能造成独居老人最后的人际交往被“斩断”。或许,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是,让护理机器人协助人类护工完成更多的事务性的工作,以使护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老年人建立起人际关系。
再次,仅被当作工具的性爱机器人,能否用于人类伴侣间的日常使用。一种观点可能会认为,既然儒家反对将性爱机器人视为完美伴侣,而是将其看作性爱工具,那么,儒家应该不排斥性爱机器人的日常使用,哪怕是在已婚夫妻或者伴侣之间。毕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妾”长期存在,而且未受到儒家的反对。如果“妾”都不会被儒家视为影响夫妻关系的存在,那么作为工具的性爱机器人更能被儒家所接受。针对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儒家可能的回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传统儒家没有对“一夫一妻多妾制度”提出过明确的反对,但是传统儒家也没有明确地表示过对这种模式的支持。如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4和白彤东教授5就曾对儒家如何看待“妾室”的问题进行过回应。蒋庆4表示,在儒家经典中,找不到对“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的支持;相反,宋代大儒朱熹曾言:“一夫一妻,天理也,三宫六妾,人欲也。”他还表示,就传统习俗而言,“纳妾”仅在两种情形下才具有合理性:一是诸侯正妻去世,二是妻子无法生育。前者可以纳妾是因为,古代诸侯在正妻去世后是不能“二婚”续弦的,这种安排主要是出于政治权力有序继承的考量。后者纳妾则是因为传宗接代在传统社会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似乎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纳妾不是普遍现象,而且需要正当的理由。第二,儒家思想体系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当代儒家普遍认同“一夫一妻”。任何思想体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儒家思想也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在夫妻关系上,当代儒家普遍认同“一夫一妻”的合道德性。第三,回到前述问题上来,即儒家是否支持性爱机器人在人类伴侣间的日常使用。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性爱机器人的日常使用对于伴侣关系的影响。一方面,性爱机器人的日常使用可能会不利于伴侣关系的和谐,进而也不会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当前社会家庭结构的基础是“一夫一妻”的夫妻关系。从伦理的角度来说,夫妻或伴侣之间的忠贞不渝是被普遍认可的;相比较而言,“朝三暮四”“脚踏两只船”“出轨”等行为则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基于这一价值观,夫妻或伴侣之间是容不下“第三者”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性爱机器人的日常使用会不会使得它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第三者的角色?在笔者看来,这是有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夫妻(或伴侣)关系具有排他性,而排他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彼此间某些特定的生理或情感需求(如性需求)仅应该由对方来回应和满足,不应该引入第三方。如上所述,如果性爱机器人真的能发展到拥有逼真的人形外貌,又能和用户进行情感交流并满足用户的性需求。那么,一个人在已有伴侣的情况下还日常性地使用性爱机器人,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夫妻(或伴侣)间对彼此排他性需求的满足,进而影响到正常的夫妻(或伴侣)关系。然而,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性爱机器人的使用可能会有助于夫妻或伴侣关系的维护。比如,当伴侣中的一方因身体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无法满足另一方的性需求的时候,性爱机器人可以临时承担起满足其性需求的工作。
综上所述,第一,在儒家看来,性爱机器人无法成为也不应该被视为人类的完美伴侣,这是因为儒家尊重人的内在价值,进而重视伴侣的关系属性,而不仅是其工具属性。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系列重要的品德都是在处理各种关系中习得的。具体到伴侣关系中,“相敬如宾”的“敬”,即尊重,就很难从与性爱机器人的相处中习得。第二,就“防止沉溺性使用性爱机器人”而言,一方面,社会应该为人们进入人与人之间的伴侣关系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们对于性爱机器人的需求。另一方面,性爱机器人研发和使用的初衷不应是替代人类伴侣,因而一些防沉溺的措施可以被采用,如防沉溺提示等。第三,儒家是否支持或者接受性爱机器人在人类伴侣间的日常使用主要取决于此类使用对于家庭关系的影响。有助于家庭关系和谐的使用是儒家可以接受的,反之则无法得到儒家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FAN R PCHERRY M J. Sex robots: social impact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elations[M].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1: 129-142.

[2]

范瑞平.当代医疗与儒家思想[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4.

[3]

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9.

[4]

普芮.专访|大陆新儒家领袖蒋庆: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EB/OL].(2015-08-12) [2024-04-27].

[5]

白彤东.谁在想象“多妻”?谁在捍卫自由?儒家学者白彤东回应戴锦华[EB/OL].(2015-12-31)[2024-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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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智能养老时代下老龄护理中的伦理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22CZX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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