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人类生命的唯一标志已经不是肉体生命，人类生命实现虚拟化，虚拟人物也可能具有自主意识，人工智能技术更是实现人类死亡后，可以随时与现实空间中的人在数字空间中进行可视化的场景交互等技术。数字技术不断影响着人类生命领域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生命道德教育作为研究人和生命关系的教育活动，就需要主动调整创新，通过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有效应对数字时代人类生命变化，以谋求在数字化时代更好的进步与发展。
1 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出场逻辑
1.1 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的自然映射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数字技术驱动社会各领域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深度裂变，打破人们原有生存样态，促进社会生命道德观念的不断革新。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入的，生命道德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必然会被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影响，与社会实现同频共振的数字化转型。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出场，是整个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在生命道德教育领域内的一种自然映射。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从目标维度来说，是通过数字技术构建生命道德教育新形态，进一步提升生命道德教育的人本化和科学化；从认知维度来说，是构建与数字社会相适应的生命道德认知模型和新生命道德观念体系；从实践维度来说，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赋能生命道德教育实践，不断推进生命道德教育实践的数智化发展。
1.2 积极应对数字时代人类生命变迁的必然选择
数字技术大力发展和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创造社会新的生产价值，提升生产效率，同时也加速人类生命自我进化与变迁的步伐。其一，数字技术延伸人的自然生命，挑战生命类本质。人自然形成的主体性器官包括感觉、意识、身体力量等，是生命存在的物质前提，体现生命的类属性。当前计算机、智能手机、各种智能家居用品等已经成为人类的新“器官”，助力人更好地倾听声音、拓宽视力、加深记忆、增强人身体的力量。脑机接口技术更是把机器当作人脑的外延部分，用意识操控机器、移植记忆，用机器骨骼代替人体，从“人机协同”到“人机融合”，数字技术不断挑战人生命的类本质。其二，新生命形态的不断出现，产生新旧生命主体矛盾。许多新的生命形态出现在数字时代，如电子人、数字人、虚拟人、信息人等，未来人工智能与生物基因技术结合后，还可能生成“后人类”——赛博格等，新生命形态也会产生生命意识，与现实的人一样主张生命权利，对有限的生存资源进行争夺，从而引发新旧生命主体间的矛盾。其三，数字化永生，颠覆人类生死观。在数字社会中，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一起构成了人类新的生命空间，人类有望在数字空间中获得数字化永生。比如“未来人类在现实世界死亡之前，可以把自己全部的记忆和意识上传到数字空间，再通过克隆、3D或者是更高技术创造的碳基躯体作为载体，实现数字化永生”
［1］，这颠覆了人们对于生与死的理解。其四，数字化劳动，产生新生命关系。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形成新的劳动分工，人在数字空间中谋求新生计、参与社交、组织数字化生产、发展数字经济，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生产生活资料流通和交换，人与人结成新的生命关系。面对数字技术不断迭代带给人类生命活动的诸多变化，生命道德教育需要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应对数字时代人类生命的变迁。
1.3 生命道德教育自身提质增效的客观需求
生命道德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数字化赋能来不断为自身提质增效，以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具体来说，主要有：其一，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生命道德教育场景的智能化创设，催生智慧育人新生态。人工智能、5G、VR/AR等技术助推生命道德教育场景的数字化建构，创造仿真化、立体化、具身性、沉浸式生命体验。体验是人认识和理解生命的重要方式，生命道德教育智能化场景的创设，提升生命体验感，塑造生命道德教育智慧育人新生态。其二，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生命道德教育实践精准化，促进个性化教育。生命道德教育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以依托大数据、深度学习和算法等技术，实现对教育对象生命行动轨迹的全挖掘、全记录，不仅能让受教群体的共性细节和共性特征清晰可见，也能够对个体生命特征精准“画像”，把握个体差异。智能画像以显性的方式让生命个体一些隐性生命特征得以呈现，凸显个体的独特和差异，提升生命道德教育实践精准化，完善生命道德教育的个性化教育。其三，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生命道德教育评价的科学化，推进科学育人。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依托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智能识别技术和综合分析技术，能够对生命道德教育信息进行全方位地收集、可视化地呈现，并展开深度的分析，实现在结果评价中注重过程评价，在存量评价中结合增值评价，在综合评价中融入单项评价，在人本评价中引入科学评价，全面提升生命道德教育评价的科学化水平，推进生命道德教育科学化育人。
2 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研判
2.1 数字技术的工具导向性与生命道德教育价值的淡化
数字技术的工具导向性可以为生命道德教育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率和利益，甚至为每一个环节活动提供精准决策和最优方案，但是数字技术的开发利用，并不能单独解决人在数字社会中的全部生存难题和生命道德困惑，唯技术论只会遮蔽生命道德教育本身的价值理性。生命道德教育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教育目标和使命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实质仍然是去引导人在数字化社会中定位自我生命、确立生命道德理想、实现生命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去培养人主动承担生命道德责任，并不断创造出生命新的“社会价值”。
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一直蕴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数字技术强调实用性、功利性，技术至上，生命道德教育主张人的价值至上、生命至上，坚守立德树人。这就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注意平衡好二者的关系，坚持育人为先、技术为辅的原则，把数字技术的应用限定在合理的价值范围内，让丰富的数字化教育资源、数字化教育载体和数字化教学平台等，为实现生命道德教育目标和任务服务，而不是出现“表面上是技术服务于人，而实质上是人受技术控制”
［2］的局势。人一旦受到数字技术工具导向性左右，沦为工具人，也就被限定了生命的自由选择权，进一步就会丧失生命本质，生命信仰崩塌，缺乏生命的责任和使命担当等，这也就意味着生命道德教育的育人价值在淡化，最后甚至可能全面消退。工具导向僭越价值理性，数字技术在场而教育价值缺席，是当下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防范避免的风险。
2.2 数字化交往的“符号逻辑”与生命道德教育关系的异化
随着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与生命道德教育深度融合衍生出“人机交互”式的生命道德教育模式，推动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交往关系的产生。这种交往模式基于符号逻辑，突破时空限制，无缝衔接现实交往，但同时也蕴含生命道德教育关系异化的风险。
首先，引起生命道德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间关系的异化。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基于符号逻辑构建的数字化交往，把生命道德教育原来“人—人”的教育模式转换为“人—机—人”的教育模式。第三方机器的介入，无温度的计算机编码符号集合，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双向生命情感传递中树立壁垒。同时，数字化交往还是在数据、具体算法和标准化程序的预设中展开进行的，数字化交往的固定化、模式化和预设化，也会导致在循循善诱、点拨启发、思想对话等基础上产生的生命沟通和心灵互动逐渐消失，真实的生命性交往反而被数字符号慢慢消解。其次，引起生命道德教育者与自身关系的异化。生命道德教育者如果长期依赖机器，习惯于通过数字化交往，了解掌握教育对象生命活动状态，单纯依靠数据分析试图解决生命道德教育问题，失去对鲜活真实的实体世界的考察，忽略对教育对象丰富人性世界的关照，教育者就会陷入异化成为数字技术的附庸，丧失教育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引起生命道德教育对象与自身关系的异化。生命道德教育对象一旦沉溺于数字化交往，在数字空间中通过数字符号频繁创设出不同的人设、身份、语言等，使自己不断被剥离成不同的生命样态和特征，也容易诱发自我生命意识的紊乱，导致自我生命认同感的虚无和不确定，冲击现实生命实践行为，失去生命主体性。
2.3 算法推荐与生命道德教育对象生命思维能力的降低
生命思维能力包含对生命问题的理解、概括、推理、创新、判断和反思等能力。数字化社会，多元生命道德主体产生多元生命价值观念，形成多重生命道德冲突，尤其需要培养生命思维能力，让人有能力自行分析判断和处理数字化社会复杂的生命道德问题。但是大数据的运作和算法推荐，在为生命道德教育对象提供精准的学习分析和个性化教学定制之外，也隐含着可能会降低教育对象生命思维能力的风险。算法推荐是“基于对用户以往海量数据的运算与分析，在此基础上猜测并推荐符合用户喜好和需求的内容。”
［3］长此以往，用户就将被固化在某一生命道德信息环境之下，不利于他们生命思维能力的提升，也给生命道德教育制造麻烦。
威廉·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理论认为，“生命经验是一种通过各种体验而不断发展的反思——这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各种价值、对于各种事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以及对于我们那由这些价值导致的行为举止的最高目标和最高原则进行的反思。”
［4］算法持续为生命道德教育对象推送与以往相似的教育信息，教育对象被困在算法推荐下的同质信息中，教育对象接受生命道德文化信息范围收窄，接受异质信息概率减少，也就无法在多样化生命文化信息的比较判断中，获取更多生命经验和反思生命的各种价值。同时，算法推荐也是让生命道德教育对象被限定在具有相似生命道德观的学习圈层内，人在同质化生命道德群体当中的相互交流，也无法真正形成对不同生命的相互理解，无法从不同生命道德认知冲突中，产生精神碰撞，激发大脑思考，提升创新意识与生命价值判断力等。再有，算法推荐也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生命道德教育对象自主选择教育信息的权利，人不再需要主动收集、整理、分析生命道德教育信息，被动接受算法的个性化推荐，会逐步丧失对生命道德问题的理解、判断、综合与推理能力，人脑智能可能会进一步被人工智能取代。
2.4 数字化空间的去中心化与生命道德教育者主导作用的弱化
数字化空间去中心化模式的架构是出于区块链技术的支持。去中心化技术有助于推动数字化空间生命道德教育信息的自由流动，消除权力集中，体现生命的公正和平等。但是数字化空间的去中心化传递出无极权的民主自由思想，展现出交互、自由、开放、即时的信息传播特点，也可能会一定程度地削弱生命道德教育者权威。“数字空间开放交互的特点及其‘去中心化’的构架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度互嵌，构建了解构权威的多元数字文化空间。”
［5］在多元化的数字化空间里，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表达生命道德观点，生产传播生命道德信息，每个人既是发送者也可以是接收者。生命道德教育的知识获取和传播渠道从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生命道德教育者权力被下放和进一步分散。同时，大量生命道德文化信息在数字化空间里自由传播，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处理冗杂多变的生命道德信息，再通过价值整合和引导来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也是生命道德教育者面临的一大难题。数字化空间的去中心化，带来生命道德教育传播主体多元、传播渠道多样、传播信息复杂多变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生命道德教育者的权威就受到怀疑和否定，其影响力和控制力将被严重消解，其主导作用也将被削弱和虚化，最终影响生命道德教育者构建与弘扬社会主义主流生命意识形态。
3 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风险规避
3.1 推动主流生命价值导向嵌入数字技术
数字化技术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逐渐成为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但是，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很多风险，规避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就需要推动主流生命价值导向嵌入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三个主要要素是算力、算法和算料（数据），算法是其中的核心，主流生命价值导向嵌入主要是针对算法进行的，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
［6］。
在算法的编写设计和使用过程中，以主流生命价值原则和要求为出发点，纠正算法的价值方向，夯实算法的价值根基，可以极大优化算法推荐技术，使其发挥出更积极更智能更正向的作用。嵌入主流生命价值导向的算法，可以提高生命道德教育优质信息在互联网内容传播中的比重，进一步扩大优质信息推送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生命道德文化的高层次需求。同时，推动主流生命价值导向嵌入算法，还可以在技术分发之前，就过滤和删除掉那些与生命道德教育目标相悖的不良信息，避免生命道德教育转型过程中出现政治方向的偏移、生命趣味的下沉等问题。当然，数字技术也是人造技术，算法也依靠人来运作，算法能否具有正确生命价值观是由人来决定的。所以说，引导培养算法设计者和审核者的主流生命价值观，通过人来引导技术向善，才是把主流生命价值导向嵌入算法的关键，才能保证数字技术与生命道德教育的同向而行，才能实现以数字技术承载生命道德教育之道的数字化转型目标。
3.2 打造数字网络空间中的生命道德教育矩阵
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一些隐性风险，反映出生命道德教育在数字网络空间中存在一定的教育盲区。那些与生命道德教育目标背道而驰的劣质信息，也在抢占教育的新阵地——数字网络空间，“不同意识形态都希望利用技术的力量、吸纳技术的力量，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并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7］，这也使得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不小的困境。为规避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就要主动延展生命道德教育在数字网络空间中的教育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
［8］。如何延展，需要在数字网络空间中积极打造生命道德教育矩阵，提升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供给数量和质量，在数字化网络空间中不断扩大生命道德教育的影响力与主导力。
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打造教育矩阵：其一，打造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矩阵。“数字技术是路，数字资源是车”
［9］，在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要注重生命道德教育教学资源的数字化改造，使教育教学资源从内容到形式都更适合在数字化网络空间呈现，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让更多高质量生命道德教育教学资源实现在线共享。其二，打造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平台矩阵。生命道德教育借力数字科技，实现教育平台的数字化、智能化变革，占领生命道德教育数智化传播的制高点，促进生命道德教育在数字网络空间中形成精准化、具身化和全景化的传播新格局。其三，打造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场景应用矩阵。生命道德教育场景化教学的实施，与数字技术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可穿戴装置的普及和优化促成人机智能对话，传感器的普及可以实时捕捉、存储个体生命数据，定位技术的精准能把个体位置所提供的现实场景同线上虚拟教学场景相结合。数字技术助推生命道德教育场景的数字化建构，教育者应针对教学内容开发多款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应用终端，推动生命道德教育实现“人机协同”，打造出立体化、多维度、智能化的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场景应用矩阵。
3.3 提升生命道德教育者数字素养水平
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顺应了数字化时代发展的需要，其所构建出的新育人生态进一步促进生命道德教育者的角色转型。生命道德教育者在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起主导作用，是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推动者，而生命道德教育者数字素养的不足，也会给生命道德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一定风险。2022年11月教育部发布教育行业关于《教师数字素养》标准时指出，教师数字素养是教师适当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而具有的意识、能力和责任。
为防范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提升生命道德教育者的数字素养水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引导生命道德教育者确立客观正确的数字化意识。生命道德教育者要能够正确认知数字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要辩证地分析判断数字技术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既要具有主动参与和持续推进数字技术融入生命道德教育的强烈意愿，也要摒弃对数字技术不带任何审慎的完全拥抱态度，客观正确地认识数字技术在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其二，引导生命道德教育者提升数字技能。生命道德教育者要能熟悉数字技术的创制与运行的规律、数字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的规律、数字化场景生成与衍化的规律等，能了解数字技术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发展逻辑，掌握基础性数字技术的使用方法，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多加应用。其三，引导生命道德教育者坚定数字育人的价值立场。生命道德教育者在育人实践中要有社会责任感，有使命担当，坚持社会主义主流生命意识形态，坚持以人的生命为本、数字技术为辅，防止对数字技术过度依赖，陷进数字技术异化的泥沼。
3.4 构建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保障体系
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衍生出的诸多风险，也同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制度规章尚不健全、不完善有关。要规避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实现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良性运转，就需要积极构建相关制度保障体系。规章制度是用来约束主体行为、固定实践模式和稳定运行秩序的，是一整套显性规则体系，具有指导性、约束性、程序性等特征。
构建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制度规章体系，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构建主体责任制度。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各项工作还是必须由具体人来承担，生命道德教育转型涉及多个主体，比如商业平台运营人员、技术公司人员和生命道德教育者等等，这就需要解决责任到人的问题。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各项工作是由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做不好如何承担责任等，落实好主体责任制度，杜绝相关人员互相推诿、推卸责任，有效规避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其二，构建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科学评价制度。科学评价制度的建设，是以制度化的路向来进一步明晰评价的主体、评价的标准、评价的方式方法、评价的范围以及评价结果的运用等。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可以对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教育过程、教育活动和教育结果进行更为精准的鉴定、诊断和更及时的调控完善，为规避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提供科学的指导和遵循。其三，构建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制度。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制度的创设，有助于更好地识别、研判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类型和等级，找出风险的应对机制，提前做好风险处置的预案等，防患于未然，将风险在生成时就予以化解，或是在未造成重大社会危害时就予以解决，提前规避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潜在风险。
4 结语
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是生命道德教育为了适应数字社会发展，以唤醒人生命道德意识、树立生命道德理想和信念、实现生命自由与全面发展，弘扬社会主义主流生命价值观为目标，以人本化和数智化为特征的整体性结构转变和功能升级。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与更迭改变了外部环境，同时，生命道德教育自身发展也需要数字技术赋能。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其数字化转型的现实依据。然而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并非坦途，数字技术的应用存在生命道德教育与技术双向适应的过程，数字技术本身也具有“双刃剑”特质，其带来技术红利的同时也伴随潜在风险。生命道德教育既需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不断创新谋发展，也需要警惕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转型风险，而理性审视、科学防范，为规避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构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是保证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顺利进行的关键。数字时代，对生命道德教育展开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生命道德教育向新赛道加速孕育的主要模式，但是生命道德教育不能为数字化而数字化，为转型而转型，唯技术论只会陷入技术主义的陷阱。数字技术只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技术的优势不能取代生命道德教育的规律，生命道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始终是教育为体，技术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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