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历程。无论是作为学术学科领域，还是作为道德哲学的认识领域；无论是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形态，还是作为生命道德的实践活动，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成就与责任担当有目共睹。医学伦理学在任何发展阶段都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这个历史责任是国家健康政策、医学实践以及自身学科发展等共同赋予的，并通过指导医学及生命领域活动反向推进国家社会各领域的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全球人类整体命运发展的高度，基于全球化发展及其风险的客观事实，希望携手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也是走向世界过程中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的典型体现，具有深邃的伦理意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传统‘天人合一’在当下的发展，承载着‘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的传统智慧，既是‘亲仁善邻，兼爱非攻’的历史传承，也蕴含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既秉持了‘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的和谐理念，也彰显了‘弘义融利、扶危济困’的道德操守。”
［1］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了安全、发展与文明三大重要的伦理之维，彰显了本身的伦理诉求。它体现了“在资本逻辑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正义的追寻，凸显了多元文明场域中共同价值的守护，彰显了构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的责任和道义担当。”
［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系统的宏伟工程，需要全球全地域全领域的共同努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面临着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作为应然的使命，应不断自我更新，积极承担自身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历史责任。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
“人类”是作为类存在的群体，其对象不分民族、种族、阶级、集团以及性别、年龄、贫富，涉及具有不同利益或处于相异地域、制度之中的人。人类超越特定或特殊的人类群体，并与非人类相区分。但是，人类又以各个不同的道德共同体形式而存在，并体现人类的整体道德主体地位；同时，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类整体必然关注非人类群体，并将非人类群体的存在与价值同时纳入整体的人类道德价值衡量与追求中，如此，构成完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一个系统的伦理大厦。
作为整体道德主体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对于人类群体行为的伦理责任；意味着面向人类内部关系以及与非人类群体交互关系的道德义务。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重重要伦理之维的安全、发展与文明，既是伦理旨向，更是伦理诉求，为中国医学伦理学深入思考自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发挥何种责任提供了重要方向。
1.1 人类安全诉求与医学伦理学
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基石。在人类文明史上，安全既是文明形成的肇始，亦是文明的目标。共同体源自人类追求安全的基本需要，它通过共同体的愿景，给予个体归属感与安全感，从而可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帮助我们树立全球安全治理观的价值取向，强调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持久安全。”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之维度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密不可分，“和合”文化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一脉相承，在中国儒家、道家等文化流派中均有体现与发展。“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通过揭示事物都有阴阳两面且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与相互转化的特点论证应当追求动态平衡和谐的道理（《道德经》）；“和而不同”通过承认事物的多样性追求可持续发展说明了求同存异的智慧存在状态（《论语·子路》）；“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从对万物缘起的揭示，说明“和合”的根本理念，再从人类推衍至自然万物（《荀子·礼论》）。“‘和合’文化的含义由音乐之和，到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到宇宙之和，逐步深化到各个层面，成为影响中华传统的重要精神要素，是独具东方智慧的哲学范畴和思维方式。”
［4］“和合”思想同样渗入传统的医患关系中，“医者人心”“医乃仁术”亦成就了传统医患之间安全的完满存在，如儒家以“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渗入社会各领域，包括医学领域，为人类安全构建守望相助的“和合”状态。
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以及高尖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今人类世界同时面临着传统安全问题与新安全问题的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理念存在增强共同体意识，作为着眼于避免利害冲突、寻求普遍安全的全球治理方案，全方位多维度地推进全球安全，其包含的 “‘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核安全共同体”“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以及 “医患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都是其在各个应用层面的具象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伦理诉求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健康关系与医学社会的良好秩序，在实践应用中，当代医学伦理学应积极面对现实医学伦理关系和人类共同生命伦理关系问题，主动为解决人类生命健康安全问题提供伦理论证、立法依据与实践路径。
1.2 人类发展诉求与医学伦理学
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保障。“以存在看待发展，发展不过是人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则是发展的规定。”
［5］从发展与存在的关系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存在与内在规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诉求简而言之，是促进社会和经济良性发展和循环、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人类是追求目的与意义的存在物，所以其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指向人类幸福。
古莱从发展伦理学的角度直接指出：“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的唯一发展目的是使人们更加幸福。这也是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地不要发展的唯一目的。”
［6］正是面向幸福的发展需求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使不同的个体和国家呈现彼此相通的形态。但是面对全球性各种问题的日益突出从而遏制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人类必须思考如何在利益冲突中达成彼此和解从而促进发展这样的重要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策是：“突破资本逻辑世界努力追求利益共享、命运相连、和衷共济，主要包含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文化上的相互包容，外交上相互尊重和开放，安全事务上的通力合作等。”
［2］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全球各种利益冲突，倡导追求大利与大义，以正确的义利观引导责任与担当，展示了坚持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幸福的伦理智慧。
医学伦理学追求医学至善，一直关注医学公正与社会幸福的关系。医学道德关系不仅体现在医疗个体之间，也集中体现在医学与社会、医学与自然之间，尤其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医学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干预与影响而产生的重大伦理问题已经引起广泛持续的社会讨论。当下社会，更应警惕资本、权力的介入，摒弃功利性、市侩性、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垄断性，重新认识个体的整体价值并致力于呈现个体的内在价值。如此，医学伦理学才能真正惠及人类自身，帮助医学回归人文本质，让所有患者与潜在患者，即所有个体感受到医学的呵护与健康的保障，感受到生命质量的提升，从而能够享受生命存在的尊严、自由、价值与幸福。
1.3 人类文明诉求与医学伦理学
文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目标。广义的文明即致力于安全、发展的追求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形成的拥有持久和平、共同安全、开放包容、干净美好、全球共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文从狭义的文明维度出发，即将文明理解为与安全和发展同行并列、作为一种在价值层面处于完美的文明状态。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只是为了便于纳入不同的话语体系，它们相互交融皆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文明离不开共同的价值基础。他者世界的始终存在，人与人如何“在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简单消弭差异与矛盾，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生活世界由此而产生可能性的共存共情，在全球多元性与异质性的基础上寻找人类整体可以共存的同质点，强化共同价值，促成了人类整体行为的同向性。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架构精神。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曾提及：“精神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共同体内成员的‘默认一致性’越牢固，精神属性上的相似性越高，共同体就越可靠，一旦维系共同体的“共同精神”和“价值共识”断裂，共同体必然解体。”
［7］由此，道德异乡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可“和而不同”，可以更好地“在一起”，人类存在的世界性意义被唤醒。
当代社会，道德共同体总是面临支离破碎的巨大挑战，尤其医学领域中如胚胎干细胞研究、基因技术、器官移植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冲突，个体时常陷入存在不确定性的道德慌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醒当下的医学伦理学为共同的健康目标去解决如何更好地“在一起”之方法，思考共同价值以及重视价值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敦勉医学伦理学挖掘医学领域、医学关系的共同价值，以积极的态度、合作的精神、有效的方法应对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利益冲突以及伦理价值冲突。在道德多元化的当下社会，一味地强调多元与多样化并不是当代医学伦理学负责任的做法，中国医学伦理学必然以追求共同价值的态度深入思考如何构建与他者世界的和谐关系，如何推进医患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乃至生态共同体等的构建。诸如此类具体共同体的构建，为医学伦理学提供了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诉求最直接的实践平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了安全、发展与文明的伦理诉求，由此形成了安全、发展与文明的三大重要倡议。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医学伦理学围绕共同价值塑造应当发挥重要的历史责任。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蕴含的伦理之维与医学伦理学的责任使命互相关照、相辅相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安全倡议，给予医学伦理学发挥作用所基于的基本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发展倡议，给予医学伦理学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文明倡议，深化医学伦理学的根本价值。
2 中国医学伦理学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历史责任
医学伦理学是发展伦理学，当下的中国医学伦理学是立足本土又面向世界、坚持规则又尊重多元、专注职业领域更追求人类整体命运的具有中国气派的伦理学。中国医学伦理学应当自觉将自身发展置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基于人类安全、发展与文明的伦理目标，着眼人类长远利益，坚守共同体价值，脚踏实地，发挥医学伦理学的特殊作用与功能，从而承载重要的历史责任。
2.1 直面道德利益问题，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关系是共同体建构中不可回避的根本关系，医学伦理学之所以存在，本质上就是因为医学领域中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如不同道德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谁之利益优先？因此利益伦理是医学伦理学的本质问题之一。医学伦理学实现自身使命首先应该坚持直面利益伦理的本质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逻辑世界的突破思想推动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重塑对于至善的追寻，即在医疗实践道德选择中将患者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这体现了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体的道德主体特征。
从宏观上看，“医学”的话语重心是生命，生命是世界的主体，医学伦理在时间意义上应体现“生命全周期”之伦理，在空间意义上应体现“生物全息”之伦理，医学伦理是对生命的时间与空间的重奏，展现了对待生命的伦理态度。作为学科，中国医学伦理学虽引自于西方，但是中国丰富的传统医德思想对中国医学伦理内涵特质发挥了根本性影响。《黄帝内经·素问》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要求从医者将患者置于至高位置，尽力保全患者生命。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详细论述作为医生应该具备的道德准则：“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明代龚廷贤将医德概括为“医家十要”，要求医生崇儒重道、重义轻利。明代陈实功编《外科正宗》，提出“医家五戒十要”，要求医者恪守善良行医、仁爱救人……中国传统医德历来直面人的生命安全，直接昭示了医学关照的中心——患者。“当下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应以患者为中心，更具体地说应以患者身心为中心，进而为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
［8］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医学伦理学应更加坚持推动医学回归初心，远离追求纯粹的技术进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2.2 发挥伦理调节作用，实现医学伦理实践效应，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医学社会关系与人类整体社会关系从来交互重叠，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安全的伦理诉求有赖于各领域道德关系的理顺以及道德冲突的解决。调节道德关系是伦理学的基本功能之一，一方面，医学伦理学直面现实医疗问题，其基本功能亦体现在规范医学社会伦理秩序，调节医学社会道德关系，从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另一方面，随着医疗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卫生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等，医学伦理学的调节范围从传统的医学领域个体之间的关系，向医学与社会、医学与自然关系以及一切生命关系不断延伸与扩大，在实现医学伦理实践效应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了本身理论形态的发展。“从整个历史过程全貌来看，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已经开始显露出从曾经的伦理实践智慧向伦理智慧实践的转化趋势，其价值和分量就可能因为这种转化的持续性而带来这个学科系统质性变化。”
［9］医学伦理学最初发轫于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冲突，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解决医学伦理冲突等问题，其中一系列的伦理理论、原则、规范与准则等，皆是其特殊的调节方法，且伴随着新的医学伦理冲突不断地完善自身。中国医学伦理学需要理论根基的重塑与学科发展的探讨，但不能只是囿于单个学科的意识，也不可陷入医学道德的理论藩篱，应更加关注中国医学实践中的伦理现实问题，持续发现新的伦理冲突与矛盾，进行伦理规范，调解矛盾冲突，保障医学社会伦理关系的有序运行，从而推进社会安全稳定。
2.3 落实医学伦理教育责任，塑造医学职业精神，推动健康中国发展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诉求，健康中国战略是其重要的政策保障。当代医学生肩负着实现“健康中国”的时代重任，如何担当大任，医学伦理教育义不容辞。“医学伦理教育是医学院校在医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和医学发展需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医学伦理知识，提升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的医学伦理素养和临床决策能力，进而促进医学事业健康发展。”
［10］医学生不仅需要博学至精的医学专业知识，还需要仁心仁术的医学职业精神。医学职业精神是对待医学相关职业工作的态度及品行，是基于敬畏生命与正确认识医学，怀着使命感与责任感投身于医学相关职业的医学人文精神与职业道德素养，医学职业精神的具体内涵也是伴随着医学实践不断丰富与深化。
当下，技术至上主义、医疗消费主义等倾向引发的医学伦理问题更加呼唤医学职业精神的坚守与维护，同时也对医学职业精神的培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要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段话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是医疗卫生行业的神圣使命、职业价值和精神追求。
目前，部分医学院校依然存在着偏重医学专业知识轻视医学人文教育的现象，对医学生职业道德素养与医学人文关怀能力的重视与培养力度依然不够，这与健康中国发展所亟须的合格医学人才目标相去甚远。中国医学伦理学应当紧密结合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视医学职业精神塑造之意义，优化课程体系、深化教育内容、实施教学改革、强化生命实践等，对医学生进行系统的医学伦理教育与训练，由此塑造医学职业精神，帮助医学生树立以服务人民健康为核心的从医理念，提升医学人文关怀能力，推动健康中国发展。
2.4 秉承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医学至善与公正，推动社会道德发展
作为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发展需求与社会道德发展相互伴随。中国医学伦理学是承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领域，在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中，至善与大义是医学的价值目标。医疗行善既是作为医生医疗实践的核心原则之一，又是医生实现其个人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是“医儒同道”的恰好写照；医学大义对应于今天的医学公正，集中体现在医师一视同仁地关爱患者以及秉持正确的医学义利观，如对患者要“举乃和柔，无自妄尊”（宋代《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同时应“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贫富不在论财，自尽其诚，稍亵之则非重命耳。”（龚廷贤《万病回春》）
中国医学伦理学绝不可仅是对西方各种医学伦理学的追随与模仿，就理论资源，中国医学伦理学实则有独特的文化语境与道德资源优势。“在中国，伦理是文化的核心，不仅在传统上而且在现代，中国文化都是一种伦理型文化，‘生命’与‘伦理’在文化上一体相通，合而为一。”
［11］“‘伦理’，是中国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基本话语之一，具有特殊的文化基因和文明染色体意义”
［12］。就实践问题，中国亟须解决的本土医学伦理课题。因此，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积极汲取先进外来文化的同时，更需要立足中国实际，延续对生命关注的优秀传统伦理，呈现中国文化标识性的医学伦理学话语体系。中国医学伦理学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应以秉承优秀传统的文化自觉追求至善与公正、推动社会道德进步。
医学伦理学不仅关注医学对于人类的价值，同时关注医学与社会、医学与自然之间的健康互动。因此，医学伦理学涉及的规范性不仅仅是来自伦理的“善”，很大程度上也广泛地与社会规范和社会治理紧密相关；“不仅需要限制和规范医学研究的范围及使用的技术手段，更面临着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将医学知识和医学技术内在化、主体化的问题。”
［13］“至善”和“公正”是一种进程性目标，永远处于未完成时态，康德也告诫我们“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只有永远追寻、步履不停，才有可能接近“善”和“公正”，推动社会道德进步与发展。
2.5 追求共同健康价值，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卫生健康文明进步
健康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每个人实现人生理想和幸福的基本前提，是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不仅是一种从医疗卫生到大健康观念的话语转换，而且是在目的性价值的更高层次上确立了健康的应有地位。”
［14］健康中国战略将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对医学起源于对生命及其健康之维护的直接关照，凸显了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等伦理文明精神。近年，诸多学者已经提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合理设想与可行性建议，如奥斯勒患者观与叙事医学中的医患叙事共同体理念
［15］、在医患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患者的诉求
［16］、医患共同决策中患者主体性的缺失与寻回
［17］、从伦理视角看医患共同决策的多种模式
［18］、医患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医学生思政课教学路径探索
［19］等。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是当代医学伦理学回归以患者为中心的重要举措，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医疗实践中的具象回应。
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以患者为中心，应当以追求健康为共同价值目标，促使医方与患方共同面向疾病及其治疗、共同在场于生命疾苦，共同建构主体间性的整体。“医患命运共同体，经由共情结成彼此见证内感受、见证心灵记忆、见证生命的“同在者”，同时是利益攸关的健康共同体与精神文明的道德共同体。”
［16］对于医患命运共同体，“其伦理价值旨趣绝不仅在于构建和谐共生的医患关系，更主要的追求还在于借此破解全球健康问题面临的种种制约，将健康问题引入共同体伦理的关怀界域中，在价值指向层面充分彰显出全球化时代人类在健康领域的精诚团结以及面对死亡和疾病的承诺。”
［17］追求共同健康价值的共识是医患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石。人类构建共同体，最初就包含着保障自己“生命健康权”的目的。“这也是医学成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首先要遵循的原则规范，即保障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生命健康权。”
［13］ 医患命运共同体更易于保证医学能够突破技术医学的弊端，时刻关注患者作为整全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以患者为中心，为医患共治提供正确价值保障，保障生命健康，实现医学价值，推动人类卫生健康文明进步。
3 面向全世界的中国医学伦理学
20世纪末西方医学伦理学传入中国，自此，中国医学伦理学从未停下探索自身历史使命的脚步，同时也以自身的发展促进全世界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在全世界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中，中国医学伦理学走过了经验学习—批判性吸收—中国化理论与方法建构的大致历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中国医学伦理学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
［20］睿智地发现：“中国的生命伦理学需要根据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所承担的角色和在市场领域中所承担的新的角色（这个市场对中国的复兴具有贡献）重新思考它的使命和它的意义。中国必将影响全球对道德和生命伦理学的反思，在世界上的作用肯定不仅仅是经济的、科学的和技术的影响力，更是文化上的影响力。中国在文化导向与道德引领方面具有重要的道德责任。”
中国医学伦理学将自身的使命放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场域下，最直接的任务之一就是投身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与功能实现，从而促进全世界医学伦理学的发展。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在攻克诸多疑难杂症的同时，高传染性疾病、新型高致死率疾病等也频频出现，同时，医学社会正面临着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重大危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世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深入实践与探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尊重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时关照个体与类群体，以合理的理念、机制、制度等最大范围内团结所有不同利益群体为全球共同的“大健康”共同努力，从而推动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社会进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中国医学伦理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发挥其历史责任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平台，它直接将中国医学伦理学推向世界，而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自我更新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一是以共同价值追求重塑个体与他者世界的道德关系。人类卫生健康问题揭示人类利益的共性存在，聚焦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利益，保障全世界作为“类”存在的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基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医学伦理学进一步深化对“同一个健康”之人类共同价值的诉求。
二是回归敬畏生命这一最基本的伦理价值。敬畏生命，不仅是敬畏生物学的生命，更是保护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体现了中华文化深刻的以人为本的优秀传统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向世界展示“生命至上”“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的敬畏生命观。
三是批判性审视健康正义，在非常态情境下构建新的伦理秩序。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体现了健康正义观，体现了对全球、代际以及人类命运的责任。具体来说，“‘人类’阐明了范围，说明是全体人类普遍受益、共同实践；‘卫生健康’阐明了目标，说明是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关切；‘共同体’阐明了路径，说明团结协作的有机整体。”
［21］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健康中国政策层面对于全球化人类命运的智慧回应，推动中国医学伦理学不断优化面临非常态情境的理论预案与实践能力。
四是强化生态伦理，彰显人类对于世界的伦理责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中，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当下的中国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关注全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生命健康与生态健康紧密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方案”，以中国智慧，加强不同国家主体的关联性，打破生命健康与生态健康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二元分化，进行全球生命与生态大健康保护的综合探索。
4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应主动置身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中，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诉求以及把握被赋予的历史使命，主动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勇于担当，积极发挥重要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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