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一项先进的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其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同时医疗服务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推动了医疗行业的创新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伦理挑战。
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超伦理规范的制定速度。迫切需要不断更新和探索新的解决办法，以应对技术带来的新挑战。当代中国在应对复杂的医疗伦理问题时，往往缺乏适应本土医疗情境的伦理理论
［1］。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厚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在传承和发展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也为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指导视角。面对人工智能医疗所带来的伦理挑战，从儒家伦理的角度对人工智能伦理困境进行回应也是可行且重要的。这不仅有助于构建适应当前形势下的新伦理价值观，而且可以有效规范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确保其发挥最大效益，同时防止潜在的滥用。
1 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主要伦理挑战
1.1 医患信任危机
随着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虽然诊疗效率得到了提升，但也给医患关系带来了新挑战。
人工智能的介入增加了患者与机器的互动，相对减少了与医生的直接交流，从而可能导致医疗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不足。这种情况下，医患关系可能变得更加机械化和疏远，进而影响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和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这种去情感化的趋势需要被关注和得到改善调整，以维护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和深层次的信任关系
［2］。
数据的隐私问题也加剧了医患关系危机。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利用大量数据进行训练和优化，这包括数据的输入、处理、存储及输出过程，每个环节都可能引发数据安全风险
［3］。医疗数据通常包含敏感信息，如患者个人病史、诊断结果和用药情况等，这些信息的不慎泄露或被未授权使用可能严重影响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进而削弱医患之间的信任
［4］。
因技术“黑箱”导致的医患信任危机。许多人工智能系统，尤其是基于深度学习的模型，具有“黑箱”性质，难以解释其决策过程，这使得医疗人员无法全面理解或评估人工智能的诊断结果或治疗方案，同时患者也很难理解这类决策
［5］。在缺乏可解释性和透明度的情况下，患者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度可能大幅降低，从而对医患关系产生影响。
1.2 患者安全性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可能因算法漏洞、系统崩溃或硬件故障而受到影响，导致其无法提供准确的诊断或治疗建议。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优化，其应用场景逐步覆盖医疗活动的各个流程，承担的角色日益多样化，部分医疗流程可能实现高度自动化，就导致其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治疗过程。在关键时刻，出现故障可能引发治疗延误，甚至错误的医疗干预，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
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风险，医务人员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可能过度依赖其诊断或治疗建议，而忽略自身的专业判断。当系统出现错误或偏差时，可能由于过度依赖导致严重后果。过度依赖不仅削弱了医生的主动性和专业应急能力，还可能在系统故障或异常情况下使患者面临更大的医疗风险，进一步危及患者的健康与安全。
1.3 公平与利益冲突问题
医疗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也涉及公平和利益冲突问题。公平问题有三类：技术鸿沟、信息鸿沟和服务鸿沟。技术鸿沟表现为欠发达地区难以获取先进设备，导致这些区域的居民在获得先进医疗服务的机会上与经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不平等；信息鸿沟表现为部分人群无法了解或使用技术；服务鸿沟表现为高端医疗资源集中于发达地区和大型医院。这些问题都导致了不同类型的公平性问题。除此之外，偏见问题也会导致不公平，人工智能的偏见问题主要源于数据和算法设计的不平等。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依赖于大量数据，但如果这些数据集存在偏见，可能导致模型倾向于数据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群，这种数据分布的不均会让少数群体被忽视
［6］。进一步，对于已出现的历史偏见，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学习并延续这些偏见，而不是纠正它们。在诊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见决策，使患者面临更高的医疗风险，进一步危及患者的健康与安全，尤其是弱势群体。语言和文化差异也会加剧这种不平等。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系统多依赖大量数据训练，而非主流语言。用户因数据不足可能无法获益。
由于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潜力巨大，吸引了大量资本的涌入，在资本驱动下，可能出现市场混乱和利益导向行为。
1.4 责任归属难题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在医疗决策中参与度的加大，在发生医疗损害时，其责任归属问题也变得异常复杂。当人工智能参与诊疗过程并出现错误时，难以明确责任是由开发者、医疗机构还是使用人工智能的医生承担。医疗人工智能责任归属问题涉及多方参与，包括算法开发者、数据提供者、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和设备制造商等相关方，责任链条的复杂性导致现有的法律和伦理框架在具体案件中难以有效运作，增加了患者安全风险。人工智能自主性越高，其行为与具体开发者或使用者的关联性越弱，传统的责任归属方式难以适用。一旦出现错误，无法明确谁应对这一自主行为承担责任。现有的法律和伦理框架尚未明确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作为一个主体承担责任。
2 医疗人工智能伦理挑战的儒家应对
医疗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于这些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不仅为医疗人工智能的伦理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从儒家的角度创新性探讨人工智能伦理挑战，不仅能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能够为世界医疗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智慧。
2.1 儒家“仁”的思想
“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心，也是历代以来中国人普遍推崇的道德理念。“仁”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种对他人的深层情感，也是一种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儒家强调，“仁”理念不应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而应扩展至广泛的社会层面，体现为“仁民”的实践，即人与人、人与社会，或者拓展为人与技术。古代医者在观念上崇尚“仁爱”，认为“医乃仁术”，将医学视为一种实践“仁者爱人”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在行为上，他们遵循“医者仁心”的道德要求，不仅追求高超的医术，更以仁爱之心体恤患者的疾苦。“仁者爱人”强调了对他人的关爱，宏观视角下即对社会的关爱。从宋明理学思想来看，“仁”的概念从以人为中心的道德关怀进一步扩展为对自然和世界的整体关爱。张载提出“民胞物与”，认为所有人都是同胞，天地万物与人共生，体现了对自然的责任感和对生命的尊重。而王阳明则进一步深化“仁”的内涵，提出“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由此，“仁”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也延展至对万物的慈爱，追求天地人合一的和谐统一。仁的实践和现代表达为医疗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更具人文关怀的伦理指引，对于解决当前医疗人工智能面临的伦理挑战尤为重要。
2.1.1 “仁”的思想应对医患信任危机
“仁”的思想在医疗行业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对儒家“仁”的一种现代实践应用，更是所有伦理治理原则的核心。它强调了“仁爱”的道德精神，即在现代医疗实践中，无论技术发展如何，也应当以患者为中心。遵循“仁”的思想指导，即秉承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是人工智能技术伦理原则中最核心的一点。中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文件中强调了以人为本和智能向善的核心理念，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可控性。在面对人工智能对医疗行业带来的挑战，特别是医患信任危机中，儒家的“仁”原则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导向。
人工智能倾向于关注效率与技术精度，而往往忽视患者对同情、安慰和心理支持的需求，这与传统儒学文化中“仁爱”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悖，容易导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信任感下降。此外，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和治疗的应用可能减少医生与患者的沟通频率，使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缺乏被倾听和被理解的体验，从而将医患关系从传统的“仁术”转变为更冷漠的互动模式，加剧了医患间的信任危机。医疗服务的核心不应局限于技术的应用，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怀，它强调“仁”，即人与人之间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心。这不仅体现在医生对患者的态度上，还体现在患者与医疗系统的互动中。为确保患者能接受到必要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医生应怀有“仁民”的精神，将患者视为完整的人，而非疾病的承载者，注重其情感和心理需求。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去情感化趋势，在“仁”的指导原则下，医生被赋予了“情感中介”的新角色。通过医生的倾听、关怀和与患者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患者在接受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同时，仍能获得心理慰藉和人性化的体验。这种补充不仅是技术上的必要，更是儒家仁爱理念和人文关怀的体现。
2.1.2 “仁”的思想应对患者安全问题
患者安全是医疗实践的核心目标之一。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包括技术可靠性风险、过度依赖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核心影响在于可能危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这一背景下，儒家思想，尤其是“仁”的理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伦理指导。
“仁”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个体的幸福和尊严。在医疗实践中，医生的“仁爱之心”意味着他们必须以患者的健康和安全为中心，而非完全依赖技术工具。在人工智能医疗技术的应用中，“仁爱之心”要求医务人员始终将患者的健康和安全作为最高优先级考虑。这意味着患者的生命与健康价值必须置于技术工具的便利性之上，任何形式的技术工具化或商品化倾向都会违背了医疗实践的伦理导向。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存在因技术主导地位上升而导致患者利益被边缘化的风险。通过践行“仁”的核心价值，医疗实践能够保持以患者为中心的伦理导向。“仁医”始终牢记医疗的初心是治病救人，技术只是工具，仁爱和智慧才是核心。只有医务人员始终牢记“仁”的指导，才能避免技术依赖的风险。医疗的核心使命始终是“治病救人”，医生的仁心仁术与专业判断力才是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的根本。儒家“仁”思想指导医方时刻保持伦理自觉，将技术视为辅助手段，确保其服务于患者的真正需求，而不是取代医生的主动性与判断力。儒家“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提供了一种特殊视角，将患者、技术、医务人员与医疗环境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种万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观启示人们应注重平衡技术进步与伦理价值之间的关系，追求医疗实践的和谐统一。
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实践将帮助医务人员在新时代技术挑战中守住医学的初心，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更人性化的医疗服务，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且人性化的医疗体系。
2.1.3 仁者爱人思想应对公平性问题
“仁”所体现的对他人和自然万物的关爱，体现在医疗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目标是服务人类健康。而其在医疗资源分配、疾病诊断中的公平性与责任感，则与“民胞物与”的理念相呼应。同时，“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技术与伦理的有机融合，追求技术发展与伦理的和谐统一。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伦理框架，强调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治理应以维护和促进社会大多数人健康利益的方式进行
［7］。“仁者爱人”的儒家哲学思想提供了解决公平性问题的道德指导。
这意味着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应致力于缩小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健康服务差异。人工智能系统中的偏见问题可能导致某些群体在医疗中被忽视或误诊。儒家“仁”的核心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关怀和尊重，这体现为关注少数群体的需求，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视，来确保数据集的全面性与多样性。真正做到“兼爱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技术惠及整个社会。这不仅是对技术的伦理指导，更是对患者利益的最大化保障。同时“仁者爱人”的原则鼓励尊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开发多语言支持系统，确保非主流语言使用者也能平等地访问和受益于人工智能医疗服务。“仁者爱人”原则鼓励推动技术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应用，确保所有地区的患者都能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人工智能有望突破资源配置的空间限制，在偏远地区和行动不便的患者面临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调度，将医疗资源高效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使更多人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资源，推动医疗普惠
［8］。这意味着，即便是偏远地区的患者，也有可能享受到与顶级医疗机构相同水平的医疗服务。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旭及其团队通过国产远程手术机器人成功完成跨亚欧大陆“全球最远距离”远程前列腺癌根治手术，跨越约8 100千米，结合国产机器人系统与“5G+”互联网专线，实现了低延时、高精度、高稳定性的远程操作。这是人工智能推动医疗普惠的重要实践，为实现医疗公平和普惠奠定了基础。简而言之，医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够助力实现医疗资源的均衡分配，确保每位患者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这种基于“仁”的社会责任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和谐的追求。通过仁者爱人原则的实践，个体不再只关注自我，而是致力于人类共同的公平与健康，这种责任感推动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2.2 义的思想应对公平与利益冲突问题
在儒家伦理中，“义”指道德上的正当性，是一种对正当行为的遵循和对责任的担当。它强调行为的合理性以及为他人、社会乃至自身承担责任的道德要求。“义”强调以社会整体利益和道义为导向，超越狭隘的个人或商业利益。义利观进一步提出了义优于利的价值排序，即任何涉及利益的行为都应当以道德责任和公共福祉为基础。将义利观应用于医疗人工智能领域，不仅为其技术开发和应用提供了伦理指导，也为应对技术鸿沟、信息鸿沟、服务鸿沟等多重挑战，以及资本驱动下的市场乱象提供了解决思路。
在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中，技术鸿沟表现为欠发达地区难以获取先进设备，居民在获得医疗服务上的机会明显不平等。儒家的义利观强调以“义”为核心，即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应优先关注弥合地区间的不平等，而非单纯追求经济利润。义利观主张以“义”为先，推动医疗技术普惠共享，避免因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对于技术鸿沟，义利观要求将欠发达地区的需求置于优先位置，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对于信息鸿沟，义利观倡导普惠共享，鼓励多语言技术支持，确保边缘化人群能够获益于人工智能医疗服务。对于服务鸿沟，义利观强调优化资源分配，推动高端医疗资源向基层流动，使医疗服务覆盖更多群体，从而惠及社会大多数人。
在资本驱动的市场环境中，医疗人工智能的资本运作往往伴随着贿赂、利益输送以及过度医疗的现象，这些行为违背了医疗伦理的基本原则。义利观要求以“义”为本，以患者利益为核心，建立透明的监管机制，推动建设更完备的行业规范和社会监督。运用技术不当牟利的行为与儒家的义利观相悖，这些行为严重违背了医疗伦理的基本原则，损害了患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儒家的义利观强调“以义为本”，主张道德和正义应被置于利益之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患者的利益为先，确保医疗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义利观的核心在于义与利的有机结合，但绝不能以损害“义”为代价去追求短期或不正当的“利”。医疗人工智能的资本运作若不以“义”为核心，将陷入逐利而损害患者和社会利益的陷阱。儒家的义利观为构建更加道德化的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重要的伦理依据与实践方向。
总之，儒家的义与义利观为医疗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提供了全面的指导框架。义利观的价值排序要求优先关注伦理责任和社会利益，推动医疗人工智能技术向着公平、透明和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
2.3 儒家角色伦理学应对责任分配之挑战
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种以关系性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主张人的身份和角色并非先天固定或抽象预设，而是在社会关系的动态互动中生成和发展。根据儒家关系性原则，个体的存在和意义取决于他与他人及社会的相互依存。角色不是一种静态的身份标签，而是通过持续的实践和互动形成的
［9］。在这一伦理框架中，每个角色都承担着特定的责任和义务，以促进维持社会秩序。
当前，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医疗决策中，责任分配挑战进一步加剧，难以明确人工智能、开发者、医疗机构和医生各自的责任范围。传统责任分配模型倾向于将医疗人工智能视为工具，这种静态角色有一定局限性，忽略了医疗人工智能在不同情境中的多样化参与形式。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不仅是服务工具，更是承担特定社会和医疗角色的伙伴。需要定义人工智能的角色和界限，确保其行为符合为患者服务的基本伦理标准，同时也要明确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责任划分。
因为医疗人工智能的角色在不同情境中存在差异，它可能成为工具或辅助支持者甚至可能是直接决策者，其责任分配因此会受到情境和功能的影响。借助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思想，可以通过关系性原则重新定义人工智能在医疗活动中的角色和角色义务，解决角色模糊的问题。通过动态性原则根据角色的动态生成和实际功能需求灵活调整责任分配，来解决复杂的多主体协作责任分配问题。
儒家角色伦理强调个体的意义和责任是在互动关系中生成的。同样，人工智能的角色与责任不是单纯地由技术属性决定，而是在其与开发者、医生、患者等多方协作中动态生成。关系性原则要求在具体情境中，根据人工智能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模式，定义其角色范围和责任边界。其角色由其与其他主体的互动需求决定。
儒家伦理学主张角色并非固定，而是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动态生成。医疗场景复杂多样，人工智能的参与形式和功能范围也随之变化。通过动态性原则，责任可以随着情境变化而灵活调整。
儒家伦理学认为，角色是动态生成的，但需要通过礼法等社会规范来保证责任分配的稳定性。在医疗人工智能时代，这种稳定性可以通过明确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来实现。首先清晰定义人工智能在各种情境下的权限边界，防止其越界承担超出角色的功能；同时，建立技术透明性和可追溯性机制，确保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可被理解和追踪，从而实现责任的清晰划分。在儒家角色伦理学中，社会互动不仅是功能性的，还具有深层的道德意义。通过儒家思想中的角色义务理论，人工智能医疗中的人机关系可以构建为一种非对抗性的、互相支持的合作伙伴关系
［10］。通过角色的动态生成，可以避免医疗人工智能责任分配中一刀切的做法，让责任随着情境的变化而调整，从而适应复杂的医疗场景。
儒家角色伦理学为人工智能的伦理设计和应用提供了一个重视人际关系和角色责任的框架，推动技术伦理从静态规则向动态适配转变。通过动态调整角色，人工智能的责任边界更加明确，减少因角色模糊导致的责任不清。
3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解决路径
3.1 儒家“以道驭术”思想指导
儒家“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就是医学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必须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
［11］。医学领域的特殊性在于，技术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和权益。若没有伦理约束，医学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偏离初衷，带来多方面的危害。例如，患者安全可能被忽视，从而加剧医患关系的恶化。此外，利益驱动可能使技术应用优先服务于高利润领域，而忽视公共健康需求。同时，医疗公平也会受到破坏，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可能因技术发展进一步加剧区域医疗差距。儒家的“三事”思想——“正德、利用、厚生”观念为医学人工智能的伦理实践提供了指导，确保医学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底线，确保技术的应用始终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
儒家“正德”思想在技术伦理中强调技术行为应以道德为本，这对于医学人工智能尤为重要。医学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必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在设计与应用过程中，医学人工智能需要始终以患者的利益为核心，确保其使用不会损害患者权益或偏离医疗伦理。这体现了儒家“以德为本”的价值观，认为技术不仅是工具，更应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
儒家的“利用”思想强调技术的实际价值与社会效益，要求技术发展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儒家崇尚“经世致用”，强调技术应服务于社会治理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医学人工智能不仅是新兴的科技工具，更是一种服务民生的创新力量，其研发与应用必须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关注患者的实际健康需求。
医学人工智能的核心目标是增进全民健康，这与儒家“厚生”的理念高度一致。儒家“厚生”思想主张技术的发展应以改善民生为根本，服务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健康。儒家“厚生”理念主张技术的发展应以改善民生为根本，服务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健康。这一理念为制定医学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政策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鼓励技术惠及更广泛的人群需求，特别是长期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和医疗资源匮乏地区。儒家“厚生”理念强调技术应用的普惠性。国家调控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性应用中的角色至关重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业研发和推广能够解决公平性问题的技术方案。国家在引导“互联网+医疗健康”领域发展时，已经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以促进医疗资源的普惠化。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提到，鼓励医疗联合体内上级医疗机构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面向基层提供远程会诊、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诊断等服务，促进医疗联合体内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实时查阅、互认共享。推进远程医疗服务覆盖全国所有医疗联合体和县级医院，并逐步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延伸，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高基层医疗效率。
这不仅推动了医疗公平的实现，也体现了“厚生”理念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并且为医疗体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厚生”思想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医疗人工智能的目标不应局限于技术应用，还应关注人文关怀，维护患者的尊严和利益。
3.2 实现价值对齐的目标
价值对齐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旨在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和行为与人类的价值观、真实意图和伦理原则保持一致。其目标是让人工智能在与人类协作时能够安全、可靠且值得信任，避免对社会和人类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12］。医疗领域的价值对齐是指确保医疗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和行为与医疗伦理、患者需求和人类价值观相一致，使其在诊断、治疗、健康管理等过程中始终遵循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使其能够在复杂医疗情境中作出符合人类道德规范的决策。所以医疗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是确保其安全性、可靠性和伦理性的关键。价值对齐是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石，能够平衡技术发展与伦理保障，防范潜在风险
［13］。其核心在于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类，而儒家思想的“以人为本”理念与此高度一致。通过儒家思想的指导，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实现功能上的对齐，还能在人文关怀和伦理深度上与人类价值观保持一致。基于本文的论述，儒家思想为医疗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提供了指导方向和实践路径，其核心理念中的“仁”更是贯穿于实现价值对齐的全过程，彰显了其重要性。通过将儒家思想融入医疗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框架，能够更深刻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技术与伦理的深度融合。
4 结语
在全球医疗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儒家思想以其优秀的伦理智慧，不仅为中国的技术发展提供指导，还为全球范围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贡献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实践方案。本文运用儒家伦理框架分析人工智能的应用于医疗领域的伦理问题，从仁的思想，义利观，角色伦理学等全新视角分析医患信任挑战、患者安全挑战、公平性问题和责任归属难题。以仁的思想为核心，强调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通过义利观的价值排序来解决公平性问题；通过关系性视角动态界定责任。最后提出以道御术作为实施路径来指导技术伦理化发展，来实现价值对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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