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MBTI人格特征与共情的关系研究：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mpathy among medica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摘要

目的 考察医学生MBTI人格特质、共情能力以及情绪调节三者之间的关系，倡导医学生利用MBTI进行深入的自我剖析，有针对性地提升共情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方法 采用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中文版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对664名医学生进行调查，SPSSAU的中介检验采用乘积系数检验法，使用Bootstrap抽样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医学生的MBTI人格特征总体倾向于ISTJ型，医学生倾向使用认知重评，共情水平有待加强，男生的表达抑制高于女生，在个人痛苦方面女生高于男生，独生子女的表达抑制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情感共情低于非独生子女；认知重评在医学生内外向人格特征对个人痛苦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0.017，占总效应14.217%），对情感共情完全中介（中介效应0.024，占总效应100%）；认知重评在生活态度取向和情感共情的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0.017，占总效应15.727%），认知重评在生活态度取向和认知共情有部分中介（中介效应0.171，占总效应25.827%）。 结论 认知重评在医学生MBTI的人格特征与共情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引导医学生使用认知重评来提高共情能力，医学生可以通过了解自己的MBTI类型，进一步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升自己的共情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医学工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 personality traits， empathy abili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mong medical students， and to advocate for medical students to conduct in-depth self-analysis using MBTI， and to enhance their empathy ability in a targeted manner， thereby more effectively building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Methods A total of 664 medica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MBTI，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The mediation analysis in SPSSAU employed the product coefficient test method， utilizing Bootstrap sampling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The MBTI personality traits of medical students were generally inclined to Introversion–Sensing-Thinking-Judging （ISTJ）. Medical students tended to use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the level of empathy needed to be strengthened. Males exhibited higher expressive inhibition than females， while females experienced greater personal distress than males. Expressive inhibition was also higher in only children compared to non-only children， and only children showed lower emotional empathy than non-only children. Cognitive reappraisal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overted/extraverte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ersonal distres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mediating effect=-0.017， accounting for 14.217% of the total effect）， and a complet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introverted/extraverte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motional empathy （mediating effect=0.024， accounting for 100% of the total effect）. Cognitive reappraisal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ttitude orientation and emotional empathy （mediating effect=0.017， accounting for 15.727% of the total effect）， and served as a partial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ttitude orientation and cognitive empathy （mediating effect=0.171， accounting for 25.827%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Cognitive reappraisal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MBTI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mpathy， guiding medical students to improve empathy abilities u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Medical student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by identifying their MBTI types， and improve their empathy ability in a targeted manner， to better adapt to future medical work.

关键词

医学生 / MBTI人格特征 / 情绪调节 / 共情能力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 /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personality trait / emotional regulation / empathy ability

“医患共情”被认为是一条可能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状态的全新路径，它强调医患双方需相互理解、换位思考，医生需倾注情感深切体会患者的苦楚，患者亦应设身处地理解医生的辛勤与付出。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共情理念在强化医学人文教育、增进医患间有效沟通以及提升诊疗成效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愈发受到认可与重视^［1］。对于医学生而言，提升共情能力不仅有助于他们塑造坚实的职业操守与道德观念，还能激发他们强烈的职业责任感与使命感。这种能力的培养为医学生的临床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医患关系，推动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1　理论基础

1.1　MBTI

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MBTI）全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是Myers和Briggs基于瑞士心理学家Jung的理论设计的性格测评工具。它通过四个维度划分为8种基本认知方式，组合成16种独特人格类型，这个工具在国外广泛用于企业管理、职业规划及教育心理学，帮助理解人们在信息获取、决策制定及生活态度上的心理倾向^［2］。在医学领域，MBTI揭示了医学生多样化的性格面貌，比如，ISTJ型医学生以理性、务实著称，他们细心且逻辑性强，擅长按部就班地工作，在医学实践中尤为出色。而INFP型医学生则情感丰富、充满同情心、擅长倾听，能为他人提供精神支持。作为一种受认可的性格测试，MBTI为理解个体差异提供了有力的工具^［3］。

1.2　共情能力与情绪调节

共情能力是指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感受和理解他人心情的能力。情绪调节则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方式：认知重评是个体在原有认知评价的基础上，对触发情绪的刺激源进行重新评估的过程，它不需要改变刺激源本身，而是通过调整认知判断，从而转变由刺激源引发的负面情绪^［4］，具有强大的社会适应性；表达抑制则是个体通过自我控制，抑制即将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以降低主观情绪体验^［5］，会导致个体的情绪体验严重下滑，甚至引发身体和生理上的不良反应。

1.3　研究现状

医学生的MBTI类型和共情力看似独立却紧密相关，共情能力对于医学理论教育和临床实践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多聚焦大学生性格与情绪调节，忽略了医学生MBTI、情绪调节及共情间的联系。Thompson等^［3］强调，共情让我们感受他人情绪并思考其缘由，这对理解他人、和谐交往至关重要。

因此，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医学生MBTI人格特征与共情、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区分它们与共情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旨在填补医学生MBTI人格特征、情绪调节及共情之间关系研究的空白，为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提供新的视角。深入剖析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医学生共情认知与情感反应的影响，以更清晰地理解它们如何在医学生MBTI人格特征与共情能力之间发挥作用机制。期望为医学生提供更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以提升其共情能力，进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调查法、访问调查法，随机抽取某医科院校664名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所使用的MBTI-M人格类型量表包含93个条目，为了确保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根据样本量估算的普遍经验法则，即样本量应为条目数的5~20倍，即465~1 860个样本，本研究的样本量为664个，满足标准。

2.2　研究工具

2.2.1　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

MBTI量表由四个核心维度构成，分别是：能量获取方式（E外向/I内向）、信息收集方式（S感觉/N直觉）、决策方式（T思考/F情感），以及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J判断/P知觉）^［2］。每个维度均包含两种可能的类型，通过这四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形成了16种人格类型，每种类型均展现出其特有的性格特点和优势。在本研究中以医学生E、S、T、J这4个变量的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本研究中采用MBTI-M量表，选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蔡华俭等^［6］译制和修订的版本，该量表在中国应用广泛且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具体规则如下：在E-I（外向-内向）维度上，若E（I）>11则为外向型，反之为内向型；在S-N（感觉-直觉）维度上，若S（N）>13，则为感觉型，反之为直觉型；在T-F（思考-情感）维度上，若T（F）>12为思考型，反之为情感型；在J-P（判断-知觉）维度上，若J（P）>11则为判断型，反之为知觉型。MBTI-M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效度系数为0.90。

2.2.2　情绪调节问卷

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7］由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CR）和表达抑制（Expressive Suppression，ES）两个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各包含5道题目，共计10题。该问卷采用7点计分法，计分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在这一计分体系下，得分越高表示受试者使用某种特定的情绪调节策略越频繁。具体而言，CR分量表的高分意味着受试者更频繁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来调节情绪，而ES分量表的高分则表明受试者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中文版ERQ已被证实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该量表还展现出了良好的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7］，本研究中CR和ES两个子量表的Cronbach’s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4和0.73。

2.2.3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是一种用于评估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反应倾向的心理测量工具。该量表的中文版共包含22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计分范围从“0”（非常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涵盖了4个核心维度，分别为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PT）、想象力（Fantasy，FS）、情感共情（Empathic Concern，EC）以及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PD）。PT和FS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认知共情能力越好，EC子量表反映情感共情能力，PD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自身体验到的痛苦越多，该量表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8］。本研究中观点采择、个人痛苦、想象力和共情关怀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788、0.779、0.718以及0.685。这四个维度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题目来全面考察个体在共情方面的表现，量表综合了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的共情能力。通过观点采择和想象力两个子量表，量表能够评估个体在认知层面上理解和想象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这是共情的基础。而共情关怀子量表则直接反映了个体在情感层面上对他人情感的关注与同情，是共情的核心体现。同时，个人痛苦子量表则提供了关于个体在面对他人情感痛苦时自身反应的信息，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个体的共情特点。本研究将PT和FS 两个子量表合并为认知共情维度（PT-FS），以更直观地考察个体在认知共情方面的表现。

2.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AU对有效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对各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对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SPSSAU的中介检验采用乘积系数检验法，使用Bootstrap抽样数据；本研究所有的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和P<0.001为差异统计学意义。

3　调查结果

3.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1显示，医学生中男性占45.63%，女性占54.37%；有54.52%的学生是非独生子女，45.48%是独生子女；MBTI人格特征中E-I（外向-内向）维度中外向型占36.90%，内向型占63.10%；S-N（感觉-直觉）维度中直觉型占37.50%，感觉型占62.50%；T-F（思维-情感）维度中思维型占46.08%，情感型占53.92%；J-P（判断-感知）维度中判断型占59.79%，感知型占40.21%；ISTJ（内向感觉思维判断型）占比最高为20.63%，其他人格类型分布较为均匀，占比都在10.00%以下。医学生的E-I维度得分为9.685分倾向于I端，S-N维度得分是15.221分倾向于S端，T-F维度得分是13.003分倾向于T端，J-P维度得分为12.893分倾向于J端，表明医学生的MBTI人格特征总体倾向于ISTJ；CR得分为30.502分，大于量表“中性水平”24分，说明医学生倾向使用认知重评，ES得分为15.387分，小于量表中间得分20分，说明医学生不太倾向使用表达抑制；共情中的认知共情得分为25.872分，略高于量表的“中性水平”22分小于“有点恰当”33分，共情中的个人痛苦得分为8.271分，低于量表的“中性水平”10分，共情中的情感共情得分为15.646分，高于量表的平均水平12分低于“有点恰当”18分，共情总分为49.788分，高于量表平均水平44分，低于“有点恰当”66分。

3.2　医学生情绪调节和共情的性别、独生子女差异

从表3中可以看出，认知重评中男女并没有显著差异（P=0.634），而在表达抑制上男女之间存在性别差异（P<0.01），男生的表达抑制得分为16.52分高于女生的14.43分；在共情的总分维度上男女生之间有性别差异（P<0.05），女生为50.60分，高于男生的48.82分，在共情的认知共情维度和情感共情维度性别之间没有差异，而在个人痛苦维度女生得分为8.82分，高于男生的7.61分，有差异（P<0.05）；在是否独生子女方面，认知重评、个人痛苦以及认知共情上没有差异，而在表达抑制和情感共情上有显著差异（P<0.05），独生子女的表达抑制得分为15.95分，高于非独生子女的14.91分，独生子女的情感共情得分为15.22分，低于非独生子女16分，说明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孩子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他们有比较强的抑制情况倾向。

3.3　医学生MBTI人格特征、情绪调节及共情各维度相关关系

从表4可以看出，医学生内外向人格特征与表达抑制成负相关（r=-0.335，P<0.01），与认知重构显著正相关（r=0.141，P<0.01），与情感共情显著正相关（r=0.178，P<0.01）；信息获取方式与认知共情显著负相关（r=-0.135，P<0.01）；决策方式与个人痛苦存在显著负相关（r=-0.248，P<0.01），与情感共情存在显著负相关（r=-0.317，P<0.01），与认知共情存在显著负相关（r=-0.164，P<0.01）；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与认知重构显著正相关（r=0.137，P<0.01），与个人痛苦显著负相关（r=-0.104，P<0.01）。在医学上MBTI人格特征与共情的线性回归方程中，决策方式与认知共情（β=-0.162，P<0.01）、情感共情（β=-0.348，P<0.01）以及个人痛苦（β=-0.275，P<0.01）显著相关，而在下文的中介分析中，情绪调节没有在决策方式对共情有中介效应。

3.4　情绪调节在医学生MBTI人格特征和共情的中介效应

根据相关关系分析，在控制了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后，以MBTI各维度为自变量，情绪调节各维度为中介变量，以共情各维度为因变量建立中介模型。从表5可以看出情绪调节的不同维度在医学生MBTI各维度和共情各维度关系中有中介效应。

认知重评在E-I内外向和个人痛苦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4.217%；认知重评在E-I内外向对情感共情是完全中介，中介效应占比为100%；认知重评在J-P对情感共情是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5.727%；认知重评在J-P对认知共情是部分中介，中介效应占比为25.827%。

4　讨论

4.1　医学生MBTI主要人格特征为ISTJ型、情绪调节能力较好以及共情能力有待加强

本研究中医学生MBTI人格特征偏向I端、S端、T端以及J端，形成了以ISTJ型为主要人格特征医学大学生人格类型，这与已有的研究一致^［9-10］。但这些个性类型倾向轻微，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11］。ISTJ性格类型的人以逻辑缜密而著称，他们对细节表现出高度的关注，执行任务时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在思考问题时，他们总是力求周到全面，不遗漏任何可能的因素。他们不仅重视实际效果，还强调条理性和秩序性，总是以任务为中心，尽职尽责，责任心极强。这种性格类型的人在处理问题时，总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严谨的态度，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医学生在进行情绪调节时，更多采用认知重评这一积极的方式舒缓情绪，与已有的研究相一致^［12］，因为与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能够更好地降低情绪，情绪调节效果好。

医学生的共情能力有待提高，研究结果低于韦凤美等^［13］、胡清钰等^［14］的研究结果，整体得分略高于量表平均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医学生大多都有着治病救人的愿望与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关注他人情感、与患者感同身受都是作为一名医生应具有的能力，也有研究表明社会责任感与共情能力正相关^［15］。相关研究显示，医学教育培养过程中有很多复杂原因会影响医学生共情能力，包括医疗就业环境、职业倦怠等，这种现象可能也和当前对医学生共情能力培养重视不足有关^［16］。研究^［17］显示，认知共情能力更高的个体将体验到更少的焦虑和压力。在情感共情上，医学生善于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感知患者情绪并给予相应的安抚和支持，同时也能保持自身平稳情绪。共情能力是一种能够认同和理解别人的处境和感情的能力，培养医学生的共情能力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共情”型新生儿疾病案例的临床实践教学^［18］、叙事医学教育干预^［19］等路径被证明对提升共情能力有积极意义。

4.2　医学生T-F与共情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中医学生的MBTI人格特征在决策方式与情感共情存在显著负相关而没有中介关系。具体而言，情感型（F型）的个体倾向于感性思考，处理问题时更看重情感层面，关心他人情绪状态。这类医学生尤为关注患者的心理体验，倾向于通过温情关怀来辅助患者，这与特鲁多医生所倡导的“偶或治愈，时常帮助，永远慰藉”的原则不谋而合。而思维型（T型）的个体展现出更强的理性特质，思考问题时更侧重逻辑分析和客观事实，相较于情感共鸣，他们更习惯于系统性、条理性地处理问题^［20］。情感共情常被认为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17］，有关研究^［21-22］发现，医学生的主要性格特征是T型，偏理性，他们在面对问题时更多是逻辑分析得出结论，不太容易受到他人情绪的直接影响而产生共鸣。理性医学生不太倾向于情感共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压力和焦虑，降低因为过度共情产生强烈的情感负担、带来痛苦体验的可能。医生因其职业特性，需更多地面对病痛及生死离别，过度的情感共鸣有时会引发更多负面情绪。因此，培养“适度共情”的能力对医生而言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减轻他们因过度沉浸于悲伤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并保持严谨理智的逻辑判断和决策能力，对医学生而言更是不可或缺。

4.3　医学生MBTI人格特征与共情的中介效应

4.3.1　认知重评在医学生内外向人格特征中对个人痛苦有负向部分中介作用，而对情感共情有正向完全中介作用

医学生内外向人格特征的主要特征是I偏内向，认知重评在医学生内外向人格特征中对个人痛苦有负向部分中介作用，越是外向的人，在共情时候感受到个人痛苦越小，同时外向的医学生且频繁使用认知重评个人痛苦就会更少，这与Watson等^［23］认为外倾与正情绪，如快乐、自我肯定等有较强的相关性研究一致。内外向特质不仅直接影响了医学生的共情能力，还通过认知重评这一中介变量产生间接影响，这一观点得到了多项研究的支持。例如，Watson等^［24］的研究发现，内外向特质与个体对情绪信息的处理方式密切相关，内向者更倾向于对情绪刺激进行深入的加工和分析，而外向者则可能更侧重于情绪的即时表达。进一步，Matthews等^［25］研究指出，内外向人格特征通过影响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进而间接影响共情能力。这与本研究中发现的内外向特质通过认知重评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医学生共情能力的结果相吻合。

认知重评完全中介了内外向人格特征对情感共情，并正向预测，外向人情感共情水平高，而频繁使用认知重评能同时增加内外向医学生的情感共情能力。对于医学生来说，他们的内外向可能会影响他们与患者互动的方式以及他们对患者情感的反应，积极的认知重评有助于更好理解患者的情感。在医疗环境中，情感共情对于建立有效的医患关系和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可以帮助医学生重新评估和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和情绪反应，可以更加积极地看待自己和他人，从而更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自己的情感挑战，还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认知共情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情感。特别是对于内向型医学生而言，认知重评策略可能有助于他们克服自身特质带来的局限，促进他们在医疗服务中更加有效地与患者沟通和交流，从而提升整体的医疗服务质量。

4.3.2　认知重评在医学生决策方式人格特征中对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有部分中介效应

认知重评在医学生J-P人格特征与情感共情有正向部分中介作用，越是J端的人情感共情能力越强，而同时频繁使用认知重评的J端医学生能情感共情会更高；认知重评在医学生J-P人格特征与认知共情有正向部分中介作用，越是J端的人认知共情能力越强，而同时频繁使用认知重评的J-P人格特征医学生能增强认知共情，这与McCrae等^［26］研究报道的J型（判断型）与P型（知觉型）人格在决策方式和目标导向上存在显著差异结论一致。

医学生中J型（判断型）人格也是其重要特征，J型（判断型）人格倾向于制定和遵循计划，喜欢有序和组织；而P型（知觉型）医学生人格则更加灵活，常常抱有一种试探的态度。J型人格倾向于计划和控制，注重完成任务和达成目标，他们能够将患者的情感需求系统地纳入自己的工作计划中，并通过认知重评来深入理解和感受患者的情感进而提高认知共情，P型人格的医学生表现出更加灵活和开放的特点，他们倾向于根据情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他们在共情过程中可能更容易受到外界干扰，需要额外的努力来集中注意力和保持情感投入，挤占他们的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20］。大量的情景模拟训练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帮助他们在经验中提高专注共情能力。对于P型的医学生，要引导他们更多使用认知重评来提高他们的共情能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医学生的MBTI人格特征、情绪调节以及共情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医学生可以通过了解自己的MBTI类型，进一步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升自己的共情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医学工作。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人格类型和共情能力并非决定一个人是否适合从事医学工作的唯一因素，还需要考虑其他多方面的因素。此外，共情能力虽然有许多好处，但也有可能带来一些挑战。例如，过度共情可能会导致个人情感的消耗和疲惫，因此需要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同时，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对共情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往中需要特别注意。总之，医学生的MBTI人格特征和共情能力是两个相互影响的概念。通过提高共情能力和管理情绪反应，医学生也可以更好地与患者沟通和交流，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通过了解自己的人格特征并努力提升共情能力，医学生可以为未来的医学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鲁琳， 李久辉. 美国医学共情探究及对医学人文教育的启示［J］. 医学与哲学， 2017， 38（6A）： 41-44.

[2] LU L， LI J H. Clinical empathy research and its revelation of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2017， 38（6A）： 41-44.

[3] 胡利平. MBTI人格类型量表简介［J］. 校园心理， 2011， 9（2）： 98-99.

[4] HU L P. Introduction to MBTI personality type inventory［J］. Journal of Campus Life and Mental Health， 2011， 9（2）： 98-99.

[5] THOMPSON N M， UUSBERG A， GROSS J J， et al. Empath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account［J］.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2019， 247：273-304.

[6] ALDAO A， NOLEN-HOEKSEMA S， SCHWEIZER S.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across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tic review［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0， 30（2）：217-237.

[7] GROSS J J， JOHN O P.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 85（2）：348-362.

[8] 蔡华俭，朱臻雯，杨治良.心理类型量表MBTI的修订初步［J］.应用心理学，2001，7（2）：33-37.

[9] 王力， 柳恒超， 李中权， 等. 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7 （6）： 503-505.

[10] WANG L， LIU H C， LI Z Q， et 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hinese revised version［J］.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07（6）： 503-505.

[11] 郑建盛，颜桑桑，林志萍，等.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在医学本科生中的信效度检验［J］. 中国卫生统计， 2021， 38 （5）： 721-724.

[12] ZHENG J S， YAN S S， LIN Z P， et al.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n medical undergraduates［J］.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Statistics， 2021， 38 （5）： 721-724.

[13] 鲁娟， 王悦， 刘斌. MBTI的军校学员人格类型调查及性别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23（5）：780-783.

[14] LU J， WANG Y， LIU B. A survey on MBTI questionnaire of milit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analysis of gender factors［J］.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5， 23（5）： 780-783.

[15] 曹建斌. 基于MBTI性格测评的大学生职业指导［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4（12）： 136-138.

[16] CAO J B.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guidance based on MBTI personality assessment［J］.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1， 24（12）： 136-138.

[17] 范敏. 特质焦虑、情绪调节策略和共情的相关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20.

[18] FAN M.A study of correlation among trait anxiety，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empathy［D］.Changsha：Hunan Normal University，2020.

[19] 杨青， 杨博， 邱慧卉， 等. 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J］.中国健康教育， 2016， 32（3）： 230-232.

[20] YANG Q， YANG B， QIU H H， 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J］.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2016， 32（3）： 230-232.

[21] 韦凤美， 赵龙， 李惠菊， 等. 男医学生性别角色与共情能力的关系研究［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6（3）： 16-17.

[22] WEI F M， ZHAO L， LI H J， et 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role and empathy ability of male medical students［J］. China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2016（3）： 16-17.

[23] 胡清钰， 马汶桐， 孙秀娜， 等. 不同职业发展阶段医学专业人员共情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2023， 31（3）： 363-367.

[24] HU Q Y， MA W T， SUN X N， et al. Analysis on the evolvement of empathy ability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at different career development stages［J］.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23， 31（3）： 363-367.

[25] 江婧， 赵小彦， 李旸， 等. 医学生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 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J］.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3， 48（11）：1584-1588.

[26] JIANG J， ZHAO X Y， LI Y.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of medical students：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identity［D］. Journal of Bengbu Medicine College， 2023， 48（11）：1584-1588.

[27] 陈旻， 何桢， 刘梦娴， 等. 医学生共情能力培养效果的调查分析［J］.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2023， 31（5）： 583-586.

[28] CHEN M， HE Z， LIU M X， et 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medical students’ cultivation effect of empathy ability［J］.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23， 31（5）： 583-586.

[29] 郭晓栋， 郑泓， 阮盾， 等. 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情绪调节的作用机制［J］. 心理学报， 2023， 55（6）： 892-904.

[30] GUO X D， ZHENG H， RUAN D，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empathy and negative affect：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23， 55（6）： 892-904.

[31] 胡娅， 陈凤， 岳伟红， 等. 共情型案例融入医学生临床实践教学的探索［J］. 继续医学教育， 2024， 38（8）： 112-115.

[32] HU Y， CHEN F， YUE W H， et al. The 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empathy cases into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medical students ［J］.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2024， 38（8）： 112-115.

[33] 李文， 李长瑾， 陈蓓蓓， 等. 叙事医学教育提升医学生共情能力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2， 39（9）： 678-683.

[34] LI W， LI C J， CHEN B B， et 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 education on promoting medical students’ empathy ability ［J］. Chinese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2022， 39（9）： 678-683

[35] 田雪梅， 侯宁， 李玉超， 等. MBTI在医学生心理健康测试及职业规划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 2024， 30（5）： 129-132.

[36] TIAN X M， HOU N， LI Y C，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MBTI applied in mental health test and professional planning of medical students［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somatic Disease， 2024， 30（5）： 129-132.

[37] 鲁娟， 盛福深， 赵德耀， 等. 我国医学生MBTI不同维度的比较［J］. 当代医学， 2019， 25（22）： 1-5.

[38] LU J， SHENG F S， ZHAO D Y， et al.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MBTI based on medical students in China［J］. Contemporary Medicine， 2019， 25（22）： 1-5.

[39] 鲁娟， 周师军， 刘斌. 中国医学生典型人格与优势人格的比较［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0， 28（8）： 1220-1225.

[40] LU J， ZHOU S J， LIU B. Comparison between typical personality and the dominant ones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hina［J］.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20， 28（8）： 1220-1225.

[41] WATSON D， CLARK L A. Affects separable and inseparable： on the hierarchical arrangement of the negative affec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62（3）： 489-505.

[42] WATSON D， CLARK L A. Extraversion and its positive emotional core［M］. San Diego，CA：Academic Press， 1997：767-793.

[43] MATTHEWS G， ZEIDNER M， ROBERTS R 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ience and myth［J］. Boston Review， 2004， 55（4）：458.

[44] MCCRAE R R， COSTA P T J. Personality trait structure as a human universal［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52（5）： 509-516.

基金资助

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2JK0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