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人类对自身身体的认知与改造程度逐渐深化。现今，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已进入实践阶段。央视新闻于2024年1月4日报道了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在操控义肢上取得的成功
［1］，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在该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然而，这些技术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伦理争议。长久以来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派别，分别是持支持态度的“人类增强主义”与反对态度的“生物保守主义”。前者对技术毫无保留地信任，甚至寄希望于使用相关技术来修正人类的情感、道德，从而达到“超人类”，这种忽视人类基本伦理原则的看法随着各国相继出台科技伦理规范已经宣告了其不合理性。后者则是对相关人体技术的反对，以哈贝马斯、福山与桑德尔等为代表，认为人体增强技术会破坏人的本性，毁掉人之为人的尊严以及人类的谦卑、无辜、互助、团结等价值观
［2］4。在各类相关技术发展之初，保守主义者的评价得到了积极响应，亦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实层面的伦理约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医学治疗的“恢复”与保守主义者所反对的“增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不仅使得保守主义者的批评难以切合当下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暴露了其观点中隐含着的对个体的忽略以及背后的技术决定论本质。而无论“个体”的人的消失抑或技术之本质，均是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内容。此在作为具体的“人”若要面向可能性首先要从抽象的“类”中解脱出来，技术之危险亦不在于生物保守主义者所强调的具体事实，而是其“掌握事实的方式与设立概念的方式。”
［3］55本文将以此为矛，力图揭示生物保守主义者观点之问题，在根底处将其暴露为一个颠倒的技术决定论者。此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度将生物科技向前推进的当下，从基础的哲学层面对其进行反思，或许能在面对生物技术这样的“洪水猛兽”时为我们带来一种更为从容的态度。
1 前提：模糊的健康界限
任何对新兴事物的反对大多建立在与过往对比的差异之上，生物保守主义也不例外。生物保守主义者们旗帜鲜明地反对技术手段上对人类出于增强目的的改造，这就要求在“增强”与作为传统医疗的“恢复”之间至少有明显的界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增强在通常意义上表示超出、提高、放大、增加等含义
［4］。这是一个相对概念，唯有引入某个“正常”状态作为基准才得以成立，对应到人体就是“健康”。即超出健康需求的身心改造就是增强，然而困难的地方在于何谓“健康”却众说纷纭。生物保守主义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自然状态或价值负载。
自然状态将人体的健康归于一种自然的合目的性。这一观点在哈贝马斯与福山那里被常常提到，福山借用古希腊的说法，认为“自然是一个实体，一个和谐、公正、美与善的宇宙”
［2］87，而“医学是由恢复和保护构成健康的人类自然功能这一准则所支配，或者至少是指导的。”
［5］47哈贝马斯也持相同观点，认为传统的治疗“对自我调节的自然固有动力怀有尊重之情”
［6］45而各类生物技术则是用加工制成的来取代“自然形成的”
［6］46。此类说法在基本层面对人的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在技术狂热的浪潮中成功踩下了刹车。然而问题在于这实质上是使用一个更大范畴的概念对健康进行囊括，据此来成为区分增强与治疗的标准。这样非但无法解决增强与治疗之间的模糊问题，反而将人类改造自身的伦理问题与改造自然的伦理问题混为一谈，人们又得追问何谓“自然”。即便抛开“自然”对健康概念进行的扩张，仅仅在合目的性的基础上讨论健康问题，同样无法解决健康标准的模糊问题。举例来说，健康在古希腊表示一种没有忍受痛苦，日常生活没有受到阻碍的状态
［7］。这是一种以个体的感受与日常生活状态为目标的“健康”，有机体在实现该目的之过程中没有受到阻碍便是健康状态。即便这种相对原始的健康概念，也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与复杂性。个体的感受与日常生活的状态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个体、不同时代之间都有着显著的区分。倘若以上述标准当作健康，那疫苗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卓有成效的医疗手段不可能在古典时期成为个体机能感受的一部分。此外，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或虚弱之消除，而是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
［8］这是更新了的目的论版本，为了使之适应类似疫苗、医疗美容、心理干预等新进的治疗手段。健康不再只局限于具体的机能，同时拓展到了情感与社会层面，以一种身心完整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然而，加入了心理的讨论会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个体的心理感受本身就难以找到标准，一个增强主义者大可以宣称自己“健康”的手臂使其觉得痛苦，严重阻碍了自身幸福从而要求运用技术进行升级。总结来说，将健康归于某种自然状态或目的的观点，无法克服逻辑上的倒退与个体、时代之间的差异问题，难以成为治疗与增强之间界限的标准。
或许为了应对个体与时代差异导致的健康标准难以恒定，另外一部分批评者将健康规定为一种价值负载，即认为健康是某个时期或某种价值观下普遍的认同或想象。琼斯特就认为只要医疗干预超越了某种主流观念或价值判断就是增强
［9］。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丹尼斯，他认为可以就各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量化标准，医学干预的效果超出标准即为增强，符合标准即为治疗
［10］。这样做的确解决了健康标准的个体化与时代化问题，个体会因为医疗诉求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标准被拒绝。然而，这样仍然存在价值本身的尺度以及论证逻辑颠倒的问题。首先，多数人或专家认定的价值标准未必准确，抽象出的健康价值不仅可能不够全面，甚至有可能完全错误。即便器质性的疾病都可以在价值中被认同为正常甚至“天赋”，价值判断无论向上克制增强还是向下保护健康都将难以胜任。其次，更为核心的问题是：任何的所谓普遍价值或通行标准的建构都是走在事实后面的，这就导致了逻辑的颠倒与论证的循环。也就是说，并非因为某种手段被判断为“恢复”所以被允许，而是目前已经被允许所以才判断为“恢复”。这种颠倒根本上则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符合标准所以被允许，反过来追问何谓标准时，则是因为允许。所有的价值判断均是在时代和个体的张力之中被塑造的，将健康的标准诉诸为一种价值负载，其本质是使用相对性来应对某种绝对的健康标准在个体与时代面前的差异。然而，当批评者承认了标准的相对性之时，就不得不面临将这一相对性贯彻到底带来的困境——没有任何标准的健康概念，也就无法在增强与恢复之间找到明显的界限。
2 此在与消失的“人”
模糊的健康标准于保守主义者是一把双刃剑，其批评之效力与疏漏皆源于此。一方面，无可行标准允许其仅需表达反对的态度便可阻止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另一方面，亦因无可行标准所以其表达的态度事实上是一种对“人”的抽象，是静止的。然而生物技术却是不断发展的，其应用亦非常具体，保守主义者的批评难以适应。表面来看这是手段上的问题，即保守主义者可以通过不断修正内容来适应生物技术的发展，然而其内核却是对人之本质的误置。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此在）的“本质”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动态的此在不断地处在“去存在”的途中。无论保守主义者如何修正，任何一种现成的规定都仅是此在可能性的某一种表现。
具体而言，尽管保守主义者在批评时大多会使用某个具体的生物技术举例，但其内核仍然是诸如公平、正义、选择权等，最终会一定落实到对“人”的关注之上。哈贝马斯在讨论基因技术时明确表明“我们直觉地认为，由于我们是不可替代的，我们是在本人的名义中行事和判断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在说话，而不是别人的声音。正是由于这种‘能够做自己’的能力，通过基因计划介入我们的生命历史可能最终产生破坏性。”
［6］59福山在描述相同的技术时持近似立场。“因为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这些都会因为这项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得到颠覆式的改变。”
［11］83如前所述，类似的评价在生物技术发展的早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众多超人类主义者试图运用生物技术克服包括情感在内的一切人类“缺陷”从而进化到“后人类”，这些疯狂想法的破产得益于保守主义者的批评。他们不必言明到底何种意义上的增强是被反对的，而只用强调人性的珍贵就可以将试图改变人性的想法挫灭。而当生物技术的发展使自身的应用从一种抽象地改变人性转为了诸多的具体实践之时，这些批评的有效性就遭到了质疑。即便类似基因技术这般被“口诛笔伐”的对象，也能获得相应的伦理认同。英国生命伦理学智库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于2018年发表的报告中明确宣称生殖基因编辑“这种影响后代特征的干预在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
［12］保守主义者的批评仿佛变成了一种追忆往昔的浪漫主义遐想。虽然一众保守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反对“编辑人性”，认为人性作为“一种规范性的人类本质”
［13］，是极其重要的，技术不能去试图改变。然而，当公众不知道何种技术在何种程度上的应用是在“改变人性”之时，这个词语就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抽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抽象的批评从未在事实层面真正发生效力，当路易斯·巴斯德在19世纪第一次揭开伤口腐烂的面具时，为何横亘在欧洲人心中一千多年的自然生发论会顷刻间崩塌？那是因为巴斯德的理论真的救活了生命。同理，基因技术、脑机接口这些被保守主义者视作“洪水猛兽”的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实践，甚至抗衰老疫苗的研究被媒体评为2023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之一
［14］，也是因为这些技术真正救助了生命。对于那些被侏儒症或先天性心脏病折磨的家庭来说，抽象出的人性毫无意义，那里面没有自己，而能解决这一切的生物技术，才是最具“人性”的东西。保守主义者追求的“人性”充斥着抽象与静止，以至于当我们追问的是生物技术作用于“人”的伦理后果之时，会发现这里面正好没有“人”。“对人之本质的任何一种规定都已经以那种对存在之真理不加追问的存在者解释为前提。”
［15］274一如既往所有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里都没有存在一般，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存在之遗忘，恰是此类观点中“没有人”的深层原因。
通常的印象中，海德格尔似乎总是在高屋建瓴地回答存在问题，不关心具体的事实或个体的事物。然而，恰恰相反，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层面所进行的颠倒正是其关心具体的表现。《存在与时间》一书出版之后，关于该书是研究“哲学人类学”的误解从未中断过。在后来的《康德书》中，海德格尔强调自己的《存在与时间》从事的是一项存在论研究，而不是致力于打造某种哲学人类学。这是在说其对此在之本质的追问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而是从对“人”的追问出发去探寻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16］。这种“可能性”要求一种动态的“去存在”得以揭示，而任何抽象的、现成的人的规定，都是“它根本上已经知道人是什么，因而从来就不能追问人是谁。因为随着这一问题，它势必要承认自己受到了动摇并被克服了。”
［17］71可以发现，保守主义者对人的规定恰恰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之中。他们的批评中悬设了一个静止的人性，仿佛已经知道了“人是什么”，而忽略了其可能性。更基础地讲，是他们仍然在对象化的角度上看待人。因为在任何对人是“什么”或人是“谁”的追问中，“什么”或“谁”本身就已经指代某个静止的对象了。批评者寓于眼前的静止对象，从而堵塞了此在更本源的“历史性的绽出之实存”
［15］277。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后来描述自己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规定的此在之本质时，要给本质加上引号
［15］277。因为这里的“本质”既非目的论意义上的潜能，更不是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实存，而是此在朝向可能性的“绽出状态”。人在这种境遇中，忍受着“此——在”，因为他自身会将这个“此”作为存在澄明的条件与“烦”合为一体
［15］277。
一旦我们接受海德格尔对人（此在）的描述就会发现，人或人的“本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与周围世界的牵绊中凸显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这种描述的确可以发现在抽象人性面前消失的个体。然而，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是明确持负面态度的，即便其对此在的规定可以允许个体在具体实践中使用生物技术而不影响其“人的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包括超人类主义在内的一切技术激进派都可以躲在“可能性”的背后。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对待技术的态度与对待人的态度并非割裂的，而是与其存在之追问的哲学主题紧紧相关。保守主义者对“人”抽象与静止的预设，不仅是其仍然在“对象化”的视角上看待人的体现，亦是对人与技术关系的误置，从而在根底处成为反对技术的技术决定论者。
3 集置与“颠倒”的技术决定论
人们普遍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有前后期之分。以1930年论真理的本质为界，后期海德格尔不再执着于通过此在来构建一种存在论，转而在技术与艺术等多种道路当中探寻存在问题。然而这种区分并非割裂，海德格尔讨论技术之本质与其对人（此在）的看法息息相关。当人被抽象成为某种现成的存在者，在技术面前也就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如同其余万事万物一般，被订造为粒子的集合体或电信号的传递等。保守主义者恰是在此种情境中成为颠倒的技术决定论者。一般的技术决定论盛行于20世纪40至60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经典物理学的成果在应用上不断地深化，全新的基础理论使人们看到了粒子世界中的巨大潜力。抗生素的大规模使用及其带来的显著效果甚至使得人们一度以为世间已无不治之症
［18］271。乐观的人们相信通过技术及其理论的发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认为人类社会与个体的变迁是取决于技术发展水平的，而技术本身的发展是独立的，不受人类社会变迁的影响。这是将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技术社会学的定义进行学科化描述的结论，20世纪的技术爆炸将其推上历史舞台。但寄希望于技术来改造人类并将技术视为一切之根源的观点早已有之，近代以来各种关于人是机器的论述以及“拉普拉斯妖”这样掌握了粒子运动（技术）就掌握了世间一切的理想，都是技术决定论的某种雏形。按照这样的描述，超人类主义者的诸多观点均与之相符，如认为生物技术可以修缮甚至改变包括情感、器质在内的所有人类特质，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造，人类则可以进化为一个更为“完善”的物种，即“后人类”或“超人类”等。在这些构想中，生物技术不仅主导着人类社会的改变，甚至人类本身，无论作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物种还是社会意义上的人格均可以被生物技术改变或主导。与之相对，保守主义者作为超人类主义与生物技术的反对者，通常不会被认为与技术决定论相关。然而，如上文所述，当下境况中治疗与增强之间已无明显界限，保守主义者抽象出的“静止人性”亦难以切中要害。当时代的发展褪去这些具体情况的外衣，保守主义者的批评似乎仅剩下反对生物技术的态度。一旦人们要追问为什么会持反对态度，会发现答案是在保守主义者眼里生物技术会改变人的本质或某些人之为人的重要特性。这同样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一种套上了反对技术外壳的技术决定论，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会反对生物技术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这些技术能够改变或主宰人的“本质”。无论是哈贝马斯、福山，还是桑德尔，无不在讨论基因技术、脑机接口等前沿的生物技术时认为这些技术将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桑德尔甚至直接使用《反对完美》（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作为自己讨伐生物技术的书名
［5］，这背后的逻辑是，他认为生物技术可以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完美”。
为何反对生物技术的保守主义者反倒成为技术决定论者？这与现代技术之本质息息相关，这里的本质并不代表某种现成的规定，而是现代技术掌握事实与设立概念的方式。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自笛卡尔开启了现代性之后，人将自己作为主体置于了万物舞台的中央，其余存在者都在此设定中成为表象的对象性，这些对象的确定性就是真理
［19］56。技术在这样的前提下将一切存在者都订造为原料，“物体只有被嵌入并固定到这个领域中才可能成为物体”
［3］71，这是一种预先的筹划，技术成为揭示真理的一种方式，即“解蔽”。诚然，任何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揭示都是解蔽，而现代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解蔽的方式并非使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而是“如人所是”。这是一种“促逼”，即自然万物包括人在内均被视作待开采和储藏的能量，更广义的角度上，就是均被视作现代技术运行的一环，视作现成的某种东西。到此为止似乎已经找到了保守主义者的症结所在，他们对生物技术的看法就是将人与万物均视为现成之物的结果。然而不仅如此，现代技术作为一种解蔽的方式，其专属的解蔽方式已经强大到可以驱除任何另外一种解蔽的可能性。任何一种解蔽当然都同时意味着遮蔽，但当现代技术可以驱除任何另外一种解蔽的可能性之时，也就遮蔽了自身作为“解蔽”的事实。“促逼着的集置不仅遮蔽着一种先前的解蔽方式，即产出，而且还遮蔽着解蔽本身。”
［17］150这种境况下人们不仅不再将现代技术视作揭示可能性的一种方式，甚至不再认为它是在揭示可能性，而是事实本身。保守主义者亦是如此，他们批评生物技术的同时却将其看作可以改变人类社会与人类本身的唯一力量，从而成为颠倒了的技术决定论者，也就是陷入了生物技术之促逼的遮蔽当中。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这是因为其仍然处在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唯有如此才要求以主体为核心将世界对象化，这个主体是抽象的，这也呼应了保守主义者对人性静止的预设，唯有将人抽象出世界之外才可能被视作静止的，“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
［19］57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一切现代技术，均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福山在其关于生物技术的批评中开篇就引用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讨论
［12］7，包括其余的保守主义者在内，作为后来者的他们当然知晓海德格尔对待技术的态度，那么为何福山等仍然会认为生物技术会危害人之特质并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呢？的确，海德格尔在多数情况下都会被认为是现代技术的反对者，其诸多观点似乎也指向对生物技术的反对。我们在上文描述技术决定论时曾提到认为技术本身拥有其独立的发展逻辑或认为其可以改变人类社会均属于技术决定论，海德格尔似乎也在此列。然而这并非全部，纵观海德格尔的哲思之路，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无法绕开对存在的追问，也就是对可能性的探寻。对技术的描述当然也不例外，的确，海德格尔在诸多文本中花了大工夫来向人们揭示现代技术的危险。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不要现代技术。就在福山所引的《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海德格尔在揭示出作为集置的现代技术遮蔽之危险的同时，也说明了救渡之道，“恰恰是技术之本质必然于自身中蕴含着救渡的生长。”
［17］151技术缘何于其自身中就蕴含着解决危险的救渡之道呢？这是因为在海德格尔眼中真正危险的并非某项具体的技术甚至也不是抽象出的现代技术整体，而是以现代技术（即集置）的方式对存有的筹划，危险并不来自技术，而来自“集置”。人们会说“集置”这个词语难道不是作为现代技术之本质被海德格尔所使用的吗？是这样，但“集置”之所以危险并不是因为其是技术的本质，更不是从技术中产生出威胁性和危险的作用，而是对存有的遮蔽
［20］76，换句话说，倘若有另外一样东西或事物对存有产生了同样的遮蔽，那仍然可以被冠以集置之名。保守主义者对生物技术在现实意义上追本溯源地考察，无论歌颂还是反对，就是集置之危险的体现，而非技术。“人们追踪技术，看技术如何促逼其他现实，如何摆置其他现实，以征用侵袭其他现实，同时为利用或损害而开发其他现实，或破坏其他现实。人们技术的考察技术。这种考察方法诚然符合于技术；他已经屈服于技术利用的强力。”
［20］72因此，对生物技术来说，要紧的并不是基因编辑是否会剥夺人的本质或脑机接口是否会影响自由意志这样的问题，而是将类似于人的本质或自由意志这样的问题从技术的侵蚀中解救出来。无论是人的规定性还是自由意志的问题，绝非生物技术或别的什么技术可以轻松地改变。在看待人与世界、技术之时，带着一种非技术的眼光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现代医学发展到如今，已经充分专业化、学科化，隐藏于其后的，是对患者与身体理解的偏向。在影像学的眼中身体和尸体仅是数据上的区别，尽管人们在情感上会带着对生命逝去的惋惜，然而在诊断与治疗的各个环节中，将身体看作是机械或物体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隐隐成为现代医学的底层逻辑。这是远在生物技术爆炸的今天之前就已经产生的情况，是真正的危险。往后还会有更多的技术涌现，这些都可以被允许，前提是在它们即将被使用于人类时可以认识到：“我们称之为我们的身体，一直到最后一块肌肉纤维和最隐蔽的激素分子，本质上属于生存。”
［21］232它们“总是建立在对一个世界的回应之上的。”
［21］186如此一来，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任何技术便不再只是洪水猛兽，在集置之危险中，自有存在之闪烁。
4 结语
人类至少在公元前一万年就已经实施过侵入式的开颅“手术”，巫医用石头凿掉部分颅骨来缓解压迫性颅骨骨折导致的压力
［18］102。2022年，上海瑞金医院成功完成了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症的手术。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谁侵犯了人类的本质，而在于前者是否将大脑看作化合物的集合，后者是否将抑郁与快乐仅理解为电信号或激素的传递。一正一反之间便是技术之强力的清晰体现。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海德格尔任何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追问都是对其余可能性的遮蔽，对此在的强调也的确会使得“如其所是”之中就含着“如人所是”的影子。但“通过”此在得以显现的世界与“为了”此在而显现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暴露了技术之危险所在——不仅遮蔽了自身仅是解释世界的可能性之一，而且遮蔽了自身是可能性。正因如此，保守主义者才会在批评生物技术的同时却天然地将快乐、幸福、公平、无辜等等特质甚至人之为人的本质都交给了生物技术及其背后的逻辑。巴斯德和科赫打开了以微生物病学为主导的现代医学大门，同时还将亚里士多德统治了欧洲千余年的自然发生论请下了神坛
［18］41，184，然而这并不说明巴斯德与科赫在知识上超过亚里士多德，恰恰相反，在这个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里，将人看作有可能是粒子运动之外的东西更为困难，也更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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