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社工在医疗服务体系中扮演着患者支持者、医护合作者、医学人文倡导者三重角色，能够有效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重价值
［1］。然而，国内外相关论文多将医患共同体构建的主体局限于医护人员与患者，忽视了医务社工的价值理念、专业技术、资源链接、理论吸纳等能力在推动构建医患共同体事业中可发挥的主导性与桥梁性作用。基于此，研究将以行动研究的方式呈现医务社工在×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从无到有建立医务社会工作专科服务，促进医患共同体建设的经验资料，并梳理社工何以在其中丰富与运用跨学科知识突破困境的思维模式与工具，以期为各大医院构建医患共同体，以及医务社会工作者在院内构建系统化专业服务提供参考路径。
1 跨学科思维与工具破解医患共同体构建困境
随着叙事医学关注患者价值主张的重要性被发掘，医疗卫生体系仅从生物医学视角实施身体数据收集与医疗程序推进的旧有模式亟须改变。从患者的心理状态、相关利益者的平等话语权，到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
［2］，医患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跨学科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1.1 跨学科研究的现实样态
现如今，运用跨学科视角分析与解决复杂问题的范式在理论与实务研究中愈发受到重视。跨学科指超出一个已知学科的边界进行的涉及两个及以上学科的实践活动，旨在通过多个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建构新的知识体系，从而解决单一学科难以处理的复杂问题
［3］，其强调不可仅将多学科知识简单拼凑，而应基于重大社会问题、依照内在逻辑关系而联结渗透形成知识的生产模式。谢建社等
［4］通过对中国共计约2 400篇社会工作领域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跨学科研究为社会工作的前沿及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既有研究对《自然》中高新科技研究成果的回顾亦指出来自交叉学科的论文数量正逐年递增
［5］，是以，跨学科研究视角已无疑成为全球科研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李立国等
［6］以21世纪诺贝尔获奖研究为例分析发现，虽然跨学科合作实现创新的可行性被广为认可，但对此类研究的分析仍侧重对相关研究的数量比较与全景概述，缺乏对跨学科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方式的挖掘与反思，及其内在机制的深度解剖。
类似的，社会工作的跨学科研究亦存在上述问题。“跨学科”中强调学科交叉以构建新知识体系的内涵在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中逐渐演变为“跨学科团队”的搭建与合作，而非融合社会工作专业与多学科知识以实现知识再生产的过程。目前，社会工作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聚焦于医疗卫生服务与社区养老领域，其中的“跨学科”主要指社会工作者通过与其他领域专业人员组成跨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以共同实现社会目标，研究反思也多围绕如何克服主体性困境，提高社会工作者在跨学科合作项目中的专业自主性与话语权
［7］。由此可见，不论是在跨学科专业知识掌握要求较高的医院，还是服务人群与特点较为复杂的社区，扎根于场域中的社会工作者何以通过丰富自身跨学科知识的掌握与运用，从而突破实务困境的可行性及其路径未受重视与探讨。对此，董艳等
［8］曾对跨学科创新思维的发生要素进行总结归纳，指出掌握多学科知识基础、发挥创新思维、促进团队沟通与协作，与贯彻产出导向四大要素，并视之为实践者整合多学科知识、理论、方法与技术，充分利用团队成员跨学科实践经验，在解决复杂问题过程中实现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
［9］。
1.2 管理学取向的跨学科分析工具
事实上，社会工作行政作为社会服务输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工作专业主要方法之一，即为一种公认的运用跨学科方法分析社会制度、问题与过程的研究方法与实践过程
［10］。社会工作行政指“政府的社会工作机构，以及社会的福利组织对社会福利工作进行行政管理，根据社会福利的政策、立法或决策，按照一定程序将之转化为实际服务，满足人民各类福利需求的活动
［11］。陈伟杰
［12］指出，中国社会工作行政教材均认为该领域的实践要求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之外，进一步借鉴管理学、公共行政、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其中，管理学则在社会工作行政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由于当下国内社会福利输送多以项目形式开展，在借鉴主要以机构为载体的西方管理理论时，如何协调项目目标与实施者所属机构目标，则为社会工作者需要探索与解答的关键问题。对此，针对行动研究的不同时期，结合×医院的特点及医务社工自身的能力及资源，分别运用管理学工具中的战略决策过程模型、组织—相关利益主体契合模型及价值主张画布这三种分析工具破解行动研究过程中的难题与困境，并在此基础上生产并形成实践性知识，为医患共同体构建提供有价值的经验与方法。
2 实践行动中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方法，这一选择体现了对医务社会工作核心理念和助人实践的深刻理解与尊重。有学者进一步强调了行动研究的目标导向性，即其直接指向实务工作的改进与专业实践的优化，是持续推动实践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13］。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方法的考量如下：其一是与医务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及助人取向存在共鸣。在实务过程中，医务社工需要与服务对象建立平等及相互尊重的关系，鼓励服务对象主动采取行动适应当前处境，这与行动研究所倡导的“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的理念十分契合；同时，医务社工在服务中倡导参与性、合作性的实践模式，善于在服务过程中进行及时有效的过程评估，推动服务的持续改进与提升，这与行动研究鼓励实践者与研究者共同参与研究过程，通过持续的互动与合作，实现知识共创与实践优化的操作方式高度吻合。其二是与医务社工在医疗机构中的发展背景有关。在该研究中，医务社工旨在通过利用专业知识技巧以及跨学科的思维和工具在儿童神经外科中心构建医患共同体，从而打造医患互信互爱互助的医学人文氛围，然而医患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医务社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评估并调整服务目标及策略才能更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这与行动研究螺旋上升、循环递进的形态不谋而合
［14］。其三是能够满足实践性知识生产的需求。国内的医务社会工作还未形成符合国内医疗机构特点的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
［15］，因此需要在实务推进中不断提炼及总结。而行动研究强调研究者要高度关注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并在实践中生产获得突破和改变的知识，这有助于医务社工在行动研究的指引下生产出符合中国医疗机构发展特点的医患共同体建构路径。
本研究以医务社工在北京地区×医院开展的“儿童神经外科专科化服务”为依托展开论述，该专科化服务的执行周期为2019年至今。×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是国内首个具有独立病房的儿童神经外科，是国内技术领域最全面的儿童神经外科中心。在专科化服务初期，该服务主体为×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在专科化服务中后期，转变为医务社会工作部主导、各慈善组织及高校紧密配合的服务架构。本研究全程在实务的场域中开展，研究人员也作为行动人员全程参与专科化服务的推进，在实务场域中生产构建医患共同体的实践性知识。研究人员将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作为收集资料的主要形式，同时也将近5年服务过程中形成的个案记录、小组过程记录、督导记录等内容作为资料统一进行分析整理并运用。
3 行动过程
3.1 医患共同体构建初期：合理决策医务社工的专科化服务发力点
在医务社工服务开展初期，北京市×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招聘了一位医务社会工作者，实现了医务社工专职人员从0到1的突破。而此时，医务社会工作部所负责的主要工作为医患关系调适，例如患者投诉与纠纷的处理、信访及接诉即办工作、患者满意度调查等工作，医务社工看到由于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等、缺乏信任与尊重等原因引起的患者投诉源源不断，而患者投诉的处理往往在医患双方矛盾引发之后才进行干预，相对滞后的干预可能会将医患双方推向对立面，不利于医患共同体的构建。医务社工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助人技巧开展医患矛盾的预防工作，深入了解患者的心理社会需求，并协助医护团队解决患者因疾病而产生的心理社会问题。然而，面对×医院1 600余张床位，一位医务社工无法实现服务的全覆盖，需通过试点的形式进行服务探索，医务社工应如何在众多科室和患病人群中找到服务的发力点成为这个阶段行动破局的重要步骤。
正如赫伯特·西蒙
［16］所主张的“管理即是决策”，对在院内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根基尚未站稳的医务社会工作者而言，决策的科学与合理性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工作服务版块的未来发展走向乃至于其存亡问题。对此，西蒙指出决策过程应当包含决策主体（单个或集体管理者）、决策本质（过程而非单一事件）、决策目的、决策原则（追求满意解而非最优解）、决策影响因素（环境因素、组织自身因素、决策问题性质等）五大关键要素。其中，决策过程应当包括识别问题、收集信息、设计方案、评估方案、选择方案以及执行和反馈等环节。因此，在医患共同体构建初期，医务社工可以使用战略决策模型开展行动，并重点对信息收集和分析影响决策因素的部分给予关注，从而寻找到在当前境遇下最满意的破局思路。见
图1。
3.1.1 切身实务场景识别问题并收集信息
医务社工首先对现有材料进行归纳学习，包括×医院基本情况、重点学科建设情况、重点学科疾病基础知识等，通过对现有知识和材料的自主学习从众多专科中筛选出包括认知障碍专科及儿童神经外科这两个重点专科作为问题识别和资料收集的场域。起初，医务社工并未开展专业化服务，而是专注于对筛选出的两个重点专科进行门诊跟诊、病房查房、手术跟进及重点检查项目跟进等工作，以此在一线了解并掌握潜在服务对象的特点及常规诊疗流程，以第一视角收集相关资料；与此同时，为详细了解医患双方在医患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医务社工还开展了关键人物访谈和焦点小组，对包括科室主任、护士长、科室秘书、护工、患者及家属等不同面向的人员进行重点访谈和交流，从侧面收集并了解潜在服务科室的需求，从而为下阶段的专科服务选择提供依据。
3.1.2 使用SWOT工具分析决策影响因素
当医务社工的资料收集工作完成后，开始对已掌握的资料与信息进行分析和整理，综合目标服务科室医患共同体的构建情况、社会资源倾斜程度及医务社工自身的能力与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判断并选取专科服务的落地科室。为使分析和判断的过程更加清晰明了，医务社工借助SWOT决策工具对当前医务社工所面对的优势（strengths，S）、劣势（weakness，W），以及上述两个潜在目标服务科室的机遇（opportunities，O）与挑战（threats，T）进行分析（见
表1），综合得出在现阶段的客观条件下，虽然儿童神经外科及认知障碍专科均缺少人力、服务资金，且科室对医务社工的角色和定位认知不够清晰，但相比较而言，儿童神经外科的服务对象为大病患儿，院内外针对患儿群体有较为丰富的慈善资源可供使用，且该专科医护人员已具备较强的医学人文服务的潜力并将部分人文关怀服务付诸实践，若医务社工选择在儿童神经外科开展专科服务更容易与该科室达成医患共同体构建的共同目标，也更容易整合院内外资源，从而快速精准地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化的医务社工服务。因此，医务社工选择儿童神经外科中心作为医患共同体构建的第一目标科室更为妥当。在上述过程中，目标服务科室、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作为共同行动的主体，为医患共同体的构建提供资源与需求，帮助医务社工识别并分析建立医患共同体的优势与劣势，及可能发生的机会与挑战，为下阶段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3.2 医患共同体构建中期：构建医务社工专科化服务的利益共同体
在专科化服务开展的前两年里，医务社工通过社工查房、患儿活动、家属访谈等形式全面了解评估了儿童神经外科中心患儿及其家庭的需求，发现患儿在住院期间除了接受疾病治疗以外，患儿家长还希望儿童能够度过一个开心快乐、充实有意义的住院生活，因此医务社工设计并开展了小组工作服务，每周利用1~2个下午的时间陪伴住院患儿学习知识、调适情绪、结交朋友，这样的活动得到了来自患儿、患儿家属及医护人员的好评。彼时，×医院神经外科叙事医学工作及科室医学人文建设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还出版了以神经外科医师记录的平行病历为蓝本的叙事医学书籍。在这股浪潮的助推下，科室医护人员越加关注到医患共同体建立的重要性，并发现医务社工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能够帮助医护人员开展更为有声有色的患者医学人文关怀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医护团队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对医务社工的服务提出更高的期待。与此同时，随着服务进程的深入，医务社工也发现：一方面，患儿及其家庭目前仅有的一周1~2次陪伴性质小组服务，科室目前的人力物力无法满足患儿及家庭更为多元化的需求；另一方面，院内其他部门惯常向科室链接服务资源，但缺乏稳定性与系统性，且与医务社工所提供的常规化专科服务有资源冲突与浪费的可能。综上所述，在建设医患共同体的中期阶段，医务社工面临拓宽服务类型、搭建体系化专科服务、明确自身专业定位等问题。对此，医务社工需要识别并梳理相关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与资源，通过资源链接的方式构建专科服务的利益共同体，共同破解现阶段医患共同体构建中的难题。
在建构医患共同体的过程中，医务社会工作者往往需要协调与院内外利益相关主体的关系及资源，一方面避免同条线资源冲突与浪费、促进院内资源分配的优化；另一方面有助于为专科服务链接丰富的社会力量与资源。对此，在行动中期，医务社工利用Jonathan Bundy等
［17］所提出的组织—相关利益主体契合模型（organization-stakeholder fit，O-S fit）进行分析识别并链接利益共同体。该模型侧重于单一组织与任意特定利益相关者间的动态相互关系，且重点关注直接对价值生产过程作出贡献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其与以构建医患共同体为核心价值目标，并处在不断完善专科服务建设的医务社工这一主体较为契合。理论指出，促进主体间形成契合关系的核心维度有二：价值一致性（value congruence）与战略互补性（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见
图2。
3.2.1 链接院外资源，构建合作性关系
医务社工在调研社会公益资源时发现，针对大病患儿的社会慈善资源不仅聚焦于困难患儿的经济救助，还聚焦于住院患儿的心理社会支持，并且这些公益服务往往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提供，这与院内医务社工的服务在专业价值及服务战略上都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与互补性，因此医务社工需要重点挖掘此类社会公益服务，链接社会化的专业服务资源补充院内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从而与此类院外资源形成合作性关系。在上述行动路径的指引下，医务社工分别与院外两家公益慈善组织建立联系，其中A组织为儿童神经外科中心改造了一间儿童活动室，提供了一名专职的儿童医务社会工作者，并定期给予服务资金的支持；B组织则为科室提供了稳定的艺术陪伴服务以回应患儿丰富的住院需求。上述资源的到来不仅丰富了医务社工的服务广度和深度，还提升了医患关系的黏合度。
3.2.2 整合院内资源，维系妥协性关系
随着院内医学人文氛围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部门和人员关注患者的心理社会健康，纷纷从不同维度为患儿提供服务。例如医院行政管理部门定期为患儿链接院外志愿服务资源，将专业的幼教老师、大学师生组织起来，为住院患儿提供陪伴服务；又如，科室内的医护人员除开展常规的疾病治疗与护理外，开始更加有意识地为患儿提供更具人文气息的关怀与护理，不仅为住院患儿定期收集他人捐赠的二手儿童玩具及书籍，还发挥自身专业力量编写住院患儿手术绘本，通过多种形式提升住院患儿及家庭的医疗配合度，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在上述众多的院内资源中，医务社工需要识别资源提供方的价值取向及服务战略取向，从而达到一方面使各类资源与医务社工的专业化服务形成有机互补、避免重复乃至竞争所导致的资源损耗；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明确社工部之于院内“专业服务提供者”职能定位的阶段性目标。针对医院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志愿服务，医务社工发现其所具备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与医务社工专业服务的提供存在互补性，但其背后的价值主张与医务社工专业服务有所区别，因此医务社工可以将这部分志愿者培养成专业化服务的助手，为专业化医务社工服务提供人力支持。而针对科室医护人员开展的各类医学人文关怀工作，医务社工发现虽然这些服务背后的价值主张与医务社工专业服务高度一致，却与社工为科室提供的专业服务有所冲突。对此，医务社工以科室服务开展的方法和技巧缺少专业性为切入点，将医护人员作为自己的价值同盟，通过发挥医务社工专业化理论储备及服务技巧，提升现有医学人文服务的专业性及有效性，例如医务社工通过资源链接的方式为科室编写的手术绘本募集资金，使绘本能够成功出版面世，从而让更多的患儿能够通过绘本阅读的方式提前了解手术相关流程和知识。在上述过程中，医护人员扮演专业技术人员的角色，为医患共同体构建提供医学知识及医疗技术，由于其与医务社工有高度一致的价值主张，因此能够帮助医务社工在正确的专业化轨道上设计并开展服务，避免医务社工的服务内容出现偏差；而患者及家属则扮演服务评价及反馈者的角色，接受并检验该阶段医患共同体构建的流程及服务内容，为下一阶段的行动提供可供选择的方向。
3.3 医患共同体构建后期：以服务对象价值主张为取向的专科化服务流程搭建
越来越多的院内外资源链接到儿童神经外科中心，医务社工有了得力的帮手、专科服务所需的硬件设备和资金有了稳定的保障、患儿的住院生活愈加丰富多彩，医务社工初步达到了在科室营造温馨和谐的医学人文氛围、满足患儿心理社会需求的目标，这为医患共同体的构建打下了基础。×医院也成了北京市高校医务社工的实践基地，每年都有来自不同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到院实习，不仅为科室专科服务的开展带来全新的理论视角，更为专科服务的拓展方向提供思路。在一次实习督导中，一位实习同学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抛开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观不谈，医务社工目前开展的工作与幼师日常的工作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正是这次督导让医务社工开始进一步探索医患共同体构建的本质与内涵，即医患双方应互相合作与信任，并朝着同样的价值目标努力，这就需要医务社工利用专业知识及技巧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疾病、配合治疗。在这样的价值挖掘下，专科医务社工服务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将医务社工服务嵌入患儿的医疗流程，针对医疗流程的不同节点开展对应的专业化服务，从而提升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及舒适度。那么，如何找到医务社工嵌入医疗流程不同阶段的价值主张以及医患双方在特定医疗阶段的需求与痛点，就成为破解该行动阶段难题的重要步骤。
为使医务社工所提供的专科服务能够进一步嵌入医疗流程，从而更好地发挥医患双方间的桥梁作用，切实了解与回应利益相关主体间的真实需求，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与效率，医务社工借助价值主张画布（value proposition canva， VPC）这一工具进行需求评估与服务方案设计（见
表2）。该工具的开发原用于通过将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与方法的价值主张相匹配
［18］，协助企业清晰地定义其产品与服务以满足或解决客户需求，目前已有研究将其迁移至医疗保健领域，使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从而提高服务价值
［19］。具体而言，VPC的使用需要医务社工首先梳理行动涉及的利益相关者，随后评估与总结各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目标，分析各主体为实现目标所处的痛点（pain）与收获（gain），进而得出解决方案
［20］。
3.3.1 识别医疗流程，调研利益相关者的痛点与收获
医务社工针对儿童神经外科患儿住院期间的医疗流程进行梳理，发现所有住院患儿都会经历五个主要阶段：入院、术前检查及预备、手术、术后下地及康复与出院。因此，医务社工需要将专业服务分别嵌入到上述的阶段之中。为了识别在各治疗阶段利益相关者的痛点及期待的收获，医务社工需要对包括医护人员、患儿及家属在内的三方进行访谈，分别了解三方人员在上述治疗阶段中所经历的难处和痛苦，以及所期待的改善和收获，从而为医务社工的服务设计提供依据。
3.3.2 梳理利益相关者的痛点与收获，嵌入医务社工服务
在患儿入院阶段，患儿及家属的痛点来源于对住院生活的不适应，不知如何与医护人员建立关系，还有部分患儿家属表现出经济方面的困难；而医护人员则表示由于工作繁忙，无法在入院阶段就与每位患儿及家属建立信任关系，患儿、家属及医护人员均希望通过医务社工的服务能够架起医患双方沟通和了解的桥梁，让患儿及家属更快适应住院生活。对此，医务社工开展新入院探访、患儿专属海报设计等服务，帮助患儿及家属更快速地了解病房环境，识别患儿及家属的潜在需求，并帮助医护人员提前了解患儿的喜好特征，为后续沟通建立基础。
在患儿术前检查及预备阶段，患儿和医护人员的痛点在于如何高效完成诊疗必备的检查项目，使患儿克服恐惧心理，配合检查；而家属对某些检查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其背后代表的含义存在认知偏差，导致潜在的医患信任问题。对此，医务社工每周固定时间组织术前预备小组，在小组过程中引导患儿完成大型核磁检查模拟以及手术绘本的创作与阅读，并在小组过程中收集患儿家属对术前检查存在的疑问，统一咨询医护人员，从而降低患儿对大型检查和手术的恐惧心理，并帮助家属更好理解检查和手术的意义。
在患儿术后下地及康复阶段，患儿由于术后疼痛拒绝下地，延长了术后康复的进程，家属和医护人员不知如何劝导患儿尽早下地活动。对此，医务社工设置术后康复小组和打卡奖励机制，在病房内不同方位设置打卡点，鼓励患儿自主下地打卡并换取奖励；同时，在每周固定时间组织的术后康复小组中，医务社工利用“康复小人”的形象为媒介对患儿及家属进行术后康复的相关宣教，一方面节省医护人员的时间，另一方面引导患儿及家属积极配合术后康复，加快疾病治疗的进程。在上述过程中，医务社工再次搭建了医患双方平等对话的桥梁，基于患儿围术期的各个阶段，医患双方分别明确了其痛点以及期待医务社工通过专科服务所带来的收获，帮助医务社工在医患共同体构建后期能够快速准确设计出专业化服务，促进了医患共同体的构建。
4 行动总结与展望
4.1 行动研究中的实践性知识生产
医务社工使用跨学科思维与工具搭建医患共同体的行动研究已初步完成第一轮实践，通过近5年的行动，从无到有在×医院儿童神经外科搭建了一个医务社工专科服务的标准化流程，初步在该科室搭建了和谐共生的医患关系。同时也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实践性知识的生产，梳理出了在医患共同体构建的不同时期，医务社工能够使用的管理模型及破局思路与工具。
在医患共同体构建初期，医务社工使用关键决策模型分析医务社工所处场域及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引导医务社工快速准确找到了有医学人文基础且社会资源倾斜度高的专科开展医务社工服务，为医患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医患共同体构建的中期，医务社工使用组织—相关利益主体契合模型链接和整合院内外资源，在医务社工及科室人力资源不足，而服务对象需求多元且复杂的情况下搭建了专科服务的利益共同体，将与医患共同体构建有关的各方资源有序梳理并使其发挥价值；在医患共同体构建的后期，医务社工意识到医患共同体的构建除了在科室营造温馨的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患儿服务外，更应该嵌入医疗流程，解决疾病治疗过程中患儿、家属及医护人员共同关注的痛点和难处，设计并实施医务社工的专业化服务以期解决或破解医患双方所面临的难题，从而真正营造一个医患双方互相信任、平等尊重，共同为战胜疾病相互配合的和谐医患关系。
4.2 行动研究中的伦理反思
在本轮行动研究中，主要有两点伦理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在本轮行动研究中医务社工更多关注目标服务科室的资源与需求，以及对患方的赋能和服务，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医患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医护人员作为“人”所拥有的正常情感以及所需付出的额外精力。因此，作为医患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务社工也需要对医护人员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和服务上的赋能。第二，在本轮行动研究中医务社工在跨学科工具的选择上较多依赖管理学的分析工具，而没有结合医务社工的实务场景将管理学的工具进行深入打磨，使得部分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完全贴合医务社工的实务场景。
4.3 行动研究的未来对话
因此，在后续的行动研究中，应从以下层面进行深入挖掘与探讨：第一，应注重对医护人员医学人文素质的培养及赋能。通过为医护人员开展医患沟通技巧训练、医学人文素养课堂、医护人员减压工作坊等形式的服务，帮助医护人员理解并掌握与患儿及家属建立关系的方式方法，同时定期将医护人员从繁忙的临床工作中解放出来，帮助其减轻压力并疏导负面情绪，使其能够以更加饱满和积极的心态面对患儿及家属。第二，应注重对患儿及家属需求的动态评估。随着医患共同体构建程度的深入，患儿及家属的需求会发生动态变化，医务社工应在行动中注意捕捉和关注这种变化，并适时调整行动的目标与策略，从而更好满足患儿及家属在诊疗过程中的多元需求。第三，应持续培养医务社工跨学科思维与能力，不仅能够借鉴跨学科的工具来分析医务社工实务中的问题，还应提升跨学科知识与社会工作知识的融合与再生产能力，从而挖掘出更多更实用的“医务社工学科+×学科”的实践性知识供实务工作者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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