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是医疗卫生领域的核心关系，其发展遵循“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健康公共体”的逻辑进路
［1］。从应然性来看，医患关系本质上是“共生长、共荣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2］。鉴于医患关系的实然困局和价值意蕴，当代学者对医患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各异，既有对其历史逻辑的探索，也有对其宏观建构的考究，还有对其实践路径的探索。综观现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医患命运共同体所关涉的“平等信任、共情理解、尊重生命、主体间性”已成为理性共识。有鉴于此，构建新时代医患命运共同体不仅关涉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满足感的获致，还关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成效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以此为镜，从问题导向出发，对新时代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关切、价值关怀、实践关涉予以学理性探讨，既是对满足人民健康需要的时代回应，更是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益镜鉴。
1 构建新时代医患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关切
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是展开理论探索的基本前提。由此，构建新时代医患命运共同体既是对当前医患关系困境的破解之策，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健康生活需求的应有之义，还是防范和化解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的有力之举。
1.1 关系紧张：医患关系的对峙困境
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原则坚守，也是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基本前提。之所以要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是因为当前医患关系依然存在不够稳定、不够和谐的困境。从应然视角看，医患之间关系是理解与尊重、信任与合作的和谐关系，以期达到两者合法利益得以维护、主体诉求得以满足、主体间性得以彰显的“善”状态；从实然状态而言，当前医患关系依然存在紧张甚至对峙的局面。具体看来，首先，医患之间存在信任危机，“知识鸿沟”“信息不对称”“数字鸿沟”等现象的存在，致使医患之间因为话语权不对等而出现信任危机，加之一些不合理现象的存在，医患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患者对医者的不信任程度进而加剧，此外，因“医闹”现象的发生、“社会舆论”缺乏应有的监管、相应约束机制不健全，医患在诊疗过程中互有戒备心理，这也会加剧两者的不信任程度。其次，主体间性的消解。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医者和患者之间主体间性的消解，一方面医生过多地依靠仪器设备进行诊疗，客观上导致了“见物不见人”诊疗场景的产生；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医患之间“在线诊疗”的频率增加，这都导致医患之间缺少面对面的沟通，从而减少了共情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因工具理性过度伸张而导致主体间应有的张力得不到发挥，从而导致其关系的冷漠与不和谐。最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造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加之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这都会影响当前和谐医患关系的建构。由此可见，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是对当前医患关系存在对峙困境的深切回应。
1.2 需要满足：美好生活的健康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以及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日俱增，对自身健康的状况更加关注。因为美好生活不仅包括充足的物质基础和崇高的精神享受，更包括人民对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同样人民对于健康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疾病的痊愈、身体的健康转向以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等为代表的大健康观念。由此，贯彻大健康观念，实现对生命实施全程、全面、全要素的呵护，才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需要的根本。而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不仅是践行大健康观念的有益之举，更是满足人民对于高质量医疗服务需求的有力举措，这就诠释了医患命运共同体对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作用。而在实然状态下，由于医患之间认知存在偏差和信息不对称、人文关怀不够、有效沟通和信任不足、医疗卫生体制存在伦理空缺等，这都会造成医患关系异化。当医患关系不是以平等的“共同体”的身份在场时，二者之间就会出现信任危机。对患者而言，就容易产生“不被尊重”“受歧视”“不公平”等想法，从而产生“仇视”“报复”等非理性行为，这不仅会增加不和谐的概率，而且会消解其安全感和幸福感；对医者而言，因其劳动不被尊重和认可，其成就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被消解，其对自身的认可度就会降低。由此可见，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是对社会公平、和谐样态的充分彰显，而且是满足医者和患者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1.3 风险防范：全球疾病的突发应对
健康问题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如影随形，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纵观人类历史，从鼠疫到天花，从非洲埃博拉病毒到中东呼吸综合征，都是全球性疾病，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独善其身，唯有守望相助、团结合作才能共同战胜病魔。历史反复证明，只有携手共防、真诚合作才是战胜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不二法门。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虽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是人类也面临着“重大传染性疾病”
［3］的威胁。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面对人类健康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所在，也是为“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
［4］的躬行践履。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将共同体的演进过程表述为自然生成的共同体、虚伪共同体、真正共同体，从而形成了共同体思想。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共同体思想，为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和世界人民的健康要求而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作为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具体举措，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成为应对全球卫生健康问题的重要举措。因为只有从微观上实现了医患之间的平等与和谐，才能从宏观上证成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存在，所以构建基于“公平正义、守望相助、义利并举”原则的医患命运共同体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面对全球性传染性疾病风险高、全球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衡、医疗卫生信息不透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病毒被污名化和被政治化等问题，只有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才能整合并合理配置全球公共卫生资源，从而共同应对全球性疾病的威胁。
2 构建新时代医患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关怀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和谐医患关系的期冀更为迫切。由此，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既是解决当前存在的医患关系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因此，这就需要从价值哲学的视角，从个人、社会、全球三重维度阐明新时代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趣。从个人维度而言，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医者和患者尊严、彰显二者幸福从而达致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从社会维度而言，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从全球维度而言，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是贡献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2.1 个人维度：助力美好生活的获致
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日益强烈，而美好生活不仅包括丰富的物质资料和充盈的精神财富，还包括共享优质医疗资源、创构和谐医患关系等。之所以说和谐医患关系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是因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特质彰显了美好生活的核心要素，即尊严和幸福。质言之，通过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不仅可以助益医者和患者体悟尊严，而且可以增强医者和患者的获得感、安全感和满足感，从而感悟幸福。
其一，体悟尊严。唯物史观认为，“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
［5］由此可见，尊严既构成了人的意义世界的必要前提，也成为个人感知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而尊严旨趣的彰显离不开以尊重为前提、以人格为聚集、以能力为核心。正是因为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可以凸显尊重、人格、能力等特质，所以才能让医者和患者都能体悟尊严。具体看来，首先，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是医患命运共同体得以表征的前提。在命运共同体的境遇下，患者尊重医者的劳动付出和敬业精神，医者尊重患者的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知情权等，并在此前提下消除隔阂、消解误会，由此体悟尊严。其次，尊严的实现离不开人格平等这一基本前提，医患命运共同体所凸显人格尊严一方面是基于医者和患者主体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的劳动人格；另一方面凸显的是基于权利和义务平等的法律人格，由此在表征尊严的获致。最后，尊严的获得离不开能力的表达，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论，也遵循马克思主义尊严观。在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医者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发挥精湛医术，由此充分表达自身劳动能力，患者努力提升认知水平、增强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两者因能力充分提升和发挥而获得尊严。
其二，感悟幸福。美好生活的达致离不开幸福感的获取，幸福是“人们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感受或意识到自己预定目标和理想的实现或接近而引起的一种内心满足感。”
［6］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因此对幸福的追问不曾缺席，黑格尔把幸福定义为“满足的总和”
［7］，马克思从劳动哲学和人的存在论维度将幸福诠释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8］56，列宁把幸福崇尚为“最神圣的东西”
［9］，这不仅阐明了幸福的内涵，还把幸福与劳动进行了深度勾连。因此，要探究医者和患者的幸福感，就离不开诊疗实践，之所以说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能够体现幸福旨趣，是因为二者在诊疗实践中因相互认同都获得了幸福感和满足感。一方面，医者通过自身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为患者解除病痛、消除病症、恢复健康，从而凸显出其实践能力和劳动价值，由此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实践中因主体性的彰显、能动性的表达而感知幸福；另一方面，患者因医者的科学救治、人文关怀而得到身心健康，由于安全感和满足感的获致而感知幸福。由此可见，新时代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充分彰显医患主体地位、凸显医者劳动价值，从而助益幸福感的达致，以此表征生活意义的美好。
2.2 社会维度：助益和谐社会的创构
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不管是对“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憧憬，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构，都彰显了和谐劳动关系的价值意蕴。在医患关系视域下，和谐从本质上指在医学活动中医者与患者之间形成的和睦、融洽、相互理解信任的一种人际关系。由此，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医患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的支撑力量，也是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因此，构建内置“相互尊重、信任合作、和谐稳定”等内核的医患命运共同体既可以助力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也可以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
一方面，有助于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人与自身和解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人对自身现状的接纳、对周围环境的认同、对自身劳动能力的认可都构成了其与自身和解的要素。从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言，患者在相互尊重、和谐融洽、资源共享的场域中得到合理医治和人文关怀，从而在健康权、生命权、隐私权得以维护的前提下知晓病情、接纳自我；医者凭借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先进的设备对患者进行诊疗，从而在无功利心、无戒备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劳动主体性，从而实现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认可。由此可见，新时代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患者因得到良好救治和亲切关怀而接受自身，而且有益于医者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认同自身，从而实现二者与自身的和解，以此奠定和谐的基石。
另一方面，有益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并从劳动关系入手阐明了社会的范畴，在他看来，“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10］，也就是说，社会不是实体性的独立存在，而是一种人之关系性的存在。同样，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从现实性上而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彰显人的类存在本质。这就阐明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前提。作为社会的基本关系，医患关系的和谐程度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资本主义及其他阶级社会之所以不和谐，就在于颠倒了劳动与社会的关系”
［11］，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谐特质之所以得以确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合作共赢、美美与共的关系，这正与医患命运共同体所内置的“尊重”“信任”“对话”“平等”等品质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新时代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可以消除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消解医患之间的紧张氛围，也可以充分创设医患之间共情的条件、彰显医患之间的主体间性，还可以保护医者和患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二者的正当利益，由此促进医者和患者的平等相待、和谐相处、合作共赢，从而为社会和谐创设条件。
2.3 全球之维：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原创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这都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标尺。作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不仅可以助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从而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社会和谐贡献力量，还可以从全球维度上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这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从理论向度来看，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引，而继承马克思健康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植根中国实践而形成的医患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创设提供了真理性指引。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过程中遵从资本至上、坚守人类中心主义、推崇工具理性，新时代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准则、遵从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统一、奉行合作共赢、推崇价值理性。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健康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医学文化中“大医精诚”“广济众人”“厚德精术”“悬壶济世”等的坚守与转化，还是对西方医学理念的充分扬弃，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原创性贡献。质言之，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凸显“以人民为中心”公共卫生治理观、“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和“实践导向”的发展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特质，符合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迎合人民对健康的需求，由此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从实践向度来看，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贡献行动支持。唯物史观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8］135，只有在实践中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支持，才能彰显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既坚持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原则，也秉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共显的准则；既尊重医者和患者主体性的发挥，也充分考量二者主体间性的共显；既照顾医者和患者的情绪感受，也注重培育二者的共情能力，这都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实践原则。同样，在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既阐明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本质，也充分照顾医者和患者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既充分挖掘传统医学诊疗方案的合理元素，也充分借鉴现代医学的临床经验，这都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方法论支持；此外，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中，既要守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也要积极开展各种国外援助行动，守护其他国家人民的健康；既要谋求建立国内高效、专业、务实的医疗统筹机制，从而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也要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性公共危机应对方案，从而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由此可见，在医患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形成的实践准则、实践方法、实践经验等可以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实践支持。
3 构建新时代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关涉
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健康中国的共识，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成为缓解医患关系紧张局面、消解工具理性侵蚀、增进医患福祉的应然选择。因此，探寻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对于彰显医患主体地位、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从实践关涉而言，既需要秉持主体间性原则，赋予医者和患者之间应有的“话语权”；也需要培育医者和患者的共情能力，塑造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就医环境；更需要健全体制机制和法律体系，从而为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柔性支持和刚性保障。
3.1 秉持主体间性，复位医患平等性地位
主体间性就是不同主体在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主体中的他性，其彰显的是自我与“他我”的对等性、同一性、可交往性与可转换性。马克思引入“类存在”“类本质”“类特性”等范畴阐明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为探究主体关系提供遵循；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性的彰显就是交往主体在遵循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的前提下，对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进行协商，以达成相互理解和行为上的一致性。由此可见，主体间性理论通过对“唯我论”的批判和反思，克服了“主体性”过度伸张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体现了不同主体在构建生活世界中的和谐互动和良性交往，重绘了多主体平等交往的生活世界。
从医患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而言，医患沟通的实质就是医患双方在主体性得以充分伸张的基础上形成主体间性的过程。由于医患主体在认知能力、知识水平、专业素养、价值诉求、情感意志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性，为了实现诊治疾病、减轻病痛、实现康复的基本目标，医者和患者需要秉持主体间性原则，在管控分歧、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有效沟通、共同参与、共同决策，从而实现合作共赢的实践效能。因此，在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秉持主体间性原则。首先，对疾病认知而言，需要构建患者疾病感受与医者监测结构之间的主体间性。这不仅要充分尊重患者的发言权、知情权和其主观感受，还需要充分尊重医者的专业知识、医德医风和诊疗条件。其次，对医疗决策而言，需要构建患者生活视角和医者知识视角之间的主体间性，这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患者的身心健康、利益诉求和经济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医者的叙事方式、诊疗手段和价值导向。最后，对医疗效果的评价而言，既要重视患者基于自身需求对诊疗过程作出的客观评价，也要完善基于医者立场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
3.2 增强共情能力，构建医患情感共同体
共情（empathy）作为连通医者与患者的纽带，是医患双方共同参与诊疗过程的前提，医患共情既是叙事医学的核心，也是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不同于单向度的同情，共情关涉对话双方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互相认同，共同感受双方的心理变化、心理预期，是双方情感的良性互动和积极回应；也不同于简单的情感共鸣，医患共情意味着基于基本认知和理性原则的情感共同体，这既是医患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也是医疗实践取得理想效果的必要条件。
因此，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就需要优化共情路径，纾解医患共情困境。首先，需要开展医学常识普及工作，提高患者的共情素养。现实中患者基本医学知识的缺乏是导致其诊疗过程中“失语”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患者自身心理负担过重、负面情绪滋长、诊疗效果不佳、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因素。这就需要开展面向公众的医学常识宣传，通过融媒体平台、举办健康常识讲座、公共区域张贴海报、大数据定点推送等方式对常见病的预防手段、诊疗过程、诊疗效果等进行宣传，从而为患者共情提供知识基础。其次，开展心理疏导，培育医德，强化同理心，增强医者的共情能力。医者在医治“他者”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知识优势、技术优势而形成优越感，可能会因为高强度的诊疗产生压力感和焦虑感，可能因为患者的不理解而产生挫败感和失落感，这都会影响共情能力的发挥。鉴于此，需要通过举办讲座、专题培训、个别谈话等形式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同时需要用红医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伟大建党精神等涵育其高尚医德，从而提升其共情能力。最后，搭建共情交流平台，提升医患交流的效率。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借助智能技术、数据技术等搭建互联网交流平台，并借以舆论监督、体制完善和法律手段来维护交流平台的良性运作，促进医患交流的真实、真诚和和谐。
3.3 健全体制机制，提供规范性约束保障
健全体制机制和法律体系是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依据和健康中国战略得以实施的基本前提，因为“制度建设能够为社会互动搭建总体框架和刚性约束”
［12］。在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法律体系不仅可以充分保护医者和患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可以为整个诊疗活动提供实践标尺和行为坐标，从而在有章可循、公平正义、合理有序的环境中消解医患信任危机、形成价值共识、达致双赢局面。
因此，需要厘清医患关系中的供需主体、主体行为逻辑和各主体要素之间的循环机制与利益生成机制，从供给侧找出影响共同体构建的“痛点”和“卡点”，从现行的医保制度、诊疗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等入手，健全运行制度、完善保障体系。一方面，需要构建完善人才培养制度，构建政府、社会、高校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医学生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构建医患关系预警机制、协调机制和纠纷处置机制，实现医患关系前置性观测与动态管理，使医患纠纷的处理有章可循、有理可依；完善服务评价体系，构建医者、患者、社会在场的客观评价体系；探索第三方支付机制，剥离医患双方的物质联系；建立惩治“医闹”“医托”相关机制，塑造健康有序的就医环境。另一方面，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既要合理维护患者的基本生活保障，也要确保医者的切身利益，这既包括医者的基本生活保障，也包括劳动权、休息权、人格权的获致；完善法律体系，从医患权利和义务维度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刚性支持。另外，积极参与建设全球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参与制定全球性公共危机应对方案，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力量。
4 结语
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既关涉医者和患者的合法权益，也关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助力医学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医患关系必然发生新变化、面临新挑战。因此，仍需要从哲学的视角阐释医患关系的本体论特质、价值论意蕴和认识论依据，并从社会学、管理学等维度揭示构建新时代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路，从而为研究医患关系提供学理性支撑和方法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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