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作为当下最为炙手可热的前沿科技之一，是人类社会趋向人机融合发展的里程碑式产物。2023年脑机接口产业联盟在《脑机接口伦理治理倡议书》（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脑机接口伦理治理的十条准则，从伦理层面规范了脑机接口的发展。2024年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脑机接口就作为“创新标志性产品”之一名列其中。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人工智能伦理分委员会也研制编写了《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前脑机接口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对残疾人的治疗之中，脑机接口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成为弥补残疾人缺憾的利器。在2023年的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上，游泳运动员徐佳玲借助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交互系统，使用智能仿生手成功点燃了亚残运会的主火炬塔
［1］；浙江大学的脑机接口研究团队成功让患者实现用意念书写汉字
［2］……不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使得脑机接口技术越来越成熟，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争议。本文结合相关研究，对其进行综述并提出治理建议。
1 脑机接口的主体性向度
对于一般的人工智能产品，人们更关心的是其是否会替代人类工作的问题，而脑机接口的出现则进一步展现了对人类“生物性替代”的可能，由此引出了主体性问题。在脑机接口视域下研究主体性问题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其本质、明确其未来方向。当前国内学者对脑机接口的主体性问题已有相关探讨，其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主体地位、主体行动、主体责任三个方面。
1.1 主体地位
传统的技术物大多是独立于人体之外的，崔中良等
［3］认为，技术与人体相结合，就有可能产生全新的物种，这将会对人类内部带来更加深入的分化。张学义等
［4］认为，脑机接口的应用可能会打破人、机、物等原有类属的清晰界限，这样一来，机器、物体等也不再被视为单纯的“非人类力量”。肖峰
［5］则把这一过程称为“消解划界”。肖峰
［6］认为当脑机接口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时，技术也就随之实现了由外而内的转变，可能会对人类的特征和属性产生“技术性演变”。易显飞等
［7］则认为脑机接口对人体这艘“忒修斯”产生了全新的替换，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人类增强”的功效，复杂的构造和突然的增强可能会导致主体认知的紊乱。匡丽丹等
［8］关注到了情境变化可能引起的“主客异位”趋势，从哈贝马斯“包容他者”的观点出发，认为应重新考虑脑机接口的定位。这些研究表明脑机接口呈现出一定主体性的特征，却回避了其主体地位的问题。而叶岸滔
［9］则是站在第三方视角认为脑机接口的介导并没有改变身体存在状态的“肉身基础”，也没有从根本上造成身体机能和属性的变化，主体仍然是脑机接口的使用者。总之，目前已有的研究都没有完全承认脑机接口的主体地位，但也没有放弃对其中潜在主体性的探讨，对其最终的定位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1.2 主体行动
脑机接口所介导的行动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范畴，给哲学意义上的“行动”概念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目前国内学界对此的讨论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行动”概念的判别；二是对“行动”动作的溯源。首先，对于人机融合条件下的“行动”概念，肖峰
［10］认为，尽管人工行动和人类行动存在日趋吻合的可能，但因目前阶段脑机接口所介导的行动难以做到人机之间的高度融合，因此其暂时无法等同于人类行动。王淑庆
［11］从三种行动理论出发，认为不如暂时放弃对脑机接口介导行动中能动性的强行解释，而将其看作是能动性增强的一种结果，以便于法律和伦理责任的界定。其次，在“行动”溯源上，张志领等
［12］提出意向行动包括意愿和行动两个方面，主体产生意向行动须满足控制条件及认识条件，但由于人机交互时的潜在误差与认知争议，这些条件往往难以满足。郭华等
［13］认为，人类在正常状态下作出的行为尚且受到潜在的干扰，更不用说脑机接口可能会对主体行动产生影响。由此看来，脑机接口介导下的“行动”在概念上很难被等同于真正的人类行动，而对其“行动”的溯源则因为充满众多不确定因素而变得困难重重。
1.3 主体责任
主体地位和主体行动导向的终极问题是主体责任，其核心在于如何归责及追责，这是整个脑机接口主体性问题中最现实的部分。易显飞等
［7］援引的报告表明，受试者对于成功植入的脑机接口表现出强烈的“同一性”，而事后讨论责任归属时，又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技术性和环境性的问题。这从主观的角度阐述了人类对于责任的逃避性。肖峰
［14］认为，人的心智中存在一部分数量众多且不易觉察的潜意识活动，即便在清醒状态下都无法对其控制自如，更不用说在复杂的机器介入情景下。这为减轻人类责任提供了一些辩护。除了人类自身因素，脑机接口在运用中也可能因为设备故障发出错误的指令。叶岸滔
［9］认为，在特殊情况下用户可以为自己对脑机接口的“有限控制”而付出“有限责任”，但不能因此逃避责任，责任认定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类层面。这强调了人类作为最终责任主体的不可替代性。张志领等
［12］则强调要重点关注责任中的因果链问题，他们将脑机接口的控制划分为四种类型，提出通过控制分类来进行归责的可能性。以上内容都是在理论的层面上讨论责任划分的问题，万礼洋等
［15］基于现实条件认为，目前关于脑机接口应用中的归责、追责等具体的问题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内容，各责任主体存在互相推诿的情况，使得追责过程可能会更加复杂。因而在讨论责任问题时，也要弥补相关法律制度的缺位。
脑机接口打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对立状态，上述各项主体性的研究之所以大多都得出模棱两可的答案，主要是因为概念的模糊和实践的不足。一方面，人机融合的全新尝试对原有概念造成的骤然冲击让人类猝不及防，对其重新定义及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有限的接触人群也迟滞了一系列新概念的生成和研究。脑机接口之所以被列为未来产业的“创新标志性产品”，就是因为其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潜能，对其主体性的系列问题还需深入研究。
2 脑机接口的认识论向度
脑机接口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新式工具，可以被视为是人类特定功能延长的手段。其具有依附于人脑而存在的特征，为我们认识和感知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方式。脑机接口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不仅仅包括对其本身知识性认知的改变，还对人类感知功能、情感功能造成了影响，这些认识论上的变化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探讨。
2.1 知行拓展
“知行合一”一直是不同背景的学者长期探讨的一个问题，它在脑机接口的介导下呈现出全新的特征，肖峰
［14］称之为“技术性知行合一”。与传统“知行合一”强调的规训不同，脑机接口的应用直接使得“知行合一”的目标成为可能，同时通过外在的行为，传统意义上难以触及的“知”也得以“具象化”
［5］。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人类对“知”的认识，也为“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在脑机接口的介导下，人类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实现了从“具身性”到“非具身性”的转变，带来了全新的概念挑战。刘光明
［16］从符号和内涵的角度出发，认为脑机接口带来的全新认知并不能等同于人类的身体认知，并且也只能起到有限的替代作用。郑保章等
［17］进一步指出，脑机接口与VR、元宇宙等虚拟场景结合，容易削弱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深度沉迷其中也会造成一系列的认知困难。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可以分析出，这种全新的认知形式实际上应该被称为“半具身”，因为一方面脑机接口不能脱离人体而存在，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认知需要通过具身的形式来完成。对于尚未成熟的“知行”方式也要坚持慎用的原则，避免触及脑机接口的“潘多拉魔盒”。
2.2 情感联通
情感是认知引起的必然结果，也是对认知的进一步深化。荆珊
［18］的研究表明，情感脑机接口主要分为情感识别和情感调控两种类型，前者可以帮助患者进行情感表达，后者则能对情感进行调控甚至增强。而赵豆
［19］从具身认知科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情感是由身体引发的，人类感官间的协同性是自然过程长期发展的结果，目前的科学水平还无法确切掌握其背后的机制，非具身的情感难以模拟或复制人类的真情实感。这表明情感脑机接口只是在形式上获得了情感的体验，而对于情感生成的内部逻辑、组织结构等方面尚未弄清其实质。但是笔者认为此类观点较为保守，即便是缺失了情感生成的器官、失去了情感表达的能力，亦可通过人工的方式来实现情感联通。
2.3 他心通达
关于哲学上经典的他心问题，国内学者们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他心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心的存在问题，二是他心的通达问题
［20］。肖峰
［5］认为，脑机接口的存在，在某种角度上为“心脑同一论”提供了支持，这使得“他心通达”在理论上具备了实现基础。靳二峰等
［21］则在实践层面上对“他心通达”进行论证。参考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分析他心问题的范畴，他们认为多模态的脑机接口可以与人类开展相关的互惠社交，却无法满足融合社交能力，因而由其所感知他心的效果不佳。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深刻地反映了当前脑机接口发展的现状：在理论上拥有无限的发展前景，但在实践操作上也存在许多亟待攻克的难题。肖峰
［20］设想未来“他心通达”的运作机制是通过双向脑机接口将大量的信息在两个主体间飞速地传递，使得人际交流更为便捷和深刻。这俨然成了一种赛博格的状态，假以时日若能实现，确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但需要注意的是，平时与外界互动，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符号，都可以决定输出的内容，从而保护自己的隐私；而脑机接口介导下的“他心通达”如果演变成所有信息无限制的交互，那么隐私也将不复存在。因而目前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实现“他心通达”，更在于划定“通达”的界限。
综上所述，作为工具的脑机接口拓展了人类的认知，延展了人类的情感，并且使得人机的心灵交互成为可能。关于认识论层面上的伦理问题，最大的两对争议是“人工”与“自然”、理论与实践。笔者认为既然脑机接口具有全新的交互特征，就不能以过去的标准来看待其当下的发展，人工认知和自然认知确实存在区别，但不应该排斥，而要看成对“认知”这一概念的补充和内涵的丰富；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要靠发展来缩小，这一过程同时要注重伦理审查与监管。
3 脑机接口的价值论向度
脑机接口作为一个新事物，需要在不断地发展中为使用者提供价值。显然目前脑机接口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但其日后走向仍然是未知之数。脑机融合既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也能够产生双刃剑般的反噬，因而要未雨绸缪、及时预判其对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的伦理风险并寻求解决方案。据此学者们围绕价值选择、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探索。
3.1 价值选择
脑机接口的功能主要分为“治疗”和“增强”两个方面，前者是用以弥补那些先天不足或者后天残疾患者的缺陷，让他们的部分功能恢复正常；而后者则是让普通人的正常功能得到增强，甚至变得超常。目前学界讨论的焦点是二者之间的取向，即脑机接口的定位问题。郭华等
［13］认为，“治疗”与“增强”争议的前提是二者的界限问题，特定物种功能的正常标准会因时因势改变，难以给出确定的数值，因此执着于二者之间的理论争议对于解决当下脑机接口的伦理问题意义不大。张志会等
［22］站在前瞻性的立场上，认为越来越多的医学人工物正融入并参与人类的生命活动之中，人类需要它们才能形成全新的完整机体。这实际上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增强”取向的合理性。总而言之，国内学界对于脑机接口的价值选择持有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围绕“治疗”与“增强”的价值取向目前虽有争论，但却并没有武断地拒绝“增强”的可能性。笔者认为，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局来看，“增强”是必然选择，就像交通工具的发展过程一样，从马车、汽车再到高铁、飞机，运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人类的机能是有限的，依靠技术的力量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脑机接口的增强功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但同时也要做好伦理监管工作，警惕“技术拜物教”的出现。
3.2 个体价值
就人类社会而言，价值可以分为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层面。个体价值主要涉及人类生命发展、德性养成等自我塑造的过程，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得这一过程更为简洁和高效，却也淡化了传统人类成长模式的体验感。何伦凤等
［23］认为，脑机接口所介导的活动大多是以“非社交性”的形式展开的，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身体力行的体验感，沉醉于脑机接口的人们逐渐会形成疏离外界的全新惰性。郭华等
［13］认为，若自外向内逆转脑机接口信息传递的方向，可能会使得外界对个体的自主意志产生影响，让个体在无意识中逐渐沉迷在信息茧房里无法自控。这些潜在的威胁对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存在着不利影响。传统人类发展的道路已经经过了历史的检验，突然出现了另一种赛博格化的生命体，在理论逻辑和现实感官上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由于目前阶段仅有极少数人植入了脑机接口，一方面理论上的推导还需要现实经验加以佐证，另一方面，在脑机接口技术的倒逼下，人类需要深入思考“自我”“自主”等概念的本质，将其在不可避免的技术浪潮中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3.3 社会价值
脑机接口的社会价值主要涉及整个社会发展前景以及全人类共同利益，涵盖的方面更为广泛、涉及的领域更为基础、潜在的影响更为深远。目前国内学者的探讨主要涉及安全、公平、隐私等方面。
在安全方面，当前的脑机接口根据其对人脑的侵入程度主要可以分为非侵入式、半侵入式以及侵入式三种类型，三者所采集到的大脑信号质量也呈现出递增的趋势。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李佩瑄等
［24］的研究表明，在高质量地收集大脑信号的同时，半侵入式与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植入手术有部分概率会引起脑部出血和感染，这给接受手术的患者造成了潜在隐患，也在无形之中给医生增加了心理负担。脑机接口植入之后也会对大脑皮质及其周围组织带来损伤。李佩瑄等
［24］认为，对大脑中信号进行提取、解析的技术还不成熟，且信号与行为的对应关系尚未完全明确，贸然解读信号存在许多潜在的风险。这一系列安全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大面积应用脑机接口的时机还不成熟，还需要经过长期的科学和医学攻关才能充分认识并掌握。
在公平性方面，万礼洋等
［15］认为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分配都呈现出金字塔式的分布样式，即少部分人更容易接触到包括脑机接口在内的各项先进技术，从而能够凭借自身原有优势再次扩大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引发“二次不公平”的现象。“治疗”与“增强”除了涉及价值选择外，出于不同的使用功效，也存在公平问题。前文已经提及未来“增强”的发展取向，此处主要立足当下视角，对其实现过程进行伦理探讨。张晟婕等
［25］认为，使用脑机接口需要一定资金能力，若将此项优势运用于增强领域，使脑机接口的用户在部分功能上强于常人，造成人与人之间越发明显的区别，客观上会造成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但是叶岸滔
［26］对此持不同观点，在他看来，所谓的“公平”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公平”只是未来“公平”的起点，脑机接口被应用于增强用途是迟早的选择。所谓的“不公平”现象并不仅是技术本身所导致的，人类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反思制度性问题。公平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如何把“蛋糕”做大并合理分配，不仅需要伦理层面的探讨，更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脑机接口存在的隐私问题、知情同意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隐私层面，脑机接口用户的隐私可能会随着大脑与外界的信息交互而外泄。胡天力
［27］认为，除了信息泄露，用户还面临着被黑客攻击的风险，一旦由脑机接口传递出的隐私信息被黑客利用，就会对用户的脑机设备甚至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知情同意层面的伦理问题主要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角度看，魏郡一
［28］认为，需要满足患者对接受植脑机接口手术及风险的知情同意，这在手术中是一种“双向保护”，一方面既能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另一方面也成了保护医生的免责条款。可是从主观角度看，多数接受脑机接口手术的患者本身就存在着认知、理解以及表达方面的障碍，难以充分保障其在术前的知情同意权。逻辑上的应然与现实的实然构成了知情同意的悖论，也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
不同背景的学者对脑机接口在价值论层面作了深入的分析，揭示其潜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最为可贵的是已有学者认识到存在于技术之外的认知、制度等问题。技术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脑机接口最终是被善用还是滥用，一部分取决于其技术特性，另一部分则取决于其成长的环境。如本文引言部分所述，当前针对脑机接口已有部分规范性的文件，但多数条例还停留在宏观层面，涉及具体问题的不多。另外，在其之外的分配制度、信息安全等大环境也要因时制宜、及时完善，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现存伦理难题与争议也要加强学理和实践研究，尽快明确标准、更新概念，为脑机接口的发展提供规范指导。
4 未来展望与治理应对
当前脑机接口的伦理研究尚存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领域仍需扩展。当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现象入手，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而脑机接口作为一种工具，如果能够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结合，是否会产生新的伦理问题？二是研究深度仍需加强。部分学者综合脑机接口的众多伦理问题进行阐述，而忽视了对某类问题的专题研究，这方面的文献数量有待进一步增加。本文分析的伦理问题本质上仍是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范畴，具体可以细化为规范治理、伦理攻关、认知提升三个角度，可落实到制度、专家、个人三个层面，基于此，本文提出三项共性建议：
4.1 完善制度保障加强规范治理
当前脑机接口的发展应该以鼓励和引导为主，除了完善制度保障，还需落实好制定帮扶政策、培育新质人才等配套措施，以系统思维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全面发展。对于脑机接口带来的伦理问题，各部门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除了保障安全和公平，更要防范信息泄露。一旦泄露的信息与资本相结合，将会造成信息滥用并形成全新的异化问题。大数据通过分析更为精准的隐私信息，不仅通过电子设备几乎毫无误差地为每一位用户推送信息、视频、商品，还更有可能进一步通过脑机接口来干涉人们的行为，这一过程是潜移默化且难以被察觉的。因而有必要从制度层面来遏制这一现象，要严格限制、合理规范资本的相关活动，特别是“控脑”“侵犯隐私”等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的行为；同时对脑机接口输出的信息要建立审查溯源机制，防止不必要的信息外泄，避免其朝着对人类社会不利的一面发展。
4.2 组建多元团队加强伦理攻关
纵观当前学界对于脑机接口治理的研究，大多是在方法论层面针对特定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而对其背后的价值观涉及较少。脑机接口未来还将面临更多纷繁复杂的伦理问题，严峻的形势要求各领域的专家加强合作。因此在研发相关设备时，需要提高研发人员的伦理意识，并成立一支由不同专业背景、民族、年龄等各有差异的要素构成的专家团队，以便在作出伦理决策时尽量兼顾各方利益。要对专家团队进行全方位的审核，避免他们将个人偏见带入设计之中，使得客观的算法反映出主观的歧视。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服务团队，明确各方的职责所在，将脑机接口的算法开发、训练、设备制作等流程拆分给不同的团队负责，各方通力合作，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加强伦理攻关。不同伦理准则之间代表的是不同价值观的考量，脑机接口在设定时需要加以辨别，避免因价值观冲突而导致的意外事件。
4.3 提高自我认知主动遵守规范
对脑机接口的伦理治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个体层面，其中自我认知的提高非常重要。对于脑机接口可能出现的控脑行为，在惧怕的同时，人类应当反思自己是否也有过控制、胁迫他人的行为或想法。脑机接口所涉事故在划分责任时，很多人都想尽理由来回避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总有人想通过自身的种种优势在脑机接口的应用方面享受“特权”。人类对人工智能设置了很多道德准则，并且评估它们是否有成为道德能动体的能力，但是很多道德要求人类自身尚且不能做到，这对人工智能是否也算一种“苛求”？在使用增强型脑机接口时，有必要充分了解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坚决杜绝伤害自身、危害社会的做法。因而提高人类的自我认知对于解决脑机接口的伦理问题大有裨益，人人做好法律制度的维护者、伦理规范的恪守者，才能为脑机接口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而言之，在应对包括脑机接口在内的新兴技术的伦理问题时，一方面要规范技术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深刻反思并完善有关制度、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高人类自我认知，集中解决共性问题，高度重视特殊问题，深度挖掘脑机接口的应用潜力，在理论层面做出思想先导，为实践提供行动指南。
5 结语
脑机接口的发展没有逆流可走，选择接受适应而非拒绝排斥才是明智的选择。国内学者对脑机接口伦理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研究内容丰富。学者们的研究涉及了主体性、认识论、价值论这三个非常基本的哲学维度，几乎囊括了目前已知的各种问题，并对相关解决方案和伦理构建提供了思路；第二，突出人文关怀。虽然是对脑机接口这一工具进行研究，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忽视使用工具的人类自身，科技的进步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学者们的研究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关怀。总之，对于脑机接口的发展，既要最大限度规避其不利影响，也要反对武断的“一刀切”行为，让这项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
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2024-CXTD-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20&ZD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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