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从现象学方法出发对人的生命存在与死亡问题进行了执着的理论追问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强调人“向死而在”“出生”即“入死”，给现代人带来了心灵上的极大震颤。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尤其是“向死而在”的死亡哲学对于今天的人们如何看待“生”与“死”的大问题提供了一种富有深意的思想参照。
死亡是每个个体生命的必然，是人类无可奈何的宿命。医学的端口连接着人类的生、老、病、死，而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生，既面临着“生而为人”的普遍性又面临着未来职业“救死扶伤”的特殊性，更需要对生与死的本质、意义与价值有着超越常人的深刻领悟。因此，对医学生开展系统的生命教育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医学教育的重要课题。死亡哲学是“对人类的死亡现象从形而上的层面进行思辨研究”
［1］，是“生命教育与死亡辅导的冰山底座，关乎信仰与价值、爱与智慧。”
［2］在此背景下，探寻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死亡哲学的生命教育意蕴，系统考察其理论源流、基本内容及其在医学生生命教育中的当代适用，有助于激发医学生对本真的死亡的思考，叩问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从而更加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护佑生命。
1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理论源流
存在主义的基本哲学倾向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一脉相承，尤其是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直接启发了海德格尔，而胡塞尔“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则构成了海德格尔用以提出其基本理论构思的方法论指导。
1.1 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一般被视为存在主义思想的直接先驱。他把孤独的个人的非理性精神活动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人的生存活动主要不是认识普遍的客观真理，而是自主地、独立地体验和选择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存在物，恐惧、忧虑、绝望等非理性体验和消极悲观情绪才是人生的常态。“恐惧是一种威慑个人的外来力量，然而，人们却摆脱不了它，也不想摆脱它，因为他害怕，但他害怕的就是他期望的”
［3］。因此，人的生存就是一个在这些悲观情绪驱使下不断进行体验和选择的过程。当个体从其被给定的环境当中分离出来之后，“他必须开始历经生存的各个阶段，在此进程之中他将获得其永恒的有效性，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individ）。这个个体将成为其自身行动的主体，进而将成长为一个独特的、负有伦理责任的人。直到最终，在罪感的驱使之下，伦理的人将步入宗教境界”
［4］。上帝是人在孤苦无依时的精神支柱和寄托，人生的道路就是不断走向上帝的道路。这三个阶段的生存可能性均是个体意志的自由选择，也展现了个体生存处境中的绝望和荒诞，并从中透出“畏”的生存状态，“在对畏的现象分析中向前走得最远的是克尔凯郭尔”
［5］220。
1.2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
面对19世纪西方工业文明高歌猛进而传统价值体系受到挑战、人们道德观念薄弱、精神生活堕落、虚无主义抬头的时代特征，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振聋发聩地宣布“上帝死了”，激烈抨击以上帝为代表的基督教以及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要求“重新估价一切价值”。在尼采看来，宇宙里的任何生命只要存在就会表现出自己本身的生命力，“凡在我发现有生命存在的地方，我都发现了权力意志”
［6］。尼采把这种表现、释放、改善、增长生命力本身的意志视为“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就是生命力扩张的状态，决定了在人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在尼采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盲目地追求生存，而应当为其设定更高的目的和意义，并为朝向这种目的和意义而采取行动，所谓生存就是“持续不断地把某种想要死去的东西从自身那里排除出去”
［7］。虽然尼采也认为人生本质上是痛苦的，但不同于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等否定生命的消极悲观主义，尼采主张直面和战胜人生的痛苦，其权力意志论赋予现实世界和现世人生以意义和价值。这种不断增长、改善、超越、创造自身生命力的意志，意味着奋发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进而演变成一种“超人”哲学。“超人”就是挣脱了传统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的束缚、生命力和本能得到充分发扬的人，就是权力意志的理想化和人格化，就是尼采追求的理想价值目标和最高人生境界。
1.3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
存在主义哲学的产生离不开思想方法上的革新，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所开创的现象学运动为海德格尔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模式提供了重要启示。胡塞尔本质直觉的现象学方法通过直觉描述意识现象来揭示人的存在方式，通过“加括号”即“中止判断（epoche）”等现象还原的方式，超越、悬搁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对立而“面向事情本身”，在内在直观中所反映出来的纯粹的材料即“现象”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
［8］。胡塞尔一再强调现象学方法不以任何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假设为前提，它本身没有任何先决条件，而这也正符合海德格尔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他把以往哲学所研究的物质和精神存在都还原为“现象”，即涌现、显示意义上的存在。现象不是与本质相对应、作为本质的表现意义上的东西，而是真实的存在本身，“遮蔽”状态才是现象的对立概念。现象学的原意就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
［5］41。
总体而言，克尔凯郭尔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其关于孤独、绝望的个体存在及其选择的自由性和荒诞性等主题被海德格尔所继承和发挥；尼采的权力意志在海德格尔那里演变为“对自己之决意性”，即意求超出自己，这种生命力的张扬亦赋予存在主义积极的、超越的人道主义色彩；而为了达到人的本真存在，不能依靠逻辑推理而只能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即直接揭示、显现和澄明的方法。海德格尔据此直面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死亡，以生活中最直接、最熟悉的意识现象如恐惧、忧虑等作为哲学原初分析的对象，从而开启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新形式。
2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基本内容
海德格尔“向死而在”的存在哲学集中呈现在《存在与时间》这部鸿篇巨制中。“存在”为德语动词不定式sein，相当于英语中的系动词to be，在关于海德格尔的哲学讨论中往往被名词化为das Sein，英译为Being，中国哲学界译为“在”“是”“有”。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人”才能提出、探寻和思考存在问题，“人是必须为其所是提供见证者”
［5］58。海德格尔给了“人”这个独特的存在者一个专门名称——“此在（dasein）”，以强调人和存在特有的亲近关系。虽然此在有“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的区别，但终究不能逃脱人生之大限——“死”。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获得一种彻底的“死亡”概念，厘清死亡与存在的本质，才能对“本真地整体生存着的此在”有一种始源性的洞察，才能真正克服并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呼唤“良知”并及时下定决心、做出决断，最终实现“诗意地栖居”。
2.1 “先行到死中去”
此在不能独立于世而总是与世界处于同时出现、同时在此的浑然一体关系之中，此在存在的原始结构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简译为“在世”。在世的展开状态是“操心（sorge）”，只要此在在世，它就离不开操心。“‘在世’的存在，就存在而言刻有‘操心’的印记”
［5］229。此在消散在“常人”中、沉沦于它所操劳的“世界”而成为非本真存在，但终究要面对人生的终极有限性——死。“畏（angst）”则令此在先行到死，向死存在本质上就是畏。
操心的展开状态是通过“畏”来现身和领会的。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畏的现身情态展现了此在的人作为特殊存在者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畏在此在中公开出向最本己的能在的存在，也就是说，公开出为了选择与掌握自己本身的自由而需的自由的存在”
［5］217。换言之，对本真的死的畏，展开了此在在世最本真、最本己的生存状态。“在畏这种现身情态中，被抛进死亡的状态对它绽露得更原始更中切些”
［5］288。海德格尔也强调畏不同于怕，因此对死的畏与对亡故的怕等软弱情绪截然不同，正是在畏死的现身情态下，“向死而在”的生存论根据得以展开。
“死亡”是海德格尔基础本体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死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已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
［5］297在通常的认知中，死亡虽然无法避免却尚未发生。海德格尔则强调人“出生”即“入死”，死随时随刻都是可能的。死亡与生命相即不离、如影随形的这种性质，海德格尔称之为“悬临”：“终结悬临于此在。死亡不是尚未现成的东西，不是减缩到极小值的最后亏欠或悬欠，它毋宁说是一种悬临（bevorstand）”
［5］287。这种悬临的生存论根据仍然在于此在本身：“此在本质上对它自身是展开的，而其展开的方式则是先行于自身。”
［5］288先行表明自身就是对最本己、最极端的能在进行领会的可能性，就是把自身筹划到最本己的能在上去。“先行把此在彻底个别化了，而且在把它自己个别化的过程中使此在确知它的能在之整体性，所以畏这种基本现身情态从此在的根底深处属于此在的这种自我领会。向死存在本质上就是畏”
［5］305。
海德格尔揭示死亡的本体论意义，分析死是为了更好地领会生。“死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刚一降生，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
［5］282。死亡之为终点把生命的弦绷紧了，生命力就是紧迫感，充满畏的此在坚定地把死亡“承担起来”，向终结存在，这样在生存意义上领会死亡被称为“向死而在”。“先行到死中去”“向死而在”正在于把人逼近绝路、投入死的境界，在死亡面前敞开生存的一切可能性，使此在从沉沦和异化状态中醒悟过来，由此超越一切非本真存在并向着无限可能筹划自身，自由地去展开自己最本己的能在，实现此在的最本真的存在。
2.2 “良知的呼唤”
“先行到死中去”虽然能使此在从“常人”的意见和沉沦的“世界”中超脱出来而成为本真存在，但其只是作为一种存在论的可能性浮现。只有当自己要求并真正做出选择和决断时，这种可能性的浮现才成其为现实。而“良知”是在此在本身之中的对其最本己能在的见证，具有把此在召向其最本己能在的特性，“对召唤的领会崭露其自身为愿有良知”
［5］309。在海德格尔那里，良知不再是传统的伦理和道德范畴，而是作为体现此在本真存在的内在呼声，从而具有了鲜明的本体论意义，亦即良知能否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并进行合理的自我抉择。遵从良知的召唤意味着此在已果断地选择了最本真、最本己的存在方式，充分实现其自由个性。海德格尔强调良知的本己性和个体化，它不受任何异于此在本身规定的因素、原则和规范的制约，而只是自己与自己和解，自己对自己负责。“良知向来是我的良知”
［5］319，“此在在良知中呼唤自己本身”
［5］315。如果人能摆脱一切外在于此在本身的力量制约而仅凭“良知的呼唤”去选择和行动，就能超越沉沦于常人的非本真存在而达到本真存在。
“良知的呼唤”之所以能成为此在本真存在的见证，是因为呼声出自我、逾越我而又回到我这里。“呼唤者是此在，是在被抛境况（已经在……之中）为其能在而畏的此在。被召唤者是同一个此在，是向其最本己的能在（领先于自己）被唤起的此在。而由于从沉沦于常人（已经寓于所操劳的世界）的状态被召唤出来，此在被唤起了。”
［5］318因此，“良知的呼唤”全方位呈现了此在存在的本真状态，令此在越过公众意见而听命于它自己最深处的生存可能性，“此在选择了它自己”就是摆脱常人的控制而返回到自己的本真存在。海德格尔消解了良知的伦理道德意义而使之成为一种内在呼声，呼唤此在把对本真存在状态的可能性领会落实到现实的选择和行动中去。
2.3 “诗意地栖居”
在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中，语言是存在的直接呈现，而此在则退居到了“存在的看护者”的地位。“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9］358。由于传统形而上学对思想和语言做了技术性和工具性的解释，这样一来哲学便把真正的思想放弃了，于是知识产生了，“思”却丧失了。海德格尔的“思”并不是传统形而上学中具有工具意义的理性和逻辑思维，而是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者存在的显露、澄明、呈现，基于此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已宣告终结，未来是“思”的时代。而真正能澄明和揭示存在本身的、能与思想联盟的唯有“诗”，因为诗人的语言不受概念和逻辑规律支配，他们的吟唱背离了一切蓄意贯彻意图的活动，其直抒、展现、阐释、澄明的表达方式反而有助于直接到达存在本身。在海德格尔那里，诗并不只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艺术形式，诗同样具有本体论意义，“思”的时代就是“诗”的时代。
海德格尔后期更加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及其异化现状，尤其是技术的遮蔽问题。他以“此在”为基点，促逼人自身进行沉思以发现自己的无家可归状态，并提出了“诗意地栖居”构想。海德格尔认为在“常人”和“技术沉沦”的异化状态中，无家可归已经成为当代人在世的基本方式。无家可归并非真的是无房可住，而是在日常生活和技术沉沦中忘却了沉思。如何为终有一死的有限人寻找精神家园、追寻那已遗忘的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人要想获得本真性，就需要保持向一切存在虚怀敞开和泰然处之的态度，“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把作为此在的人纳入“天、地、神、人”四重整体（das Geviert）结构中，“人之为人，总是已经以某种天空之物来度量自身……神性乃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
［9］471。终有一死的人通过栖居而在四重整体中存在，栖居与存在在词源上同根、在意义上相亲，“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者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
［9］1204。诗意使人得以仰望天界，诗人以神性衡量人生，非诗性不足以成人之栖居。海德格尔将“诗意”与“栖居”相连，意指人的理想生活状态，“栖居，即带来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保护在其本质之中”
［9］1192。栖居的基本特征乃是保护，因此世界不再是人功利性算计的对象，人也不是存在的主人，而只是存在的邻居和看护者，看护者的职责就在于看护好家园。“诗意地栖居”描绘了生命本真自在的安详与和谐，是海德格尔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理想生存状态的向往和追求。
3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在医学生生命教育中的当代适用
海德格尔“向死而在”的存在哲学站在生存论的思维高度，以“死”的概念激发人内在“生”的欲望，以震撼人心的方式打开了生死和解的通畅之道，发人深省。医学生作为未来离“生死场”最近的人，只有发自内心地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才能更好地护佑生命。针对医学生的生命教育就是要引导准医生深刻感知生命的宝贵以及对患者生命负责的极端重要性，厚植医学生“大医精诚”“广济苍生”的道德理念和职业精神，维护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尊严。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死亡哲学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与医学生生命教育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激励医学生从生存根底处感悟死亡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在解决好个人生死困惑、提升自身生命品质和生活质量的条件下更积极有效地开展临床医疗服务，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神圣职责。
3.1 厚植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生死素养
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生死素养是构建生命教育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对医学生而言，“生死素养是指通过学习和实践锻炼，在对生命和死亡的认识与应对方面所达到的一种能力和境界，包含接纳生死、同理终末期患者的困难处境、能与终末期患者沟通交流、懂得如何传递坏消息、察觉临终患者的心理变化并为其提供心理支持、为丧亲者提供哀伤辅导、自我调整和照护等。”
［10］厚植理性健康的生死素养既有利于准医生们处理好个人的生死忧虑、提高生命质量，又能有效地帮助患者及家属正确面对死亡、积极面对生活。医学生首先是作为此在的人，海德格尔基于现象学视角将人作为一种“向死而生”的存在，人“出生”即“入死”，用这种“倒计时”式的死亡哲学理念激发出医学生关于生命、健康以及死亡、疾病、痛苦的本真思考，在“畏”中把握当下，更积极地追问生命的意义、挖掘生命的价值，形塑自己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人生。这样的死亡教育同时也是一种励志教育，激励医学生从生存根底处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培养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在对死亡“确知但却不确定的可能性”领会中迸发出更强烈的生命活力和进取意识，使有限的生命彰显出无限的意义和价值。
医学生首先要热爱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存在指向未来，抛弃外在的患得患失，回归生命的本真价值。在此基础上，还要珍视他人生命、敬畏所有生命，同时具备直面死亡的勇气。因此在对医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时应着力体现医学教育特点，加设珍视患者生命、敬畏医学实验动物生命等特定教育内容，同时注重培育医学生临床实践中对待死亡的情绪控制与心理调适技能。“终有一死者乃是人类”，医学生更需要坦然面对医生这份特殊的职业，处理好“生之期待”与“死之必然”双重视域的辩证关系，减轻未来日复一日面对患者死亡时容易产生的焦虑情绪和负面心理等。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应该成为医学生的职业操守和终身修养，当准医生们在他的现实生存中找到并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以一种“先行到死中去”的勇气和决心来面对生活和工作，实现生与死的真正和解，让生命充分、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种身心健康、精神安顿的“和谐”亦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
3.2 践行医乃仁术、广济苍生的医者初心
“在世界之中”是此在的一种基本建构，世界本质上与此在关联，共在是此在的本质规定性。“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
［5］137海德格尔与他人共在的思想启示医学生作为此在的人更作为未来的医生，在珍爱自己生命、树立科学生死观的基础上还要有一颗仁慈博爱之心，积极有效地开展医疗服务、救治患者生命，充分践行医乃仁术、广济苍生的初心使命。对于医学生而言，这是发自内心的、对生命本真存在的“良知的呼唤”，这种出于我、逾越我而又复归我的“呼唤”是真正意义上的医者初心，引导医学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秉承仁心仁术，真诚护佑生命、广济苍生。因此，医学生在医疗技术和专业知识指导下认真严谨救治患者的同时，还应主动提供医学技术之外的人文关怀，将对人的本真生命存在的敬畏转化为临床诊治过程中对患者的权利、价值、人格、尊严、诉求等的真切关注，把医学诊断、生物救治、情感交流、心灵抚慰、情绪调节、鼓舞斗志等融入医疗实践各方面全过程，让医生这个职业更有温度、更显崇高。
海德格尔与他人共在的思想及“良知的呼唤”不仅有助于医学生切身感受患者的需求、苦恼并迅速与患者及家属建立基于生命共性、共情、通感的医患关系，而且对当下部分医学生的个人中心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和行为也有独特的匡正和纠偏作用。作为最高的生命形式，人是在世界之中并与世界浑然一体，医学生作为此在的人和未来的医生，要深刻理解自己处于生死之间的工作性质，真正感知到“大医精诚”“医乃仁术”并不是社会强加给医生的外在的规范和约束，而是作为医生最本真、最本己的初心使命。在这种召唤下医学生主动提升拯救生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未来从业时不仅给予患者生物学方面的救助和照护，更能充分尊重和重视患者的生命尊严和生存质量，把患者当作完整的人而不是仅仅看到病灶，充分尊重患者的情绪和意愿，主动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和交流。这种“良知的召唤”对于医疗行为的积极开展、缓和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疗环境和舒适就医氛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3.3 培育保护自然、绿色医疗的生态道德
“人之栖居基于对天空与大地所共属的那个维度的仰望着的测度”
［9］471，唯有当人以神性测度自身、诗意地栖居之时，他才能够按其本质而存在。在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中，人的栖居体现为对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照护，人并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只是世界的看护者。这一思想冲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理性主义的思想枷锁，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获得了重新审视和定位，不仅蕴含着浓郁的生态审美意蕴，而且对科技理性的无限膨胀和技术滥用进行了深刻反思，启发作为人类健康守护者的医学生自觉培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道德，在未来临床实施中积极践行绿色医疗理念。
“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其核心是正确看待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调发展”
［11］。人类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有着重要影响，现代医学模式的生态诉求越来越强烈，疾病的传播、病毒的变异、药品的研发等都需要医学生深度重塑对自然生态的价值认知和伦理关怀，明确自身在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历史使命和艰巨职责。具体而言，医学生需要格外关注和研究自然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提高资源和能源使用效率，正确处置医疗废弃物，积极采用低消耗办法来治愈疾病，譬如以针灸、推拿等为代表的绿色、自然疗法几乎不耗费物质资源，努力践行绿色医疗理念，推动医学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技术遮蔽问题也是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关注焦点。随着大量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身体也开始沦为被拆解和重组的对象，医疗技术的强势性和生命尊严的易损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贯彻意图的人……就是技术的活动家”
［9］433。海德格尔对技术异化现状的揭露和批判侧面佐证了医学根本意义上的“人学”特质，升华了对医疗活动“照护”本质的认识，有助于医学生从技术迷梦中惊醒，消解偏执的技术理性，避免过度医疗和技术滥用，回归生命本真的尊严和价值，重返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状态。
3.4 追求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超越情怀
在有限的时间性生命中，人是能不断超越自身并努力创设一切有益于“生”的东西。海德格尔的“死亡”对人而言乃是一种警示与提醒意义上的“晨钟暮鼓”，它激励人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在有限的人生里奋起而展开最本己的能在。“作为领会的此在向着可能性筹划它的存在”
［5］173，人是始终面对未来可能性筹划自身的开放的存在者，“生存”本质上就是能存在，就是人的自我扬弃、自我超越。“此在一向是它所能是者；此在如何是其可能性，它就如何存在”
［5］167。“存在地地道道是transcedens（超越者）。”
［5］45存在不仅是绝对超越而且在本质上更为深远，作为此在的人也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生存状态。死亡赋予人类存在以意义，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实际上促逼人们以必死的决心去存在，“成为你所是的”
［5］170，启发医学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医学生要孜孜不倦、广泛深入地学习医学原理，重视医学实践，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无限发展中激发出生命的全部潜能，实现自己最本真最本己的能在。众所周知，终身学习是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基本要求。医学生在求学阶段必须经过系统学习和专业训练，努力掌握精湛技艺，未来临床从业过程中仍需面向医学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学习、持续积累，使自己的医术精益求精，积极探索医疗卫生事业的未知领域和人类健康的更多奥秘，把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实现寓于人类健康与幸福的愿景目标。
4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辩证评析
在传统医学教育中居主导地位的生命观往往是以生物科学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生命观，缺乏对生命根底的精神与信仰的关注，而海德格尔则突出了生命尤其是死亡的存在论视域，“如果死亡的生存论阐释的基本方向已经得到保障，那么医学生物学上对亡故的研究会获得一些在存在论上也颇有意义的成果……死亡的生存论阐释先于一切生物学和生命存在论”
［5］284。从生命教育价值批判的角度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死亡哲学进行辩证分析：一方面，海德格尔强调“此在”在“向死而在”中的本真存在，将死亡的本质提升到了对人的本真生命存在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生命责任意识，对于加强医学生的生命教育是一个重要契机。海德格尔通过对人的死亡之畏的本真情态的揭示，警示医学生科学理性地面对生命和健康、疾病和死亡，在“出生”即“入死”的体验中形成对死亡的深层理解，以“先行到死中去”的勇气和魄力激发出更强烈的生命意愿，感悟世界、领悟人生、积极筹划、承担责任，捍卫生命健康、保障死亡质量，充分展现有限生命存在的无限可能意义和价值。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过分强调了死亡的个体性，“先行到死中去”把此在彻底地个别化为本真存在，在强调“良知的呼唤”中又忽视了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文化的独特作用，从而陷入主观主义甚至唯我主义的泥淖之中。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个体性的死亡才能帮助此在找回本真的个体存在，以自由的方式重新选择和生活，死亡的个体性赋予此在的生存以意义和价值。不管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曾赋予死亡深刻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意义。相形之下，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死亡哲学更强调死亡的主体性和个体性，认为只要通过“深思”或在“良知的召唤”下就能自行本真地“向死而在”，最终达到“诗意地栖居”，难免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冒险。
而事实上，真正教人智慧和达观地直面生死问题的正是马克思的生存实践思想，即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人是自由的存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这种类特性正是在人的具有普遍性和无限性的生命创造活动即生存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实现的。个人价值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够得到确证，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立足点正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始终把“现实的个人”，即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当作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12］。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下，死内在于生，是完整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生与死相即不离、相互依存，只有正视死亡、反思人生并努力改变现存世界、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融一己之“小我”于全人类乃至全宇宙之“大我”，才能更好地赋予个体生命以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13］这样，原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无限性的个人生死便被赋予了绝对意义而成为合理合意的生死大智慧，即成为“不朽”和“永生”。“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同所有其他形态的死亡哲学的最后分界”
［14］466，“这样的死亡哲学就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死亡哲学”
［14］469。马克思以“实践性”为基底的死亡哲学架构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具体现实考量，打通了人的有死性与不朽性、个体生命有限性与群体事业无限性的辩证联结，对于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和生命价值观、积极投身无限发展的人类大健康事业依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1ZDA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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