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视域下红医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研究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red doctor spirit from the “two integrations” perspective

摘要

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医德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形成的独特精神形态与价值追求。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文化的重要源头。运用“两个结合”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红医精神的生成逻辑，揭示其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人民立场等核心理念在中国革命医疗卫生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具体化体现，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等传统医德与红色革命文化在实践层面的交融与升华。研究认为，红医精神的生成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理论指导、文化浸润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的产物。立足新时代，红医精神在坚持人民至上、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赓续红色基因、培养时代新人等方面，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Abstract

The red doctor spirit is a unique spiritual form and value pursuit nurtured. It was nurtured and formed during the medical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vast medical workers to integrat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concrete realiti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ethics culture. It constitute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piritual spectru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but also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the health and wellness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mploy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this paper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the red doctor spirit. It revealed that this spirit was not only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Marxist core concepts such as human emancipation and the people-centered stance in the medical and health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ut also an integration and elev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like “the caring heart of a physician” and “a master physician must have superb skill and sincerity”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red revolutionary cultur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is paper argued that the generation of the red doctor spirit was the product of a dialectical unity regar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cultural nourishment，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Situated in the new era， the red doctor spirit continues to exhibit strong vitality and irreplaceable contemporary value in aspects such as adhering to the people-first principle， advancing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strengthening medic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conduct， carrying forward the red gene， and cultivating new generations for the era.

关键词

红医精神 / 医德医风 / 医学人文

Key words

red doctor spirit / medic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conduct / medical humanities

0　引言

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医疗卫生领域孕育形成的一种独特精神现象。它生动地展现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汲取中国传统医德的精华，并结合实际医疗工作，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医德医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这一重要论断为理解红医精神提供了理论指南和方法路径。因此，在新时代研究红医精神，应将其置于“两个结合”这一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它形成的内在逻辑、文化根源、价值追求和现实意义。尽管当前学术界对红医精神的内涵、历史作用及现实价值已有很多研究^［2-6］，但从“两个结合”这一视角进行系统性、学理化分析的研究仍显薄弱，特别是对于“结合”过程中的具体机制、内在矛盾及理论创新等方面的探讨有待深入。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用“两个结合”的理论视角，分析红医精神的生成逻辑与动力机制，并探讨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力求为红医精神研究带来新的思考和启发，同时回应当下医德建设与医学人才培养的现实诉求。

1　“两个结合”视域下红医精神的生成逻辑

红医精神的形成并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个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在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生动实践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1.1　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红医精神的理论基石与实践导向

马克思主义始终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解放视为己任，其鲜明的人民立场、群众观点和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为红医精神的孕育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指导和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明确宣告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这一经典论断高度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将这一根本宗旨具体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在极端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富有创造性地将这一宗旨贯彻于医疗卫生工作的各个方面，由此构筑了红医精神的理论内核。

首先，红医精神的生成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在中国革命医疗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与发展。在中央苏区时期，面对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落后的医疗条件，党领导的医疗卫生工作自觉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1927年“三湾改编”时成立的红军卫生队^［8］10，其意义不仅在于建立了一个卫生组织，更在于它体现了党从初创武装力量开始就将人的生命健康置于重要位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本关怀的体现。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就强调要关心爱护伤病员，并将其上升到政治工作的高度，这一举措实质上将医疗救治工作从单纯的技术行为升华为体现党的性质宗旨、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政治任务，这同样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与阶级关怀的思想。

其次，红医精神的形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创新实践。在中央苏区时期，尽管面临敌人的封锁和缺医少药的严峻挑战，党并没有局限于有限的专业医疗资源，而是积极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例如，1933年颁布的《卫生运动纲要》就明确提出，卫生工作要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9］。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路线在卫生领域的生动实践。通过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苏区的卫生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疾病预防也取得了实效。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将医疗卫生事业从少数专家的专属领域转变为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它不仅弥补了医疗资源不足的短板，还大幅提升了群众的卫生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在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生动实践。

此外，红医精神的孕育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对医疗实践的指导。例如，“预防为主”方针的确立^［8］7，就体现了从事物发展规律出发、注重矛盾主要方面的辩证思维，这既是对“治未病”中医思想的继承，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卫生工作规律的科学把握。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西医并重”^［8］7方针的提出和实践，则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态度，以及善于吸收借鉴、融合创新的辩证思维，这种做法既利用了西医在战伤救治中的优势，也发掘了中医药在资源匮乏情况之下的独特作用。

由此可见，红医精神的理论基石在于马克思主义，但它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群众观点、实践观点和辩证思维与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具体实际”——即服务战争、保障军民健康、克服极端困难的现实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正是通过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得以在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具体化，形成了红医精神独特的思想内核和实践原则，如“政治坚定、救死扶伤、艰苦奋斗、服务军民”等。

1.2　“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红医精神的文化根脉与伦理滋养

红医精神的形成，也真切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深度结合，从而造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医学伦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医德思想，尤其是“医者仁心”的理念，为红医精神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和伦理滋养。回顾历史，从“神农尝百草”的献身精神，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蕴含的严谨求实态度，再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倡导的“大医精诚”——要求医者“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所有患者，到明清医家强调的仁心仁术，这些宝贵的医德传统构成了红医精神得以生长的文化沃土。

然而，红医精神并非对传统医德的简单继承，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红色革命文化的时代要求，对其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互相成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结合过程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医德的现代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医德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表达与伦理基础，二者在革命实践中互相渗透、互相塑造。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赋予了传统“仁心”以崭新的阶级内涵和更广阔的实践指向。传统医德的“仁”主要体现为对个体病患的同情与责任，虽然也有“普救含灵之苦”的宏愿，但在阶级社会中往往难以超越身份、地位的局限。而马克思主义强调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红医精神便将这种“仁心”从个体层面提升到阶级层面、革命事业层面。服务对象明确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同志，医疗实践的目标与服务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解放劳苦大众的政治目标紧密结合。“红色华佗”戴济民的事迹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放弃优渥生活投身革命，其“仁心”已内化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工农大众的深厚感情，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传统医德的重塑与升华^［10］。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和革命斗争精神促进了传统医德实践的创新和发展。历史上，中国传统行医往往多为个体行为，注重个人医术与道德修养。但是，在资源极度匮乏、环境极其恶劣的革命战争年代，单靠个人力量显然难以应对大规模的伤病救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医务人员发扬集体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创造性地开展了集体医疗救护模式、分级救治体系（例如陈义厚创建的救护体系）以及群众性卫生运动等^［9］。这些创新不仅满足了实际需要，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的思想。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广泛采用中草药、创办卫生材料厂等自力更生的做法^［8］98，更是将传统医学的智慧与革命者的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相结合的典范。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赋予了传统“济世”情怀以更高的价值追求。传统医德所强调的“悬壶济世”，更多体现为个人慈善与职业修养。而红医精神则将这种关怀社会、济世助人的初心，上升为服务人民解放、追求社会公平的革命理想。这种理想信念成为红医的集体选择，他们不仅是生命的守护者，更是革命的战士。以红三军团总医院院长何复生为例，他在战火中抢救伤员直至牺牲，其行动超越了一般的职业道德，体现了为革命理想和人民利益献身的崇高境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与传统医德结合后产生的精神升华。

1.3　理论指导、文化浸润与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红医精神的生成机制

红医精神的最终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浸润以及中国革命医疗卫生实践的艰辛探索三者之间辩证统一、相互作用的产物。其生成机制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制度建设的保障以及革命精神的熔铸等多个层面。

第一，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的互动形成了红医精神生成的基础机制。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理论指导）并非停留在口号上，而是通过具体的医疗卫生实践（实践探索）得以贯彻和检验。以中央苏区为例，从卫生队到军医处、卫生部的管理体系，以及从绷带所到后方总医院的救护体系的创立^［8］10，这些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建设的思想，也是在残酷战争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结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诸如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等）反过来又推动理论思考的深化（例如“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提出）。如此一来，理论在实践中被检验、修正乃至重塑，实践中的新问题则催生理论思考的深化，逐渐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认知与实践过程，这是红医精神不断充实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第二，制度建设为红医精神的培育和巩固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机制。红医精神不仅仅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和道德感召，更需要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和制度规范来支撑。回顾中央苏区的历史，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建立了军地两套医疗卫生管理系统，形成了一个简单但覆盖军民的医疗网络^［8］10，而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比如《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与《红军抚恤条例》保障了伤病员的基本待遇，《苏维埃区域内暂行防疫条例》和《卫生运动纲要》规范了公共卫生事务，《中国工农红军医院政治机关工作暂行条例》则强化了医院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这些制度把红医精神中的“关心伤病员”“服务群众”“预防为主”等原则要求，细化成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和工作流程。这使红医精神从个人的自觉追求上升为有组织、有制度支持的集体行动，不仅增强了其实践效果，还提升了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第三，革命文化与传统医德的交汇熔铸是红医精神形成的精神升华机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先后孕育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等革命精神，为红医精神注入了强大的政治信仰和精神动力。革命理想、斗争意志、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等红色文化元素，与传统医德中的“仁爱”“精诚”“审慎”等理念深度结合，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一方面，革命文化将传统医德提升至新的境界，使其超越了单纯的职业伦理范畴，赋予其服务革命、解放人民的崇高使命；另一方面，传统医德中蕴含的人文关怀也丰富了革命精神的内涵，使其在医疗卫生领域展现出独特的人道主义光辉和人文关怀。这种文化的交汇与熔铸，通过榜样示范、宣传教育、集体生活等多种方式得以实现，最终内化为红医精神的核心品质。

红医精神的生成是一个动态演进、多维互动的复杂过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的指引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通过艰苦的革命医疗实践这一“土壤”，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反复淬炼、制度的规范保障，以及精神文化的交融升华，最终形成了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烙印的宝贵精神财富。

2　新时代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下，红医精神并未随着革命战争的硝烟散去而褪色，反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

2.1　人民至上：红医精神的根本价值立场与时代彰显

人民至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立场，更是贯穿红医精神的核心价值追求与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而红医精神的孕育，正是这一根本立场在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生动实践。回顾中央苏区时期，“一切为了伤病员”口号的提出^［11］，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具体落实，更是将传统医德中的“仁爱”对象清晰聚焦于革命战士和劳苦大众，彰显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属性。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关心慰问伤病员，这种具体的要求已超越单纯的道德层面，成为党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这一工作路线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

步入新时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一价值理念，可以看作是红医精神价值内核的赓续与升华，这一点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得到了最有力的集中体现。党中央始终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既是党治国理政理念的庄严宣示，更是红医精神核心价值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传承。广大医务工作者在病魔肆虐情况下，义无反顾的行动已然超越了单纯的职业行为，深刻地体现了红医精神所蕴含的那种政治觉悟、责任担当与奉献精神。先进典型身上感人的事迹正是红医精神价值内核在当代个体身上的生动写照，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医学职业精神的鲜活标杆。

从学理上看，红医精神所内含的“人民至上”价值立场，对于新时代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医者“仁爱”观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相互结合、淬炼升华而成的独特政治伦理建构。它不仅要求在宏观层面关注制度公平，更要求在微观诊疗实践中，深入思考如何在技术日益成为主导的现代医学语境下，真正体现对患者主体性与尊严的尊重，以及如何在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的矛盾中，努力作出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伦理抉择。因此，大力弘扬红医精神，关键在于将“人民至上”内化为医疗卫生系统运行的基本准则和全体医务人员的职业信仰，以此推动医疗资源更趋公平可及，努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对红医精神历史经验的自觉继承，也是其在新时代价值实践的必然要求。

2.2　服务健康中国：红医精神的实践原则与时代启示

红医精神不仅是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一系列重要实践原则，能够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宝贵的精神动力与有益的实践启示。当前，健康中国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核心要义与红医精神孕育时期逐步确立的卫生工作基本方针，特别是中央苏区时期的许多卫生工作原则，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其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在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先导价值。遥想中央苏区时期，面对严峻的疫病威胁和药品匮乏的困境，党领导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9］，主动地将工作重心从事后治疗前移至事前预防，这既反映出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治本”思想的自觉运用。进入新时代，健康中国行动同样强调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其核心理念也是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将预防关口前移。以史为鉴，当前需要更加注重发挥公共卫生体系和基层医疗机构在健康教育、疾病筛查、早期干预中的作用，切实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努力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根本转变。

其二，“中西医并重”的原则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央苏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创造性地采用“中西两法医治”^［8］7，既利用了西医在急救、手术方面的优势，也发掘了中医药在资源可及性、慢性病调理、疫病防治方面的独特潜力，这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博采众长的实践智慧。在新时代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仅仅是文化传承问题，更是提升医疗服务整体效能的战略选择。因此，弘扬红医精神中的这一原则，就要求人们继续坚持中西医协同发展，推动中医药在传承精华的基础上守正创新，使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其三，“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揭示了健康促进的核心动力。回顾历史，苏区的卫生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把卫生工作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今天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不应只依靠政府或专家的力量，必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从苏区卫生运动的经验得知，必须持续健全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健康治理体系，努力构建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健康共同体”，引导每个人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为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2.3　引领医德医风：红医精神的伦理规范与时代价值

红医精神作为医学伦理和职业规范的重要来源之一，为新时代医德医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与红医精神的核心价值高度一致。

第一，红医精神树立了“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伦理标杆。在革命战争年代，医务工作者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同时也是革命队伍中的战士。只有保持政治立场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才能使卫生工作真正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这构成了红医精神区别于一般职业道德的显著特征，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在新时代，这种政治信念要求人们要坚守社会主义的办医方向，维护人民的健康权益，进一步树立起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责任意识。

第二，红医精神突出了“救死扶伤、服务军民”的职业伦理核心。这种职业伦理是对传统“医者仁心”的一种继承和超越，其核心是将服务对象聚焦于人民大众，将医疗行为视为履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崇高使命^［12］。当年苏区医务人员与伤病员、与当地群众建立的密切关系，便是这种职业伦理的真实体现。在今天的市场化环境下，面对复杂的医患关系，重拾红医精神的意义在于帮助医务人员回归初心，真正践行“敬佑生命、大爱无疆”的理念，从而加强服务意识、改善沟通，并重建互信。

第三，红医精神倡导了“技术优良、精益求精”的专业伦理追求。即使在异常艰苦的革命环境里，当时的医护人员也从未放弃对医疗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反而在各种困难的磨砺下激发了他们不断摸索、勇于创新的干劲。这种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职业使命的坚守。在当今医学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弘扬红医精神的这一专业伦理，能够激励医务人员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更新知识、提升专业技能，用更精湛的医术守护人民健康。

第四，红医精神彰显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道德伦理风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医务人员在艰苦环境中依然坚守岗位、无私奉献，展现了高尚的道德风范。这在当前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到了今天，这种品质转化为了爱岗敬业、甘于付出、廉洁行医的职业操守。加强当代医德医风建设，就需要把红医精神融入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中去，使广大医务人员能够更加坚定地投身于医疗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的健康付出努力。

红医精神蕴含着一种超越时空的伦理价值，将其作为新时代医德医风建设的精神资源和价值参照，对于提升医疗队伍整体素养、改善医疗行业风气、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4　铸魂育人：红医精神的红色基因传承使命

红医精神是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生动教材。红色基因承载着党的信仰、宗旨和优良传统。红医精神以其鲜明的行业特色和感人的历史故事，为新时代铸魂育人，特别是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医学人才，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

首先，红医精神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回顾战争年代，红医战士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守信念，他们的精神支柱正是对共产主义和革命的信仰。今天，学习红医精神，能够帮助新时代青年特别是医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四个自信”，从而增强对党的认同。

其次，红医精神是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途径。红医精神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内含着深厚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责任感。无论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那些转变立场的国民党军医，他们的选择都生动地诠释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的深刻关联。通过讲述红医故事，可以激发医学生的家国情怀，让他们认识到医学不仅是技术，更是一份守护人民健康、助力民族复兴的责任。

最后，红医精神是培育奋斗精神和奉献品格的鲜活素材。红医战士们展现的“艰苦奋斗、勇于开创”和“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和共产党人奉献精神在医疗领域的集中体现^［13］。在新时代，这种精神需要转化为创新、敬业和廉洁的职业品质。将红医精神融入医学教育的各个环节，有助于培养医学生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意志品质，为他们未来投身医疗卫生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红医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肩负着铸魂育人的重要使命，是青年医学生的重要精神指引，为培养“德医双馨”的医学人才提供了精神支持。

3　结语

红医精神不仅仅是一段厚重的历史记忆，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重要论断，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红医精神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路径。通过深入分析红医精神的生成逻辑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激励广大医学生和医护人员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投入到保障人民健康、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具体实践中。

展望未来，红医精神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和方法。本文主要从理论梳理和价值阐释出发，未来可尝试采用比较研究、话语分析、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力求对红医精神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并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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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研究”(22DJ2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