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学的加速与异化： 基于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On acceleration and alienation in medicine： based on Hartmut Rosa’s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

摘要

现代医学的加速发展是维护人类健康的关键力量，但也出现了异化现象。将现代医学发展置于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视域下解读，是后医学时代深刻剖析医学发展有力解释框架和诊断医学病症的切入点。医学发展从技术、结构、主体生活节奏三方面遵循“动态稳定”的模式，进入自我加速的循环系统，在无限加速循环中，出现了就医空间抽象化、医疗技术主体化、人文精神隐退、生命经验越加贫乏、医患认同消弭的新异化表征。按照罗萨实现“美好生活”的路径，医学异化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共鸣”关系，树立医学人化的理念、构建医学语言的理性交往、深化医学新发展理念是调和医学发展和其他社会因素关系的有效路径。

Abstract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 is a key force in safeguard human health， but there has also been a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Interpre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tmut Rosa’s socially accelerated critical thought is a powerful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profoundly diss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 the post-medical era and an entry point for diagnosing medical ail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follows a “dynamic stability” model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echnology， structure， and the pace of subjective life， entering a self-accelerating cycle system. In the infinite acceleration cycle， there are new manifestations of alienation， such as the abstraction of medical space， the subjectification of medical technology， the retreat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the increasing poverty of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elimination of doctor-patient identity. According to Rosa’s path of realizing the “good life”， the solution to medical alienation lies in establishing a “resonance” relationship， fostering the concept of medical humanization， constructing r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medical language， and exploring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in medicine. These are effective ways to reconc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development and other social factor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医学 / 哈特穆特·罗萨 /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Key words

medicine / Hartmut Rosa /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accleration

美国医学史学者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这样描述医学的最初使命：“医学，是随着人类疾病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1］。医学源于人类消除痛苦、保护生命的自然本能。基因治疗、器官移植、试管婴儿、脑成像技术等现代医学技术的应用对消除人类病痛和维护生命健康产生了巨大作用，但也导致医学发展陷入“技术救世主义”误区，医院对引进先进医疗设备的热衷，公众对医学技术的“神化”、疾病治疗对“神奇子弹”的依赖造成医学扁平化、功能化、碎片化发展趋势。当代德国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指出“社会加速”是造成“新异化”的根源，加速逻辑造成人们对速度的非理性追求，使现代社会呈病态发展。同样，医学对技术发展的速度追求使医学的最初使命面临着工具理性泛滥的风险，加速使医学产生了异化现象。罗萨探索“共鸣”理论，以求“美好生活”替代异化现象，医学的最初使命是呼吁人性回归，以求医学的纯粹。从这个意义上讲，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为解释医学异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拟基于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结合医疗实践发展，对医学加速与异化现象进行分析探讨。

1　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思想：医学加速与异化理论分析框架

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社会加速史，技术的加速维系着社会的新陈代谢，推动人类进入“自由王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速度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人们被迫或主动地进入一种新的机械文化之中，人与技术、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有了突变性发展，加速的社会造成现代生活的异化。马克思将加速放置到资本逻辑批判中，认为人的主体性在机器帮助下得到延展，工人在驱动机器的过程中激活了自身，工具作为假体器官来增强和扩大人类认知和身体能力^［2］。资本主义加速发展使社会生产不断变革，加速逻辑是必然和合理的，但随之产生的“怪兽文明”却颠覆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表现为工人同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的类本质及他人关系的异化四个方面，造成了“物的世界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加速增殖逻辑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吊诡中。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深受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影响，在延续与整合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维希留“竞速学”理论、哈维时空压缩理论的基础上，罗萨相继发表了《加速》《新异化的诞生》《共鸣》三部著作，丰富了社会加速理论，认为“社会加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以时间视角阐释了“异化”表征及根源，探索“共鸣”理论以缓和社会危机，从而塑造“美好生活”以替代异化现象。将现代医学的发展置于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视域下解读，是后医学时代深刻剖析医学的有力解释框架，是诊断医学病症的切入点。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

1.1　加速：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

自“双元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突然进入了加速时代，生产方式在不断变革。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是变迁速度。涂尔干认为旧的道德滞后于社会的变迁。韦伯将新教伦理视为严密的时间规训。维希留的速度学从科技发展的时代背景出发揭示社会统治模式。对于加速的讨论众说纷纭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罗萨基于过去对加速的讨论，加入时间视角，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加速理论。他认为，社会加速可划分为三个加速范畴，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加速。科技加速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目标导向过程有意的速度提升；社会变迁是“当下”时间萎缩，以社会制度和实践的稳定程度为判断标准；生活步调的加速是指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这三种加速范畴的关联在于科技加速会使时间充裕，但由于社会制度的稳定性普遍下降，事物量的普遍增长，可用时间在显著萎缩^［3］13-26。从罗萨提出的速度角度来审视医学，或许是对现代医学一种新的反思。医学在不断提速中，病毒的快速传播，患者、病种的不断增长，生物医学加速器综合园区、商业化病毒载体生产、CAR T-细胞治疗法等创新技术争相发展。医患之间的诊疗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医学的飞速发展推动诊疗节奏和医疗时空的不断演进，加速成为当代医学发展的主旋律。

1.2　异化：加速逻辑的病态后果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加速展开了从伦理到制度的批判，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导致了人物颠倒，为人所用的机器演变成异己力量，主宰人的生命，生命因此单调。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基础上，罗萨提出五种异化现象，即空间异化、物质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与社会异化。罗萨认为，社会加速已经越过了临界值，不仅异化了行动，还异化了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的“脱域”、物品消费主导身份认同、行动加速、时间压缩、人陷入速度的恐惧之中。加速使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呈现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状态。人们已经体验到加速的力量不是一种解放，而是压抑。对于医学的加速，杜治政在《守住医学的疆界》中发出这样的拷问：“为什么医学越是进步反而人们的失望和怀疑的气氛更浓？为什么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感到疑惑和恐惧？医学应当成为某种权威的工具吗？”^［4］罗萨认为，加速的自我循环导致病态状态。医学技术可以移植器官、编辑基因、组装生命，将自然节律转变为人为控制，但人的身体却被医学凝视并活在技术之中。将医学异化现象放到罗萨社会加速理论中解读，探索异化根源，或许可为未来医学发展提供新思路。

1.3　共鸣：超越加速的积极探索

竞争逻辑和体验逻辑的冲突，使时间脱离掌控，个人时间与所处时代时间很难有意义地链接，造成生活无意义的后果。罗萨指出，“人们在晚期现代当中经常感觉到所做的并不是‘真的’想做的；而真的所做的却完全不是实际上想做的，虽然之所以做这些事并不是被逼的”^{［3］130-131}。罗萨就“如何实现美好生活”提出了“共鸣理论”，对于何为“美好生活”，哲学家们有“善”“德性”“幸福”等讨论。罗萨继承批判理论，认为主体置于世界中必然会体验一定的世界关系，世界关系不仅是一种在认知和评价维度上对世界的想法和态度，而且也是一些更为基础和根本的前反思和前认知的实践与情感^［5］。将“美好生活”释义为主体与世界相处的稳定关系。罗萨不主张通过改革和制度修正解决异化，主张“适应性增长模式”，要通过意识引领和文化范式转向，用辩证的态度处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医学发展到今天，技术高度发达，医疗投入不断增加，但似乎没有使人变得更健康。医学需遵循社会变化和人的需求进行自我调适，将疾病诊疗转变拓展为预防、治疗和康养，关注人的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使人与医学的关系回归至应然状态，守住医学的疆域。

2　加速导致异化：医学病态发展的根源与呈现

2.1　加速：现代医学的自我循环

罗萨承认加速是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并且从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节奏加速三大范畴解释了社会加速现象。同样，医学发展也是从技术、结构、主体生活节奏三方面遵循“动态稳定”模式，不断自我更新来巩固医学系统的稳定性。早期医学为治疗疾病构建自然的技术、结构、关系。现代医学强调技术的进步与创新，不断自我推动加速过程，形成了医学加速的自我循环系统。

2.1.1　医学科学技术加速发展

现代社会的加速，最显而易见和最有影响力的形态就是目标明确的技术（机械的）加速过程^［6］。医学技术进步是推动医学发展和保障人民健康的根本力量。例如，抗感染药物层出不穷、微创手术大量缩短患者康复时间、仿生假肢有了“感觉”、基因组学推动着靶向药的研发等。医疗技术加速使治疗的速率得到提升，人类健康得到极大改善。从医学发展史来看，医学在神的崇拜、生物适应、环境变迁、时代倾向、宗教倾向中缠夹发展。唐钧将医学发展史分为三个时代，“前医学时代”“医学时代”“后医学时代”^［7］。在“前医学时代”，病死率的下降得益于公共卫生、个人饮食、居住、卫生条件的改善。在“医学时代”，临床医学发展高歌猛进，沃林斯基指出：“医学又一次关心技术的进步胜于关心社会变革”^［8］。1800年，路易斯·巴斯德、罗伯特·科赫等建立的疾病细菌理论，发现多种疾病病因，加之药物的规模化生产、疫苗的免疫、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医学思维陷入一种牢固观念，即努力寻找保罗·埃尔利希所说的那种“神奇子弹”，即一种药物会有选择性地针对某一类细菌，能立即治愈疾病或改善健康状况而没有有害的副作用。对“神奇子弹”的路径依赖一直延续到“后医学时代”，社会流行病学指出人类现在正处于“生态流行病阶段”，慢性病、新传染病的回潮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在面临新传染病回潮困境时，受“神奇子弹”线性思维统治力的影响，大量资金与科研力量专注于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发，技术占据医疗卫生系统，先进技术设备成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前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医学技术使人类健康向数字化方向迈进，同时，疾病管控方式、慢性病健康管理使医学进入数字化时代，医学科学技术内部加速发展与外界赋能使医学进入技术加速的循环。

2.1.2　医疗结构变迁速率加快

医疗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医疗实践活动、医患关系、医疗资源分布等医疗结构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本身的速率也在不断提高。罗萨将变化速率的提高统称为“社会变迁”，其体现在医学领域，主要表现为现有医疗结构稳定性降低，“现在”的萎缩速度加快。以“医改”为例，医改的方向、内容、速率随着医疗技术的革新、公众健康需求的变化、医疗服务水平提升的需要不断调整，改革的“时间”不断被压缩。“全面、全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观念的转变使医疗服务不仅仅局限于医院，而将外延扩展到医药用品、保健用品、绿色食品、体育休闲等大健康领域。制度的加速变迁引起医疗职业和工作方式变迁，职业的种类和工作方式越来越多元，医疗结构存在的“当下”时间不断萎缩，医疗制度和实践的稳定性也在缩短。

2.1.3　职业节奏与就医节奏加速

职业节奏涉及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经历的不同阶段和与之相关的行为和态度。医方的职业节奏在医学加速发展中不断改变，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也涉及自身的时间管理。罗萨指出，在“加速社会”当中，事务量的成长率系统地超过了科技加速率，造成了生活和生产步调的加速^［3］28。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为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多^［3］21，对应在医患时间管理中，就是时间资源的紧张和单位事件耗费时间缩短。医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自由时间，但对技术结果的等待却把完整的就医时间切块为排号、检查、挂号、诊断、取药等，单位时间内行为事件数量增加，导致时间资源的消耗与匮乏，反衬出节奏的加速，完整的就医事件呈现为碎片化的短暂体验。医学实验代替传统经验，技术加速导致诊断加速，医患双方裹挟在医学加速中，不断奔走向前。

医学发展需要技术突破是不争的事实，医疗结构、体系、制度变迁的内在压力驱使技术不断更新。在逻辑上，科技加速应该增加“自由时间”，但客观上却陷入悖论，任务的增加与割裂使人们陷入时间恐慌，这种循环加速了医学主体的节奏，三个维度的加速卷入了加速逻辑中，形成了医学的自我循环网络。

2.2　异化：医学加速发展的病状

医学的加速发展体现在医疗技术的更新、医疗结构变迁、职业和就医节奏的变化速率上，速率的提升引发了学界对技术主体化、资本主体化、患者数据化等论题的讨论。医学需要技术的创新，但对技术的过度关注使医生成了机器的解读员，患者被数据化、边缘化，人和物的关系发生错位，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发生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也出现异化。将罗萨异化理论投射到医学领域，可以从就医空间抽象化、医疗技术主体化、人文精神隐退、生命经验越加贫乏、医患认同的消弭五个方面阐释医学异化现象。

2.2.1　空间异化：就医空间抽象化

“一人看病众人围观”，这是患者就医存在的普遍现象，一方面提醒要“疏通”就医空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医疗资源供给分配不均问题。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的融合下，医疗数字化的转型成为延伸物理就医空间和平衡医疗资源的解决方案，云导诊、云候诊、云陪诊、云探视等数字化就医，大大释放了物理就医空间，在数字化引导下，形成井然的秩序。但当物理空间被技术压缩时，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就会脱节，吉登斯将之称为“脱域”。罗萨认为，时间与空间的脱域为空间异化制造了可能。空间对就医的限制越来越少，物理距离不再是影响就医体验的决定性因素，医患之间的亲密感、认同感、依赖感会因社会加速的流变性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建立，人作为世界空间的一部分却脱离空间，产生异化。被医院安置的“住院患者”因为“云”被“社会”抽离成抽象的“在场”，电视、手机、摄像头等现代设备成为患者与社会之间的最后通道，病房中空间的限制获取了时间的自由，但由于空间的限制，其实缺少了真正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批判的资本权力形而上学一样，“个体受抽象的统治”，医患关系、就医行为、医疗服务等被掩于物建立的社会关系之下。“社会”在“院中人”的生活世界中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即抽象的在场。数字化仅仅是在对医院赋能，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医疗服务供给失衡的问题。医患在时空上体验到的加速力量或许是一种不知所措的压力。

2.2.2　物界异化：医疗技术主体化

现代医学的发展有赖于高新技术，技术的应用为延缓人类生命、改善健康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高新技术的不当应用也常常将人的尊严置于尴尬境地，在一些挑战医学伦理底线的个案中我们看到了医学的最初使命被消解，技术取代人成为主体。罗萨认为，当人对物的“道德消费”远远超过物理消费时，异化就会产生。医学技术的应用如果背离道德，人与物之间的鸿沟就越大，当人被技术驾驭时，便会显示出人的愚钝与无知。技术与人的关系倒置，并上升为主体时，医学实践中引发的道德思考就会越多，医学目标也会逐渐模糊，人也会陷于焦虑之中。医疗技术主体化倾向可能会导致机构和个人更依赖物本身，而忽视人的真正需求，使人与物丧失亲密关系，从而产生焦虑和怀疑，进而导致异化。

2.2.3　行动异化：人文精神的隐退

古德认为，一旦建立某个专业群体，它所建立的社会关系会强化它的权力，进而影响职业人员与顾客、同事及职业外官方机构的互动。医疗职业的供方主导性容易滋生医生的权力欲，医疗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资本的大肆入侵引发过度医疗、开发性医疗、欺诈性医疗、炫耀性医疗和非治病性医疗等五种负面医疗频现^［9］。“人”是医学产生的本源，医学的最初夙愿是消除人的痛苦，也应该是医学的最终归属。罗萨认为，行动异化是“无法专心”地做“真正想做的事”，或者直接打消了做“真正想做的事”的念头^［3］129。可获得的技术、衍生的专业权力、价值观的错位等原因让部分医生花在钻研“核心业务”上的时间减少，失去了医学本真的初心。在面对重大生命决策时，无论医与患，都希望通过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掩盖痛苦，而实际上身体本身却无法消化这些东西，如果不把人置于医学的中心，医学的自然性和人文性也在医学体系中逐渐消解。同时，对技术过度尊崇的“生物医学模式”即使面对不同的医学时代仍旧积重难返。由于疾病谱的骤变，当医学界及其资助者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研发应对慢性病的“神奇子弹”未果时，新的传染性病毒卷土重来，一味寻找“神奇子弹”的逻辑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对特效药过度执着的理念无法真正解决痛苦。理念、技术、权力若不能恰到好处，人的行动就会脱离最初本意，造成异化。

2.2.4　时间异化：生命经验越加贫乏

本雅明区分了体验和经验，他认为体验是片段的，与体验不同，经验会深深烙印在心中，与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甚至会触动或改变我们，他认为我们可能进入到了一个体验很丰富，但经验很缺乏的时代^［3］138。医学的本体是生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命期待和价值侧重。医生作为徘徊在人生死之间的职业，在面对患者喜悦、期盼和哭泣时必须作出客观冷静的判断，在这种工作环境下，医生很容易将职业发展成为“医疗工匠”。在保罗·卡拉尼什著作中叙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医学生玛丽被分配协助一台“惠普尔手术”，是否有肿瘤转移决定着手术是有转移半个小时还是没有转移九个小时，玛丽在心中默默祈祷：“我太累了，一定要转移啊。”当住院总医师打开切口发现转移取消手术时，玛丽松了口气，但又愧疚不堪^［10］。医学职业体验陷入了一种短期模式，密集而又单调的任务无法整合或有意义地连接，时间相异于我们，时间飞快流逝但没有成为“自己的时间”，即使生命故事每天在喜悦和悲伤中上演，但没有搅动内心的力量，生命经验越加贫乏。罗萨认为，时间异化是导致自我异化的原因，行动和经验缺乏时间的吸收，会导致自我和社会关系的转变。在后现代医疗模式中，关乎生命的就医行为似乎很难与意义联系在一起，医与患双方急匆匆的背影预示着下一个任务的紧迫性，任务与任务之间的紧密连接，使人陷入机械化的处理模式，从而更想获取即刻的满足，而非冗长的“经验”，时间被卷入即刻的快感中，“等”让医患关系之间建立了并不牢靠的“消费”关系。

2.2.5　自我与社会异化：医患认同的消弭

自我感觉与认同是从行动、经验与关系，即我们所在的时空、社会世界和物界当中形成的^［3］142。医患之间的社会心态处于重新弥合期，对于公众，在不能全面认知疾病和自身抵御风险的情况下，由于医学知识的区隔，对医务人员专业水平和道德要求极高，对于公共卫生事件，期待“专家”出现以确认自身的处境。在已有的研究^［11］中，医方在医患关系的重塑上，仍是以权力不对等的角度入手，调整从医保、医院管理、法律规范等方面做系统化结构性改革以满足公众健康需求。这是医患关系的“刚性治理”思路，期望通过“制度完备”来产生“匡正人心”的效果，缺乏“柔性治理”使公众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感知滞后。公众没有或缺乏能力将大背景整合到自身的经验与行动中，主体性被消弭在结构化的宏大叙事中，通过科技，医患之间信息沟通的频率在加强，似乎关系在变得密切，但实际却处于饱和状态，医患之间并未建立实质性的“共鸣”关系。

3　建立“共鸣”：医学异化的解决之道

医学的加速发展导致异化，对于异化的解决之道，罗萨提出了“共鸣”路径。罗萨将“美好生活”作为其批判理论的研究宗旨，反对将“美好生活”标识为个体拥有资源的多寡，而应将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放到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上。罗萨为此提出了“共鸣”概念，它是指主体和客体会相互回应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回应，是规范性的社会哲学与生活尺度。他不主张对社会加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或者刻意地减速，而要将注意力放在关系的处理上。毋庸置疑，医学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健康，健康作为“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悄然成为美好生活本身的标志，但当医疗资源本身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异己力量时，建立医学与人的共鸣关系也许是解决异化的方案。

3.1　树立医学人化的理念

医学的产生与发展关涉人的自然生命，自然生命的基础性和不可还原性不允许医学成为追求物质利益的手段。“共鸣”理念作为意识引领，在医学领域，就是要处理好人与医学的关系，建立和维持人与医学的共鸣轴。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12］。医学本质是人的科学，应该完全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复归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而不是依附于资本逻辑。人与医学的“共鸣”应重申为“医学人化”^［13］，医学人化的实现要诉诸生命伦理，人的生命需要在法律和伦理上实现双重关照才能守住生命底线。正如萨顿所言，科学理性本身很美，但并不与人性冲突，它们在生命关怀中相互渗透，而医学科学和实践是体现两者相统一的最好例证。

3.2　构建医学语言的理性交往

医学数字化的发展使就医空间更加抽象，医学语言更加精简。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指出，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患关系作为医学场域中最本质的关系，越来越多医患之间虚拟的不在场的交往使双方丧失了共在交往的情境，交往情感不断淡化。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来看，他认为，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理性是双维、双向、共鸣的。任何一种沟通过程都发生在文化前理解的背景上，文化前理解是交往主体的生活世界背景，主体文化先见潜存在交往行为中，只有明确双方的语境和意图，才能在交往中达成理解和共识。显然，被医疗技术遮蔽的医疗服务正在弱化理性交往的场域，带有“理解”的医学语言逐渐被“开单”“检查”等医疗辅助技术消弭，疾痛作为患者的生命体验，带有文化和社会属性，相比用技术摆脱痛苦，更深切的应是医患间的道德唤醒和共情怜悯，理性交往的复归需要找回传统空间，要正视患者对医生的情感依附需求，在互相“理解”的前提下，在道德体验和日常生活中寻求“共鸣”。

3.3　深化医学新发展模式

医学的转型往往同时也是社会的转型^［14］。医学的发展受到科学技术、价值观念、文化发展、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医学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医学调整自身发展目标时考虑的问题。罗萨主张用开放多元的态度使各因素之间进行深层的联系与互动，尝试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以不同的文化方式与世界建立共鸣或沉默的关系^［15］。用辩证的态度看待医学的发展，既要关照医学自身的价值，也要实现主体的自我效能。在现代医学发展中，很多疾病的治疗依赖高新技术的发展，但不能一味地注重技术的发展而人为地给疾病和健康之间构建“昂贵”门槛，适宜技术的普及也许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普遍健康。中国“双中心”的医疗规划设置在打造区域医学高地，平衡地域医学资源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医学的社区化发展或许才是落实“人人享有健康”最直接的途径，建立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是医学发展的侧重点。还有人文对医学的全面探索任重而道远。罗萨呼吁各因素建立“共鸣”关系，主体为拥有医疗资源不断竞争，为实现健康不断争夺实际上并非主体真实本意，关注人的普遍合理需求，不断解决问题的“适应性增长”模式才能厘清医学的新发展理念。

4 结语

医学是对生命的关注，生命长短、生命质量、生命价值与人类的健康与未来息息相关。医学的加速发展毋庸置疑是促进人类健康的变革性力量，但加速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行动”“感觉”“关系”的变化。如今，众人的社会角色已脱离传统模型的模样，新的“共鸣”关系亟待建立，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期盼基因、疫苗、药物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寄托于科学满足确定性的期盼，人们已经在慢慢理解生活的风险，“理解”和“敬畏”或许能回应医学发展的最初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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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3年山西省高等学校一般性教学改革创新立项项目“数智健康视域下山西省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验室建设研究”(J20230533)

2023年度山西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伦理问题及伦理治理”(20230403140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