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以来，“生命质量”的概念逐步并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但因其所秉持的专业角度不同、主观性及文化差异使这一概念始终处于发散状态。一方面，医学视域中的“生命质量”与社会学视野中的“生活质量”、心理学范畴中的体验感出现了语义分歧，谢晓非等
［1］基于生命现象中生理功能与生命质量的非必然一致性借用“幸福悖论”和“残疾悖论”来定义生命质量的特征；另一方面，尽管专业角度不一，但都感受到专业的局限性，医学再也离不开心理学、社会学的支持，社会学在使用“生活质量”概念时，不可能离开人的生理健康状况及其获得途径的分析，也离不开医疗领域对于个体生活的影响。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一种躯体、精神与社会和谐融合的完美状态”，虽然走出了关于健康的单纯的生物医学思考，但仍然没有摆脱医学思维的中心地位，面对健康问题成因复杂化和健康期望的发展，生命质量概念作为“健康状况”的代名词，已不能满足健康研究的需要。即使是在医学领域内，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试图区分学科差异，并运用特异性量表将生命质量评价与满意度等联合成为医疗结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医疗化”格局下的健康在医学领域内仍然赋予了医学独特的权力。在医学反思中，“健康中国”战略是对人类面临一系列健康挑战的“中国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是理解“健康中国”的核心基点，所谓建设“健康中国”，就是要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为核心，构建全方位保障人民健康生活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及综合环境，不仅强调健康的个体主动性，更强调社会政策的积极性。健康中国语境客观上提出了生命质量话语创新的要求，以因应健康研究的需要：慢性病与生理功能退行的积极老龄化、孤独与抑郁等心理问题逐年上升的生命意义感获得、个体社会感知与期望的一致性等。
健康是人类共同的话题，是每个人类生命体的共同期待，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主题。中国的生命质量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传播与学习、借鉴与创新的不同发展阶段，健康中国的提出既吸收借鉴了人类健康文明的成果，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健康中国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中国对全球卫生健康事业的独特贡献。作为健康价值与实践的创新，健康中国语境既包含着对中国健康问题的独特理解，也包含着对全球健康与生命质量研究进程的独特影响。
1 人群生命质量话语创新的提出
1.1 健康与生命质量研究范式的转变
①从状态描述到健康价值的转变。早期的健康与生命质量研究均聚焦于包括能力在内的状态描述，如Katz等
［2］将生命质量定义为“完成日常工作，参与社会活动和追求个人爱好的能力，是患者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于生活目标、期望、标准及所关心事情的有关生活状态的体验”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可。
自从健康被确认为基本人权，健康公平就成为基本共识。社会公平作为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涵，公平、保障与发展的感知以政策目标的形式成为生活质量的核心。健康中国的提出，不仅包含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实现公平公正的价值承诺，更是一种价值规范
［3］，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高度尊重和健康价值的高度认同。
②从心理特征到生命意义的转变。健康观转变与生命质量概念的提出源自世界大战创伤后的生命思考和慢性疾病终结了传统医疗结局的医学挑战，健康也就从单纯的医学解剖学标准赋予了心理学的感知体验。这一转变寓示了个体关于使自我满意的期望标准的存在，它导致了生命质量中“两个悖论”的出现：一个人可以不得病， 却不能享受到彻底的、有益的、满意的人生。这样，“快乐”与“实现”成为心理期望两种基本形态
［4］，进一步地，个体生命意义的跃迁与精神主体心灵空间的拓展为生命价值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受到高度关注，反映了生命质量研究的这种转型。
③从个体感知到共同行动的转变。现有的生命质量研究秉承了医学面向个体的分析范式，如SF-36（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36条目健康调查简表，从医疗结局研究量表发展而来，包含8个方面36条目）、WHOQOL-100（WHO组织20余个国家共同研制的，测量个体与健康相关的普适性生命质量量表，包含100个与生存质量相关的评估条目，涉及6个领域）、EQ-5D（由欧洲生命质量学会开发的普适性生命质量量表，包括5个描述受访者健康状况的条目和效用值计算的视觉模拟两部分）等，都基于个体的感知特征，并没有涉及健康的公共行动方面。但是，个体生命质量对公共服务和经济社会因素具有高度依赖性，不同的环境带给个体的体验是不同的。故而，本文所指生命质量是面向人群、包括共同行动感知在内的生命质量。
④从技术分析到关系研究的转变。技术分析是传统生命质量研究的重要特征，包括生命质量量表的研发与跨文化调适研究
［5］、健康状态效用值的测算及其方法研究
［6］和以“幸福感”和“满意度”为主题的主观生活质量研究
［7］。但是，个体和群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三维度的非一致性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关注，如“中介评价指标”和“生活质量的双中介效应”提供了从认知视角重新理解健康三维度关系的重要启示
［8］。
1.2 健康与生命质量面临的新形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慢性疾病负担、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变化等带来了重大的健康挑战，人类生存文明的形态因科技竞争、经济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冲突正改变着社会经济生活秩序，风险社会下可能的身心创伤和社会变迁下的心理失调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了人们关于生命的困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中国医疗健康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老龄化加速的现实同样引发了生命数量与生命质量、生理功能与社会功能、心理调适与社会交互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思考。这些挑战给生命质量研究提出了三重任务：赋予生命以意义、理解生命质量期望、探究提高生命质量的方法。
现有的生命质量研究在理论上显然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它忽略了健康三维度的彼此交互和生命质量的可塑性，包括社会制度和政策对个体认知的心理效应、生命期望与生命体及其社会环境的互动性、心理取向与态度对生命体特征的调适效应；它忽略了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联，除了健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共同风险防范、公平正义感知、自我实现的信心等正是健康和生命质量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它忽略了医学与生活关系的背反性存在的极大可能性，医学生活化与生活医学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具有背反性关系的状态，生命质量研究应当构建“有意义的医学”，使生活更美好，但医学具有除人文社会科学外最为复杂的知识体系
［9］、作为健康和生命质量的基础性支持，完全可能凌驾于生活之上。
“健康中国”战略不仅是一个行为方案，更是关于健康价值的具体表述，为生命质量提供了话语创新的视角：一是基于中国文化特征的生命质量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健康价值话语，二是提升生命质量的路径体现健康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交融的话语创新。
总体来看，研究范式的转变是随着健康问题与价值认知变化而升华的客观趋势，现实健康问题是生命质量研究的实践性课题，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推动的双重作用下，生命质量话语创新就成为当代健康研究的重要领域。
2 健康中国语境下生命质量的逻辑
2.1 健康中国的语境特征
健康中国语境是健康中国战略关于健康期望与目标的观念、理念与价值的表达，并延伸到行动领域的话语结构。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健康作为这样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进程的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历史向度的价值取向，把美好生活追求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内植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之中，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互印证。健康中国的语境赋予了个人健康价值追求的社会精神层面的含义。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管理与服务是健康中国的基本理念。生命自然过程的轨迹在生物必然性的基础上会表现出精神与社会的多样性，“生命早期累积的影响因素对后期健康状态和疾病风险的重要影响被逐渐关注。”
［10］在生命全周期中，意识活动与心理周期交互影响，并同时受到生理或者社会过程的影响，也反过来调节自然周期与社会周期，生理过程或者社会过程的不同刺激都会影响心理反应，进而传导给社会过程或者生理过程，当然心理中介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既有基于生理过程的医学服务，也有基于社会过程的主体性和结构性认知服务，还有直接面对心理过程的态度和能力培育。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健康是全体人民的生命、生产、生态的健康，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健康公共性的治理范式，由于“个人对这些社会性因素能够选择的空间和潜力非常微渺”
［11］，健康领域集体行动给个人带来的获得感等类似的体验，以及风险社会条件下的集体行动给个人带来的保障感等类似的体验，成为个体健康的组成部分。
2.2 健康中国语境下生命质量的逻辑基础
所谓“质量”，在哲学上是关于价值的主客体关系，管理学将其定义为一种事物满足某种需要的能力特征，心理学将其理解为事物功能特性与心理期待一致性水平的状态，那么生命质量就是这样一种能力或状态：生命体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或者生命体状态与自我期待水平的一致性。其中，生命体是自然体、意识体与社会体的复合，它具有三重生命——“种生命”“类生命”与“个生命”
［12］，生命质量一定是三重生命的彼此联结并与意识主体的交互而形成的体验。那么，主客体的价值、人的需要与心理期待等就成为生命质量研究的逻辑基础，作为社会的人，个体与社会的价值关系成为全部生命质量的纽带，这也正是“幸福悖论”“残疾悖论”出现的原因。作为社会的人，能动性特征使主动健康成为老龄社会提升生命质量的共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个体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公平理念和公共性特点强调了社会的主体责任。因此，主体性特征是提高生命意义感的基本路径而成为生命质量的又一逻辑基础。在老龄化社会，医学面临着生命数量与生命质量的伦理挑战，如何改善生命质量成为生命数量延长后的现实健康问题，生命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是生命质量研究不能忽视的基础性逻辑。
生命意义的逻辑。每一个人都会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从而描述出自身的生命价值取向和生命质量期待，没有被赋予意义的生命只是一个“空壳”。同时，人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同样也会有共同的生命价值取向与生命质量期待，马克思主义赋予人类生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生命与生态、社会协调的“美好生活”的意义，正是生命质量的根本。大量研究表明，体验到生命意义与一系列积极指标，如快乐、幸福、生活满意度、身体健康等紧密相关，而缺乏意义则与一系列消极指标，如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酒精和毒品滥用等联系在一起
［13］。
人的主体统一性逻辑。生命的多属性和健康的多维度形成了多样化的互主体关系，比如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与自然、社会与个人、物质与思维等，生命质量体现在这些互主体关系的转换与相互适应之中。主体统一性还指作为客体的人与其相对物之间交互过程，比如作为政策客体的个人，在政策认知方面除主客体关系外，相对于政策对象（政策指向的事物或者现象）具有认知的主体性。人的主体统一性是关于自然的敬畏、人的能动与创造性的统一，是其于生命意义的生命质量表征。
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生命数量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质量，生命存在是生命质量的基础，好的生命质量是生命数量的保障。生命数量与质量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同时，也具有具体形态上的多样化关系，通过生命质量的改善来获得数量与质量的统一
［14］，是生命质量研究基本逻辑的又一重要内容。
3 健康中国语境下生命质量的话语创新
3.1 健康中国语境下生命质量话语创新的路径
如果说生命质量的逻辑是关于健康价值的表达，生命质量评价的维度就是健康价值的外显表述，生命质量的话语创新是在新的价值基础上价值与工具的统一，赋予了三维健康观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是形式与内容的新的统一。生理维度的评价不再单纯是个体的主观感觉，更是一种关于多重生命体的有序性感知；心理维度不再单纯是心理体验，更是人的主体性向度下相对稳定的情感倾向；社会维度也不再是个体的社会交往，更是个体对社会政策的理解与互动。生命质量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三个维度相互影响，并受逻辑基础的价值指引，如
图1所示。
3.2 生命质量的维度及其健康一致性
生理序度。不论是西方医学还是中国医学，对于生命躯体的结构特征及其功能都作出了各自的学科阐释。生理序度既可以基于解剖学的医学检测加以测定，也可以基于个体感知的功能评价加以说明，医学检测与功能评价的差异是医学反思的重要现象，因为生命体与生活功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同一语义的，医学的目的也在于生活或者是人道主义的。
“身体秩序感的构建彰显个体对日常生活节奏的安排与把控”
［15］，生理序的偏移导致序度降低，现有的生命质量评价常常以疼痛与基本生活能力两个方面作为生理维度的代表性指标，但它至少忽略了三种主要情形：非疼痛性功能受限的个体理解、疼痛缓解后的精神状态差异、不同年龄身体秩序感的差异。年龄阶段不同，精神状态期望不同，个体期望的不同，对功能受限的接受程度不同，在相同生理序情形下，他们所获得的身体秩序感不同。
心理向度与调节力。由于自然、社会对于个体的刺激至少有两种可能的方向相反的反应，心理向度作为个体关于生命价值的目标取向与生命活动的态度取向，会影响行动的选择。心理向度所具有的调节力可以表现为对生命冲动是否符合社会规范进行约束，以及促使个体在社会性本质属性上获得更高级的价值追求，也还可能表现为使人满足于生命自然属性需要的低级愉悦。跨期效用函数能够较好地说明即期负效用与周期总效用关系的认知，在生命质量方面将影响心理向度与调节力。
社会合度。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适宜性不仅包括人际交往的宽度与深度，更应该包含个体参与、适应社会的状态、个体对社会共同行动的认知与认同，以及社会对个体实现生命价值所提供的支持。传统的健康与生命质量仅仅关注人际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个体认知的局限性可能导致社会认知偏差与社会行动偏差
［16］，当面临社会约束时，会导致主观上的不良体验；另一方面，当个体的风险不能得到来自社会的有效保障，以及个体的努力不能得到社会相应的回报时——这常常被认为是个体层面的逻辑——会导致个体的心理紧张。所以，健康的社会维度除了一般人际关系意义上的理解之外，个体从社会获得的尊重感、公平感和保障感及其对个体心理的影响程度，是健康社会合度的重要标志。
3.3 健康中国语境下生命质量话语内涵的提升
以生命全周期理念创新健康观念。从目前来看，至少需要克服健康获得的技术依赖偏见与健康短视。所谓技术依赖偏见，是指在个体健康出现问题或在认知健康促进基本路径时，会忽略医学技术以外的因素，甚至被“医学化”，所以以左拉为代表的“医学化”概念认为，医学已经成为控制社会的第三种力量
［17］。所谓健康短视，是指个体常常满足于个体即期的健康成本收益而忽视健康周期总效用，以及个体追求自身的健康收益而忽视共同行动的收益分配。
健康回归身体秩序感的自主性是提升生命质量认知的基础。积极的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活习惯、恰当的医学服务利用等是化解身体健康风险因素、调节心理活动和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途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医药的天人合一、药食同源、“治未病”等思想，提供了一幅“健康”的文化图景。
构建以生命意义为导向的健康价值体系。获得生命意义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生命意义感具有动态可塑性，对此，以Van Tongeren为代表的心理学家
［18］提出了自我调节重新获取生命意义感的模型。因为价值发现是一个主客观互见的过程，个体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健康问题是不同的，引申出来的健康期望也是不同的，引导生命意义向高层次发展是健康价值体系的中枢。
健康期望在自我－他人的关系结构中存在两组对立的形态：现实的期望与幻想的期望、情境的期望与稳定的期望，期望合理性的根本在于健康生活的实践：从追求精神享受的角度适度放弃一些感官愉悦，从生命周期总效用的角度适度付出一些即时的感官成本，从健康获得的角度建立适度医疗的行为取向。
构建以共同行动为主题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是美好生命质量体验的重要来源，它包括来自社会公平正义的满足感、经济社会发展的幸福感、共同化解风险的保障感、基于信任与互助的人际交往的温馨感、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建立以共同行动为主题的社会生活方式，需要培养四种重要的心理品质：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品质、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创造性品质、人际交往中的信任与互助品质、应对风险的主动承担与合作品质、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心。建立以共同行动为主题的社会生活方式，需要共同维护和促进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在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建共享”，通过公共性政策引领的共同行动实现人民群众社会幸福感的不断提升作为生命质量提升的社会准则，改善民族和国家的生命质量总体水平。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重大项目“湖南省医疗保障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政策研究”(A2022003)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健康中国语境下人群生命质量研究”(20A374)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587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