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在人类社会的长期驻留，意味着所有的文化建构都要直面这一人生的恒常主题，并进行相应的文化应答。人类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建构出林林总总的疾病预防和诊疗体系。系统梳理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形态，可以看到，它们都围绕着疾病与文化、疾病与社会等的关系，构建出独具特色的疾病文化学、疾病政治学、疾病经济学等知识文化体系。但倍感突兀的是，即使针对同一种疾病，不同医学形态也会采用不同的医学干预举措，如中医和西医的典型区别。在此差异性基础上生发出的疾病文化学，立足于文化比较语境，从圈层文化、社群伦理和场域逻辑等方面竭力维护身体、疾病与文化的关系生态，催生出文化领域的“万花筒”效应，也把每个个体牢牢地编织进文化之网。
人类交往范围的全球拓展，使得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化打破了不同文化封闭运行、逻辑自洽、自给自足和并行不悖的运行样态，为不同文化的高频次交往和加速度融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空间和舞台，同时，文化的抛掷和敞开也凸显了文化或细微或悬殊的差异，加剧了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紧张和冲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呈现百花齐放的多元性格局和大杂烩式的杂糅特点，交相并存着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纷争和融合。在不同文化的交汇交融中，文化冲突时隐时现，文化扭力或弱或强。具体到医学领域，对疾病的认知和诊疗等，既存在着空间维度上广泛的地域差异，也存在着时间维度上绵延的时代差异。而各个地区和族群有关疾病诠释和处置的不同，本身就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患者生活在某种具体的文化场景中，其就医逻辑会受到场域文化的牵制和拉扯。这使得置身于不同场域文化的医患之间，不但存在着技术层面的信息差，而且存在着文化层面的隔膜。故而，新时代的医生要具有文化多样性的视角，既善待患者，也进行医学人文精神的建构。
1 推动医学模式论的扬弃式发展
医学人文精神的建构离不开一定的场域。而场域不仅有物理层面的广延性空间场域，还有集中表现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场域。重视文化多样性下的医学人文精神建构，就是默认此实践受制于一定的文化场域逻辑。
1.1 挣脱生物医学模式的旧医学牢笼
现代西方医学是在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生成的，而生物医学模式建立在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之上，贯通于身体疾病的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等环节。长久以来，受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医学奉行实证主义的逻辑进路，视身体为受机械论和因果律支配的客观物理实在和有机生物实体，在机械主义和因果逻辑构建的空间框架下客观看待和理性分析身体与疾病的关系。“理性是一个多重含义的名词。从认识论看，相对于感性，是指处理问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考虑的态度；从人的认识进化看，相对于蒙昧，是指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如‘理性的光芒’；从人的活动看，指人的行为理据，决定着人们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
［1］生物医学模式以分析主义和还原论为方法，通过技术医学揭露隐藏在身体现象背后的生物学规律，致力于建构身体疾病的可解释体系和健康促进理论，展示了医学科学话语权；重视对患者疾病发病机理的精准把握和对疾病的靶向治疗等精准疗法，发展出涵盖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智能医学等在内的医学科学体系，以临床指南、专家共识、行业指引等为表征的集约化的智慧结晶和标准化的临床诊疗路径，以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等为特征的现代医学知识，从而弥补生物医学时代知识匮乏的缺憾。现代生物医学通过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诊疗，有利于洞察身体的生物学构造和机能，从微观层面了解身体的发病机制，把以前的诸多不治之症变成了可治之症，有效遏制了传染病的快速传播，从而保持了较为广泛的公信力。生物医学的发展通过发展高精尖的技术医学，以及有效的医学技术干预，助推从经验医学向医学科学、从模糊医学向精准医学的发展，把医学带进了现代化、专业化和科学化之路，发挥了医学对疾病的“清场”效应和对身体的规训功能，促进了医学服务能力的扩容增量。
不可否认的是，生物医学模式不但形成了用理性来衡量和评判的医疗行为倾向，也确立起了现代生物医学的话语权、基于生物医学的疾病解释模型，推崇疾病认知中的生物归因论，其对生物性致病因素的片面强调，遮蔽了疾病文化学、疾病政治学、疾病经济学等理论视野，偏离了患病过程的日常，遗忘了患者是受“地方性知识”这一特殊文化体系塑形的事实，遮蔽了患者的生活环境、身份特征、文化属性等，表现出理性的局限。
1.2 形成多元医学模式的新医学视野
生物医学在快速发展中，忽视了患者所处场域的文化多样性这一文化现实，制造出诸多实施困境。基于患者的文化脱域化堆砌而成的解释框架，并不能全面认识疾病的成因，也没有充分调动起有利于患者康复和痊愈的一切积极因素。文化上的异质和陌生，使得医患双方不但立身于知识和技术的等级差异中，而且分置于文化的迥异场域，彼此之间存在文化隔阂、交流障碍和情感疏离，不能充分激发出患者作为文化“他者”的力量，影响到了疾病的防控进程、救治结局和康复效果。
多学科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和对调适性路径的寻找，打破了生物医学模式基于理性的独断，反思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和不足。慢性病界定上的定义模糊，精神疾病范围上的放大化、身心同治的不协调、“情志病的遮蔽”等问题，不断浮出水面、映入眼帘。以多元医学模式为版本，进行生物医学模式的扬弃和迭代，意味着要对身体和疾病的诠释性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的纠偏，不囿于生物医学模式视域下的理论框架、诠释模型和衡量尺度，不停步于肉眼可见，或试剂可测，或仪器设备可检的客观疗效。多元医学模式对身体多元属性的首肯以及对身体多元属性的平衡，意味着将身体关注的视野从生物医学上的身体拓展到文化层面上的身体，实现了非理性逻辑从边缘化到趋中心化的转变。多元医学模式所倡导的“三维立体”的全景式服务、关怀和照护，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视角从单维拓展到多维，站位高远，视野开阔，跳出了生物医学模式的习惯性思维，主张植根于医患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把文化因素也纳入医疗服务的知识谱系和关系范畴中，从而建立契合历史文化语境和场域伦理的跨文化管理范式。
2 倡导疾病文化学的繁荣发展
多元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扬弃、基于文化因素考量的患者纳入和排除的惯常性操作、泛医学化思潮的合理抑制等，种种迹象都在凸显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也在呼唤疾病文化学的出世。发展疾病文化学，为医学人文精神的生成和生长提供文化土壤和营养供给，促使医务人员具备跨文化服务的理念和能力，成为医学模式更迭后推进医学人文精神建构的再一次创举。
2.1 疾病诠释中的文化缺位
生物医学对于备受疾患困扰的患者，在疾病判定的依据上，习惯于依据生物学标准，在“慢性－急性”“正常－异常”“没病－有病”的框架下思考、理解和诠释疾病，而所谓的临床共识和专家指南也是旨在追求临床诊疗操作的“金标准”；在疾病表征的描述上，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寻找迹象，或者通过查体来发现体表的异常如淋巴结肿大、体温异常、肢体受累等，或者通过血常规和血生化从血清中寻找作为疾病的血清标志物，或者通过穿刺式活检从器官或组织中寻找生物标志物，或者通过影像学设备发现身体内部的构造异常、组织粘连等病理变化，或者通过体外细菌培养，快速锁定引发疾病的“真凶”；在疾病成因的解释上，结合细菌接触和病毒感染等微生物层面、身体的抗体等免疫层面，身体微结构的改变和微平衡的打破等生态层面，来诠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在疾病的治疗上，追求诊疗手段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采用低毒高效、经济适用的治疗药物，减少因治疗而引发的身体损伤及身心痛苦，尽可能延长生存期和美化治疗结局；在疾病的管理上，推崇运用数字统计学等数字化的知识和技术进行量化管理，确立起身体各项检查指标正常化的合理数值区间，也致力于量化分析和评估疾病的客观症状和阶段化治疗的效用，将对疾病的管理数字化、可视化和可控化。然而，生物医学在追求身体稳态平衡中，由于文化背景论视野的匮乏，也不可避免地引发疾病、身体与文化关系的分崩离析。
即使是最常见的疾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患者其忍耐度也是有差异的。“历史地来看，当代的实证主义科学概念是一种残留的概念。它将所有那些人们归之于或严或宽的形而上学概念的问题，其中包括所有那些被含糊地称作是‘最高的和终极的问题’统统丢弃了。”
［2］鉴于文化因素在疾病及其诊疗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疾病文化学要求发挥社群文化、民俗文化、民族医学等的作用，重视疾病的解释现象学分析。可喜的是，这一变化在当前的医疗服务中已经悄然发生。“澳大利亚的医疗机构为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和传统，针对原住民提供专门的医疗服务，包括文化适应的健康宣传和有针对性的治疗计划。日本作为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其医疗和养老机构提供专门的老年护理服务，包括康复训练、营养指导和心理陪伴，而临终关怀则更多地融入了其尊老爱幼的文化传统，强调家庭参与和情感支持。”
［3］2.2 疾病界定中的文化“本真性”
疾病文化学主张不能仅局限于疾病的生物属性，还要看到疾病的文化属性，即不同人群在疾病的界定上不但有文化差异，而且有鲜明的文化标签。“从生物医学角度看，患者就是一个简单的有机体，由器官和组织构成；疾病则意味着人体机能的减弱和身体结构的改变。但是患者归根结底是一个有思想的个体，他/她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中，长期接受当地文化的熏陶，因此，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人群对自己身体和自身疾病的‘体验’是不同的。换言之，同一疾病在不同人群身上将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应对方式，‘疾病’是有社会标签和文化烙印的。”
［4］人们的疾病观深受“地方性知识”体系等深层次文化机制的影响。有关疾病文化学的认知、疾病的文化界定等突破了疾病的生物认知限制，规约了患者的就医逻辑。如果不具备疾病文化学的知识储备，现实中的诸多就医现象就得不到很好的解释。而要剖析患者的就医逻辑，穷根究底式地寻找根本缘由，就离不开对相关文化场景的分析。不同人群在患病之后有没有及时去就医，有着巨大的差异性。无论是讳疾忌医还是及时就医，都存在着文化因素，受一定的文化心理的影响。比如，一些患者讳疾忌医，并不是因为害怕直面疾病本身，而是碍于“面子”，即使看病，也是找陌生人医生。
2.3 疾病判定中的泛医学化
多元医学模式强调要关注患者的社会与文化属性。通常个体在成为患者后，就进入了日常生活的“例外状态”，引发自身及周遭的一系列非常规的连锁反应。这就有必要对他们采取医学化的应对举措。“所谓医学化（medicalization），是指像对待需要医治的疾病一样对道德上不可接受或社会所不期望的行为的医学处置，也指原不属于医学的问题，从疾病或失调的角度，被纳入医学领域诊治从而变为医学问题的过程。”
［5］但在医学化的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泛医学化的不良思潮。
社会各界对过度医疗关注比较多。过度医疗跟无效医疗、低效医疗一样，都是理应要受到批判的。如果说过度医疗是非理性行为，或者受经济效益的创收驱动，或者受不合理期许的心理驱动，但过度医疗毕竟针对的是有病之人，那么，泛医学化释放的则是“烟雾弹”，偏执性地将无病之人纳入有病之人的管理范畴和应对序列中。对付过度医疗，需要的是规范临床诊疗路径，制定各种各样的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推行单病种限价、实施医保DGR付费、推动行业自律等。但是对于泛医学化的思潮，却要竭力扩大文化的包容性，排除因文化差异而引发泛医学化的思潮。可喜的是，泛医学化的逆向操作已经比较常见。如在关注轻度精神病的去病化方面，一些精神疾病的诊断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的依据，还存在争议。因而，在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和判断中，要融入人文主义的关怀意识，进行轻度精神病的去病化操作。鉴于有患者因医学之外的其他原因而“被精神病”、收留和管束的强制现象，要防范和杜绝因权力资本对医学的强势介入而导致的医学面貌的扭曲和变形。
2.4 疾病诊疗中的舒适化
有人将一些特殊疾病隐喻式地关联于道德上的瑕疵和人格上的污点，在对病因的理解和诠释中，笼而统之地指责为行为不洁、私德的不自律和生活的不检点等。患病之人不但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隐喻和偏向解读，遭受无差别的“污名化”，而且得到了场域文化的过度强化，招致来自各方的曲解式误读和饱和式攻击。人们对这些特殊疾患的心理歧视、社群区隔、社交排挤和人格贬低等，会增加患病之人的精神心理负担，引发讳疾忌医、刻意隐瞒、自我诊疗的医疗怪现状。成为“地下”隐藏状态的这些患者，如同深埋于健康人群中的“地雷”。虽说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改变社会周遭对这些疾病的“污名化”，那么，也要通过普及医学基础知识，逐步改变人们的一些错误认知。另外，要关注患者的“病耻感”和“社交癌”。医务人员对于在特定文化环境中遭受“病耻感”困扰的患者，要有意识地引导患者的疾病体验，剔除施加在疾病之上的文化体验，回归疾病本身。如有些直肠癌患者由于被切除了肛门，而要随身佩戴需要及时更换的袋子。这就要直面他们的内心世界，引导他们积极走向社会，避免他们在手术结束后就选择性成为与社会隔绝的、自我封闭的“隐身人”。医务人员要自觉地将疾病诊治的结局和预后的生活质量和人生幸福等结合起来。一些患者对治疗会提出一些特殊要求，如在断肢残臂的事后处理上，他们会竭力索取和保全，以求下葬时葆有全身。此时，医务人员就要审慎对待，不能一概视断肢残臂为医院需要集中处理的医疗废物，更不能片面夸大因附着于肢臂的病原体而引发疾病扩散的风险。同时，医生要关注影像检查中的风险。如一些患者身上有纹身，而部分纹身可能会含有重金属，那么这些患者如果接受核磁共振成像检查，就会有身体不适感，也可能会导致纹身图像的变样。
由此可见，强调文化对疾病的塑形，是对生物医学模式下疾病诠释中文化缺位的内在自省和自觉。如果说疾病界定中的文化“本真性”侧重于从正面强化疾病的文化属性，泛医学化则侧重于从反面强化疾病的文化属性，从而成为疾病文化学的一体两面，那么疾病诊疗中的舒适化，则从正反两方面入手，通过穿透式和“地毯式”医疗服务实现标本兼治的双重功效。多元医学模式的异军突起和强势涌入，疾病文化学中理性逻辑与非理性逻辑的等量齐观和并驾齐驱，以及对“病情”和“人情”的共同关注等，使得人格尊严、“污名化”“病耻感”“社交癌”等范畴被纳入了医学服务的关注视野。这不但有利于减少医患交往中的文化摩擦，践行“治疗从尊重开始”的医疗服务理念，把医务人员真正塑造成有血有肉、人格饱满的“人间天使”，为患者赢得安全医疗叠加舒适化医疗的服务，而且更有利于把冰冷的技术医学转变为温暖的人文医学，变管理上的“无死角”和服务上的“更贴心”为心理上的“零距离”和感知上的“暖人心”。
3 培植促进医学人文精神建构的文化土壤
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文化跨越度非常之大，拥有涵盖诸多“地方性知识”在内的文化体系。文化多样性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中，经年累月积淀而成的多样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彰显个体特殊性的重要属性。
3.1 形成不同文化交往中的包容态度
医疗领域，东方认为非病的，在西方可能认为是病，反之亦然。医学视角中的正常与异常之争有时也是某种程度的文化冲突的表现。在现实生活的文化建构中，既要立足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生态，重视文化的主体性，也要直面差异性的文化运行状态，重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生态性，摒弃或抱残守缺或冥顽不化的文化心态。如果各方都秉持自身的文化立场而站在“他者”文化的边缘，笼而统之地将文化“自我”投射到文化“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贬斥文化“他者”中视为正常的文化现象，那就势必会加深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和纷争，引发文化殖民和文化反制的竞相登台。在文化交往中，“自我”要摆脱自大逻辑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优越论的腔调，降低甚至放下高高在上、自我优越的文化姿态，避免先入为主的文化独断主义，破解动辄为文化“他者”贴标签的文化陋习，摒弃降服甚至收编文化“他者”的文化心态，改而奉行文化谦逊和文化包容，寻求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有效链接。医务人员实践智慧的提高，就意味着要重视文化差异对医疗服务的影响，保持对患者作为文化“他者”的敏感，认可患者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学会文化共情。
3.2 促进医学人文精神建构的在地化
疾病文化学直面医患交往的文化复杂性，认为临床诊疗决策中的文化因素尽管是不确定性的，但绝对不是可以忽视的“冗余”。医学人文精神建构所追求的医学与人文的融合，是在一定的时空场域中进行的，必然会遭到文化多样性的牵制、羁绊和拉扯。医患交往的背后交错着或异或同的文化生态系统。而在前者中，正是由于医患双方可能分处于不同的文化生态，文化磁场不合，医患双方会陷入无休止的缠斗中，医学人文建构才应该内在蕴含着对异质性的事实和真相的认可和接纳，从而达至“同”和“异”的交相并存和“一”和“多”的多彩璀璨，美美与共，多元一体。医生要适应族群多样化的诊疗要求，在接诊患者时，内植“镜像自我”的文化观照意识，秉持文化滤镜的文化技术，尊重患者多样性的生活惯习、精神信仰、文化习俗等，甘愿接受和竭力促进普世性的现代医学与地方性的乡土医学、民间医学的重塑和互嵌，促进医学人文精神建构的在地化；融通现代主流医学文化和非主流医学文化，在临床诊疗中辅以文化体验、文化情感、文化移情和文化共情等身心一体和情志融合的系列化操作，发挥合并疗效，从而在文化心理层面上增强民众对医学服务的接纳度。重视民族文化、乡土属性、“场所精神”等的疾病文化学，通过疾病的解释现象学分析，助推医学走出理性支配的困境和技术崇拜的迷津。
4 医学人文精神建构的路径依赖
如果说生物医学模式的扬弃为医患间的文化互动提供了契机，如果说基于身体、疾病与文化的一体化的疾病文化学的形成，为这种互动提供“新基建”式的文化土壤，如果说培植促进医学人文精神建构的文化土壤，为这种互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则要探索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医学人文精神建构的文化路径。
4.1 博采众家之长，储备跨文化管理的素养
医药的职业，必然意味着对人类的奉献。其他的行业也服务于社会，农夫供给我们粮食，商人为我们带来他的商品，律师捍卫我们的权利，所有的人都为他们的同胞服务。从事医药职业，绝对不只是要满足一种需要，还要主动关心人的整体。
［5］多元医学模式认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具有多重属性，把残缺不全的片面人发展到整全人，并催生出整全性健康理念。患者的身体不仅仅是受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等支配的生物学、物理和化学性存在，而且还是处于一定文化场域中的文化人。多元医学模式所强调的整全人的服务理念，决定了医务人员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系统的思考能力和敏锐的文化辨识度。在文化人类学看来，全球化带来的“流动之网”使得不同文化从遥相对望转变成亲密接触。每个个体都无法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往中抽身出来，而被深深地裹挟于多元文化的泛在连接中。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文化脉络源远流长，文化疆域广阔无垠，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文化交往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边界突破和文化空间拓展的过程，从而引发人际交往的深度嬗变。如果说医务人员具有的跨文化交往的意识为医患之间形成有效的人际交互提供了准备，那么，医务人员在平时就要自觉地注重文化类的知识储备、能力积蓄和技能升级等，通过积攒和提高跨文化交往素养为跨文化管理提供实践基础。医务人员要通过领略“他者”文化的精神要领和稳定内核，熔铸进异质性的文化内容，进行自身知识文化体系的重整构建；进行文化层面的再起航，在诠释和厘清“正常”与“异常”、疾病与健康等差别时，能够通过文化解码式的拟身链接和高效通达，突破文化障碍。“起源于后现代建构主义的叙事疗法，强调‘尊重、好奇、接纳、去专家化’等理念。”
［6］当务之急，一是学习和领悟叙事疗法，视患者为文化人类学语境下的异质性个体，站在“他者”的立场，耐心倾听患者的主诉，进行设身处地和身临其境的换位思考和换身体验，搭建促使“自我”通达“他者”的文化桥梁、心灵空间和情感世界；二是将诊疗规范与场域文化结合起来，在病案讨论和多学科联合会诊等中，也从跨文化视角、多元价值维度和涉身性融入等来领略临床干预和介入的意义，从而开辟出从浅度的技术介入向深度的文化和价值介入的便捷通道，彰显出儒医的悲悯情怀、仁医的至爱精神、楷医的济病扶危和大医的博极医源。“人文临床是通过人文社会科学角度解读患者的‘苦痛’、增加其痊愈可能性的一种方式……人文临床强调的是利用患者的本土情怀来缓解其生理、精神以及心理方面的痛苦。”
［7］当下医疗机构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向生育友好型医院、老年友好型医院、临终关怀医院等转型，从仅关注疼痛体验的疼痛管理到采取关怀母婴、关爱老人、关心临终患者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全人化服务流程，医务人员完全可以立足于这一重大转型，历练自身的跨文化管理素质。
4.2 融入患者的文化样态，推行在地化的情境式诊疗
长久以来，在医患关系的建构中，患者的本土情怀和文化反应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事实上，患者处于乡风民俗、文化习俗等风土人情的包围中，是普遍具有特定情感反应、情绪价值和情怀表达的文化个体。鉴于患者的文化反应已经融入当地的圈层文化、社群伦理和场域逻辑中，临床诊疗就不能只关注患者生理上的疾病和肢体上的不适，还要额外关注患者与疾病相伴而生的文化反应，进行异质化文化交往环境的文化想象，了解和熟悉患病人群的特殊文化心理，通过情感相连和心理共通等拓展共识空间。“‘共通感’也连接了主体内和主体间两个层面：在主体内层面，它涉及知性和想象力之间的和谐统一；在主体间层面，它表现为保证鉴赏判断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规范性原则。”
［8］因而，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中要秉持跨文化管理的视角，在医疗服务中遵循在地化的乡土逻辑和“场所精神”，熔铸进包括风情人情在内的本土文化，强化文化相容上的桥接和心灵相通上的转介，使患者免受成为文化“异乡人”和沦陷于文化“孤岛”的困扰；变硬性的强迫式灌输为软性的说服式接受，变单向的专断性独白为双向的平等性对话，消除因文化隔阂、交流障碍与心理疏离而滋生的荒漠化情感状态；通过对患者的文化礼遇和优待，提高诊疗举措的文化适宜性，不断提高患者对医学服务的认可、接纳和遵从，促进医患双方在文化层面的和解和共勉；自觉地接受患者所处场域文化的约束和限制，借由穿行于本己文化和异己文化的具身性文化体验来推行情境式诊疗和镜像式再现，调动患者的本土情怀，最大程度地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依从性。这种视域融合内在蕴含着对患者作为文化“他者”的尊重和首肯，以及对医务人员具有跨文化服务能力和素养的要求。而在地化的情境式诊疗的倡导，使得医疗服务不再是“千人一面”的单调样态，而是“量身定制”的多样化的独尊样态。
4.3 建设医患文化共同体，共享主体性的成长
就理想范型而言，医患之间的跨文化交往追求双方文化主体性的互认、心理层面的共情合意、行动层面上的知情同意和同向而行，医患双方通过交往实践合作共赢、共同成长。要扬弃备受生物医学模式推崇的主客体关系样态，使得医患之间在“共同参与型”的交往模式中，通过多层次同构关系形成交互型主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构出主体间性这一理想范型，超越二元对立的对象性思维，为处于复杂社会情境之中的医患交往提供指引式的明灯，保持医患关系的张力、互动方式的柔性和交往空间的韧性。这意味着文化多样性视域下的医患交互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自我”与“他者”对等的主体间性关系，是“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的共在共生关系。这使得医患之间主体性的成长过程同时也呈现出生生不息的勃发样态，既有医务人员竭尽所能地保障医疗安全，也有患者全力以赴地参与维护安全。故而，医患双方都要正视自身主体性的欠缺和不足，逾越主客体关系的藩篱，以医疗安全为导向，以大健康理念为导向，以文化互动为抓手，通过情感互动中的共情意识、理性共通中的同理心、实践互构中的契约精神、精神世界中的意义契合等交互样态，结成力量整合型的反脆弱联盟，携手推动医患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而新时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建构，选择以医患文化共同体为抓手，则是最便捷的路径选择。医患文化共同体所勾勒出的远景图和所谱写出的叙事圈，是基于文化分有层面的精诚合作“美景图”，也是基于情感共享层面的心理共鸣“同心圆”，更是基于价值认同层面的同频共振“协奏曲”。建设医患文化共同体，为医患主体性的相互缠绕和竞逐成长提供空间和舞台，从而发挥规模性的文化认同效应。医患文化共同体是对医患双方的主体塑形与人文展现，既重置医患交往的关系样态，促使医患双方走向智慧人生和觉悟人生，也共同推进“大健康”理念的走深走实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高质量实践。这是“健康中国”战略下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医疗服务理念的生动体现和具象写照。
5 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医务人员要接受和认可跨文化交往这一客观事实，顺应医学模式转变而带来的整全人医疗服务的要求，肩负起从“以患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使命担当，积极推动疾病文化学逐步深入人心，避免患者因成为文化“异乡人”、陷入文化“孤岛”而引发医患交往中的误解、误读和误判。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医学文化也在大步向前，人们的健康维护能力和健康促进意识也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进程中，如果能够推动疾病文化学逐步深入人心，那必将助推这一巨变。疾病文化学直面生物医学模式的积年之惑，要求不能把疾病仅仅停留在病理生理现象的层面上，而且更要正视作为文化载体的患者，开辟疾病理解的文化进路，展示疾病背后的文化负载；不能仅重视诊治手段的有效性、安全性和耐受性等，还要重视患者的就医体验感和舒适度；重视医患文化互动空间的开阔，充分发挥文化助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潜在能力，通过医疗服务中的文化加持、权衡利弊和审慎决策等来体现多元医学模式的特点。固然，理性主义是现代医学当仁不让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强调疾病文化学绝对不是要抹杀生物医学时代医疗技术发展所取得的巨大功效。近现代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于诊治疾病、维护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和捍卫生命尊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以任何理由、方式和腔调否定这一客观事实，都是站不住脚的。文化因素也绝对不可能成为医务人员诊疗疾病的唯一依托。疾病文化学是旨在将标准化的临床操作路径与去标准化的文化互动相结合，视医患文化层面的互动为生物医学模式下医患互动的重要补充，而绝非替代。疾病文化学虽然主张对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医患交往进行合理化纠偏，但决不能矫枉过正。以跨文化交往为视角，培植促进医学人文精神建构的文化土壤，探索医学人文精神的建构路径，旨在为医患交往中的文化秩序重构添砖加瓦和保驾护航。
广东医科大学2021年学科建设类二级项目(4SG21026G)
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年度教改项目“大健康观融入医学院校思政课的模式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2023MJG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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