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医文化是随党领导的革命卫生事业创建，具备独特性的文化体系，是红色革命文化、医学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文化的集合
［1］。对红医文化的讨论和探究，不是“老生常谈”和“新瓶装旧酒”，而是在新时代从医疗卫生视角对红色文化的再强调、再诠释、再创新，使得红医文化能够适应新阶段新征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作用。学界对红医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内涵、边界、特征、价值、应用等方面虽有表述和向度差异，但也达成较多共识，廓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和争论歧见，在实践中还进行了一些探索。概览红医文化已有研究，其细分和深度方面仍需加强，更具体地讲，如红医文化的教育维度虽有涉及，但作为文化存在的红医教育尚缺乏相对独立和系统的专门论述。本文以红医教育文化为切入点，尝试对其进行初步剖析和思索，以期为红医文化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1 红医教育文化的内涵辨析
红医教育文化是红色医学教育的文化形态，属于红色文化体系，与红医文化相通相连，有共性特征也有专属特色。因此要对红医教育文化展开讨论，就需要对其内涵进行梳理，而要明晰红医教育文化的内涵，就需要厘清红医教育文化与红医文化及其构成部分的关系。
1.1 红医教育文化与红医文化
红医文化是在红色革命中诞生并赓续至今的红色卫生文化。从内部结构看，红医文化中的“医”可分为医学学科、医学教育、医疗实践，其文化也可分为红医学科文化、红医教育文化和红医职业文化。故，红医教育文化是红医文化的子集，是红医文化在医学教育情境中的具化和演绎；红医文化是红医教育文化的母体，是红医教育文化在文化生态上的总括和凝练。
目前部分红医文化研究渐趋分析—融入—践履的路径依赖，这固然是依据具体—抽象—具体和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论规则，但也客观上造成了红医文化与医学本体内容的某种“割裂”，使得理论性的红医文化显得“缥缈”，陷入红医文化似乎是“外来物”需要“融入”才能发挥功用的误区。此范式往往容易遮蔽和忽略的事实就是：红医文化本就寓于红医学科、教育、职业中，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有文化。红医文化研究理应站在国家、社会、民族的宏大层面审视，以提升红医文化的高度、广度、深度、效度，但也要站稳本位，抓住红医文化的内在本质，回到红医文化的落脚点即卫生事业领域的红色文化，否则不免有过度“泛化”之嫌。如果连红医教育都没做好，谈论其他方面的融入发展，也难有说服力和信服力。如此，红医教育文化的出场便有了推动和深化红医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动机。
1.2 红医教育文化与红医学科文化
红医教育文化与红医学科文化同属红医文化，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却又各有侧重、各有特性的文化分支。如同教育与学科的关系，红医教育文化以红医学科文化为支撑和依托，红医学科文化为红医教育文化提供学科背景、学科基础、学科内容、学科推力；红医学科文化又以红医教育文化为反哺和场域，红医教育文化为红医学科文化承担知识输出、技能训练和学术育人的职能，特别是为学科和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红医人才。
红医学科文化对人才的培养作用是间接的、隐性的、有“距离感”的，而红医教育文化则直接指向和明确针对授学受众。学科重知识生产和科研突破，具备相对独立的自我体系；教育重传授引导和人才培养，教化同化社会化是其特有范畴。红医教育文化和红医学科文化更像是育人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二者不能相互替代，而应相辅相成、互助共赢。学科文化的完善，才有教育的可能和优化；教育文化的繁荣，才有学科的升维和进化。红医教育文化是医、理、工、文等结合的多学科文化，是知识、技能、价值一体的教育文化，而红医学科文化是可以发力医教、医疗、医药等多方面的文化，从这个角度讲，红医学科文化是红医教育文化的构成砥柱，红医教育文化是红医学科文化的具体运用，红医教育文化与红医学科文化相互渗透，彼此交融。
1.3 红医教育文化与红医职业文化
如果说学科是前提，教育是中介，职业则是终端，三者构成一个彼此联系、融洽协同、互相影响的闭环链条。所以，教育是职业的前置位层，没有教育就难以产生持久的人才供给，职业也就无法进行；职业是教育的直接目的，教育要根据岗位需求变化来及时调整，教育与职业才能做到相互契合和功能匹配，避免“毕业即失业”，教育与社会脱节的现象。当然教育不能浮躁短视，仅以就业的一时“冷热”决定专业废立，这会导致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功利化和工具化。
红医职业文化是红医教育文化的延伸和拓展，偏重于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行为准则、工作操守、从业规范、行业纪律等。职业环境与教育过程中的红医文化是同一的，它们只是学习生涯的不同经历，镌刻其中的红医文化、红医教育文化并没有随医学生毕业执业而削弱、变更和消弭，反而因医务职业的特殊性，在场景转换中得到迁移、重塑和再现，被赋予了新角色、新身份、新岗位的职责与任务，从而焕发新生命、创生新蕴含、展现新形象。同时在医务职业中无论是临床实操，还是带教执教抑或学术科研，都需要不断深造学习、精进技能、提升素养，而这些再教育和继续教育阶段，本就是红医教育文化长久发挥作用的效能时空。由此，红医教育文化可以视为是内嵌于医教研的终身教育文化。
1.4 红医教育文化与红医文化教育
红医文化内涵意蕴、运行机理、价值功能、叙事旨趣的挖掘阐发，其逻辑必然就是要解决红医文化在新时代如何传承创新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只有通过“人”才可能达成文化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实质上是一个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化，其关涉的学理澄明、观点争鸣、思想宣导、精神传播、实践活化等天然具备浸染熏陶、启智润心、形体铸魂的育化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实化于效的教育转化机制来实现的。
红医教育文化的重心在“文化”，回答的是“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等背景内容和特质特征问题；红医文化教育的重心在“教育”，回答的是如何教、对谁教、教什么等建设理路和方式方法问题。红医教育文化是红医教育“的”文化，限定了这种文化是红色医学教育的文化；红医文化教育，是通过红医文化或在红医文化中育人，其共同点在于“红医”“教育”“文化”三者要俱备。是故，探讨红医文化不可不谈红医文化教育，否则红医文化就缺失了现实行进的重要抓手和渠道凭借，而论及红医文化教育就必须直面红医教育文化，因为红医教育是红医文化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战场，其孕育和滋养了红医文化。红医教育文化是红医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甚至可以说，把红医教育建设好，把红医人才培养好，把红医教育文化发展好，就是红医文化成功的“融入”和“变现”。
由上推之，可以给红医教育文化内涵作以界定：红医教育文化除具备红医文化政治坚定、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护佑生命、无私奉献、技术优良等成分以外，还应具备心系民族、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立德树人、勤勉育人的砥砺担当，言传身教、为人表率的师道德范，深耕教坛、潜心治学的务实态度，以生为本、爱教善教的主体自觉，重教尚学、传道乐道的教育传统，锐意进取、笃行不怠的勇毅姿态等元素，其主旨在于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保障人民卫生健康，将医者初心和师者使命熔铸于党领导的人民卫生教育事业中，聚焦培育适应新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红医人才。
2 红医教育文化的发展流变
红医教育文化穿越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致力于医学人才培养，护航民族复兴梦想，成为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亮眼篇章。红医教育文化与红医教育一体两面、密不可分、共生共存。红医教育文化发源于红医教育建设实践，是红医教育精神风貌的集中描述，激励和推动着红医教育发展，而红医教育孕育、承载了红医教育文化，是红医教育文化的现实阐释，表征和勾勒了红医教育文化的精神理念与整体画像。红医教育文化的历史演进和脉络流变，要从二者统一的发展历程中把握。
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创摸索，奠定基础
红医教育文化肇始于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红色医学教育事业的光辉结晶，也是培养红医人才的文化宝库，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医教育文化的雏形期。早在1928年红四军就提出培养“卫生专门人才”的要求。1929年的“古田会议”则进一步提出了卫生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政治方针和基本原则
［2］。因而开办医务学校和卫生训练班，培养一支自己的卫生队伍，成为当时的必须之策。苏区时期福建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和江西的红军卫生学校，制定了培养自己军医和“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确立了红医教育文化的基础内涵。课程设置以战伤和常见病为主，内容贵在“少而精”，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理论教学与临床实际联系，采用“学用一致、学以致用”的教学法和“短平快”的教育目标
［3］，这是红医教育文化实践性的昭示。同时为增强军民预防疾疫的意识和能力，还进行了广泛发动、普遍参与的卫生科普教育，如学校卫生健康教育、军队卫生健康教育、卫生防疫运动、免费医疗服务等，彰显了红医教育文化的人民性，也使其拥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二是抗战时期——红医教育文化的成长期。由于一批国内外卫生技术人员、青年知识分子的加入，医学教育队伍得以壮大。1940年中国医科大学在延安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医学教育及医学管理干部人才教育的开始。学校不仅开办了四年制军医班，还设有研究班，将卫生普及教育和卫生技术教育结合，培养了一批卫生技术骨干。1941年毛泽东为其毕业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4年毛泽东为延安卫生展览会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这些思想理念丰富和延伸了红医教育文化。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师、旅及医院开办的卫生学校或各式训练班及大范围开展的在职医学教育等都在实践和传播着红医教育文化。如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下发，各单位充分利用各种时机和方式，进行专题训练、学术报告、技术练兵等，在职教育进一步发展
［4］。同时还建有“医务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组织学术报告，研讨专门技术。三是解放战争时期——红医教育文化的拓展期。随着解放区和部队规模扩大，对卫生人员的需要不仅在数量上增加，在质量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此，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和推广分级训练方式，形成医生、卫生人员包括护士、化验员、司药、卫生员等层次分明、分工合理的医学教育体系
［5］。另一方面根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和需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教学内容上着重战伤外科；学制上“短期速成”，由延安时期的二年制改为一年制，以便尽量在短期内为革命战争输送急需医务人员；教学上推行专科重点教育，同时利用实例、模具、图示等开展形象教学。这种为革命任务服务的医学教育方针，给革命斗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紧跟解放战争的胜利，红色医务人员服务的人群、活跃的场景和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红医教育文化也从区域性文化扩充至广域性文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红医教育文化的创立与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红医教育文化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时代性烙印，其坚持党的领导、恪守为无产阶级斗争和军民卫生健康服务的政治立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卫生实际结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紧紧依靠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响应时代号召，主动投身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战争年代医学教育战线的精神旗帜和象征符号。中国革命催生了本土特色的医学教育，也锻造了中国独有的红医教育文化。如同卫生工作被视为关乎革命大局胜利与否的重要存在，红医教育文化也就成为红色文化、革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医学人才供给、医疗卫生保障和精神文化资源，成为党和人民伟大历史征程的文化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医学教育事业中接续发展。
2.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造转型，曲折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下，医学教育事业在改造和调整中逐步促成了高、中、初等医学教育和进修教育集成的系统完整和现代规范的教育体系，红医教育文化也随之得以升维进阶。一是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医学教育体制，实现红医教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助力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对医学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校建设方面，接管之前的卫生机构与医学院校，并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医学院校。在1952年和1956年对医学院校进行两次调整
［6］8-11，合并了规模较小的学校，内迁了一些院校，将部分医学院校从综合学校中拆分出来，加强了集中办学和改善了区域布局。此外，确定了高等医药学校的专业、学制，还对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了统一规范。教材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医学教材由翻译出版苏联教材为主转向自编教材，出版了多种符合国情、贴合实际的教材、教参。教学上注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既要培养学生全面系统的科学知识，又要结合实际培养独立的工作能力，提出“通过实际工作，完成教学任务”的理念。师资培训方面，20世纪50年代开始，举办了一系列高、中级师资培训班。1962年制定了师资培养制度，并对重点医药学校的师资配比作了规定，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喜人成绩。二是继承和发扬红医教育文化，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要从思想信念和专业能力上着力做好医生培养工作，一方面加强专业技能，提高医疗素质；另一方面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致力于社会主义医疗工作的医学人才。1954年第一届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培养具有一定马列主义修养且体魄健全，掌握先进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高级医药卫生人才的要求
［7］，指出要从思想观念与专业能力结合上培养医务人员，既要将政治课程设为医学生的必修课，强化政治学习，防止政治偏差，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要加强医疗专业学习，保证专业能力的提升，注重医疗实践，做社会主义合格医疗工作者。三是巩固为人民服务的红医教育文化取向。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机构以西医为主，且数量较少，百姓看病难，中医在中国历史悠久且分布广泛的实情，按照毛泽东西医与中医有机结合的指示，加大中医药的建设、研究与学习。1956年4月，《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工作的指示》发布，开启了中国现代中医师承制度。1956年8—9月，在广州、成都、上海、北京成立中医学院并开始招生。此外，为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的卫生健康服务，做好基层卫生工作，1951年卫生部强调了中级卫生教育的重要性，主要面对初中毕业生，有医士、护士、助产士、检验士、药剂士等专业
［6］26。1965年，毛泽东作出“六·二六”指示，要求将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放到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这都坚定了红医教育文化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主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医教育文化的时空背景发生改变，制度化和现代化成为这一阶段红医教育文化的特征标识。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红医教育文化实现了社会性质和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文化，转变为兼具革命色彩和社会主义社会内涵的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也使得红医教育由革命战争时期围绕军事斗争为主的政治目标和机动灵活、短期培训的教育方式，转变为相对和平时期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和规范化、多层次的较为独立自主的系统医学教育。同时“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工作方针，把人民群众健康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新型红医人才的中心原则等推动了红医教育文化新发展。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学制专业、教材编制、师资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均继承和贯彻了红医教育文化，为社会主义卫生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2.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恢复调整，快速跃升
改革开放时期，红医教育文化也进入发展快车道。一是医学教育改革始终坚持红医教育文化的政治方向。如高等医学院校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同时加强专家型委员会发挥智囊咨询作用，成立院校职工代表大会。恢复高考后，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医学教育重要作用，确立16所重点医学院校。199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把“依靠科技进步”的方针改为“依靠科教进步”，突出了教育和人才培养在卫生事业建设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高校大规模合并，很多独立医学院校并入综合性大学，学校内外资源环境都发生较大飞跃
［8］。同时中医药教育继续受到重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传统医药发展提供了根本法保障。1986年12月，中医药专门行政机构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1997年1月，《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推广了中医药现代化概念。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动了中医药院校改革及院校教育、师承教育、继续教育的培养体系发展。二是医学专业教育质量提升，强化了红医教育文化“技术优良”的人才培养要求。改革开放后，面临跨世纪竞争与挑战，医学教育适应和服务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就需要改变同专业多学制并存的局面。国家教育委员会将学制统一规定为三年制的专科医学教育、五年制的本科医学教育、七年制的硕士学位医学教育，以七年制为代表的长学制医学教育得到长足发展。1985年成立了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严格卫生专业人员资格考核和医师队伍准入。1994年《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对医学人才具备的知识、能力、素养作了具体要求。2001年卫生部、教育部发布《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从医学教育的数量规模、层次结构和专业设置等方面作了规划，并列出了时限目标。2008年组建了教育部医学教育认证专家委员会和教育部临床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启动了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同时推行学分制。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实施卓越医师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11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逐步建立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三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成为新时期红医教育文化的新内涵。随着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普及和社会急剧发展带来的防治疾病谱系变化，教育理念和课程教学需作较大调整，除增设了部分社会急需专业和新兴专业，还在注重专业技术教育的同时，提高思政课和其他人文学科教学比重，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改善见习实习制度。2012年《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优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结构，着力于医学生职业道德和临床实践能力的显著提升，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将医德教育贯穿医学教育全过程，为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新时期红医教育文化规约着医学人才教育改革的目标与任务，是塑造技术精湛和品德崇高的医学生的重要文化资源，同时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人为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的理念维度，成为当代红医教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198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群众卫生运动写进宪法。198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2009年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红医教育文化与群众运动结合的精神在新时期得以传承与加强。
新时期红医教育文化迎来了快速发展契机。改革开放大势的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发展、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推进要求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影响等，促进了党的发展观、卫生观、人才观的深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红医教育文化发生了深刻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巨变。新时期红医教育文化是推动医学教育发展的精神动力，不仅强化了医学教育改革的理想信念价值，也确立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全面发展作为医学人才培养的考核标准，把应对市场经济利诱、外来文化冲击、不良思想侵袭及医患纠纷矛盾等纳入关注视野。同时医务人员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及抗击疫情、为人民卫生健康服务的优秀事迹和高光精神，是红医教育文化基本属性、核心价值的有力印证和生动写照，也使得医学伦理、医学人文及医学院校思政教育得到强化，从而确保新时期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成长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在学科方面，红医教育文化还推动了求真务实、开放交流、自主研发相结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医学创新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医学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改革，创新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把卫生健康视为民生福祉，大力推动人民教育和人民健康事业发展，红医教育文化成为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培养新时代医学人才的重要文化力量。一是高度重视医疗卫生健康和红医人才培养，增强红医教育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9］。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针对“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教育根本问题作了专门论述，并提出要建设教育强国
［10］。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教育强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等
［11］。这些重要讲话深化了红医教育文化健康与教育耦合的意指，并使“教育强国”“健康中国”“五育并举”“五维素养”等成为新时代红医教育文化的新任务和新意涵。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2］，这成为新时代红医教育文化铸魂强师的行动引领。2024年，新时代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从建设教育强国上升为建成教育强国
［13］，为教育系统布置了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新时代红医教育文化有了新的奋斗方向。同年《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要求从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医疗卫生机构人文关怀建设、崇高职业精神弘扬等3个方面，坚持“患者为中心”，大力开展医学人文教育，这是红医教育文化人文精神的新倡扬和新落实。二是新时代推进了医学教育的全面深化改革，红医教育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3年《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出台，从制度上对医师队伍教育作了具体规定。2014年的《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增进了医教协同育人理念和模式的深入。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加强医教协同，加快形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医学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新媒体、新技术开展卫生健康教育。这些前瞻布局和精准施策推动了新时代医学教育和红医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为加快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在2015年和2017年两次发文推动七年制临床医学教育调整为“5+3”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8年《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要求深化医教协同，推进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医学专业，培养一流医学人才等，表明了医教研结合的红医教育文化在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和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中的重要性。在中医药方面，2016年《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9年《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的召开等，在国家层面建立健全了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三是医教、医疗、医科的同频共振、不断创新，为新时代红医教育文化带来了新鲜血液。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要树立“大健康”理念，加快卫生工作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给新时代红医教育文化带来了新风。2020年9月《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新理念、新定位、新内涵、新医科为医学教育建设原则，要求培养“医学+X”多学科背景的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深化住院医师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改革等，其中新医科的创新理念尤为受到重视。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调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
［14］。这喻示着要整体推进医学教育发展、医务人才培养和医疗科技创新，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红医教育文化、红医学科文化、红医职业文化的同向发力、协同前进。
新时代红医教育文化获得了更深入发展。新阶段新征程新事业赋予红医教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与发展特点，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两个结合”，坚守初心使命，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紧盯“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新时代健康观和医学教育观、医学人才观，视全面健康为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基础。同时红医教育文化一方面构建以新医科为引领的医、工、理、文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引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技术等数智化内容，推进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慧医学教育。百年大变局之下卫生健康领域的新形势新矛盾新挑战，新时代在医学教育发展、医学学科创新、医疗执业服务中取得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更加凸显了红医教育文化在培养新时代红医人才，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健康中国和满足人民美好健康生活需要，以中国式医学教育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新时代为红医教育文化擘画了新蓝图，描绘了新愿景，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激发了新动能。
3 红医教育文化的时代价值
红医教育文化创造性地回答了各个历史时期医学教育“为谁办、办什么、怎么办”等关键问题，其积淀的办学思想、实践智慧、规律认识、成功经验淬炼了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人民中心的价值追求、医德合一的培养理念、学践贯通的医教模式、开放包容的教育视野、勇于创新的教研品质、严谨细致的教学作风、精益求精的教匠态度、精湛过硬的教授本领和认真负责的育人意识等，为新时代医学教育和红医人才培养带来重要价值启示。
3.1 政治引领、对党忠诚，擦亮医学卫生教育的新时代底色
党的领导是红医教育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听党指挥，遵党号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红医教育生发的先决条件和决定要素。可以说，红医教育是随军而始、应民而建、因党而兴，红色既是其特色，也是其本色。没有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没有党创立的武装力量，没有红军对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启，没有党对军民卫生事业的重视，红医教育就无法诞现，更失去了发展前提，何谈其勃盛壮大。因此，红医教育文化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医学专业人才技术培训，是“红”“医”结合的综合教育文化，其蕴含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两条有机统一的人才评价标准，即红医教育文化要求培养政治性和专业性复合的人才，以“又红又专”为建设方向和育人指引，其中“政治合格”是首要考量，“技术达标”则是立业之本。政治性是红医教育文化的首要属性，其根源来自党。
3.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人民的卫生健康需求为根本宗旨
无论是冒着枪林弹雨，在救死扶伤，同疾病伤痛搏斗的前线战场中，还是在条件简陋、不畏劳苦、教书育人的教室课堂中，又或是在宣教卫生健康知识、改善民众卫生习惯、促进社会文明、预防疾疫的群体活动中，红医教育文化都坚持和贯彻了惠民护民靠民的人民属性和群众路线。革命时期组建免费看病的医疗所、免费上学的医务学校、看护培训班，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服务的卫生方针，改革开放时期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卫生观，重视人民健康思想一以贯之，到新时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卫生理念及持续推动医教医疗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加各项支持力度，培养人民最需要的医学人才，推动健康中国、卫生强国建设，为夯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健康之基提供教育与医疗保障等，无不确证和昭示了党政军民医统一，先进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红医教育文化特性。新时代红医教育文化要以医学教育为民的价值取向统摄医学教育体用架构和改革发展全过程，将医学教育与人民美好生活结合，坚守人民中心的教育理念，坚持人民教育为人民的教育立场，以人民卫生健康服务为根本宗旨，不断提升医学教育民生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医学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3 德术并重、以德驭术，用思想理论教育规导医学专业教育
医学是科学，也是人学。“人”始终是医学和教育的共同核心。知识传授、技能修炼和人格塑造、价值养成是红医教育文化的主要内容，德术并重，以德驭术，是红医教育文化的原则要求。红医教育文化创建初期就敏锐地意识到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关注医德医风问题，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增强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医学院校普遍开设了思想品德课程，在巩固专业技术培训的同时提高学员的政治素养和道德水准，这是红医教育文化一直保持和发扬的特色传统。事实证明，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校医学生医德医风建设的重要力量
［15］。思政引领力是教育强国的首要内涵，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是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红医教育文化在立足新阶段、踏上新征程、推进新事业中，要正视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不断改进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改善德育的方式方法；要特别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对医学专业教育的规导，拓展和深化课程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和文化育人为主体的“大思政课”工作格局；要在教育教学中及时融入党的创新理论，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弘扬践行新时代红医精神，紧扣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育人素养目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事业，培育德医双馨全面发展的红医人才。
3.4 以我为主、尊重实际，建设中国特色化时代化的红医教育
红医教育文化是根据国情实际、形势发展、社会需要进行针对性、现实性的自我改造，在尊重客观条件、学科特点、教学规律的前提下，以我为主、以我为准，从自编教义、创新教法、重点教学、实用为要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和大胆试验，实施了推动医学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改革治理
［16］，创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医疗卫生教育体系。扎根中国大地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立足点。新时代红医教育文化，一方面要从国情、社情、民情、教情、学情出发，坚定文化自信、教育自信、育人自信，充分尊重中国医疗卫生人员的教研实践，不断总结新经验、提炼新智慧、凝结新理论、讲述新故事，增强医学教育的民族性、本土化和特色化；另一方面，要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体制机制、内容理念、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模式方法、学科专业等要与时俱进，与时偕行。要拥抱数智化浪潮，培养医教研兼备的医学人才。要践行贯通式、多学科的新医科构想，建立专本硕博一体化的新红医教育。要通过制度体系治理，以其内生动力激活医学教育新质生产力，为强国建设提供医疗、人才、教育、科技的战略支撑力和社会协同力，赋能中国式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
3.5 守正创新、文明互鉴，兼收并蓄各民族优秀医学文化成果
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是指导文化建设、文明发展的原理遵循。红医教育文化，是中国医学教育的文化宝藏，是卫生人才培养的珍贵资源，也是医疗卫生事业的精神支撑，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断深化自身内涵和打上时代烙印。红医教育文化，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卫生理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卫生底蕴及现代医学教育成果，伴随党的百年历程，在古今中外医学教育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在世界各民族医学教育成果的文明互鉴中，吸收融合、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借鉴国际经验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国际影响力是教育强国的外部拓展。新时代红医教育文化，要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胸怀，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民族性和开放性的统一，既延展红医文化，扎牢红医基因，又观照医学教育新发展、着眼医学学科新动态和把握医疗职业新变化，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医学教育治理，不断提升中国医学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为推动全球医学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课题“闽西苏区红色医疗卫生教育研究”(FJJKBK23-191)
2024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FJ2024XZB038)
2024年福建医科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医马融合构建‘大思政课’工作格局路径研究 ”(J24056)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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