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健康中国战略于宏大叙事中凸显人文关怀
健康中国战略源于历史和现实的交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中外交流的互渗，把健康追求从个体性的一般重视转变成公共性的庄严承诺，把健康建设提升到高位性的国家项目，有利于提高健康促进的规模和能级，补齐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短板，进而开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1.1 健康中国战略的宏大叙事
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全面性大繁荣的必由之路。当前，举国上下正处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健康中国战略视健康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之一，以一种无比主动的姿态负重前行，致力于优化新时代的健康生态系统，通过健康优势来强化人口优势。健康中国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得益彰。如果视中国式现代化为“布局”，那么健康中国战略则在“固桩”。谱写基于健康中国战略的健康叙事，构建自主健康促进体系，将人口红利转变成健康红利，不但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而且彰显“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
1.2 健康中国战略的人文关怀
健康中国战略的理想图景和现实实践最终都落实到个体的健康状态上。健康是每个个体实现生命价值的既成和恒久约束。健康是每个个体的合理关切和责任担当，个体对健康的认知差异，是量的差异绝不是质的分野。个体的健康受限甚至每况愈下，必然伴随着能力亏欠、寿命受损、贡献降低；而健康的极度受损乃至缺阵，则意味着生命的行将凋零与终结。健康中国战略把健康服务纳入民生福祉，倡导“以健康为中心”，促进宣教、预防、筛查、诊疗、随访、康复等的联动化，通过全方位的投入和真抓实干式的实践，辅以全要素力量调动、全生命周期管理、全流程关怀服务等，促使健康事业早日迎来发展的高光时刻。健康中国战略满足了广大民众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契合了个体主动健康意识的觉醒，具有极其广泛的民意基础和亲和力。
健康中国战略不单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回应，更是面向健康未来的人文实践，通过院校协同，强化对患者的人文关怀；通过医养结合，提高养老照护事业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医工融合，强化技术产品的升级迭代。健康中国战略立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高瞻远瞩，史无前例，进行国家层面关于健康的远景规划和实践操作；于宏大叙事中凸显人文关怀，促进健康个体、健康家庭、健康社区、健康社会等的协同发展，逐步翻开了健康建设的伟大新篇章。
2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现实诉求
医患关系作为医疗领域的中轴性关系，近些年一度表现出紧张对立的形态。医患通畅沟通局部受堵、医患共同决策步调失调、医患合理信任透支、医学人文关怀缺位等现象，遭受着舆论诟病，引发医患双方的群体焦虑和迷思。健康中国战略视域下，应从“每个个体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出发，发挥医患双方的主体性效能，遵循共治、共享、共担、共建的理念，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融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
2.1 医患关系从紧平衡向和谐的诉求
2.1.1 医患交往的非对称性
在医患关系中，医患之间由于在医疗信息占有量上的差异而在交往序列中构成了非对称性关系，使得医者更容易维持明显的长期优势。而“看病求医”的通俗表达就是对这种底层互动逻辑的形象描述。患者辨别医疗信息的能力差，更容易受到医者道德风险的影响。医患之间存在需求依赖度的差异，而且就双向误解而引发的负面影响而言，患者感知更强。信息不对称的认知偏差和双向误解，是导致医患冲突的结构性原因。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弥补这种底层逻辑的弊端、对冲非对称性关系的不良影响时，既防范医者将自身优势转变成侵害优势，也防范患者将极端的暴力伤医作为抗辩性举措，阻止医患关系的恶化。
2.1.2 医患关系的陌生人化
在熟人社会，人们主要生活在由血缘和地缘编织而成的世袭关系网络中，共享生活场域、集体意识和文化背景，而医患关系只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方面。由于每个个体都要扮演多种角色，进行多种身份的切换，即使作为医患关系的交往中断了，其他关系还在延续。医患基于经济利益交往的合约是深深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的，因而这种经济关系也在人情社会中得以稀释和消融。但在地域流动性强的陌生人社会中，医患关系可能就是社会关系的全部，医患互动得以发生，就在于诊疗活动的进行。
“稳定的身体在场建构出交往行动，并推动行动制度化的产生，将原先那些碎片化的经验材料组织、塑造与重构，生产出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稳定形态，而这种制度化形态又会塑造其中的个体，影响后者的行为方式。”
［1］尽管患者生病后都是到医院看病，但是医患之间跨地域、跨文化的交往意味着双方的交往处于不确定的场域状态。陌生人社会中的医患不但交流有限、情感冷漠、关系肤浅，而且促使医务人员首先把患者想象成牟利对象而不是救助对象。医患关系相对于社会关系的“嵌入”与“脱嵌”，是造成弱功利性与强功利性分野的重要原因。
医患交往的非对称性、医患关系的陌生人化、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个体生命的复杂性、医疗差错的零容忍性等共同绘就出医患交往的群体画像。如果说医患交往的非对称性造就的是专业的隔阂和交往空间的不对等，那么医患关系的陌生人化造就的则是情感的隔阂和心理空间上的长距离。在诸多因素相互叠加和共同作用下，最终带来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和医患世界的疏离。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限制医患关系因“脱嵌”而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医患之间寻找求同存异的“最大公约数”、绘制同心同向的“最大同心圆”和构建友好亲善的最新纽带，奠定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基石。
2.2 医患关系从主客体向主体间性的进发
“主体性范式主要是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阐发出来的。之所以称其为主体性范式，在于它以确立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为前提。”
［2］主客体关系作为一种思维预设，虽然主导了医患之间基于理性的规则诠释和秩序构建，但是对患者作为客体的位置性界定，也容易带来彼此之间的不理解。主客体关系不但将医者片面理解为理性化的主体，而且造成了患者的矮化和物化。这使得医患之间的交往沦为理性化的人与非人化的病的交往。主客体关系虽然长于探讨“是与否”的理性抉择和事实判断，彰显工具理性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计算优势，但疏于探讨“应该与否”的价值判断和情感抉择，无形中消解了价值理性的存在。工具理性的张扬与价值理性的萎缩成了医学科学发挥作用时的“一体两面”，人为地将医患双方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引发医者主体幻象下的孤高和冷漠，造成群体的观念撕裂和心理隔绝。显然，主客体关系不能适应文化多样、价值多元的社会，并发展成为医患关系离散化的肇始源之一。
主体间性是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都是主体，交往各方有相对的独立性，彼此互相承认、互相尊重。同时，它又强调了“交互”的特征：同样具有主体性的人与人之间又总是在某种共同的联系之中彼此互相影响、彼此互相作用的。这种彼此之间的相互的影响、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化或发展又总是在同一个过程中，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地发生的
［3］。主体间性把对医患关系的解读推进到哲学思辨的自觉反思阶段。以主体间性为基础，构建开放性、双主体的医患关系类型，契合了健康中国战略在健康管理上提供全人服务的要求。主体间性关系打破了主客体关系的惯性思维模式，形成了类意识和镜像思维，共同进入了涉身化和交互性的网链中，从深层次上改变医患之间的身体交会状态。主客体关系遮蔽了关系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缺乏对话式交往的经验积累，而主体间性关系不但视医患双方皆为理性自律、不可通约的主体，而且通过彼此敞开，凸显出交互融通和交相建构，走向互济共生、心理共鸣和心灵默契。
3 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语境和秩序建构
医患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卫生健康实践的特色。人民健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卫生健康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健康中国战略激起的智慧火花，是健康逻辑一以贯之的逻辑使然。
3.1 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出场逻辑
如果说医患之间共同愿景的凝聚和集体意志的整合是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条件，那么健康中国战略则是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外在基础。具体表现为：大健康、大卫生等为医患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机制和支持系统；健康中国战略的系统化运作、高规格安排和战略性部署，则为医患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出场通道，且在不断重塑医患双方对医患命运共同体的认可。由此，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出场显得自然而然。医患命运共同体是以健康中国战略为契机，以大健康和大卫生为发展理念，以促进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从改变医疗领域的微生态入手，以不断提升医德和“患德”为抓手，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旨归，运用整体化格局和前瞻性视野把医患互动带入新的循环，促使医患关系发生整体性改善和持续性向好。如果说“以病人为中心”是从道义上确认了患者相对于医务人员的排序优先性，如果说知情同意和医学伦理委员会通过权力转移，是在维持医患关系的紧平衡，那么，医患命运共同体则更进一步，把医患关系放在更高维度的生态系统中，维持医患关系的生态平衡，并重新认知医患关系的运行逻辑。
健康中国战略与医患命运共同体之间相互强化。一方面，健康中国战略对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倾力支持，是医患命运共同体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以健康中国战略为表征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医患双方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医患命运共同体以健康中国战略为依托。离开了健康中国战略，就难以把握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医患双方对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总体认可度必然也在提高。另一方面，医患命运共同体是医疗领域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精准路径，不但是健康中国战略打造的全健康链的重要一环，而且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路径和有效载体。
如果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为宏观层面的共同体，将健康中国视为中观层面的共同体，那么医患命运共同体则是微观层面的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马克思空间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扩展和延伸”
［4］。如果说健康中国战略是大处着眼，那么医患命运共同体则是小处着手。健康中国战略的大爱通过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小爱传达和释放出来。医患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础条件。基于医患命运共同体律动的微循环不畅，必然会产生错误传导的外溢效应，引发共同体层面的集群式下降；而打通这一微循环，就是期望发生微观-中观-宏观的齿轮式的连锁反应和联动效应，从而与其他共同体形成时间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医患命运共同体以健康中国战略为契机，积极援引、效仿而非挪用其他共同体的成功做法，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从深层次上改变医患双方的身体交会状态，促进医患交往空间的和谐和交往内容的充盈。
3.2 医患命运共同体的秩序建构
医患命运共同体成为健康中国战略视域下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秩序不是一种自然秩序，而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建立起来的秩序，它旨在形成一种良性有序的方式，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生活。”
［5］健康中国战略籍由医患命运共同体为纽带，正视医患之间无法兼容的差异，通过提供有限的稳定的共识来重塑医患关系，消除施加在医患关系之上的幻象认识，构筑医疗领域的良善秩序。医患命运共同体融医患关系的症结反思与规划遥视于一体，既破又立，破立结合，对医患关系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表征着医学文明的重大进步。
医患关系是基于疾病和健康而得以发生的人际交集，而现代社会的医患联动无论是频次还是幅度都有了较大提升。医患命运共同体旨在促进医患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促成医患关系从“共在关系”向“共生关系”的转变，并且这种共生不是同质化、一元性、排斥性的共生，而是差异性、多元性、包容性的共生；致力于开辟医患信任的空间和共赢的格局，在引领医患之间的高水平互动和协同式共进中奠定伦理秩序。为此，医患命运共同体直面医患关系的多元属性，为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护盾，认为医患交往的结果不是用医生来覆盖患者，也不是反过来用患者来覆盖医生；剔除施加在医患关系层面上的话语暴力以及交往中的“被害妄想症”，将医患关系的矛盾、紧张和冲突限制在一个合理区间，以维持医患关系的生态平衡；认可医患之间的利益贯通性，采取差异化的平衡策略改善医患关系这一微环境，把医患关系导入类似正循环的良性互动通道，确保医患双方均能从健康中国战略中获益。如果说就健康中国战略而言，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出场是基于场域导向型的，那么就医患关系的紧平衡而言，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出场是基于问题导向型的。概而言之，医患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健康中国战略的要求，同时也契合了改善医患关系紧平衡的需要。
4 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多维人文透视
医患命运共同体是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链条布局重要一环，以促进医患的高水平互动和全方位合作为旨趣，“注重的是协作而不是竞争、是融合而不是分歧、是包容而不是狭隘。”
［6］而基于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健康叙事和伦理实践，要求医患双方自觉把维护医患命运共同体变成心照不宣的约定，在涵育医德和“患德”中谱写健康叙事的华章。把医患命运共同体上升为医患双方的集体意志，保障医患交往的合规性，彰显医学事业的人道主义，既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必然。如果说健康中国战略是建构医患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主体间性、医共体等则成为支撑和维系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四梁八柱”，那么，医患利益共同体、医患风险共同体、医患照护共同体、医患智慧共同体等，则是建构医患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路径。医患双方由此成为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共促健康、共建智慧医学的命运共同体。
4.1 基于利益与共的医患利益共同体
医患双方以疾病与健康为关键介质和中继维度，有着结交善缘、利益联结的内心冲动，拥有形成共同愿景、同心共情、一致信念的天然基础。医患双方都要受到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召唤和使命驱使，从而形成相互滋养、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事实上，医患之间不存在绝对对立的利益分水岭，医患双方都不是负能量的载体，医患交往也不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灾难。医生给患者提供医学服务，是在帮助患者进行健康管理，祛除病痛，回归生活常态。医务人员的精心照料和呵护关爱就是患者恢复健康、消除“病耻感”的最佳良药。医患之间尽管有利益博弈，但不是“零和竞争”，更不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医患之间的渐行渐远和两败俱伤，表现为来自某一方的侵害越强，来自另一方的反弹则越强。一方面，善心与善报之间的恒常断联，会打击医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削弱其救死扶伤的使命担当意识。医患关系的紧张伤害的不仅是医生，而且引发了一些畸形社会现象。另一方面，职场暴力会唤醒和激活医务人员的负面情感，引发情绪反弹，降低和碾压职业的自我效能感，使得现实和潜在的医务人员面临极限承压的困境，直接导致防御性医疗等“冷暴力”的蔓延和医疗服务品质的下降。“双输”不是理性的选择，循环式的伤害不符合现代文明的道德观，“共赢”才是美好的未来。医患双方对因关系畸变而起的医疗乱象都产生了本能的排斥，而破解医患之间利益冲突的“坚冰”也顺势成为双方的共同需要。
医患双方如果只考虑利益博弈，而忽视其他，那就会造成群体性迷失。医患交往不完全是冰冷的理性思辨过程，医学是有温度的。这就有必要以扩大医患之间的共同点为纽带，拓展医患关系的情感互动，实现脱嵌后的再嵌入。这使得医患交往也是身心碰撞、文化互动、情感共鸣、换位思考的过程。医生要打破被市场经济隐没的信念，视医学为志业，提升防治疾病的能力。患者要积极参与到自身的诊疗活动，共同维护患者安全，同时也要认识到医学的局限。医患双方要在“自我”与“他者”的故事分享和经验互动中相互接纳，并往心灵默契的深度关联方向发展，既有医生临床共情能力理性的提升、叙事医学素养的增加和人性善意的释放，也有患者参与范围的拓展、诊疗安全的保障和合理需求的满足。医患利益共同体认可了医患双方互惠式的利益融合。而基于医患利益合约、信任增强的医患利益共同体，不但成为维系医患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前提，而且会增加医患交往的顺畅，形成惠及医患双方的共赢局面。
4.2 基于风险共担的医患风险共同体
伴随着经验医学向技术医学的发展，医学的技术主义趋向日趋明显。健康中国战略更加要求大力发展和应用医疗新技术，进行健康导向下的医疗技术创新，实现医疗技术快速进步，不断提高健康管理和服务的专业化、技术化水平。医疗技术不是处在风险的“真空地带”，相关的威胁和风险始终如影随形，常伴左右。随着高新尖医学时代的来临，涌现出新兴的生命延续技术、身体增强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生命支持和增强系统，更加强化了医疗行业是高风险行业的传统认知。医患双方都被抛入步步惊心的技术“罗生门”前，“技术—人文”间的张力空前增大，风控难度前所未有。由此可见，医疗技术的快速进步与伦理风险的持续攀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如同孪生体一样，相互缠绕在一起。
医疗技术的发展与医患关系的降级之间是格格不入的。因发展高新尖医学技术引起的风险需要通过医患间的转介联动来消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医疗能量版图里，中国为了适应竞争性的发展样态，非常重视创新资源的日积月累和厚积薄发，以实现从低能量级向高能量级的迈进，但也必须正视创建医学创新型大国中的风险累积。尤其吊诡的是，小的创新往往意味着低风险，而大的创新则往往意味着高风险。医生要不断攀登医学高峰，充分发挥医学创新的增量优势，承担创新失败、名誉受损和伤害赔偿的风险；患者积极支持生命科学发展，或者作为研究参与者参与临床试验，或者自愿捐献生物样本，承担试验失败、健康受损、治疗延误等风险。在医药领域，中国不能一直停留在仿制药大国上，而要做创新型大国。而开展大量的药物临床试验，则需要医患双方有比例地均摊风险，共同面对新药可能会产生的不良事件。处理好医疗创新中的“风险-受益”关系，防范风险的弥漫和扩散，成为医患双方、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的共同需要。
4.3 基于主动健康的医患照护共同体
伴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和疾病谱的变化，老年慢病人群逐年增多。老年人群体处于不稳定、不舒适的亚健康状态，不但在身体上迁延不愈，而且在精神上萎靡不振；普遍面临着社会再适应能力的直线下降，易从基本的社会生活中坠落和跌出。在社会基层散布着大量的失能、半失能老人，这些脆弱人群需要得到精心的照护和周全的关爱。这反倒更加强化了养老困境和照护压力，并通过代际链条传导下去，造成家庭合力的弱化甚至消解。正所谓“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如何系统性和持续性地照护这些慢性病群体，给予医学支持和社会支持，成为医学与社会的共同难题。
健康中国战略对主动健康的强调，提前宣告了全民主动健康时代的来临。每个个体都要有一定的健康责任担当，自觉地把健康责任融入责任体系中，谱写新时代健康文明建设新篇章。主动健康是指个人要提高防范疾病的意识，生病时要增强主动就医的自觉性，不断提高积极就医的态度和意愿，否则小病熬成大病，增加治愈的难度。主动健康使得患者就医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讳疾忌医、讳莫如深到病不讳医、积极就医的转变。老年慢性群体尽管有主动健康的意识，但碍于身体状况，却部分甚至全部丧失自我照护的能力。慢性病的疏于管理只会延滞健康中国战略的实践进程，加剧潜在患病人群的焦虑感。慢性病的长期照护如同碎镜片一般，折射出老龄文明建设的困境。照护型社会的建设则补齐了老年慢性群体自我照护能力不足的短板，是老龄化社会推动医疗事业一体化发展的迫切需要。“照护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与实践形式，是人在脆弱状态下（包括身体和心灵等多方面）产生的他人给予同情、关爱与照顾等的行为，它充斥于人的生命全周期，是人类社会蓬勃发展的基石。”照护型社会是社会嬗变的结果，也是对积极老龄化、主动健康理念、构建老龄友好型社会等的映照。照护型社会顺应了当前学术界提出的要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与改善生活方式同向而行的要求，旨在以高品质照护点亮健康中国战略。
加快建设照护型社会，发展和壮大医患照护共同体，推进家庭照护、医院照护和社区照护的协同发展，积极构建立体化、普惠性和高效率的协同照护系统，有利于激发出全社会的照护责任和使命。“慢性疾病的久病状态衍生出照护所要面临的困境：照护，无论是患者自身对于疾病的管理或是来自照护者的帮助，都是一种希冀于在日常苦难中维持生活常态的努力。”
［7］医院照护虽然专业性强，但是病床数量少、收费昂贵、住院环境陌生等，长期的巨额经济消耗非普通家庭所能承受，从而使得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受益面不广；家庭照护虽然家庭环境亲近、亲人常伴左右、忠诚度高、成本低廉等，但是受专业性不强、家庭空心化、闭环式照护的制约，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社区照护融熟人社会、亲情伦理、社群伦理、志愿精神等于一体，兼具离院不离家的亲和特点，医者的介入又使其具有专业性的特色，因而备受推崇。所以，在医疗照护、家庭照护和社区照护的演绎中，也伴随着照护样态此消彼长式的变化。照护共同体以社区照护为基础，通过打破对单一医疗体系的依附性，进行不同照护样态的功能整合，打造有利于慢病长期照护的驯化和康复链条；协调家属、医院、病友、社会等多个主体，联合社会力量，发展整体合力，给予老年慢病群体多方面、多主体的照护支持，共同深度参与到慢性病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历程中。在照护型社会中，利用患者融入社会、恢复往昔日常生活的心理，补齐社区照护的短板，走好健康老龄化之路；让患者参与照护，成人成己，通过赋能积极老龄化将患者赋权运动推向深入；将共济原则渗透到照护事业的发展中，用社会救济来弥补私力救济上的不足，帮助患者积极面对疾病和痛苦，树立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
4.4 基于智慧医学的医患智慧共同体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在为医疗发展提供数字化驱动力时，也催生出以智慧医学为表征的新型医学形态。智慧医学利用数字化技术，把以人工智能设计的数学大模型为内核的人工智能软件嵌入临床诊疗，构建出由算法支持系统驱动的崭新医学形态，自动、快速和精准地生成临床诊疗决策。因此，委以重任的智慧医学融医学文明和数字文明为一体，不但要进行价值引领和共识构建，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要与其他智慧领域一起，共同推进数字文明建设进程。一方面，智慧医学的平台空间为医患双方提供无微不至的全方位服务，或者接受医者的辅助诊疗请求，或者接受患者的健康咨询。另一方面，智慧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医患双方的精诚合作，需要充分发挥医患双方的两种积极性，共同构建全面健康信息统一管理平台。同时，智慧医学作为新生事物，必然有由不成熟向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而医患双方就要一起承担智慧医学成长的风险，包括智慧医学自发秩序形成的滞后、算法决策结果的不够精确、算法优化保障机制的有失完善、算法文化价值的失之偏颇等。为此，医患双方要持续关注智慧医学的道德风险和人文隐忧。
智慧医学的发展强调了智能化临床诊疗决策的权重，威胁到医者作为医学专业的解释者、疾病病因的归因者、诊疗方案的提供者、诊疗技术的操作者、诊疗责任的承担者等的角色尊严，造成了医生的地位旁落和影响力下降。随着智慧医学的发展，基于算法支持系统的临床诊疗决策就更加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智能体发展到极致，就会终结医者的权威。由此可见，虚拟数字世界的出现在渐次解构现实物理世界中医者对患者的宰制性地位。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鉴于算法的陌生特点和黑箱性质对医患双方都是存在的，医患之间的知识和技术壁垒让位于智能体与医患双方之间的智能壁垒。智能体主体性的增强，必然意味着医患双方作为认知主体的角色降级，导致医患间的双向互动被智能体的单向输出所取代，从而智能体和医患双方的认知不对称就被结构化了。“算法系统通过贬低人类证词可信度而成为一种新的认知伤害的来源。对人类自身身份和行为数据的大量收集，导致算法和人类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认知权力的不对称性：算法如今被认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从而削弱了我们对于自身可信度的支持。”
［8］因此，智慧医学造成医患双方认知主体地位的外移，使得他们都面临着捍卫认知主体的职责。智慧共同体就是要促使医患双方在与智能体的互动基础上整合医疗秩序，防范智慧医学的系统性认知伤害，提高智能体的受信任程度，满足对优算文化的期待；勇敢面对智能体的认知挑战和角色降级，联手起来，建立合约，在寻找与智能体的共处之道中实现主体性的调适和平衡。
5 结语
医患命运共同体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标配，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互构逻辑。医患双方要顺应健康中国战略的需要，确立起“大健康”的理念，践行“以健康为中心”的使命。同时，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出场也得益于医患关系从紧平衡向和谐的诉求、医患关系从主客体向主体间性的进发等场域变量的推动。正是在这些外在基础和内在诉求的叠加作用下，医患命运共同体获得了出场通道。因而，医患双方要共同接受和认可医患命运共同体，并以此为目标重塑医患关系，通过发挥各自的主体性效能，建构起医患交往的新样态；要通过换轨运思，确立“共生关系”，重构信任机制，开辟共赢格局，促进医患关系的生态平衡和秩序建构。医患双方基于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健康叙事和伦理实践，正是健康中国战略所倡导的“大健康”理念在医疗场域的微观映射，具体涵盖了医患利益共同体、医患风险共同体、医患照护共同体、医患智慧共同体等共同体的特殊样态，囊括了医患双方的全方位利益攸关、全流程风险共担、全链条互济共生、全要素人机协同等特征。健康中国战略不但事关中国的国力根本，而且成为实现全人类生命健康福祉的逻辑起点。健康中国战略对健康标识的高维度凸显，不但有利于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把中国建设成为健康领域的“首善之区”确立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呈现中国智慧结晶和中国经验积累。而基于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健康中国战略，则通过渐次性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进阶，谱写出新时代的医学文明，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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