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承和挖掘中医药文化，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事业发展的进程中，适时提出《黄帝内经》伦理学研究问题，且以伦理学视域对《黄帝内经》的“医工”考证为切入点，是一个追本溯源的重要的探索性专题研究。
1 《黄帝内经》伦理思想概述
伦理学关心什么，研究什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话题。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言：“有多少位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
［1］，伦理学大概也是如此多样化和个体化的学问，“近现代生命医学伦理文化既是所处时代伦理实践的产物，也是人类医学道德思想和伦理文化累积、概括的思想成就和精神传承。”
［2］然而，笔者赞同当代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的《伦理》一书中的诸多观点，他从生命之初至世代繁衍进程中提炼出一种复杂循环思维，在“元视角”下追寻伦理深邃的生物—人类—社会的三维源泉，提出了伦理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实就在于关怀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历史境遇，进而引导生活于当代社会文化境遇的现代人，审视人类的历史经验，反思自身的现实困惑，创建伦理的新全球化，提升生命的存在质量
［3］。莫兰先生的这些超文化人类学和哲学的全新的伦理思想，对于我们科学发掘《黄帝内经》的伦理思想，追溯医德的古老源泉，并重新赋予它当代价值和生命力都是十分必要的。
《黄帝内经》本身就是一部生命科学的著作，自然—生命—人类的逻辑构架更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框架，揭示着存在与存在者的“顺—逆”关系，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在自然伦理引导下如何构建人类生命伦理的“天人相应”和人体机能伦理的“阴阳平衡”。那么，一切医学不可能不来源于人的躯体及其维持躯体的外在环境和条件，不可能不揭示生命秩序及其生命秩序的整体性系统性理论原则，从而促进医学越发地具有“普遍职责”；那么，一切医生不可能不把关注和维护人的生命良好状态作为自己的职业使命，虽然“在有各个特定职业阶层的地方，拥有自己的职业，即用特定方式促进理性目的，是每个个体的绝对职责。”
［4］其实，无论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命内在秩序，还是从医学行业的普遍职责、医生救死扶伤、维护患者健康的特定职责来看，无不充满着理性的目的性。因此，医学蕴含着追求人类理性和自由的深刻而丰富的伦理学思想，而且，中国古代医学更加明显地拥有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既不同于儒家和道家的道德伦理，更是区别于狭义的中国传统道德学说的，可以说，《黄帝内经》也是一部伦理学著作，或者确切地讲，正是因为有了具有学科性的伦理学，才成就了《黄帝内经》的伟大。其结论就是以“顺”“逆”为中国伦理思想的元概念，奠定了《黄帝内经》伦理学乃至中国诸多学科的学理性基础。这组概念的来源早于儒家的仁爱道德和道家的自然无为，并对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就从目前所见文献能够印证，或者从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来看，“顺”“逆”作为中国文化的元概念，它的出现和形成，没有比《黄帝内经》口传并经后期成书更早的文献了。当然，也必须承认，中国古代诸多的思想学说也对《黄帝内经》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事实上来看，后期的儒家道家思想更胜于《黄帝内经》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可否认《黄帝内经》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伦理学的原创性学术贡献。
那么，从狭义上讲，《黄帝内经》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堪称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其内容不仅限于医学，更属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地理等学科，是一部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著作。”
［5］仅就医学而言，医学不仅仅是装在瓶子里的药，它更是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因此，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应当从伦理学出发，而不是仅仅从字面上粗浅地加以机械般的对应，医学作为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前一个“心灵”大概指的是医生或医务人员，后一个“心灵”大概指的是患者，就是讲，医生必须温暖患者，医生必须首先有德性、讲伦理，是个好医生。那么，医生何以讲伦理？也就是说，医生伦理的源泉、内涵、表现、归旨是什么？这是医学伦理学建构的关键问题。通过考证《黄帝内经》中所蕴含的医生伦理的阐述，从这样一个局部或角度入手，让人们更加坚信：《黄帝内经》中充满了伦理学的思想元素；也让人们更加紧迫：来自中国文化典藏的伦理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而研究则任重而道远！
2 对《黄帝内经》“医工” 不同称谓的考证
2.1 “医工”不同称谓的伦理指向
在《黄帝内经》中，对于医生的称谓与指向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了秦汉之际各家学派观点的折中与融合的特征。就一般意义来讲，符合医生这个定义或职业的直接称呼是相当丰富多样的，列举起来大概有“圣人”“工”“上工”“中工”“下工”“良工”“粗工”“方士”“医工”“医”“医者”“良医”“愚医”“刺家”“针者”等，其他的一些间接称呼不胜枚举。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称呼，一方面是与《黄帝内经》的学术定位有关系，中国古代典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严格的学科划分和属性，也没有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典籍的较为严格的学术界限和学科分类。比如《论语》，很难把它具体地局限为某一学科之中的代表著作，但可以概括地说它是很多学科的代表著作，可以这样说，《论语》是文学，是哲学，是政治学，是教育学……另一方面是与《黄帝内经》从君臣、师徒、长幼之间的相互尊称和伦理关系出发，对医生的医术水平的评价界定有关系，美国的德克·布德教授（Derk Bodde）有篇《中国文化形成中的主导观念》的文章，其中说道：“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的。”
［6］《黄帝内经》亦如此，在儒家学说中，孟子的《滕文公上》里，他试图说明社会分工的起源和必要，是因为人不可以“一人之身”而有“百工之所求”，但这种分工的社会观念被孟子移转为伦理等级的分工，这与战国时期王权瓦解之后，只能寄希望于个人心性之内的善良、忍让、尊敬、畏惧的良知良能上
［7］，也寄托于人际伦理关系上的“五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黄帝内经》中所讲的医生，称呼繁多，表现为对医生的“术语”在形式上的随意，在概念内涵上的简约，却又在伦理关系上具有指向意义。一个名词的一个用法就指一个概念，“概念常被认作思维的一个单纯的形式，甚或认作一种普通的表象。”
［8］但是，在《黄帝内经》中，这些指称医生概念的不同表达或多种表达，抑或简约而具体的表达，有些时候，可以从上下文的关系中获知，但更多的时候是不容易得到的。通常讲，一个概念的严谨准确规范是建立在“术语”的唯一性和系统性之上的，《黄帝内经》中使用的医生概念是没有形式上的系统性的；但这并不等于《黄帝内经》医生概念没有实质上的系统性，并不能够否认其中丰富深刻的伦理思想，否则，《黄帝内经》就不能成为一个体系，就不会是中医学的源泉，其深邃思想就不会延续至今仍有学术地位和伦理价值。《黄帝内经》存在的这一现象，恰恰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存在不足，是我们持续深挖的意义所在。
2.2 “医工”不同称谓的伦理差别
从不同“医工”实现职业目标的差异化程度来划分，《黄帝内经》中所列举的“医工”是具有伦理层级和差别的，其中称为“圣人”者虽在现实中非常少见，但有此目标的设置却非常重要。比如：“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素问·汤液醪醴论篇》）就是讲，非常高明或追求高远的医生是“治未病”，“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黄帝内经》中主要阐述和大力倡导的是成为“上工”“良工”“良医”，比如：“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素问·八正神明论篇》）“当明部分，万举万当，能别左右，是谓大道。男女异位，故曰阴阳。审察泽夭，谓之良工。”（《灵枢·五色》）是指高明的医生，在疾病萌芽之际，能够审视各部位状况，运用阴阳变化规律诊治。《黄帝内经》中医生比较常用的称呼应该是“医工”，可以说，“医工”更是一个整合后的概念，“医”侧重于医理，可列为“士”的阶层，“术”侧重于医术，可列为“工”的阶层；“医工”则是既掌握理论又善于实践，既可出入于宫廷又可行走在民间的人。本文也是比较认可这种普遍的叫法和通称的，它涵盖但不区分“工”，即“上工”“中工”“下工”“良工”“粗工”“医”“良医”“愚医”等“工”之异同。
“工”“医”则是“医工”的简称，基本上是在同等含义和程度上使用的。比如：“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素问·疏五过论篇》）《黄帝内经》也列举了不少学医不精、医术不太高明的“下工”“粗工”“愚医”的各种表现，比如：“下工救其成，救其已败。”（《素问·八正神明论篇》）“医不能明，不问所发，唯言死日，亦粗工。”“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素问·疏五过论篇》）
另外，中医的优势和特色之一就是针灸，在这个门类中，《黄帝内经》又把医生称为“刺家”“针者”“用针者”，比如：“刺家不诊，听病者言。”（《素问·长刺节论篇》）“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灵枢·官针》）这些侧重点不同的称谓，均表达了“医工”在《黄帝内经》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对于发掘《黄帝内经》医学伦理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3 “医工”在《黄帝内经》中的伦理类型
3.1 “医工”技艺水平上的伦理类型
孟子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善端”，把人的生命存在区别于一般动物的自然生命，赋予人的生命存在的伦理意义，并把良知良能确立为最高的伦理目标。那么，医生特别是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就要具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作为“医工”，有了不同层次的伦理素养，在“治于人”的过程中就区分为不同的医术伦理等级。
在《黄帝内经》中，把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称为“上古圣人”“上帝”“古圣人”“圣人”等；把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上工”“良工”“良医”等；把医术不高明或存在某方面欠缺的医生称为“下工”“粗工”“愚医”等；把医术无所谓高明不高明或不以高明论“英雄”的医生称为“工”“中工”“医”“医者”“方士”“医工”等，这一类是对医生的共性、普遍性称谓的不同表达，包括能够成为医生，具备一般行医能力和医治水平的“医工”在内。
还需要分析一下《黄帝内经》没有明确提及的“明医”称谓。一般认为，“明医”一词最早出现在《伤寒明理论》中，指的是医术高明的医生，认为明代是“明医”说发展的高潮。
［9］《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讲道：“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学界对这句话的一种解释，就是说“明、神、工”分别指“望、切、问”。“所谓‘见色知病’，表明‘明’在诊法上采用的方式是借助视觉感官判断疾病产生的根源。”
［10］也就是认为，这里的“明”“工”似乎不是指谓医生。但是，《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紧接着又讲道：“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知一、知二、知三”是通过“望、切、问”的诊法掌握了色脉形肉的一种、两种或三种，掌握了其中之一就是一般的医生，就是“工”，达到对色脉形肉不相失，也就是“知三”，即：能够系统而灵活地运用“望、切、问”的多种诊法，“知三则神且明矣。”这里的“神且明”必然是指医术高明的医生。因此，《黄帝内经》蕴涵着深刻的“明医”观念，是后世产生“明医”概念的重要来源。
3.2 “医工”传授医道上的伦理类型
一是传授医学的主体具有伦理指向。《黄帝内经》把在此之前的传授者称为“先师”“上帝”“古圣人”，比如：“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灵枢·师传》）“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素问·六节脏象论篇》）“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素问·移精变气论篇》）《黄帝内经》之中的传授者主要有黄帝、岐伯等人，黄帝也将岐伯尊称为“天师”“夫子”，比如：“乃问于天师”（《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请天师而问之”（《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余闻针道于夫子，众多毕悉矣。夫子之道应若失，而据未有坚然者也。”（《灵枢·逆顺肥瘦》）岐伯则把黄帝尊称为“圣帝”“圣人”，比如：“窘乎哉问也！其非圣帝，孰能穷其道焉……此所谓圣人易语，良马易御也。”（《素问·气穴论篇》）这些比较严格的要求，说明了“医工”主体不仅是具备专业技能的医师，更是医道传承的主体，对于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功不可没。
二是传授医学的方式和过程具有伦理向度。《黄帝内经》把在此之前的医道来源和传授方式主要归为口传口授和祖传世业，也提到上古已经有《上经》《下经》《九针》等医书，但没有流传下来。比如：“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口传也。”（《灵枢·口问》）“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灵枢·师传》）“《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审于终始，可以横行。”（《素问·疏五过论篇》）《黄帝内经》之中及其之后的传授，既有口传，也有诵读、问道、受师学技、著书等方式，还强调了著书藏书传承医学的重要性。比如：“不读医书，又非世业杀人尤毒于梃刃。”（灵枢·叙）“细子得受业，通于《九针》六十篇，旦暮勤服之。”（《灵枢·禁服》）“乃择良兆而藏之灵室，每旦读之，命曰《气交变》。非斋戒不敢发，慎传也。”（《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今天的中医师承传业模式是这一传承方式的最好证明，师承教育遵循了中医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不仅传承着经典，又在探索中发现问题，让中医获得传承和不断完善。
三是接受传授的学医对象具有伦理情怀。《黄帝内经》中也有论述，黄帝向岐伯、鬼臾区问医，尊他们为“天师”，雷公拜师问医于黄帝和岐伯时，谦虚的自称为“细子”“蒙愚”“小子”，比如：“昔在黄帝……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论篇》）“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请天师而问之曰：论言天地之动静……鬼臾区曰：土主甲己……不合阴阳。”（《素问·五运行大论篇》）“细子无以明其然也。”（《灵枢·经脉》）“敢问今日正阳，细子愿以受盟。”（《灵枢·禁服》）“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闻五过四德，比类形名，虚引其经，心无所对。”（《素问·疏五过论篇》）“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谓也。”（《灵枢·五色》）传授对象的这种表达，深刻反映了中医文化的师承地位，反映出对知识的尊重，以及授承者谦卑的求学态度。
4 《黄帝内经》阐明了“医工” 的伦理内涵
4.1 “医工”的伦理内容
《黄帝内经》蕴涵着深刻而丰富的生命意识，突出地表现为对生命存在的敬畏顺应和对生命意义的伦理追问，可以说，生命是中国伦理学的主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伦理学源于对天道“生生不息”的关怀，并以此引发一系列生命生成变化的伦理思考。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生命之德性在生生不息，除非腐败的生命，每种生命都积极地实现着它的活动，成为它之所是。”
［11］牟宗三在《生命的学问》的自序中讲道：“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
［12］。《黄帝内经》传扬的生命伦理思想为之后的儒家和道家继承发扬，更加突出地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主流，那就是更加强调生命至上的伦理关怀和价值诉求，而且最终表现为生命存在的道德呈现，其中，医者仁心、阴阳中和、顺应天道、自然无为等都是《黄帝内经》“医工”的伦理内涵。
第一，“仁爱”是“医工”的为医之本。“仁爱”思想是儒家学说体系的价值观和伦理尺度，在传统医学中，仁爱道德伦理观念贯穿其中，仁者爱人为医学思想注入了道德判断和价值标准。“仁”的内涵或者来源在于对父母之爱和对兄弟之敬，中国的道德伦理源自血缘亲情伦理。《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医德思想中，“医中之圣人”便是医术与医德的完美结合。《黄帝内经》更是明确以“黄帝”之名来创立一套完整的医学体系，《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曰：“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于骨髓。”黄帝认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尽欲全形”是人之常情也是圣人夙愿，如果疾病不能得到医治，导致病情恶化，危及性命，这样的结果会让作为“圣人”的黄帝感到担忧，从而引起“圣人”重视，指派岐伯等臣子探讨病机病理，确立了其求医问药的伦理目标。《灵枢·师传》中讲黄帝创立医学理论目的在于“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至后世，有无终始。”《黄帝内经》包含着“圣人”“仁爱之心”“仁者仁术”的伦理关怀，确立了医生救治人民疾苦的伦理目标，为医生伦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医生立命的伦理核心。
第二，“中和”是“医工”的为医之道。“和”在《黄帝内经》中出现了上百次之多，有关阐述已经成为中医学和中医伦理学保持生命体的阴阳中和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中和”思想表现在中医理论中，主要有以下内涵：首先，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基本要义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之伦理道德指向的必然要求。对于这一点，中医理论侧重于强调阴阳二气的协调统一。中医认为，人体之气的正常运行及其协调，必须与天地之气相应。按照“人与天地相应”的原则，《黄帝内经》总结了机体活动与外界环境相统一的关系，“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揭示了生命存在的自然来源和伦理关系，成为后世医生遵循的自然伦理原则。其次，中医的“和”还表现为人体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其中各个部分之间也是和谐与统一的关系，《黄帝内经》根据人体各部分的功能和联系，将其“合”成以五脏为中心的统一体。再次，“和”还表现了人体身与心的内在统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医伦理的身心关系也达到了形而上之心与形而下之体的统一，也是人体健康和养生的重要依据，这是从形而上视角解释人体内心的“中和”，以此来确保道德本心的追求。从医学角度而言，这也是祛除疾病、保全自身、颐养天年的根本法则。“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阳病阴治，阴病阳治”“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是医生在治疗疾病时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必须掌握的根本方法。
第三，“顺天”是“医工”的为医之法。《黄帝内经》具有鲜明的自然观，即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关怀生命的本体观、动态协调的平衡观等。阴阳五行说是《黄帝内经》自然观的核心，孟子讲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从人的伦理来源和伦理目标上为医生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方法原则，《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人可以“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人参天地”的思想，旨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的伦理关系，表达了“医工”鲜明的尊天顺天的伦理态度。本文开篇就明确提出，“顺”“逆”作为中国伦理思想的元概念，一经形成就奠定了《黄帝内经》伦理学乃至诸多学科的学理性基础，“顺天”更是“医工”重要的伦理思维方式。“顺天”之法的重要性在于：“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不晦。”（《素问·徵四失论篇》）“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灵枢·官针》）
第四，“无为”是“医工”的为医之境。《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讲：“诊法常以平旦”，就是说医生诊断疾病也应该选择时间和患者状态，这是因为清静无为的平旦之时，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句，气血未乱，人体各项机能都保持自然、安静、无为、无事的状态，所以诊疗疾病的最佳时机是在平旦之时，即在此时反映出的人体是最真实、最客观、最自然的。《黄帝内经》还指出：“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素问·脉要精微论篇》）又指出：“神无营于众物者，静志观病人，无左右视也。”（《素问·针解篇》）强调医生诊治之时，心神要无视众物，而专心致志于病人，不能左顾右盼；强调诊治之时要做到无欲无求、无私无己、虚静无为。这与老子所言“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道德经·第六十三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医生需要以无为而能有为，以无事而能成事，以恬淡无为才能达到诊断医治较高的伦理境界。
4.2 “医工”的伦理行为
《黄帝内经》作为一部古老的医学典籍，拥有古老的伦理源泉，特别是拥有古老而丰富的医生伦理源泉。这个源泉包括个体生命的内在源泉和社会文化的外在源泉，同时也包括生命初始基因传递的潜在源泉。这三种源泉相互关联，为人类社会孕育了两个内在的准则：一个是责任伦理，另一个是互助伦理。在伦理学视域下与其说是发掘《黄帝内经》的医生伦理准则，不如说是《黄帝内经》的医生伦理准则是一种自然涌现和生动呈现。它以具体的伦理行为形式表明生命存在具有不确定性，生命存在的质量具有不可靠性，因此医学需要担当前瞻性的伦理责任，医生需要呵护有尊严的生命主体。
“医工”伦理行为的具体表现，在《黄帝内经》中是随处可见的，表现形式涵盖医生的传医、行医、为医的实践行为的全过程。首先从概念匡正的角度入手，可以洞察《黄帝内经》之中“医工”鲜活而丰富的伦理表现形式。“医工”在传医过程中把医学概念、医学理论、医治技术原原本本、彻彻底底地传授给学医对象，而且也能够把传世的医书和秘方毫无保留地传给学生或徒弟，需要的是情怀、爱心和责任；“医工”在行医过程中的诊断治疗、开方制药，必须抱着敬畏生命、尊重患者、尊重自然（科学）、守护健康等伦理目标；“医工”作为医生而存在，或称得上是一位医生，一旦成为“医工”，他不在医院、不直接面对患者，不在行医之时，他仍然是医生，既包括职业上的，也包括人生上的。《黄帝内经》对“医工”在传医、行医、为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的伦理要求和伦理表现都有生动而具体地阐述，揭示了《黄帝内经》鲜明的伦理取向和明确的伦理要求。
4.3 “医工”的伦理形式
从传医的方面来看，一是赋予传授或探讨医术非常神圣庄严的形式，高度赞美口授相传的医道，把拥有高超医术的远古之人尊称为先师圣人，建立了一套传授医术的神圣仪式，并对传授医术提出了必要条件。比如：“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夫上古圣人之教也，下皆为之。”（《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未满而约之以为工，不可为天下师。”（《灵枢·禁服》）“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二是拜师或受师学习医术必须心存敬仰，既要慎重选择弟子，还要择良日吉时、斋戒、起誓，比如：“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素问·金匮真言论篇》）“雷公再拜而起曰：请闻命。于是也，乃斋宿二日，而请曰：敢问今日正阳，细子愿以受盟。黄帝乃与俱入斋室，割臂歃血……细子受之，黄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书，曰：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灵枢·禁服》）三是口传或编纂医学典籍十分讲究，《黄帝内经》的很多篇章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医学理论成于书的尊贵之处，比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素问·灵兰秘典论篇》《素问·玉版论要篇》《素问·玉机真藏论篇》《灵枢·玉版》等。很多篇章在对话结尾处都以情感色彩浓厚的语言，伦理取向鲜明的态度，表达了对传承医术医道的无比敬仰和高度赞美，对如何编纂成书，如何传承医道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论！请著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乃择良兆而藏之灵室，每旦读之，命曰《气交变》。非斋戒不敢发，慎传也。”（《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至哉，圣人之道……请藏之灵兰之室，署曰《六元贞纪》。非斋戒不敢示，慎传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允乎哉道！明乎哉论！请著之玉版，命曰治乱也。”（《灵枢·五乱》）“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灵枢·病传》）“善乎方，明哉道。请著之玉版，以为重宝，传之后世，以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灵枢·玉版》）
从行医的方面来看，一是树立了前瞻性的伦理责任和过程性的伦理关怀，这种前瞻性的伦理责任表现为中医的最高境界。比如：“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灵枢·逆顺》）“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这种过程性的伦理关怀是行医活动必须遵守的原则，比如：“刺家不诊，听病者言。”（《素问·长刺节论篇》）“凡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凡诊者，必知始终，有知余绪。”（《素问·疏五过论篇》）。二是面对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和生命质量的不可靠性，秉持生命现象的复杂性整体性方法论原则，以“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的生命至上的伦理标准而孜孜以求，就能够“随变而调气”达到“世言真书开人意”的佳境。三是对待具体的患者则注重其具体性，尊重其个体性，达到个体与大体的统一，比如：“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素问·异法方宜论篇》）
从为医的方面来看，知行合一乃为医，即：传医、学医和行医相统一方可称得上医生。从本质论的意义上讲，医生的伦理核心内涵就是“仁心仁术”的伦理追求，是为医之本，讲的是“医工”是什么。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讲，医生伦理的形式表现可喻为“天人合一”的伦理要求，是为医之法。为医的入微入精至真的伦理情怀和人生意义，在《黄帝内经》中也有充分的阐述，比如：“窘乎哉！圣人之为道也，明于日月，微于毫厘，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灵枢·逆顺肥瘦》）“微妙在脉，不可不察”（《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复入本元，命曰归宗。”（《素问·刺法论篇》）《黄帝内经》在阐述为医的伦理思想时，有的地方是直接明确地提出来的，比如：“夫为医者，在读医书耳。读而不能为医者，有矣，未有不读而能为医者也。”（《灵枢·叙》）“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灵枢·官针》）“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未满而约之以为工，不可为天下师。”（《灵枢·禁服》）“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素问·疏五过论篇》）“远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灵枢·海论》，但是为医的较为系统的伦理思想，更多地蕴含在《黄帝内经》的字里行间，或上下文的关系之中，还需要深入研究。
5 结语
《黄帝内经》中蕴含的“医工”伦理思想内容丰富，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医理论，创新中医实践都离不开中医最基础的文本研读，离不开对历代中医名家临床学术史的了解，医家的“时代背景、医家经历是深刻影响医家学术思想建构的社会文化因素。”
［13］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逻辑，从中医文化形成的整体语境中全面解读《黄帝内经》蕴含的现代伦理价值，是推动中华传统医学走向世界的庄严使命。
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黄帝内经》伦理思想研究”(21XZX017)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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