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医学视域下写作疗愈的“语言”维度透视

A “language” 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writing therap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arrative medicine

摘要

写作具有疗愈效用。写作疗愈与其他艺术疗愈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语言”这一表现形式。语言是疗愈创伤的关键。写作主体通过语言这一思辨手段表达感受，构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从而调动左脑的认知功能，平衡创伤后人的左右脑功能失衡的状态。写作疗愈有其语言内外的困境。不可叙述的文明化社会结构给写作疗愈带来挑战。寻求集体叙事的支持、采用文学修辞进行非直接言说、加强相应的教育引导减少文化偏见、污名化管理等方式，可以保留写作疗愈的积极影响。语言难以表达创伤性的内在体验。写作主体可以通过积极有活力的自我表达，使用隐喻象征性地表达痛苦和创伤，从而更好发挥写作疗愈的社会功能，拓宽写作疗愈的社会应用。

Abstract

Writing possesses therapeutic effects. The primary distinction between writing therapy and other art-based healing modalities lies in the expression form of “language.” Language serves as the key to healing trauma. Adopting language as a means for reflection， writing subjects articulate their feelings and construct a meaningful story， thereby mobilizing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left brain and restoring the functional balance status of the post-traumatic left and right brain. Writing therapy confronts dilemma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language. The unspeakable civilized social structure poses challenges to writing therapy. Approaches such as seeking support of collective narratives， employing literary rhetoric for indirect expression， and strengthening educational guidance to reduce cultural biases and stigmatization management can preserv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writing therapy. Language struggles to express the traumatic internal experience. Writing subjects can express pain and trauma symbolically through positive and vibrant self-expression and utilizing metaphors， thereby better leverag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writing therapy and broadening its social application.

关键词

写作疗愈 / 叙事医学 / 诗歌治疗 / 积极地自我表达

Key words

writing therapy / narrative medicine / poetry therapy / positive self-expression

写作疗愈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或者处理他们生活中的情绪波动，能够在几周、几个月甚至数年内持续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这是一种非常容易操作且没有太多复杂要求的自助治疗方法。相关领域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中国有关写作疗愈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写作疗愈的作用原理研究，如孙国玲^［1］的《表达性写作疗愈效用原理探析》。二是写作疗愈与创意写作的关系研究，如葛红兵等^［2］的《创意写作的疗愈之维——早期创意写作的疗愈价值及其历史化考察》， 贾奈尔·阿德西特等^［3］的《创意写作、写作疗愈和健康关怀的跨界融通： 贾奈尔·阿德西特访谈》。三是医学人文视域下写作疗愈与中国作家文本的结合研究。如赵婷^［4］的《蛮荒边界的摆渡人——医学人文视域下重读史铁生》。

上述研究在不同方面丰富了写作疗愈的理论资源，但尚未将写作疗愈与其他心理疗愈形式进行比较。传统的艺术疗愈方式有绘画疗愈、音乐疗愈、戏剧疗愈等。写作疗愈与其他艺术疗愈方式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使用语言作为表达手段。因此本文从“语言”维度切入，在叙事医学视域下研究写作疗愈与其他艺术疗愈方式的区别，明确写作能够实现疗愈的语言基础，指出语言是疗愈创伤的关键。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背景下，写下创伤比谈论创伤容易，但写下创伤也面临难以叙述的困境。因此，本文也从语言维度探讨写作疗愈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方式，包括语言外部困境和语言内部困境。

1　语言是写作疗愈创伤的关键

人体有古老又原始的自我保护机制，在面临挫折后会调整自己的生理资源和心理体验来应对恶劣的环境。但这个古老的自我防御机制有时会发生故障，在当下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会根据过去的创伤发出错误的警示，过度调动未来的资源来应对现在。如果人被卡在了某次严重的创伤中，他既不知道在自己身上曾发生过什么事实，也没有多余的能量用来眺望未来，更不知道如何应对现在，那么此时就容易患上特殊的精神障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因此，如何调节身心和世界之间的互动，是每个人都需要重视的心理现实。写作便提供了一种疗愈的方式。写作者通过语言叙述，连接过去和现在，联结情绪和身体，从而表达和反思自我，实现疗愈和个人成长。写作疗愈是艺术疗愈方式之一。在以往的艺术疗愈中，人们普遍注意到的是音乐疗愈和绘画疗愈，认为比起心理疗愈的言语形式，艺术的非言语形式更能揭示心灵深处被压抑的潜意识。传统的言语治疗或谈话治疗“只能表达人们自以为体验到的，或者经左脑理性分析、判断或处理的情感……而以右脑的艺术的方式，则能提取更趋于真实的情绪情感。”^［5］

此种说法值得商榷，比起图像、音乐这种感性形式，言语确实趋向理性形式。言语其实就是说出来的语言，语言的本质是概念。概念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一种概括性的思维形式。但是语言不仅能表达抽象的概念，也能表达真实具体的情感。比如“当”“时”“只”“道”“是”“寻”“常”这几个字单独来看，都是抽象的概念，但是它们组合起来“当时只道是寻常”就是一种真实的情绪流动。因此，艺术的非言语形式能表达真实的情绪情感，写作的言语形式也能。如果说音乐、绘画这种非语言形式更能揭示潜意识，这种被揭示出来的潜意识也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整合潜意识和意识，实现疗愈。

在研究艺术的疗愈品质时，心理疗愈师常把艺术疗愈局限于色彩、线条、音调等艺术形式，忽视了文学语言也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事实。写作也可以实现疗愈，写作的疗愈性即体现在语言这一手段的特殊性上。通过对自己经历的创伤性事件有完整的自述，人们才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人们每日在心理创伤中挣扎时，我们需要进行的治疗，主要包括将这些体验转化为过去。” ^［6］212故事的讲述可以将某种难以承受的强烈情绪转化为真正的过去。经历创伤或某种剧烈情绪的人被卡在过去，因为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即使处于安全的当下，还会闪回到过去的创伤情境。只有当我们平静下来时理性地整合创伤性记忆，追溯事实，我们才能让大脑明白那只是过去，现在是安全的，重新把握对现实的控制感。“故事的叙述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故事，我们的记忆将是僵化的；如果没有记忆，你无法想象事情将会怎样变化。” ^［6］213

因此，写作的疗愈性，不在于语言也能表达深层的情绪，而在于它处理情绪的反省能力和觉察能力，或者说是其将潜意识意识化的过程。意外事件发生时起影响的是情绪脑，即右脑处于强烈的情感激活状态。绘画、音乐也许更能表现情绪，但创伤后的人们需要的是重新唤起理性脑的功能，处理好情绪和内心的冲突。有些情绪需要理性处理，不鼓励表达出来，因为它对身心无益。重新唤起理性并不能解决情绪问题，但可以让人们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受，让人们看见事实真相。仅仅是看见创伤，看见冲突，看见不合理的信念如何被合理化，对人们的生活状态的改善也有极大的作用。“理解你的感受并不会改变你的感受，但它会防止你做出强烈的反应。”^［6］198写作可以通过语言把让位于情绪的理性脑重新调动起来，有效地重启左脑的认知功能，培养经历过重大变故的幸存者用语言准确地解释和交流各种感受的能力，让幸存者多点反思，少点反应。

因此，写作疗愈的特殊性即在于语言的特殊性。经历重大变故的人们的左右脑处于失衡的状态。左脑（理智脑）让位于右脑（情绪脑）。推崇音乐疗愈和绘画疗愈的人认为此种疗愈以右脑的艺术体验性为主，能更好地释放被伪装的潜意识，逃过左脑的社会评判模式。言语思维由逻辑和理性的左脑主管，它表达出来的情绪和感受经过社会评判系统的过滤，变得不真实。用语言表达，要么难以言表，要么表达不准确，要么表达出来了但没人理解。创伤性的感受难以表达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它本身就难以呈现，跟表达方式无关。有些表达创伤的图画和音乐也难以被理解。不能把左脑仅仅看成社会评判的判官，它更是逻辑和理性的代表。需要逻辑和理性来识别那些被压抑伪装的潜意识。使左脑和右脑协同工作，而不是把左脑和右脑简单地割裂开，认为左脑就是评判，右脑就是真实。平衡左右脑的过程即平衡理性和感性的过程，“使人能够真正同时进行思考和感受。”^［7］243语言是思想的工具，是思想的边界。维特根斯坦^［8］曾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因此写作疗愈与其他艺术疗愈的区别在于，它用语言这一思辨的工具来表达感受，构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阐述发生过的事的因果关系。推进人的自我觉察和自我认知，让生活重新在狭窄的道路上推进。语言和认知使人类有能力在任意语境控制下学习叙述事件，将事件关联起来。

2　写作疗愈的“语言”外部困境及其应对方式

个人叙事记忆“可以随时间和生活背景的来龙去脉而促使我们的人格协调一致，被视为活着的人格的一个功能。因此，个人叙事记忆可以随时间和生活背景的来龙去脉而促使我们的人格协调一致。”^［9］54，写作语言就能调动人们的叙事记忆。叙事使痛苦的事件得以被分享，使人有话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组织人生道路中的突变，重新建立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写作有其疗愈性，但通过写作实现疗愈也有一定的困难。书写创伤会面临难以叙述的障碍。难以叙述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之外。写作疗愈的语言外部困境即不是语言本身的局限，是文明化的社会要求的身体的理性化规范使语言变得不可叙述。

2.1　不可叙述：文明化的社会化规范

前文将写作疗愈与其他艺术疗愈方式进行比较，突出写作疗愈通过讲述故事平衡认知和情绪的功能。讲述故事，又分为口头讲述和书面叙述。一般后者才是写作疗愈。口头讲述自身遭遇即谈话疗愈，根据对象不同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心理咨询，二是向比较信任的亲友倾诉。虽然心理咨询等心理疗愈手段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谈话空间，但一般人去接受心理疗愈本身是困难的。谈话是双方的活动，写作疗愈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写作相对于谈话更具私人性。写作在一个安全和私人的背景下进行，完全诚实和自由；而谈论创伤需要有听者的存在，需要考虑听者理解和接受的能力。这种互动对社交抑制和特质焦虑的个体来说有一定压力。广泛意义上的口头宣泄也包括写作，“口头宣泄是指通过说话或写作来抒发和释放情感。”^［9］241两者面临同样的困境，因此下文阐述写作疗愈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解决方法，即不做言语和语言的区分，主要的分析对象即以语言为手段的写作疗愈。

写作疗愈面临难以叙述的困境，这一困难的根源来自社会结构。文明社会对个人的行为举止甚至情绪表达都有一套规范模式。文明化社会要求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包括身体和情绪的可控和规范。“文明化身体的发展涉及身体不断趋向社会化、理性化和个体化。”^［10］254身体的社会化与身体的自然功能相对立。因为身体的自然机能与生物性被视为低级的动物本能行为。身体的理性化要求自我控制，自发性、情感性的冲动未经控制机制的允许，不允许任意表现在行动中，因为这是不道德、不理性的。身体的个体化是指身体“越来越不被视为一个整体，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包括许多部分的现象，可以分解开来，易于控制。”^［10］254这种身体的分化也增加了自我冲突。创伤性情绪显然不符合身体的文明化要求，如抑郁和焦虑这种本能的情绪表达就是被抑制的。因为它意味着人被甩出常态，脱轨了，意味着发展的停滞，这仅仅只是暂时的，也是被强调“有条不紊”和“规范”的社会所抛弃的。“孩子如果未能达到社会要求的那种程度的情感控制，往往会被视为有病。”^［10］250因此，言说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情感是不被允许的。

难以叙述的困难，根源于文明化的社会规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接受者方面，二是叙述者方面。倾听者不知如何回应他人的创伤情绪，叙述者不知从何开始描述痛苦的事件和伤痕。“战争带来的伤痕……是事件和可用来描述事件的语言，或合理的思考之间的碰撞……逻辑上，没有理由认为英语不能完美地呈现战争的真实状况：这门语言有丰富的词汇，例如血液、恐怖、煎熬、疯狂、卑鄙、残酷、谋杀、失控、疼痛、骗局，而且还有像这样的一些短语：炸断腿、肠子从他的指缝中流出来、整晚哀号、直肠出血死亡，诸如此类的……‘语言’的问题不是不够文雅或不够乐观……而是（那些陷入沉默的士兵）发现没有人对他们在战场中带来的坏消息感兴趣。既然没有必要，聆听者怎么可能会愿意让这些信息破坏和动摇他们呢？我们让‘无法形容’变成了‘不可叙述’，因为这些叙述的内容会带来污染和破坏。”^［6］237

可见，写作疗愈的困难不仅在于语言无法形容，更在于语言之外的问题。叙述痛苦的事的困难，不在于其无法说，而在于其不可说。讲述痛苦并不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能重新建立人与世界的联系，事实是恰好相反。“家庭和群体通常会孤立那些暴露丑事的成员；朋友和家人会对那些困于悲苦和伤痛的人失去耐心。”^［6］237这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理性化压抑了正常的情绪表达，而这种驱力和激情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内化，从外部冲突变成内部之间的抗争，这种内部之间的自我对抗又会产生更多的情绪问题。过度文明化的社会结构要求的身体的理性化不仅是创伤难以表达的原因，有时也是新的创伤形成的原因，形成一个闭环，“人身上一部分反抗另一部分，或持续萎靡不振，使社会功能的执行甚至更加困难……导致强迫行为和不安征候，自我控制的习得，年轻人的文明化，从来也不会一帆风顺，全无痛苦，而总会留下伤痕。”^［10］256

2.2　写作疗愈的污名化管理

疗愈不仅是个人的事，更是一个群体的事。社会应该营造一种对痛苦事件或创伤事件的温和态度。经历痛苦事件后出现抑郁或焦虑是正常的身体防御机制，希望人们不要把抑郁和焦虑等情绪视为“污染”。不要让现代社会过度的肯定性压迫负面情绪的正常生存空间，至少不要丑化、神秘化或污名化抑郁症、焦虑症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特殊病症。社会允许人们谈论死亡和损失。不要丑化伤痕，允许看见伤痕。书写创伤、讲述痛苦的情绪才有空间，写作疗愈才成为可能。可以成立写作疗愈工坊，进行集体或小组的写作疗愈活动。集体写作疗愈可以聚焦于某一特殊主题展开，比如死亡、疾病等。这种人际互动能够提供表达创伤情绪的机会，群体成员的共情、陪伴、支持也对成员处理创伤性情绪、从创伤中恢复有帮助。这种关系型疗愈能够治愈被束缚人的羞耻感。“真正的亲密关系取决于我分享了多少自己的脆弱。随着我越来越多地练习表达真实情绪，困扰我前半生的孤独感像冰川融化般一点点消失了。” ^［7］58集体治疗通常更能让幸存者体会到更多人共同的脆弱。人会对与自己有类似经历的人产生同情，这有利于强化自我同情。

写作疗愈也要注意不同文化的特殊影响。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背景下，表露自己会引发羞耻感，加深对过度的人际关系接触的担忧。这也涉及写作疗愈的作品要不要公开的问题。如果写作疗愈的作品要公开，就存在某种风险：有可能不被读者接受或者感受到读者的评判和凝视。这可能会唤起一种脆弱感，让写作者感到不自在。分享痛苦和悲伤可能更有害而不是有益。那么，写作疗愈就可以选择不公开，作为一个人内部自我完成的过程便好，这就可以保留写作疗愈的有益影响。写作者也可以修改自己的故事，使其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比如通过隐喻、象征进行非直接的言说。除此之外，可以加强相应的教育引导减少“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偏见。比如在学校、社区开展心理健康课程，普及家庭问题不等于家庭失败的认知，强调主动求助是解决问题的积极行为。或者通过媒体宣传，如纪录片、公益广告等，展示家庭问题公开化的正面案例，减少对家丑外扬的污名化。寻找适合的倾诉对象袒露秘密有利于身心健康，这是一种寻求社会支持的自我保护。文化带来的社交限制使幸存者不知道怎么谈论创伤，也使倾听者不知如何去应对。创伤者的朋友可能会找一些可能合理的理由不去涉及创伤，其实幸存者可能有述情障碍，作为朋友你可以问问他是否想聊聊这件事，让他自由地谈论。如果你是创伤经历者，看到朋友对自己的遭遇默不作声可能会更加退缩。但事实可能是朋友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问。创伤事件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大家都知道却刻意回避。其实幸存者可以试着以“请随意谈论它” ^［11］165这样的方式引入话题，通过争取支持来对抗污名化。

3　写作疗愈的“语言”内部困境及其应对方式

写作疗愈的外部困难在于理性规范背景下的不可叙述，内部障碍在于语言本身的无法形容。

3.1　无法言说：语言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人们几乎不可能把创伤性事件变成语言。因为在人们的记忆中，痛苦事件是以图像而不是故事呈现出来的，创伤性记忆和图像是破碎的。“我们都知道，当痛苦太尖锐、悲伤太深、狂喜太强时，我们都不太容易记住这些感受。当情绪处在高峰时，我们的心灵会窒息，我们的记忆会出现空白，直到环境恢复平淡。” ^［6］226其次，语言的无法言说跟语言的发展演变有关。原始语言不是纯粹的语音和文字，言语过程还包含一些眼神、动作、表情、手势、姿态等形象生动的非语言因素，具有浓厚的具象性，原始人用这种语言来表达内心世界并不觉得困难。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分化演变，人的心理活动也越来越复杂精细。虽然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也在发展，但它是朝向抽象和概括这种高效的方向发展，更适应科学和技术的高度发展，与人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不平衡。“语言的这一进化是以牺牲掉语言的感性因素和‘共实践性’为代价的。”^［12］语言还带来一个陷阱，使我们容易与出现的“非理性”思维进行纠正。如战争后的战士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也会感到害怕，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思维和画面，这是正常的闪回，短暂地回到过去的惨烈现状中。这时用语言去与这些非理性思维进行辩论是徒劳的。

讲述有趣的故事是容易的，但谈及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却是困难的。神经科学发现人有两种自我意识：一种是自传性的自我意识，负责在长时间内维持稳定；另一个自我系统是基于生理感受而存在的，负责在当前记录人的意识。前者“负责创造可以讲述给公众所知的故事，如果我们足够频繁地讲述这些故事，我们很可能会相信这就是有关我们过去的、全部的事实。”后者“负责记录另一种事实：我们的内在是如何体验这些事件的。”^［6］231这两个系统可能各自为政。人在讲述故事时，可能过分启用公开的故事这一意识系统，压抑隐瞒内在的体验这一意识系统。因此，有些人描述着他的幸福成长和家庭，但他的身体却蜷缩着。因此，讲述公开的故事有可能陷入编织自我欺骗的陷阱，没有触及痛苦的事实。

3.2　积极地自我表达与隐喻

写作疗愈中语言的局限性在于难以描述内在的情绪体验，“难以描述”，不是“不能描述”。

首先，可以通过自我观察克服语言的无力感。通过体察自己的身体来连接内心的心灵体验，而不只是僵硬地叙述，把自己的痛苦事件剪辑成社会能接受的版本。叙述者应该少讲公开的故事，通过写作把故事和内在体验连接起来。与负责内在体验的系统重新建立连接，友好相处，少讲一些无关痛痒的事件，多写自己身体的感受为何，从而增进自我理解和自我同情。写作疗愈不是仅仅去写就能实现的。这个“写作”应是充满活力的自我表达，而不是无效地书写。无效的书写如抽象的语言。“通过那些疏离抽象且缺乏互动的长篇大论来疏远他人。过度依赖逻辑和高深的对话，以使自己远离混乱而痛苦的感觉世界。”^［7］246这于疗愈无益，是创伤后左脑解离的表现，是一种自我孤立。一开始健康的自我表达并不容易，人们容易陷入失语状态，书写者可以先通过阅读相关的作品，再找到自己的声音。

其次，语言不能明确具体地表达创伤性感受，人们也不喜欢太过直白的心理现实，那便隐喻地表达，比如通过诗歌的方式，象征性地表达内心体验也符合写作疗愈的现实。经历强烈情绪的事件后，人们不能具体说清楚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可以尝试象征性地表达。这种象征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事实上人们所能表达的内在体验就是这种程度，这已经足够实现疗愈。例如，有的人描述胃的感觉是：就像在大锅里搅拌，这说明他有能力使用象征性语言。这种象征性的写作，通过想象引导，能一步步地接近心理现实和身体感受，实现疗愈。如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NAPT）的成员Robert Carroll^［13］认为诗歌能帮助幸存者找到自己的声音，他把诗歌写作应用于临床治疗，如诗歌与脑瘤项目。他鼓励患者用诗歌写作。他的一个患者在做完脑部去除癌症的手术后写道：我感觉/我丧失了自己的边缘/然后丢失了自己的位置/但是悲剧是/有很多话/我不得不讲。还有一首是精神病科医生自己写的诗歌：我累了/我已经死了很多次，以不同方式/我因为死亡而疲惫不已，一次又一次地死去/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死亡/是我的宠鸽/被砍头/被我的父亲/在地下室。这两首诗都是诗歌写作疗愈的案例^［13］。“把创伤经历改成象征的表达，例如用语言表达，而不是行动，能让患者反思，而不是反应，这样，患者的心智水平逐渐提升，能够得到帮助，并且觉知到现在和过去……”^［9］334，“运用象征符号（隐喻和明喻）能够帮助患者开始认识、表达和调节自己的心理内容。”^［9］327有能力运用语言意味着有较高级别的行动倾向。通过一系列象征、变形和改造，将不被社会接受的被压抑的内心隐曲呈现为文字，写作的疗愈性便体现出来了。

4　结语

写作疗愈有利于促进个人成长和群体和谐。适用于各种需要情感表达和内心疏导的人群，也适用于想通过写作促进自我认知和成长的人群。人在承受压力事件时可能出现与创伤相关的症状，有创伤就需要疗愈，疗愈有多种方式。写作疗愈具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集中体现为写作的方式——语言。写作，即叙述故事，讲清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这事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写作使人能够通过语言来分享原初的经验，创造完整的个人故事，使人有话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打破社交孤立。写作把创伤记忆转化为象征叙事形式，有利于人们理解创伤记忆的本质，从而让过去真正成为过去，而不是活在创伤记忆中，被其压垮。写作疗愈也面临不少挑战，有语言之外的困境，也有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建立群体的写作疗愈工坊、对创伤事件进行污名化管理、进行积极的自我表达、运用象征符号等方法面对这些局限，同时需要进行写作疗愈实践不断探寻其解决路径。不仅重视写作疗愈对个人的作用，也关注写作疗愈对社区群体的疗愈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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