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医学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沿着科学和技术化发展的“单向度”变革。在人类文明史和医学发展史上，医学从未有过像今天一样依靠科学和技术的深刻内涵与强大力量，在与疾病斗争、维护人类健康、提高生命质量上作出如此巨大贡献，形成了人类对它前所未有的高度信任和依赖。但是，人类在对现代医学极度推崇和信任的同时，又常诟病于医学缺少温度，这种信赖与不满共存的矛盾心理，主要指向临床医学实践中主体间性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临床医学的医患主体交互作用过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近代以来医学的人文属性地位弱化，在临床诊疗的具体活动中，医者似乎屏蔽了科技手段之外的渠道与患者进行“非专业性”的对话以及融入并超越职业行为的情感交流，患者和家属也往往忽视了医学科学专业之外的艺术医学信息和积极的心理精神建树。而艺术（绘画、音乐、舞蹈等）如何在全面的临床实践中发挥作用，始终是不断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文旨在探讨绘画医学与影像医学在健康认知和人文关怀方面的文化特点，揭示影像医学在当代医学中的优势与不足，并提示人工智能时代应增加影像医学的人文关怀。
1 医学图像史的文化溯源
“放眼整个医学史，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医学插图史。医学教育史上，一些人体器官图片也被用来增进医学生对医学的理解与学习。”
［1］古埃及、印度和中国医学，在人类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文字产生之前甚至有了文字之后，留存很多关于医学活动的记载，绘画艺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古埃及医学成就主要来自古希腊、古罗马一些医学家的记载。古埃及的医学知识，依靠两种记载方式得以传承，一是来自“纸草书”手稿，1873年有人发现了大约公元前3300年至前2360年、编纂成册于前1553至1550年的医学知识集；另外主要来自更早的绘画作品，“我们拥有了大量表现各种疾病的肖像。埃及人克努姆霍特普生活于公元前2700年前后，负责保管国王的服装。他是个侏儒，开罗博物馆里他的肖像清楚地表明：他的身体状况是软骨发育不全的结果。生活于第18王朝时期的祭司卢马的墓碑显示了他的右腿已经严重萎缩。”
［1］如制作于埃及第十三王朝或更早时期（约公元前380至前300年）的一座埃及雕像，上面刻有关于治病的巫术经文；在埃及人的神庙雕刻中，还清晰地刻有包括镊子在内的一些医疗用具的形象；当时流行于埃及的被称为“荷露斯之眼”的护身符，常常被古埃及医生用来计量药量；制作木乃伊和尸体防腐技术使埃及人懂得了主要来自动物尸体的解剖学，一些动物内脏器官的形象就是依靠象形文字记载的，诸如心脏、咽喉、子宫的象形文字，尽管与人类脏器形状有明显差距，但以图画为基础的象形文字是人类文字的起源。古代印度医学的最大特点是外科学和诊断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其解剖学却很薄弱。古印度医学在外科整容术上曾保持领先了数个世纪，特别是鼻成形术是最普遍的手术，而对外科学临床技术除了记载于《苏斯鲁塔本集》外，还常见于一些浮雕绘画，比如创作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帕鲁特佛教浮雕上，就有一幅一个巨人正在接受拔牙的图像。
中国古代医学中可考的绘画作品不胜枚举，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李时珍历时24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编纂，该书中可见大量手绘的重要植物草图；绘画在中医针灸中也具有重要的功能，中医命名的所有穴位点，用针灸治疗穴位图展示得非常清晰。中国敦煌石窟艺术“是一部中古时代跨越千年、绵延不断、传统有序的历史象征。作为一种图像的历史，敦煌壁画反映了中国近千年间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世俗生活和科技水平。而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医疗与健康方面的形象在敦煌石窟艺术中也多有反映。”
［2］壁画中描绘医疗主题的画面有近30幅，这些精美的壁画中，包括由18幅图和相关内容组成的《灸经图》，还包括养生修炼、卫生保健、环境卫生、体育活动等绘画作品。古代医学博士和民间医师“常施医药疗救众病”的真实场景图，也是其中的内容。“从丰富多彩的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各阶层在生产、生活中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因素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老病死的生命运动现象，画面真实感人，形象逼真。它们不仅是一部独具匠心的佛教艺术上乘之品，还是一部蕴藏丰富的珍贵医学史记，是难能可贵的‘形象医学’宝库。”
［3］这些壁画同敦煌保存下来的大量中医药学文献资料，一并构成了敦煌中医学的完整内容。从理论到形象，从经文到壁画，共同展示出敦煌中医药学的独特优势和科学内涵，成为世界传统医学的宝贵文化遗产。
医学插图也是艺术，始终反映着当时的风格。如果没有艺术家们的合作，解剖学的兴起是不可能的
［4］。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但是他的作品涉及生物医学的不同领域，比如神经科学、胚胎学、解剖学还有生物学，针对这些学科他绘制了一些图纸和描述，并在这些领域中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
［4］。达·芬奇努力通过视觉了解人体微观世界的结构和格局，甚至了解整个宇宙，而他采用的认识方式则是绘画艺术。有人根据温莎城堡皇家图书馆保存的达·芬奇的人体结构绘画作品，指出他的解剖图画并不完全符合真实的人体结构，但是有学者研究认为，达·芬奇的人体结构解剖图实际上蕴含着他关于生命起源理论的一些认识与表达，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解剖人体，而是他把自己的一些观念和认识采用了一种超越现实的表达方式。“他在画解剖图的时候不仅仅是单纯的形象解剖，而是把它作为自己的项目工程来做，我们认为他所研究的项目不只是表现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展现应该存在的东西，他认为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启发式的假设，而不是静态的体现。”
［3］也就是说，在生物化学等生命科学学科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达·芬奇在他的解剖绘画作品中，采用了机械和物理秩序的方式建立这样一种人体形态上并不存在的结构性关联，这种表达恰恰说明达·芬奇和他的解剖学图画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具有前瞻性的认识。
绘画、影像都是人类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反映每个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美学认知、追求和欣赏水平，但也势必体现具体文化的相关美学特点。在传统绘画中，不论是中国绘画还是西方绘画，都有一部分涉及医学、健康、疾病的内容。这些部分可以称之为绘画医学，因为它们反映了传统时代的人们对于疾病、健康和医学的认知。显然，当今的图像医学已有显著不同，其主要不是以绘画，而是以影像为主，已被人们称之为影像医学。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绘画医学与影像医学都携带着人们对于人体生命以及相关事实的认知成分，但它们也同时负荷着具体文化的人文关怀信息。揭示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尤其是联系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当代医学科学及人文的平衡发展。
2 传统绘画医学的认知模式
2.1 西方绘画医学的机械性和还原论特点
绘画艺术与医疗之间具有一种“先天”关联，绘画对医疗活动的作用和价值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历史赋予。绘画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与自身关系的特定艺术形式，表象上是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本特征的艺术化表达，但这种艺术形式中真正“好”的作品，一定蕴含着对真和善以及特定的“美”的价值追求。一幅“好”的绘画艺术品，一定是真善美一体化的艺术呈现，其认识和思想深度表现在用绘画语言描述和展现的画作内容背后超越形象思维的认知理性思维。或者说，真正“美”的绘画作品，一定表现为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统一，只是其中的认知理性隐含在画作中用绘画或者美术的特定语言表达出来的观念和思想。
在中西方的传统绘画中，医学主题的作品可能包括描绘医生、患者、草药、治疗方法等元素。通过这些作品，人们可以窥见古代社会对疾病起因、症状、治疗方法以及对医疗保健的看法。绘画医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仅展现了医学和健康领域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文化对于医学和疾病的认知理性，并且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帮助人们了解不同传统文化的具体世界观、人本和医学观。在这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西方绘画医学的认知理性的不同特点。
在西方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开启后的时代，绘画医学开始展现出机械论、还原论、进步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反映了人们对人体、健康和医学的新认知。达·芬奇著名的《人体比例图》生动地表达了人体几何学、机械论和还原论的学理。这幅绘画展示了一个男性人体的比例图，是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对人体解剖的研究成果的体现。画面中一位裸体男性站立于一个圆形和正方形重合的部分，男子呈现出两种站立姿态，手臂分别保持水平和上举姿势，双腿呈现出并拢直立和分开的动作。从表面上看，达·芬奇巧妙地运用了对称和透视的原理，以精准的线条勾勒出了人体的三维形态，使得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和谐。细究一下，这幅作品反映了精确的解剖学观察和比例绘制，突出了人体结构的精准性和对人体的科学认知，体现了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思想
［5］。
除了机械论、还原论的认知特点外，西方近代关于医学的绘画还表现出对于进步性和个体性的关注。荷兰画家伦勃朗于1632年创作的油画作品《杜普博士的解剖学课》，描绘了一位医生正在进行解剖学教学，不但展示了对人体解剖的关注和研究，而且画的重心是一具尸体，强调个人身体的重要性和解剖学的科学性。画面采用金字塔构图，右侧主要人物是医学博士杜普教授，他正挑起尸体左臂的肌肉，演示肌腱如何拉动手臂，其余七人围绕着他，凝神察看、聆听讲述，神态各异。光线从左边射来，落在尸体和人物脸上，使人物脸部描绘得更传神。伦勃朗运用光的明暗强烈对比手法，使尸体的皮肤、肌肉和骨骼在强光下异常明亮，打破了传统团体肖像画平均排列的定式，将人物个体凸显出来，展示了那个时代对于医学科学进步的探求精神
［6］。
再如，托马斯·艾金斯（Thomas Eakins）的《早期的麻醉手术》表现了1846年10月16日美国牙科医生威廉·托马斯·莫顿（William Thomas Morton）在麻省总医院首次运用乙醚麻醉公开演示甲状腺手术的情景。艾金斯以此为背景创作，展现了开辟现代麻醉学这一医学史上的重要时刻。画面中心是手术台及相关人物，主刀医生专注于手术操作，助手们在旁边协助，有的拿着手术器械，有的在观察患者情况。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处于麻醉状态。周围还有一些围观的人，可能是其他医生、医学生或相关人员，他们的表情各异，有的专注，有的带着些许惊讶，共同营造出一种紧张而严肃的氛围。艾金斯以写实的手法，通过巧妙的光影处理，突出了手术台的核心位置，见证了外科手术从痛苦时代走向无痛时代的进步时刻。画中医生专注操作，周围助手屏息凝视，患者处于麻醉状态，标志着外科手术从“野蛮”向“人性化”的转变，显示了每个人的参与和贡献。
2.2 中国绘画医学的整体论与和谐论特点
中国的绘画医学从古至今则一直表现出阴阳互补性、和谐性和整体论的特点，反映了阴阳平衡、整体和谐的认知思想。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所著的医学经典之一《千金翼方》中，就包含了许多医学插图，这些插图通过展示草药、穴位和疾病症状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现了阴阳平衡与和谐治疗的观念
［7］。再如，唐代草药学家陈藏器所撰的草药学著作《本草拾遗》，也包含大量草药插图。唐代药学著作有重视插图的传统。这些插图不但较为细致地描绘药物的外观形态，包括根、茎、叶、花、果实等特征，以帮助读者辨别药物，而且展示了草药的整体观念和阴阳调和的原则，强调了草药之间的相互补充和整体疗效的重要性。由于陈藏器重视对药物产地、生境的记载，插图或许还会呈现药物的生长环境，如生长在山谷、水边等不同场景，体现儒家天人合一，和谐平衡的思想
［8］。
此外，中医绘画的整体论特点非常明显。唐代女医绘画作品《黄帝内经图》，描绘了《黄帝内经》中关于中医理论和诊疗方法的内容。这幅图以图像形式展示了古代医学家对疾病和身体健康的认知，可以看作是一幅反映中国文化整体论思想的人体内部的解剖图，将周身经络、构造、脏器与时辰、节气、阴阳、月相等统统结合起来，从内到外，提倡适度、平衡，如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避免过度劳累、过度饮食，而且强调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志过激，使得人体与天地万物协调统一。因此，《黄帝内经图》明显表现了整体论观点，强调人体自身的统一以及人与环境的统一，反映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3 传统绘画医学的人文关怀
3.1 西方个人主义伦理传统
绘画医学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对于人体疾病、健康的认知，还反映了人们的人文关怀理念。文艺复兴以来，绘画医学体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特点，欣赏人体美，关注个人尊严、个体福利和个人权利。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展示了维纳斯从海浪中诞生的场景，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人体美的追求，而且还反映了对人体结构和比例的细致观察，多方面体现了人文主义特点及相关思想。画中维纳斯以优雅的S形姿态站在贝壳上，身体线条流畅自然，肌肤细腻柔和，这种对人体姿态的细腻刻画，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绘画中人物的刻板形象，将人体作为美的对象来展现，体现出对人体自然美的欣赏与赞美。维纳斯的面部表情平静而庄重，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超脱和尊严。她不再是被宗教教义束缚的形象，而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的个体。她处于画面中心位置，周围的风神等人物都围绕她展开，这种构图方式赋予了她绝对的视觉中心地位，象征着人类个体在宇宙中的重要性，强调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画面中柔和的色调、优美的风景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与中世纪绘画中压抑、肃穆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人们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的向往，体现了对个人追求幸福等权利的关注
［6］。
英国肖像画家塞谬尔·卢克·菲尔德斯爵士于1891年创作的油画《医生》，描绘了一位医生在一间极其简陋的茅舍内救治患病孩童的感人场景。医生专注地凝视着患病孩童，全身心地专注于患病孩童身上，思考治疗方案，体现了医生的责任感和医患之间的信任。该油画创作的年代，正值抗生素发明前的医学阴暗时代，无数的孩子在传染病的肆虐中夭折。此画展现了一位普通医生沉着敬业的形象，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取得圆满成功，成为传世佳作。1947年美国以该幅油画的版画版发行了一枚邮票，1970年该作品再次成为多米尼亚纪念英国红十字会百年纪念邮票。这幅油画如今已成为医生这一崇高职业的形象，它的复制品被悬挂在很多医院的大厅或医生的办公室里，成为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常见道具，激励着医务工作者为患者的健康而努力奋斗
［9］。
3.2 中国家庭主义的伦理特征
中国传统画作则透露出浓厚的家庭主义和整体主义特点，在为数不多的“医学绘画”中，不但表现出治疗患者，救死扶伤，而且表现出家庭、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体现出伦理关系主义和整体和谐倾向的中国文化价值
［10］。中国北宋时期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巨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有对药铺医生坐堂问诊等场景的细致描绘。在画卷最左端的“赵太丞家”药铺，大门上方悬挂匾额，大门左右两侧立有高大招牌，写有“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大理中丸医肠胃冷”等字样，旁边还有“五劳七伤”“理小儿贫不计利”等内容，表明赵太丞擅长内科、儿科。室内摆有柜台和药柜，前面设有座椅，一位中年妇女怀抱小儿坐在座椅上，旁边有一人站立。妇女前面站立着一位医生正俯身看视，为小儿诊治。画面中在“赵太丞家”东面不远的十字路口处有“杨家应诊”诊所。门前一人站立，似乎在迎接招呼前来就诊之人。还有两人在大门外“热聊”，好像是医生在送一位刚刚在此就医的患者，反复交代服药剂量和方法，患者有些依依不舍。右侧一位老者牵引着一个孩童正在去药铺就诊。前方一辆马车拉着一位病愈者急着赶路回家。画面中描绘有一处小儿科诊所，门前挂着一个条子上面写着“专治小儿科”。堂内坐着一位医生，旁边有一人领着小孩请医生诊治，小孩害怕医生，欲挣脱逃跑，十分形象生动。另一家小儿科诊所大门上挂着“小儿科”招牌，门前等待就诊的人很多。这些场景所描绘的医生坐堂问诊、患者或等待看病，或与医生交流病情、周围还有抓药的伙计等，也能看到家属陪伴患者前来就医，明确反映出中国文化的伦理主义、家庭主义在医疗实践中的体现
［11］。
南宋画家李唐所绘的《村医图》，是一幅以医事为主题的风俗人物画，聚焦于南宋走方郎中（村医）为贫困村民治病的场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事题材绘画之一。画中共六人，村医弓腰专注施灸，患者（一老农）因疼痛面目扭曲，四肢被三人按住（老妇人、少年和另一男子），药童持膏药待命，背景简略绘有树木、房舍，烘托乡村环境。人物神态刻画细腻：患者“双目圆睁，髭须竖立”，老妇人“神色严肃不忍直视”，少年“紧张抿唇”，药童“恭敬候命”。画家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传递治疗的紧张与痛苦，同时展现医者的专注与村民的互助。村医不顾条件简陋，专注地为患者治病，展现出对患者的关爱与同情，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家人全力协助医生治疗，反映了当时社会重视亲情、人伦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价值思想的体现。蒋勋评价此画“具备人文关怀，医疗才有温度”。在当代，《村医图》常被引为医德教育的典范，尤其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其传递的医患共情与奉献精神极具启示意义。
4 当代影像医学的文化转向
医学认知形态的演进始终与技术革命紧密交织。从早期依赖手工绘制的解剖图示，到现代基于物理成像原理的数字化技术，人类对身体的认知实现了从表象描摹到内在解密的范式转型。这一技术跃迁不仅重构了医学知识的生成方式，更深刻影响了医疗实践的价值取向。影像医学从现代科学意义上与绘画医学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升，对于人们的健康和疾病认知方面具有不少优势。
4.1 影像医学的认知优势与困境
影像医学提供了客观、准确和实时的图像信息，使医生能够更精准地诊断疾病。相比之下，传统的绘画医学可能存在主观性和艺术性的影响，影响了医学信息的准确性。影像医学的实时性可以帮助医生快速作出诊断和治疗决策。这种实时性对于急诊情况和紧急手术至关重要，远超过传统绘画所能提供的信息速度。加之，影像医学可以展示身体内部结构的深度和细节，帮助医生观察细微结构和病变，诊断疾病，这种深度观察是传统绘画无法达到的。另外，影像医学不仅可以帮助诊断疾病，还可以用于引导手术和治疗过程。医生可以通过影像指导手术、放疗等治疗过程，提高治疗效果。总的来说，影像医学相较于传统的绘画医学在医学认知方面有更高的客观性、准确性、实时性、深度性，超越了传统绘画所能呈现的水平，从而为医生提供了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诊断疾病、制定治疗方案，提升了医疗质量、提高了治疗效率。
影像医学凭借其技术优势在疾病诊断领域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这种技术主导的医学模式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现代影像技术构建了一个“可视化”的医学认知体系，通过 X 射线、CT、MRI 等技术将人体内部结构转化为可量化的图像数据。这种技术理性主义在提升诊断精度的同时，也将患者异化为“影像客体”，使影像医学在表达人文关怀方面存在缺陷，丧失了传统绘画医学所蕴含的人文情感和伦理表达。人们日益担忧影像医学缺乏人文关怀，已在探讨采取何种方式表达对患者的关怀和尊重。就认知而言，影像医学可以取代绘画医学。但就人文关怀而言，影像医学则不能取代绘画医学。
4.2 当代绘画医学的文化分野与转向
当代的绘画医学在中西方都反映出一些共同的文化特点，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传达了对生命、健康和人性的思考，反映了当代社会对医疗和人文关怀的重视。在西方，当代绘画医学呈现出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与解构。玛莉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的《韵律0》（1974），艺术家麻醉自身，允许观众使用72种物品（包括刀具和手枪）对其身体进行任意操作。表演时长近6小时，展现人群行为被屏蔽时人性的真实面目，成为直指个体身份本质的社会心理实验，同时质问医学伦理学中“知情同意”的局限性。布鲁斯·诺曼（Bruce Nauman）的《作为泉的自画像》以身体喷水的姿态讽刺工业时代艺术灵感的枯竭，同时宣称“身体即创作源泉”，通过自虐式摄影（如拉扯面部器官）将医学解剖的客观性转化为对个体痛苦的直观呈现，质疑医学对身体的工具化视角。
在中国，当代绘画医学延续了传统的伦理特质，其在作品中体现为对于家庭、责任和亲情等价值的强调，同时展现医生对患者的关怀和责任感，突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家庭观念
［10］。当代画家戴培仁的《扁鹊诊脉图》，画面以扁鹊为中心，他坐在桌前，神情专注地为一位年轻患者把脉。患者可能因生病而略显虚弱或紧张。旁边站着一位微笑的老妇人，应是患者家属，流露出安心又关切的神情。老妇人位于一侧，与扁鹊和患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增加了画面的温馨感和人情味。这些绘画体现了“医乃仁术”的伦理内核。
5 结语
本文展示了中西方当代绘画医学所体现的不同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就认知功能而言，传统西方绘画医学反映了机械论、还原论的特点，而传统中国绘画医学则表现了互补论、整体论的特点。就文化价值观而言，中国作品更强调家庭、社会责任和仁爱，而西方作品则更强调个人权利、自主性和平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医学实践和人文关怀的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尽管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文化特点可能会有所融合，但不能忽视具体文化的特点，还是需要发展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图像医学。在认知方面，当今的影像医学高速发展，已经完全取代了绘画医学在传统社会的医学认知功能。但在人文关怀方面，影像医学则缺乏绘画医学的作用。总之，绘画医学与影像医学都是图像医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当今人工智能日益融入影像医学、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时代，需要维护和学习传统绘画医学所包含的人文价值，在保持绘画医学的同时，探讨如何增加影像医学的人文关怀，实现人文关怀与医学技术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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