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作为一项全球瞩目的新兴技术，脑机接口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已超出公众的预期。通过脑机接口技术能精确地获取、记录、分析和操控脑电信号，实现大脑电活动与外部设备之间的直接通信，从而控制外部设备或应用程序。脑机接口是人类在日趋自动化的环境中维持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新兴技术。然而，脑机接口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它具有创新性与面向未来的特征，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其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属性会引发一系列复杂且独特的伦理风险。若只是乐观地看待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不作预设性风险分析，这是人类对自身行为不负责任的态度。
1 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价值
脑机接口技术以其独特的创新优势，在治疗脑部疾病、增强人类、促进脑机交互产业，以及驱动科技革命等多个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
1.1 治疗脑部疾病
1963年，英国医生Grey Walter首次将电极成功植入到癫痫患者大脑中，使患者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实现对外部设备的操控。进入21世纪，脑机接口技术治疗脑部疾病也取得突破性进展。2004年，首次将电极植入瘫痪患者大脑的实验取得了成功。2015年，基于脑机接口的运动假体实现对轮椅和其他设备的直接大脑控制。2023年，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了Elon Musk在人类脑部植入芯片的机器人临床试验申请，用于治疗瘫痪、失明以及与精神有关的疾病。2024年，大脑植入芯片“盲视”（Blindsight）正式获得FDA的突破性设备认定。同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了半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的临床试验植入手术。此外，中国研发的硬币大小的NEO脑机接口系统植入患者头皮，能实时传输并储存所有脑电数据，被《科学》列为2025年最值得关注的事件。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与脑机接口的融合代表着神经技术最前沿的领域。通过AI集成的脑机接口，能有效地将实验神经科学与AI理论联系起来，在提升神经信号解码的精确度、有效性和用户适应性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革新了临床脑疾病治疗方式。一方面，该技术能够将原始的神经信号转化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指令，有助于诊断和治疗脑损伤、瘫痪、癫痫以及多种精神分裂症等疾病，帮助修复脊髓损伤和中风患者的神经元。另一方面，它还能够实现对神经假肢、轮椅、外骨骼装备等更精确的控制，辅助医学治疗，改善神经和精神疾病患者的健康状况，恢复患者的自然沟通能力
［1］。另外，植入脑部电极的深度脑刺激技术（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还被广泛用于对强迫症、抑郁症、抽动妄语综合征、脑瘫、成瘾、阿尔茨海默病以及最低意识状态的治疗，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提升患者的一系列认知功能
［2］。
1.2 人类增强
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是指利用生物医学手段优化人类的能力或功能，而不仅限于治疗或预防疾病。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对大脑皮质层实施电刺激，可以增强感官能力，提升个体的记忆、注意力、决策能力，甚至改善情绪和增强道德感。脑机接口技术还能与虚拟现实技术结合，使人类能够通过思维而非语音指令访问外部设备和网络平台，进一步扩展人类的能力边界。
人类增强这一理念得到了超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s）的支持。他们主张，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人类物种，都应致力于改善生存条件，包括有意识地运用技术手段干预人类的生物决定因素，从而将人类从生物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提升整体福祉。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项关键适应性特征在于大脑皮质的功能，大脑皮质回路不仅储存记忆、规划行为，还塑造了人对世界的认知和偏好。支持者认为技术介入可以加速人类进化，为了与未来可能迅速超越人类智能的AI保持同步发展，人类必须突破传统的能力界限，以适应未来技术变革。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扩展人类思维，人类不仅能够保持其固有优势，还能超越自然进化所赋予的局限。
然而，学界对人类增强的争论十分激烈，毕竟用技术增强人类会面临一系列伦理与社会问题，还依赖于一系列制度的支持，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步与伦理意识的提升。
1.3 促进脑机交互产业的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脑部疾病的发病率和老龄化人口的急剧上升加速了人们对脑机交互产品的需求，促进了脑机接口产业的发展。2010—2030年，由老龄化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退行性神经疾病的医疗支出将达到16万亿美元
［3］。根据麦肯锡的预测，2030—2040年的未来十年间，脑机接口技术仅在医疗领域范围内的全球市场会达到400亿美元
［4］。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既源自投资扩大所带来的增产，也源自创新产品的不断涌现。虽然脑机接口最初是为治疗大脑疾病而设计的，然而，当前众多研究已拓展至非医疗领域，特别是科技公司为健康人群专门研发的脑机接口，对脑机接口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Neurosky公司成功研发了一款适用于游戏与电视互动的脑机接口控制系统，能通过移动或可穿戴设备控制大脑活动；在神经营销领域，NIQ等企业研发出用于精准评估消费者需求与偏好的应用程序，为制定市场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5］。将神经网络的图像或语音识别技术与脑机接口相结合，还能够催生新型机器学习工具。脸书、微软以及Musk创立的神经联结公司，正致力于深度整合脑机接口与AI技术，以研发更先进的脑机交互产品。2024年，天津大学开发出全球首个可开源的智能脑机交互系统。一系列创新的脑机交互产品将会在医学、通信、康复、娱乐、军事及教育方面得到应用，展现了脑机接口产业巨大的经济潜力。
1.4 带动新一轮科技革命
进入21世纪，AI技术的快速发展令人瞩目，而脑机接口技术的崛起则进一步推动了科技革命的深化。脑机接口技术对于科学家深入研究人脑的奥秘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为神经科学、医学以及计算领域提供了研究工具和数据支持，是促进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关键驱动力。各国纷纷将脑机接口技术创新视为提升科技与经济竞争力的战略筹码。2013年，欧盟率先启动了人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HBP），将其列为未来新兴技术项目。与此同时，美国推出了脑计划（BRAIN Initiative），旨在通过跨学科合作推动脑科学研究，以巩固其在生物医学、生物工程、健康生活和军事国防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将脑机接口技术列为科技攻关的重点领域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旨在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也紧随其后，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脑机接口技术竞争格局。
脑机接口技术首次实现了人造工具与人脑的直接融合，将人类的探索重心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转向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为洞悉生命的本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途径。无论是非侵入式设备，还是植入大脑的芯片，其核心功能均在于记录和解读人类的原始神经活动，其应用范围已远远超越了开发者的初衷。脑机接口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由此预示着脑机接口时代的来临
［6］。特别是在AI的辅助下，脑机接口技术为人类社会迈向后人类与超人类时代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这种技术革新对传统认知和实践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可与历史上的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和信息革命相媲美。然而，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效应也将逐步显现，必然对现有的伦理秩序构成挑战。
2 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风险
脑机接口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仅触及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在实践与应用层面，还会对个体和社会造成风险，包括威胁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安全、削弱个体的自主性、滥用大脑数据，以及对社会公正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挑战。
2.1 威胁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安全
脑机接口设备的安全性及其对个体生理健康的潜在威胁是首要的伦理风险。具体而言，这些问题包括：①植入大脑的设备可能对大脑组织和皮质功能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同时存在传感器排斥反应和引发并发症的风险；②植入芯片的寿命有限，可能因技术老化或失效而需要频繁更换或修复；③支持脑机接口的软件与硬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技术故障，而软件升级或操作失误也可能对用户造成直接伤害。这些风险不仅可能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还可能对其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生理风险，脑机接口技术还可能对个体的心理安全造成威胁。如，接受DBS治疗后的患者出现情绪波动、冲动行为或人格改变等副作用，对患者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7］。脑机接口技术还可能威胁个体的主观体验，冲击其对自我的真实感受。患者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是审视脑机接口治疗及其潜在副作用的重要依据。真实性概念源自哲学存在主义学派，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将其作为自我同一性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技术化生存环境下，人们应追求真实性，避免被技术异化。此外，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个体可能面临技术依赖和技术成瘾的风险。这种过度依赖可能改变个体的自我认知，甚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或社会适应障碍
［8］。
然而，目前关于脑机接口技术长期影响的观察数据十分有限。例如，在2002年的一例植入手术中，患者所经历的心理冲击效应直至15年后才被关注到
［9］。相较于生理风险，心理风险的主观性和复杂性导致其难以利用传统医学方法进行精确测量与评估。特别是对于心理副作用的量化评估，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2.2 削弱个体自主性
自主性（autonomy）是人类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在伦理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生命伦理学领域，自主性通常被定义为个体能够制定目标并基于理性思考采取行动的能力。一个自主的人有权决定他人是否可以对其身体进行干预。脑机接口技术在帮助患者恢复沟通能力、实现正常思维与行为自主性方面具有潜力，甚至可能增强其行使自主权的能力，包括自主作出同意决定的能力。
然而，这一技术也可能对个体的自主性产生负面影响。以帕金森病的治疗为例，DBS虽然能显著缓解患者的震颤症状，但可能引发无法抑制的性行为或赌博冲动等副作用，导致患者对其他精神能力的控制力下降。对于使用脑机接口的个体而言，是否执行某项任务的决定并非完全基于个人意愿，而是由脑机接口系统代理（agent）执行，并受到系统本身的限制，这种限制往往超出了个体的控制范围。例如，在使用脑机接口操控轮椅时，个体的自主性与脑机接口代理的行动能力密切相关。个体在脑机接口代理下的行为是其自身指令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受到系统的影响。当个体无法基于内在目的、欲望或愿望进行思考与行动时，通常被认为其自主性受到了损害或丧失。
代理行为在任何情境下的选择都并非易事，因为无论怎样权衡，自主性的损失似乎都无法通过其他方面的收益完全弥补。脑机接口技术所增强的计算机指令操作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执行，还扩展到社会层面的互动。这些操作必须综合考虑空间环境、操作技能的熟练程度以及机器系统的性能等多种因素，而这些因素实际上对个体的行为自主性构成了限制。
2.3 滥用大脑数据
大脑数据是指通过脑机接口等神经技术获取的与大脑结构、活动和功能相关的信息，如脑电图记录的神经元电信号、脑成像中的血流量变化等
［10］。在神经生物学层面，大脑数据可以被记录、存储，甚至被反复分析和挖掘，这些数据可被应用于评估大脑健康状况或疾病状态，也可为预测大脑、行为与心理活动之间相关性提供实证依据，还可用于操控软件应用程序或硬件设备。脑机接口技术在采集大脑数据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直接性和深入性，极易混淆个人精神世界与可获取的大脑数据之间的界限，导致数据主体丧失对大脑数据的控制权，进而引发滥用大脑数据的风险。例如，脑机接口技术被用于读心，以洞察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偏好以及决策过程，甚至用于监测员工的工作状态等
［11］。
瑞士神经伦理学家Marcello Ienca和Roberto Andorno
［12］提出了神经权利的概念，认为大脑数据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包括精神隐私权、精神完整性权、心理连续性权和认知自由权。精神完整权意指个人对其思想的自主控制权，以及防止任何第三方非法侵入其思维领域并获取信息的权利。精神隐私是基于个人的大脑信息表征出的个人特质的数据信息，同时也是个人不愿意公开的心理健康、人格特征、认知表现、意图和情绪状态相关的数据。心理连续性权涉及保护个人免受外来思想和记忆植入其心智的权利。认知自由是每个人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够自主和独立思考的权利。神经权利是一项新兴权利概念，赋予数据主体更广泛地控制和保护其大脑数据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仅涵盖对大脑数据的绝对控制，还包括个体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够自由思考的权利。
2.4 加剧社会不公
在技术应用的初始阶段，其成本可能超出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主要面向的是具备相应经济实力的个人。这一现状促使人们深入反思社会资源均衡分配的问题，以确保技术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广泛地惠及社会各个阶层。若无适当限制，过度推广此技术，它可能成为脆弱经济资源的沉重负担，增加社会不公。
脑机接口技术所蕴含的增强人类能力有塑造不同社会阶层，甚至影响人类本质的潜力，从而引发对技术普及性和公正性的深刻反思。有效的认知增强很可能会为掌握这些技术的个体带来额外优势，进而加剧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该技术会扩大国家间在教育、技能掌握以及财富积累方面的差异，使得那些掌握最先进科技资源的国家或群体获得显著且潜在不公的竞争优势。而且，新兴技术的应用、开发以及规模化生产，往往由科技发达国家主导和操控，涵盖技术的规划、专利的申请、市场规则的制定以及全球资源的分配和风险评估等方面。
公众对脑机接口技术的看法还会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媒体片面或夸大报道脑机接口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潜在价值，会导致公众对该技术的潜在益处产生偏颇的看法，同时，掩盖技术风险和其他不利影响。毕竟，这项技术还远不够完美，其长期影响和潜在风险仍需深入研究。若是不能公平地展现这项技术的客观信息，不仅歪曲了技术的现状，还可能忽视其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2.5 挑战国家安全
脑机接口技术具有军民双重用途性质，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具有持久性和隐蔽性，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图景。脑机接口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涵盖行为预测、增强士兵以及神经武器的开发。神经武器能操控敌人的神经系统，在情报搜集与分析、边境安全与管理、反恐与反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与信息战，以及审讯与心理操控等方面展现出潜在的价值。一些国家甚至希望利用脑机接口技术打造出能够用意念控制无人机群、实现脑对脑交流，并在潜意识中识别目标的“超级士兵”
［13］。
在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过程中，军事领域与科学界的目标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在科学界，人们普遍坚持严格的验证程序，以拓展知识的边界；而在军事领域，人们则倾向于迅速采纳那些具有最大潜力的技术解决方案，以应对紧迫的国防需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尚未经过充分验证便被投入使用，从而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与核武器相比，脑机接口技术的管控更为复杂且获取成本较低，未来国家间的军事冲突甚至会走向脑控战争，影响战争模式。大脑作为人体的“指挥部”，其精确控制将成为未来战场上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既定的国际标准和适当的监管机制，规范和限制脑机接口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将变得极为困难。
3 脑机接口技术的治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视角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RI）是一个伦理概念，旨在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技术环境中，以公众可接受的方式，将利益相关者的目标与需求纳入治理框架中，识别技术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雷瑞鹏等
［14］认为，在脑机接口技术普遍推广之前，已有充分的知识对该技术的治理制订必要的伦理规范和法规规定。在医疗领域，加强伦理审查是促进各类科研主体实现负责任创新的重要保障
［15］。Schomberg
［16］认为，RRI能促进治理主体在达成充分共识的基础上，遵循最佳治理程序。笔者认为RRI的关键在于政府及公共管理部门要发挥作用，积极主动地加强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持续交流，构建公开透明的治理过程；灵活监管，防止扼杀技术创新；加强国际合作，限制军事应用等。
3.1 公开透明的治理过程
公开透明的治理过程是确保脑机接口技术负责任发展的关键，它有助于推动政府及时构建并完善透明的评估与治理机制，推动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增进科学合作，确保科学家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加强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实施公开透明的治理过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监管机构应积极主动地开发一套与脑机接口技术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监管流程。相关部门在制定这些标准和框架时，还需充分考虑脑机接口技术在不同应用场景中的独特发展路径，遵循灵活性、包容性以及多元性的总体原则。技术进入市场之前，应通过一个公开透明的监管体系来规范科学家及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对技术的有效性、短期和长期的潜在风险与利益进行评估，并定期向公众发布评估报告。
第二，政府应当倾听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并推动所有利益相关方开展公开透明的对话，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治理过程。科技部发布的《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明确指出，在脑机接口研究中应遵循信息公开等原则规范，旨在推动其利益普及至广大民众。欧盟委员会启动了名为“BNCI地平线2020”的脑机接口社区协调和支持行动，鼓励公众参与
［17］。
第三，促进科学家及关联企业尽可能地提升技术潜在用途的透明性，确保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提供清晰且有效的信息，明确技术可行的边界。对脑机接口的监管应包括对科学政策的讨论，研究资金的来源，以及大脑研究的哪些用途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当患者无力承担相关费用时，是否考虑动用公共医疗保险基金来支付脑机接口技术的治疗费用等问题。
第四，加大对脑机接口技术的科普工作，增进公众对该技术的理解，帮助公众以理性态度辨别技术领域内的各种现象。
3.2 灵活监管，防止扼杀技术创新
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机构在监管新兴技术时会遭遇众多挑战，如何在制度层面进行周密规划，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过度的早期一刀切式的监管容易损害患者利益和人类福祉。RRI要求治理主体能够依据不同技术类型制定相应的应对原则，平衡脑机接口技术应用的社会总体效应与个别应用效果，支持脑机接口技术的合理应用，灵活监管，防止扼杀技术创新。
第一，除了通用的生命伦理原则外，研究人员和医生在收集大脑数据时应优先考虑最小数据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和保密原则。最小数据原则遵循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大脑数据的使用，仅限于数据收集的最初目的。技术上应仅提供特定脑电图通道的数据，选择性过滤不需要的大脑数据。除医疗紧急情况外，数据采集者必须遵循明确的特定用途知情同意程序，确保参与者随时可以要求停止实验。即使参与者的自主性被削弱，也应通过通信设备表达其意愿。保密原则应将个人神经信息系统与通用隐私框架相结合，在不披露原始信息的情况下，安全地收集、操作和访问数据。
第二，监管机构应根据不同医疗应用场景进行分类治理，避免因监管缺乏灵活性而扼杀技术创新。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潜在风险较小，实验实施时间短，获取成本低，可实施相对宽松的伦理审批程序和监管等级。对于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其对个体的伤害情况更复杂，应接受独立且更严格的伦理审查和监管。如，FDA将脑电图等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评定为Ⅱ类医疗器械，制造商若能向FDA证明其器械安全有效，或与已获批准的产品实质等同的证明，则无须进行上市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用于成人癫痫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被FDA列为风险最高的Ⅲ类医疗器械，这些产品对消费者构成中度到高度风险，因此必须在进入市场前获得FDA的批准
［18］。
第三，建立独立的市场监管机构，对商业化的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进行特定监管。监管机构需提供、批准技术商业化的相关医疗设备监管要求，防止非标签使用损害消费者利益。企业必须明确该技术的用途及由此产生的数据，指导用户了解非自愿披露敏感信息的可能性，并确保同意和退出条款得到明确支持。研究团队应为相关产品的商业化提供咨询与技术追踪服务，以便在技术产品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后，能够实施有效的补救程序。
第四，利益相关方需慎重考虑是否应赋予数据主体神经权利，以保护其用于科学和医学目的的数据，同时有效管理其非医疗用途，限制特定用户群体的访问权限，防止技术滥用或误用。例如，监管员工工作状况和预测消费者行为的读心活动，现有伦理保障措施不足以应对这类滥用行为，除非有明确法律证明其合理性。智利的“宪法修正案附加法案”将大脑数据视为人体器官进行保护，禁止其买卖
［19］，开创了保护大脑数据权利的先河。
3.3 加强国际合作，限制军事应用
国际合作是在多样性中寻求共性，它集合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机构与个体、公共事务管理等多元方式，整合多元利益与化解冲突，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使技术创新符合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在国际层面，禁止脑机接口技术的军事研发似乎不太现实，但必须警惕军事环境中神经技术武器化的问题，防止国家和非国家行为的恶意滥用。
目前尚无具体的国际条约能够有效约束脑机接口技术的军事应用。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定义了全球通用的正义、公平和隐私的干涉限制，确立了国际人权准则，并为政府、企业和个人规定了必须遵守的道德义务。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责任考虑神经武器与国际人道法的关系。然而，现行的国际人道法并未明确提出对战斗中士兵神经权利的保护。国际法庭和监督机构负责审查各国政府是否尊重这些权利，并对不遵守义务的政府、企业和个人进行国际谴责。
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及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均未将神经武器纳入军事冲突中的禁止事项，其规范范围有限，仅约束国家行为，而忽视了个体、团体和恐怖组织可能对全球安全产生的不利影响。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人类基因数据宣言》，明确了合法利用人类遗传信息的条件，但并未明确针对大脑数据的规范。世界医学协会所颁布的《赫尔辛基宣言》对于保障生物医学与临床研究领域研究者之权利与义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些准则并不适用于神经营销、网络攻击以及武装冲突等领域。
因而，应尽快建立一种国际公认的国际合作框架，应对神经武器可能带来的风险。首先，应当倡导跨学科及跨国界的法律规制策略，推动建立脑机接口技术研究的国家间定期协商机制，以便协调国际层面的治理架构。其次，不应孤立地看待脑机接口技术的治理，而应与AI治理相互协调，明确武装冲突中如何以符合国际软硬法的方式禁止智能神经武器的使用。再次，国际合作框架需进一步深化对国际法及战争行为规范相关条约的理解与更新，涵盖但不限于《日内瓦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等领域的法律规范，确保在战争冲突也应当遵守伦理原则，尤其是国际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以保护平民和脆弱人群的权益，维护人道主义精神。最后，神经科学家应当提升自身的伦理意识，对技术应用初期可能出现的滥用风险和潜在伤害承担责任。他们应该主动发表脑机接口等神经技术对于军事应用的威胁及伦理问题的看法，正如历史上众多科学家反对核武器的发展一样，神经科学家应主动参与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规范制定中来。
4 结语
随着脑机接口领域持续发展，其在治疗脑部疾病、人类增强、促进脑机交互产业的发展，以及带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地位愈发凸显。与此同时，神经科学家、生命伦理学家，甚至是各国政府，更需秉持对历史与人类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回应各种伦理难题，坚守技术进步的终极价值。唯有兼顾技术进步与伦理底线，才能让脑机接口既服务于人类福祉，又守护人类尊严与社会正义。这既是对历史上生物技术伦理失控教训的反思，也是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正向动能。诚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生物样本库的哲学研究”(19ZDA039)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科项目“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问题研究”(24G031)
江汉大学2023年度人文社科支持计划项目(2023YYJ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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