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也是关于生命伦理思想的经典之作。《内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与医疗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是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医学百科全书。该书将生命健康放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去认识，以“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天地之德作为“人之德”的示范与参照，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和“道法自然”为基础的生命伦理思想，极大地深化和升华了中华民族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黄帝内经》生命伦理思想的层次结构
《内经》成书于西汉中后期，彼时《易经》和《道德经》已经问世，二者均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宇宙自然的规律，形成了以“阴阳”和“有无”为基本范畴的宇宙观。《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1］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天地之“道”与人之“德”联系起来，指出“道”是宇宙运行规律，而“德”是“道”在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和落实，人得“道”的程度即为“德”的品位。《内经》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认为人的生命健康和寿命长短与人对天地自然规律的契合程度和人的道德品行高低密切相关，人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能百病不侵、延年益寿。由此，《内经》以“天人合一”为伦理基础，以“道法自然”为伦理准则，总结出从“至德”到“失道”四个层面与人的生命健康和寿命长短的对应关系，并据此建构起了中医生命伦理框架，意在阐释其“仁者寿、大德者必得其寿”的核心伦理思想。
1.1 道德至臻境界：玄德、上德之人，寿敝天地
19世纪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依据，论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指出：“生命是整个自然的结果”
［2］。中国古人在《内经》中汲取了《易经》和《道德经》中的哲学智慧，指出：“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3］49从自然哲学的角度阐明了天地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源泉，人类生命是天地演化的产物，从而得出了与恩格斯相同的结论。《内经》在《灵枢·本神》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
［4］79不仅阐明了“天之德”和“地之气”的相互交感作用是人的生命产生的根源，而且还强调天的“自强不息”与地的“厚德载物”是生长和滋养人类生命的“生生之德”。强调天地自然赋予人类生命的物质能量与运行法则，对人类具有“道生之，德畜之”的“道德”功用。“天之德”古人称为“玄德”或“上德”。玄德和上德指的是人类生命完全契合于道的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层次。《道德经》第六十五章就指出：“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
［5］171“玄德”高深悠远、广大无边，长养万物但不主宰万物，无私给予却从不索取回报，为宇宙万物提供生生不息的能量，让万物各得其所，安身立命。老子认为人对天之道体悟得越深，德行就越醇厚，也就越接近上德
［6］。《内经》生命伦理思想的最高层次就是效法天德、具备玄德。《内经》中黄帝所讲的上古真人和中古至人，就属于此者。玄德之人对天地自然之道具有极高的觉察力、认知力和领悟力，甚至具有通灵的天赋异禀，与道合一，同于自然，同时具备“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高尚品格，无私无欲，宽厚包容，在行为举止上“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因而可以“寿敝天地”。
1.2 道德自觉境界：自守、自在之人，寿可百岁
这里的“自守”与“自在”融合了儒家“克己复礼”与道家“无为自化”的伦理思想，既强调道德约束，又注重自然顺应，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统一。《内经》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还提到了比“真人”和“至人”稍低一个层次的“圣人”。这里的“圣人”与儒家所讲的“圣人”不同。儒家所讲的“圣人”是现实世界道德修养的最高人格形象
［7］，而《内经》里面所讲的“圣人”是“合于天地之道”第二层境界的道德人格形象。圣人的生命与行为特征是：“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3］2由此可以看出，圣人从内到外都效法上德至人，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顺从自然规律，在行为举止上符合社会规则和风俗习惯，身心轻松，情绪平和，精神愉悦，悠然自得。尽管圣人难以与天地之道完全贯通融合，但由于他们有很强的道德自觉和主动意识，对天遵循自然之道，对人符合人伦之理，对己节制人性之欲。故而能做到形体不敝，精神不散，达到自我的身心合一、形神兼备状态，因此也可以活到百岁。
1.3 道德模仿境界：将从上古之人，亦可使益寿
《内经》在列举了真人、至人和圣人的生命与行为特征后，还提到了今时之人所效法的现实生活中身边的榜样，即贤人。贤人“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3］3。与上面所述的两类人相比，贤人虽未全然悟道，但他们通过学习上古圣人所流传的天地法则，模仿上古圣人的言行举止，最终也做到了“合同于道”。贤人囿于自我认知的局限，其精神境界还难以达到真人、至人与圣人的高度，因而还不能直接体悟到天地运化之道，故而只能努力按照古人留下的法则来指导自己合于天地的作为，通过模仿天地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来保持和天地阴阳的调和。与真人、至人和圣人相比，尽管贤人的“将从上古”具有表面模仿和重外轻内的特征，可能并没有认识到天地运化的根本所在，在有些情况下还可能导致对天地之道在理解上的偏差，从而发生因认知原因而“逆从阴阳”情况，但只要追随远古真人的养生之道，他们的寿命也可以适当延长。
1.4 道德失范境界：失道失德之人，苛疾短寿
在《内经》成书之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已经看到了道德沦丧后的社会病态，以个人失德来映射社会危机，认为背道失德是诱发社会动乱的祸首。与《道德经》一样，《内经》也认识到了“阴阳调和之道”对生命的“纲纪”作用，指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3］9前面所讲的真人、至人、圣人和贤人，他们都是“从于阴阳”的人，尽管有程度上的不同，但都是顺应阴阳变化规律的，因而也都能在不同程度上益寿延年。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不从阴阳的人，即失道失德之人。《内经》从人与天地之道内在关系的角度阐发了“背道失德”对生命健康的影响，认为不顺应阴阳之道的人不仅容易得病，而且得了病也不易治愈，甚至得出“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的结论。在分析得病的原因时，《内经》认为疾病是“反顺为逆”的结果，即人体的阴阳之气不能顺从天地之气的变化，从而致使邪气侵入人体。在谈到为什么有的人会久病不愈时，《内经》指出：“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营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3］25认为这是由于道德衰下，神离身而去，因而就容易得病，得了病也很难治。在讲到今人过早衰老的原因时，《内经》认为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3］1《内经》由此得出结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3］4认为违背宇宙规律，失德背道，逆从阴阳，是短寿和疾病的根本原因。
2 《黄帝内经》“贵人重生”生命伦理思想的核心意涵
《内经》从人本意识和仁爱情怀出发，强调医学是救民安民保民之术，医道精微，行医之人不仅要具备精深的医术，还要有高尚的医德。《内经》中的伦理道德观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的影响，认为重生就是重道。其生命伦理思想贯穿着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道德意涵，不仅明确了医者的伦理精神与道德操守，也体现了中医药文化深厚的道德底蕴与价值追求。
2.1 “莫贵于人”的价值取向
中华文化重人贵生，蕴含着尊重和敬畏生命的价值取向
［8］。《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天地间最大的美德，就是天地不仅孕育出生命，并且还承载和维持着生命的延续。既然生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的德，那么就自然会得出重生、贵生的结论。《道德经》第五十五章有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5］65《内经》继承了老子“域有四大、人居其一”的思想，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3］49。告诫医者要敬畏生命，顺应自然，避免“五过四失”。《内经》“重生”“贵生”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华文化“敬畏生命”的伦理价值指向，与儒家“生生”、道家“顺生”、墨家“贵生”、佛家“不杀生”的伦理传统一脉相承。《内经》从“莫贵于人”的价值观出发，以道为统，以人为本，构建了一个以天地为框架、以人为核心的动态立体结构。在临床实践中要求医者要以人为本，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将对人的尊重放在首位，将护佑人的生命健康贯彻始终，彰显出深刻的人本旨趣和人文关怀，蕴含着深厚的道德底蕴。
2.2 “普同一等”的伦理原则
古代医家从“医乃仁术”的医德规范出发，强调对所有的病患要一视同仁。“普同一等”的价值观一方面要求医者要视患者如亲人，在面对患者时要心怀慈悲，充分感受患者的身体疾苦和内心感受；在了解患者病情时，充分考虑患者的隐曲不利之情，独自问询，保护患者隐私。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在面对不同境遇和经历的患者时，医者应无趋炎附势之态，要问诊周全，设身处地体察患者经历的挫败以及各种衰败境况给患者情感、身体所造成的损伤。后世医药学家孙思邈秉承《内经》的“人贵论”思想，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系统阐述了行医者的道德规范，在其中的《大医精诚》篇中全面阐述了大医治病宗旨时就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这些话语字字千钧，均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
2.3 “仁心仁术”的道德操守
“仁”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本意是指对他人的关怀、同情和宽容，后演变为宽泛的道德范畴。受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影响，《内经》将医者的职业定位为“仁心仁术”，强调医学是救民安民保民之术，医道是天道的延伸，天之德在育苍生，医之德在济苍生。所谓医者，施以仁术以救人，施以仁心以救魂。强调医者的职业具有特殊性，人命关天，医道精微，行医之人必须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与专业技能。“仁心仁术”要求医者要心地仁慈，医术高明，不仅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还要掌握精湛的医术，二者缺一不可。“仁心”是对医者道德品质的要求，强调“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在面对患者时应心怀慈悲，充分感受患者的疾苦，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仁术”则是对医者专业技术的要求，因为行医是生人之术，人命关天，术不精则无异于杀人。如果没有精良的医术，即使仁心厚重，也不能救人于危难之中。这就要求医者必须从“至精至微”处深刻认识为医之关天重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刻苦钻研医术，通天之理、生之源，通物我于无间，做到专、精、静三守，从而达到天、地、人“中和”的至高境界。“仁心仁术”既是在人格修养方面对行医者提出的极高标准，同时也是对医者在精勤治学、精研医道和精湛医术方面提出的严格要求，强调医生必须内外双修，德才兼备，既要恒于德，还要专于技。《内经》对医者“仁心仁术”的职业要求，体现了医者仁慈至善的精神境界，同时也彰显了医者永无止境的职业追求。
2.4 “愿为良医”的职业理想
“仁心仁术”的人格化就是成为大医，亦为良医，即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内经》在《灵枢·师传》中阐述了治民与治病的相通性：“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
［4］228医者的德行和医术与人最宝贵的生命相连，因而古人将良医的社会价值与济世安民的“良相”相提并论。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意思是：善为医者，不仅能治病救人，也能以医理论国事，治病与治国、治人，融会贯通，一脉相承。在古人看来，为仕和为医，一是以仁爱之心济天下，一是以仁爱之心救苍生，都具有崇高社会价值。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就曾立下“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宏伟志愿，勉励自己若不能成为一名好的宰相，就要做一名好的医生，认为良相救世良医救人，皆“能及小大生民”，都是践行仁义、施行仁术的崇高职业。正是因为医者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即治国平天下）理想具有相通性，古之胸怀大志者总是把为医作为仅次于为仕的人生选择，立志成为具备“仁心仁术”的良医，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
3 《黄帝内经》以“道”统“德”生命伦理思想的实践路径
从《易经》到《道德经》，古人已经将对宇宙规律的探索从自然推及到人类社会，强调要顺天法地，中通人事。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凝聚了天、地、人三道之精华，其核心就是具备土地之“德”。人类既承接了宇宙变动生化之“道”的无穷创造力，又隐含着合于道的“德”这个内在生命力。《内经》认为人类的整个生命活动都因时因地与天地自然的各种状态及其运动变化关联互动，合于天地之“道”则为“德”，从而建构了一个“道”“德”相融、以“道”统“德”的生命伦理系统。《内经》所倡导的以“道”统“德”、注重调和、身心合一、贵人乐生的伦理价值观，对于今天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健康观，提升生命质量，实现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都具有跨越时空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3.1 以“道”统“德”“德全不危”的健康之道
“道法自然”是老子在《道德经》中阐发的核心思想。《内经》汲取道家思想之精华，在总结古人健康养生之道时，认为古人：“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3］1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具备完美的品德，就能远离危境，平安健康。《内经》中的“道”与“德”具有依存关系。“道”侧重于宇宙自然哲学范畴，“德”侧重于人生哲学范畴。“道”为本，“德”为用，“德”是由“道”衍生出来的，只有符合于“道”的认知和行为，才能称为“合德”，只有符合于“道”的行为，才能称为“有德”，即《道德经》所说的“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这与世界卫生组织将“道德”作为健康的四要素（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高度契合。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激烈，很多人生活不规律，紧张焦虑，压力增加，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内经》是教导人们“以道为体、以德为用”的健康之书，它告诉人们养护健康既要遵循“道法自然”的法则，向外顺应天地自然规律，按照天地间阴阳变化的规律来调整自身阴阳的变化，养成良好的生活与行为习惯，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同时又要向内注重修身养性，虚静为本、保养真气，自觉抵制一切外来干扰，实现内外和谐、身心和谐，达到所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状态，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养生之道。
3.2 注重调和，“以平为期”的治疗之道
古人从对生命的整体观照出发来维护生命健康，把“道”与“德”的关系放在生命的动态演变中去认识，认为生命健康是一种阴阳平衡、中正和谐的状态
［9］。《内经》云：“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
［3］6这种“阴平阳秘”的“圣度”状态，古人称之为“和”。因此，“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4］79-80古代医者以此为依据，明确了“以和为贵”的健康理念。《内经》把人体阴阳关系的失衡作为疾病发生的总纲领，强调“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
［3］110。“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
［3］43。也就是说，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生命整体平衡受到破坏的结果，当阴阳失衡时，人体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和疾病。以此为基础，《内经》提出了“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治疗原则
［3］171。今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从部分和微观层面认识生命提供了可能，现代仪器已经能够深入人体的微观层面探查人体的更细微结构，但也恰恰容易忽略对生命的整体观照。《内经》是教导人们“以调为法”“以平为期”的诊疗之书，它告诉人们在今天的中医治疗实践中，要传承借鉴《内经》原则和方法，在疾病诊治中讲求“无过无不及”，避免过“用”而求“和”，注重全身调节、心身同治、治病求本、扶正祛邪等理论与方法的传承创新，从而达到促进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3.3 以“心”主“身”，内外双修的养生之道
《内经》认为，生命“必本于神”，把握了“神本”，就抓住了生命的命脉。“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3］16 古人从生命整体观念出发，认识到人的生理与心理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概括出“身心合一”“形神一体”“以神为本”等一系列治疗与养生原则。在人的精神与健康的关系上，《内经》认为：“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3］1在养生与养心的关系上，《内经》强调养生要先养心。养心就是保持平淡宁静、乐观豁达、凝神内守的心境。故而养生之要，首在养心。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心境淡泊，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在养生与修德的关系上，《内经》认为，养生必修德。一个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反观现代人，虽然物质生活条件优于古人，但工作生活节奏快，反而更容易引发一系列心身疾病。《内经》是教导人们“以虚养心，以德养生”的养生之书，它告诉人们养生先养德，养德就是养生。心浮气躁、嗜欲过度，是养生的大敌。跟着《内经》学养生，就要注重养心养德，向内修炼，心气平和，情绪稳定，降低过度的欲望，懂得保养精气，使身心处于安适的状态，对各种病邪伤害建立起强大的免疫力，从而达到内外和谐、形神兼备、健康长寿。
3.4 追求乐生，注重精神富足的幸福之道
从表面上看，《内经》是在阐述如何通过“治未病”和“治已病”来维护身体健康，延长人的生命长度。实际上则是通过对人生命状态和生命长度的思考，积极寻求生命向更高层面提升的可能性，从而找到提升人类生命质量的途径方法，达到“乐生”的目的。这里所说的“乐生”不仅指的是追求身体的健康，还有精神的快乐，旨在通过志闲少欲、精神内守等道德修养的方式而获得持久的快乐和幸福。“乐生”是《内经》以“贵人”为出发点，在价值目标上从“治病”层面向健康和幸福层面的质的跃升。“贵人”是前提，“乐生”是目的，意在告诫医者要尊重人的生命价值，通过治未病、治已病、保健康而使人保持高质量的生命状态，而不是仅仅以“活命”为目的。《内经》为人们展示的并不是一个治疗疾病的单向平面结构，而是一个从“治未病”到“调阴阳”，从“以德养生”再到“以德乐生”的多层次的立体生命伦理结构。在这个多层次的生命结构中，《内经》从“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价值理念出发，将生命的主动权始终定位于“人”本身，而不是把生命作为一台有故障的机器，只能被动地听凭医生处置，集中体现了中华医学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内经》不仅阐述了道德与身体健康的关联性，同时还认识到了道德与人的生命质量的内在关系，提出以虚养心、以心养身、以神养形、以德养生等一系列生命伦理观念，旨在引导世人通过精神的快乐来养护身心，从而过上有品质的幸福生活。由此可知，《内经》的“乐生”思想不是单纯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也不是一味追求物质层面的享乐，而是追求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快乐，也就是追求人的精神富足和幸福感。
4 结语
《黄帝内经》生命伦理思想中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生命至上的人文情怀和贵和尚中的伦理原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医理论与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生命智慧与伦理精神，体现了中医药文化深厚的道德底蕴与人文追求，与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高度契合，是建构当代生命伦理学学术体系的理论根基，也为护佑人类生命健康提供了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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