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BCI）融合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物理学等多项前沿技术，其通过连接大脑与外部设备，实现脑部神经信号转化为控制计算机或其他外部装置的能力。这一突破性技术在2024年1月30日迎来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埃隆·马斯克（Elon Reeve Musk）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宣布完成了首例人类大脑侵入式BCI植入手术。紧随其后，2024年1月31日，清华大学医学院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团队也顺利完成了全球首例无线微创NEO脑机接口的临床植入试验，让一位患者在四肢瘫痪15年以来，第一次实现了“用手喝水”。
然而，在脑机接口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其隐患与风险也不容忽视。2024年5月8日，Neuralink公司再度发出声明，自2024年1月份实施首例人类手术后，首位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Noland Arbaugh出现了严重的机械故障，导致其四肢完全瘫痪，肩膀以下部位失去知觉。这让脑机接口领域的专家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植入脑机接口设备潜在的风险不容小觑。2024年5月20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Neuralink公司针对首个受试者的修复方案。BCI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身体伦理的挑战，其超人类增强动机也日益明显，亟需分析和探讨。
1 BCI技术“超人类”增强动机
BCI技术的“超人类”增强动机，可以从身体的自我维度、医疗维度和社会维度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个人的身体总是由内在自我来感知的，这是身体自我的感发性。身体出现疾病时要治愈，这就涉及了身体的医疗维度。身体的社会维度往往是由身体的被动性和主动性交织在一起促成的，社会的竞争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通过增强技术来提高竞争力，同时也刺激着竞争者“超人类”增强动机的主观冲动。
1.1 身体自我维度的“超人类”增强动机
从身体的自我维度来看，追求“超人类”增强可能受到自我改善的愿望驱动，这一愿望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个体对自身潜力的探索和渴望。个体可能通过BCI技术来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身体性能或感知体验，以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和个人成就。比如，个体可能希望运用BCI技术来提高学习、思考和记忆等认知能力，以在学术、职业和个人生活等方面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另外，个体可能追求通过BCI技术来增强身体性能，包括力量、速度、耐力和协调性等。此外，个体可能寻求通过BCI技术来拓展和丰富感知体验，以至于走进了视觉、听觉和触觉极端体验的怪圈。
1.2 身体医疗维度的“超人类”增强动机
从身体的医疗维度来看，BCI技术在医学领域的超人类增强动机主要是通过与大脑信号的交互，实现对神经系统功能的调节和修复，从而帮助患者克服各种神经系统疾病和功能障碍。BCI技术有望控制智能假肢、轮椅和其他辅助设备，使残障人士能够更自由地进行日常活动。BCI技术还可以用于康复训练，医治或恢复患者受损的运动功能、言语能力或其他功能。通过与外部设备的交互式训练，患者可以进行个性化、高效的康复训练，促进功能的恢复和重建等。BCI技术在临床应用中可帮助患者恢复丧失的某些身体功能，然而这时治疗与增强的边界很难把握，很有可能会将患者的身体功能增强至超出正常人的水平。
1.3 身体社会维度的“超人类”增强动机
从身体的社会维度来看，BCI超人类增强冲动受到社会压力与竞争的推动，这恰恰体现了社会对技术和创新的需求与期望。脑机接口技术领域的专家们在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和增强人的身体机能之间，很有可能将重点放在增强健全人的机能、提高其工作效率和能力上，然后才是治愈疾病。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个体往往感受到来自同龄人、同事、竞争对手以及社会期望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在职业、学术或社交领域寻求超越他人的方法。这种竞争压力宛如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着个体不断进取，寻求提升，以保持其在社会舞台上的竞争力。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技术创新被广泛认为是引领社会、经济和文化跃升的关键引擎，备受瞩目并寄予厚望。它不仅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新标杆和竞争优势，更是驱动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BCI技术对于身体的过度改造有可能会使社会领域的竞争白热化或走向畸形。
2 BCI“超人类”增强追求与身体伦理
尽管BCI技术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但其不断膨胀的“超人类”增强动机引发了一系列的身体伦理困境，如身体自我维度的自主性、身体医疗维度的风险受益、自然性的身体如何与BCI技术增强的身体进行公平竞争，以及如何在社会层面定义理想化的身体等伦理问题。
2.1 身体伦理的基本概念
“身体伦理学”这一概念作为伦理学术语，最早出现在许尔德瑞克（Margrit Shildrick）与麦基丘克（Roxanne Mykitiuk）合编的论文集《身体伦理学：后习俗的挑战》中。其中，《超越生命伦理学的身体：挑战传统》一文提出：在面对前沿生命技术引发的一系列涉及生命的、文化的以及伦理道德等复杂问题时，生命伦理学表现出与现实脱离和难以应对的困境。这些困境的根源在于，生命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与身体本体的脱节
［1］。身体伦理学的提出，则将“身体”这一范畴拉回到生命伦理学的视野，并作为批判性思维的出发点，反思在后现代境域中生命科学的发展到底对“涉身主体”意味着什么
［2］29-30，为生命伦理学的深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以应对当前生命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身体不确定性。身体伦理学突破了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主张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去探讨伦理问题，以身体的“感受”为中心，强调身体的知觉、体验和文化差异，提倡伦理原则的不可判定性、多元性和可变性
［3］。身体伦理学不仅包括对身体的直接干预，如手术和治疗，还涵盖了对身体自主性和完整性的考虑，是关于人类身体、健康、疾病、医疗实践以及相关技术应用所涉及的道德、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学科。
身体伦理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尼采的思想。尼采挑战了传统的伦理学观点，否定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思想，将人的身体提升至高于意识的地位，他认为人的身体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观念”
［4］。他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提到：“在你的思想与感情后面，有个强力的主人，一个不认识的智者——这名叫自我。他寄寓于你的躯体中，他便是你的躯体”
［5］。尼采的观点启发了后来一系列的哲学家，他们对“身体”进行了深入思考，进一步开阔了身体伦理学的论域。梅洛-庞蒂将“身体”视为人与世界相关联的中介，他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到：“只有当我实现身体的功能，我是走向世界的身体，我才能理解有生命的身体的功能。”
［6］109梅洛-庞蒂认为肉体和灵魂是不可分的，他讲：“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不是由两种外在的东西——一个是客体，另一个是主体——之间的一种随意决定来保证的。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每时每刻在存在的运动中实现。”
［6］125在梅洛-庞蒂的理论框架下，德雷福斯将人类具身性明确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指自我身体的确定形态和内在力量；第二，是指我们习得的处理事物的技能；第三，是指文化的具身性，意味着文化的世界上与我们的身体相互关联
［7］。
2.2 “超人类”增强技术的身体伦理挑战
2.2.1 身体的自我维度考量
第一，个人身体与机器边界日趋模糊。BCI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越发密切，人们开始不再将技术仅仅视为外部工具，而是将其纳入自身的生命体验之中。这种融合导致了传统意义上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人类的身体不再仅仅是生物体，而是成为生物—技术复合体。有学者认为，脑机接口作为一种媒介，促进了人类与技术的协同一体化，而这种一体化越是完美，它们之间的摩擦力就越小，至一种“人机同化”的状态便悄然诞生。这种同化并非单纯的融合，它蕴含着一种异化的过程，将人类造成一种“非人”的状态，人与机的关系被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被扩远
［8］。
第二，机器与人脑的连接可能会削弱个人意志的自主性。脑机接口是人脑和人工智能机械化的协同作用。在脑机协作的进程中，由于机器内部预设了保护性机制，这种机制可能会对人脑产生反作用力，削弱人的意志，进而有可能导致机器对人的行为产生控制。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表示，“意志既然是自在之物，是这世界内在的涵蕴和本质的东西；而生命，这可见的世界，现象，又都只是反映意志的镜子；那么现象就会不可分离地随伴意志，如影不离形；并且是哪儿有意志，哪儿就会有生命，有世界。”
［9］倘若BCI技术对人的意志力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那么失去意志力的生命将何谈存在，更不必说身体的健康了。
第三，过度的身体改造会导致个人身体完整性受到侵害。个体追求超人类增强时，涉及对自身的干预，如植入脑机接口设备或改变大脑结构。这引发了自主性和身体完整性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个体可以自主决定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进和增强；另一方面，社会和伦理学家们担心，过度的身体改造可能会导致不慎的干预，危及个体的身体完整性和健康。因此，如何平衡个体的诉求和对身体完整性的尊重，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挑战。
2.2.2 身体的医疗维度考量
第一，医学的进步与发展是否以BCI“超人类”身体增强技术为判断标准。随着BCI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功能增强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传统的以治疗疾病为主的医疗模式可能会受到挑战。斯坦福大学开发了一种皮质内脑机接口，帮助因脊髓损伤而瘫痪的患者，实现了每分钟90个字符的打字速度，在线的原始准确率为94.1%，离线的通用自动纠正准确率超过99%
［10］。如果社会和医疗体系开始将增强技术视为优于传统疗法，可能会导致资金和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优先发展高科技增强方案而非基本的医疗需求。这可能会导致对那些急需基本医疗服务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度降低，加剧医疗服务的不平等。
第二，如何权衡BCI增强技术对患者身体带来的风险与利益。植入脑机接口设备可能会带来身体创伤、感染或其他健康风险，个体需要认真考虑这些潜在风险，以及是否愿意承担这些风险以换取增强的好处。在试验项目中被安装了Neuralink脑机芯片的猴子，基本上每只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健康影响。结果表明，其中23只猴子中，至少15只已死。Noland Arbaugh作为Neuralink临床试验的第一位人类参与者，因事故导致四肢完全瘫痪，肩膀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可见植入脑机接口设备存在极大的风险，在进行操作前，如何确保患者充分了解可能发生的风险和利益，以便其做出明智的决策至关重要。
第三，在应用BCI技术时，医务工作者在患者身体面前如何增强道德责任感。随着BCI技术在临床场景中的渗透，医疗专业人员可能会遇到新的职业和道德挑战。在Joseph Stramondo等
［11］所构想的未来愿景中，四肢瘫痪患者有望通过植入双向脑机接口（BBCI）技术，实现脊髓损伤部位的“绕行”，从而在受伤点以下全面恢复肢体及其他身体部位的功能，包括膀胱和肠道的正常机能。这一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不仅能够恢复由于中风或其他脑损伤引起的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还能抑制假肢以形成触觉，为患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诸如此类的技术涉及人体重要的器官，医疗专业人员在面对这些新技术时，需要更加谨慎的态度和较高的职业道德责任感，也需要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最新的医疗技术和方式。这可能需要额外的培训和教育，以确保医疗人员能够充分理解和慎重运用这些复杂的技术。
2.2.3 身体的社会维度考量
第一，单一机器化身体的出现。社会往往根据文化、媒体和社会期望来塑造特定的身体理想。这些理想可能包括外貌、体重、智力等方面的标准。身体的社会化标准对个体产生影响，使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超人类”增强来塑造身体才能达到社会标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竞争的压力，人们可能会改变传统的身体观念，不断地压缩人身体的精神维度和心理维度，单一的机器化身体极有可能出现。脑机接口技术有可能借助计算机实现对大脑信号的高度控制，改变个体的意识、情感和行为，会导致人的自然性丧失。这引发了伦理问题，涉及社会如何定义“理想”身体，以及如何应对大规模的单一的机器化身体。
第二，忽视身体在多元文化中的差异性。不同文化和社群在对待身体及其改变的态度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一些文化可能将身体改变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干涉；而另一些文化则可能积极鼓励身体改变，以达成宗教、社会或文化方面的目标。在尊重和保护这种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必须妥善处理由不同文化观点可能引发的伦理冲突。如何在尊重个体自主权与文化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点，确保个体的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同时又能保护文化多样性，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重要议题。
第三，加剧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脑机接口成本和技术门槛较高，并非所有人都能获得，有可能只有那些具有足够财富和资源的人才能够追求和获得这些技术，这将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我——就我的个人特征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
［12］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根源，实际上在于财富的分配。当脑机接口技术掌握在有钱人手中时，而那些无法负担其费用的人便会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如何协调技术发展和社会平等的关系，以防止新技术加剧社会分歧也是应慎重考虑的问题。
3 BCI“超人类”增强追求的应对策略
针对上述BCI“超人类”增强追求所面临的身体伦理困境，应积极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如尊重BCI技术所涉及的伦理原则；为BCI技术的发展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导；强化伦理审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以增强监管机制；以及尊重身体的完整性与差异性等。
3.1 遵循伦理准则
伦理准则的制定与应用应该是一个协作的过程，涵盖了政府、国际组织、专业协会、研究机构和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2024年2月2日，科技部发布了《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其中提出了6项基本伦理准则：保障健康、提升福祉；尊重被试、适度应用；坚持公正、保障公平；风险管控、保障安全；信息公开、知情保障；支持创新、严格规范
［13］。BCI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伦理挑战，因此伦理框架与伦理准则应该随之发展，以确保其仍然适用并反映最新的伦理问题和技术进展。这需要不断的合作和跨界对话，以保持伦理准则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从身体的自我维度出发，遵循尊重原则，严格划定人与机器的界限。技术应有边界，不能为了技术本身而发展技术。在发展BCI技术的同时，尊重个体的自主性、身体的完整性、隐私权以及知情同意权
［14］。BCI技术在人脑上进行实验，风险极大，应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一定要重视知情同意以及知情同意的连贯性，个体可自主决定是否接受BCI技术干预，何时接受以及何时停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与北京医学伦理学会合作，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制定了《涉及脑机接口临床研究的多学科伦理审查专家共识》
［15］，其中指出：应充分评估个体的自主决策与知情同意能力，评估其认知与精神/心理状态，明确参与者和（或）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知情同意能力是否完整。若由于改造大脑，患者无法作出决定，医护人员可对其进行保护性措施，提供充分的信息让其家属作决定，同时应避免由于利益原因做出不利于患者的选择。身体是多维度的，BCI技术在应用时一定不能走向单一的机器化层面，要与精神、心理等维度相协调，保护身体的完整性。
从身体的医疗维度出发，遵循仁爱原则以及有利与不伤害原则。医学的目的是预防疾病，呵护和增进人们的健康，而不是单纯地改造和增强人类的身体。BCI只是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兴技术，不能够成为医学的代名词。因此，在发展BCI技术的同时，也应保证传统医疗领域的发展和进步。医院需对于医疗资源需进行合理的分配，不应该忽略急需基本医疗服务的弱势群体，避免加剧医疗服务的不平等。从不伤害原则及有利原则出发，应合理规避脑机接口技术在应用时的高风险和副作用。应始终把用户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和应用技术的能力，维护患者利益，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方案。将风险控制在最低范围内，坚决抵制侥幸心理和逃避责任的行为。这需要医生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仁爱之心，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对于进行手术的患者，医院应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人文关怀，减少患者的恐惧和不安。
从身体的社会维度出发，尊重身体的差异性，遵循公平公正原则。有些文化可能视身体为神圣的，禁止对身体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在技术应用和研究时应尊重特定人群的风俗文化，保护文化的多元性。《身体：从感发性、生命技术到元素性》中指出：“没有差异性，身体的感受性就会消失，身体之为身体是在差异的感受中被感受到的。”
［16］因此，在应用BCI技术时应保护文化多元性对身体差异性的需求，避免造成技术性的单向度身体。BCI在应用时也一定要考虑社会平等的问题，由于贫富差距，未来这种技术可能会变成少数人的特权，所以还应重点关注如何确保BCI技术的好处普遍惠及。政府主管部门与医疗机构可对该技术的价格进行规范，对于经济上负担不起的患者，在医保上进行补助，提高报销比例。应强调BCI技术的透明使用，技术的操作和数据的收集应该是透明的，避免对该技术进行不正当的买卖。
3.2 完善法律法规
脑机接口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科技，科学的法律制度也是规范BCI技术研究与应用必不可少的一环，该技术用于增强必须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在构建BCI技术的立法体系时，首要秉持的原则应是“以人为本”，所有法律法规的起草与实施均应以促进和保护人类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目标。
首先，推进脑机接口技术的立法工作，对该技术的违法使用设立明确的处罚措施。尤其是脑机接口技术应用的问责制，脑机接口在应用时应明确其风险，如果安全风险未能进行科学评估而盲目开展，导致伤害或事故的发生，应进行严格问责与追责。以防技术的处罚不明确导致违法成本较低，从而造成技术滥用，危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其次，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与BCI技术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确保在脑机接口技术中政府、社会、医务工作者与脑机接口使用者等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唯有建立一套全面而严谨的脑机接口技术监管机制，并同步推进相关立法与执法工作，才能确保脑机接口技术沿着科学、健康的轨道发展，真正实现其造福人类的初衷。
3.3 强化伦理审查
在BCI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过程中，建立强化的伦理审查和监管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机制有助于确保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遵守道德原则和法律法规，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个体的权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第一，设立独立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是关键一步。委员会可以由专家组成，包括伦理学家、医学研究者、医务人员与同行、专业团体和社会科学家等，他们具备评估伦理合规性的专业知识。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设立，不仅为应对BCI技术所面临的复杂生命伦理困境和医学伦理难题提供了有力支撑，更是现代科学活动中同行评议和公众参与思想的深刻体现。它强调了共担风险与责任的价值观，确保BCI技术在研发与应用过程中严格遵守伦理规范，避免出现不道德的实验和应用，从而有效降低潜在风险，切实保护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17］。
第二，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的审查流程和标准的操作程序是伦理审查委员高效运行和伦理审查质量的重要保障。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BCI研究项目的基本标准应是：尊重患者的自主权；知情同意环节的规范性；坚持身体伦理的社会价值；研究方案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公平选择受试者；合理的风险与受益比例；遵守科研诚信规范。审查方式可以分为会议审查、紧急会议审查和快速审查等。审查类型可以有初始审查、跟踪审查和复审。跟踪审查时若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或不良事件应暂停或终止研究，且针对各种不良反应或不良事件应提前设立应急预案。审查决定可有批准、不批准、修改后批准、修改后再审、暂停或者终止研究
［2］138-142。
3.4 增强监管机制
监管机构的角色至关重要，其存在可以提高BCI技术应用的透明度，防止滥用和不当行为的发生。这些机构可以是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或独立的监管机构，它们负责监督BCI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在脑机接口的组织管理方面，构建了系统化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机制。美国和欧盟的脑计划管理结构均包含管理主体、咨询委员会和神经伦理工作组；澳大利亚则是由指导委员会和神经伦理相关委员会两部分组成。从管理机构的职责角度来看，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管理主体都主要承担监督和协调脑计划实施、管理和评估项目的任务
［18］。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监管结构上设立专门的管理主体，负责制定脑机接口的发展战略、规划和管理制度，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工作。建立咨询委员会，以便为脑机接口的发展提供科学、专业的咨询和建议。同时，在管理体系中融入科学咨询机制，以便精准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与格局，构建一个具备高效响应能力和科学决策支持的动态调整系统。此外，加强与国际脑机接口组织的合作与交流，为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的指导与建议。
监管机构中公众和社会各界的参与也尤为重要。多元参与、透明度、公开信息、独立的审查和监管，以及公众教育是应对BCI技术“超人类”增强追求引发的伦理挑战的综合策略。进行公众教育和知识普及活动，提高公众对BCI技术伦理问题与相关法规的认识，确保公众了解伦理原则和法规，培养伦理思考和决策能力。鼓励多元参与吸纳各利益相关者和不同观点，确保伦理决策的公平性、合理性和普适性。
4 结语
BCI技术作为一种前沿技术，为个体提供了改进身体性能和增强感知体验等的机会，从而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能力，满足了个体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和个人成就的愿望。然而，BCI技术的“超人类”增强动机也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深层次的身体伦理问题。当人们在迅猛发展的BCI技术面前不断追问：“我是人还是机器？”“我的身体是否受我控制？”“我的身体是否完整？”等问题时，相应的伦理对策和立法措施等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未来，BCI技术的身体伦理挑战将继续存在，通过明智的伦理决策和有效的策略，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确保技术的发展与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和权益相协调。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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