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生物医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科技伦理建设，国家各部委、相关部门相继颁布了有关科研伦理的系列法律和行政性法规（见
表1）。显然，科研伦理已备受国家层面的重视。值得关注的是，生命科学、医学研究等领域的伦理失范现象仍有发生
［1-5］。纵使有再完善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如果科技从业人员对于自身科研伦理认知不加以提升，对于相关制度规范不予重视和自觉遵循，法规制度就难以有效贯彻执行。
医院作为医学科学研究与教育实践的主阵地，医务人员自觉遵守科研伦理规范，伦理委员会有效开展伦理审查，是保障研究参与者合法权益、促进临床与科研充分结合、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最有效的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科研伦理认知水平，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如何开展负责任的研究，是院校医学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领域，以及科研管理部门、伦理审查机构需要共同应对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基于医学院校直属附属医院在医学教育中的优势与医疗服务中的代表性，选择某医科大学5家直属附属医院的工作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对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临床、护理及医技人员的科研伦理认知现状开展调查，探讨影响医务人员科研伦理知识掌握和认知水平的因素，从院校教育、医疗机构、伦理审查机构以及医务人员自身四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加强医学人文教育与培训，优化医疗机构及伦理审查机构科研伦理建设，提高医务人员科研伦理素养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在阅读有关科研伦理的文献基础上，结合调查目的，自行设计医务人员科研伦理认知现状调查的专家函询问卷。专家咨询采用微信与亲自送达的方式进行发放与回收，经“专家函询—统计—再专家函询—再统计”共四轮，每轮对统计结果进行整理分析，最终确定医务人员科研伦理认知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在预调查信效度检验通过后于2023年6—8月期间，在某医科大学5家直属附院同时开展问卷调查，抽样方法按医院医务人员规模进行非等比例分层抽样，再分别对医生、护士、医技人员群体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共计发放在线问卷545份，回收有效问卷541份，有效回收率为99.27%。
1.2 调查内容
问卷第一部分为医务人员个人基本信息，包含年龄、职称、学历、学位等，第二部分为医务人员院校教育及在职期间有关伦理学习、培训及生物医学研究经历的调查，第三部分为三个内容，即科研伦理基本知识掌握情况、科研伦理认知现状、伦理委员会履职情况。其中，基本知识掌握共设置16题，每题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满分为16分。认知现状从自我评价、伦理态度、伦理意识及失范现象四个维度共12题开展调查，Crobach’ Alpha值分别为0.741、0.777、0.804、0.786，内部一致性均大于0.7，整体一致性系数为0.767，信度水平较高；经效度检验，KM0=0.761>0.6，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P<0.05，问卷效度良好。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录入采用Excel软件，数据分析采用SPSS18.0软件，计数资料采用频率分析进行描述性统计，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值±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4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有效样本541人。调查对象以青年群体为主，其中26~35岁占比最高（53.60%），其次为36~45岁（33.80%）；男性183人（33.80%），女性358人（66.20%）；多数为一线专业技术人员，71.90%的调查对象无行政职务；中级及以上专业职称者占68.70%。学历分布方面，本科及以下266人（49.10%），硕士及以上学位者占50.80%，其中博士研究生比例为7.00%。专业构成中，临床医学人员占比超过一半（52.30%），护理人员占27.70%，其余为医技等岗位。具有海外经历者占3.90%；具有伦理审查机构任职经历者占1.50%。
2 结果与分析
2.1 科研伦理知识学习与培训的制约因素
在影响科研伦理知识学习与培训的因素调查中，受访者反映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学习任务或临床工作负荷重占43.60%；没有参加途径占25.40%；认为伦理培训没有用处占3.40%；科研不涉及伦理问题、没有必要学习占5.70%；其他因素占21.90%。整体来看，工作负荷重和培训渠道不足是影响医务人员科研伦理知识学习与培训的主要障碍，且存在一定比例的人员对科研伦理培训价值认知不足，提示在加强教育供给的同时，应提升医务人员对科研伦理重要性的认识。
2.2 医务人员科研伦理知识得分情况
从医学伦理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原则、科研伦理事件知晓情况、伦理审查程序等方面来综合评估医务人员科研伦理知识的掌握情况，科研伦理知识得分范围为1~16分。结果显示，总体得分集中在10~14分之间。具体而言，得分为10~14分的人员占比为80.03%，其中得分11分（129人，23.84%）和12分（114人，21.07%）人数最多。得分低于10分者共103人，占比19.04%；得分满分（16分）者占比为0。整体数据显示，受访医务人员在科研伦理知识掌握上具有一定基础，但整体仍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且高分群体比例有限，提示科研伦理知识体系尚需进一步强化。
知识掌握中值得重视的是“伦理原则”的知晓情况。尽管医务人员对部分伦理原则如“尊重”“公正”表现出良好认知（正确率为100%），但在“不伤害”“有利”两项原则上的正确率分别为84.20%和67.30%。将混淆项“求真务实”“道德规范”“知情同意”“科研诚信”视作科研伦理基本原则的选择率高达100%。合并各选项计算，能够准确识别全部四项伦理基本原则受访者比例为0，提示当前医务人员在科研伦理核心概念辨识与理解上仍存在明显不足，需要在后续培训中加强基本伦理原则的系统讲解与认知提升。
以人口统计学特征为分组变量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男性、有海外经历、有伦理委员会任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副高级职称、临床专业的医务人员科研伦理知识掌握情况较好（
P<0.05），见
表2、
表3。
2.3 伦理委员会履职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有13.86%的医务人员选择所在单位未成立伦理委员会，且这部分人员中有64.00%认为本单位在临床研究时没有委托其他机构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查。实际上，调研的五家直属附院均已成立伦理委员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调查对象对医院伦理委员会不知晓，或者这部分医务人员没有以研究者或者研究参与者身份参与过生物医学研究，未经历过伦理审查环节。
2.4 医务人员科研伦理认知情况
通过本次调查（见
表4），医务人员在自我评价维度、伦理意识维度显著低于3分（中立），介于不好到一般之间，即自我评价、伦理意识的现状处于否定区间；伦理态度与失范现象维度显著高于3分（中立），介于一般到好之间，即伦理态度、伦理失范现象的现状处于肯定区间；总体评价无显著差异。检验值1=非常不好，2=不好，3=一般，4=好，5=非常好。
2.5 医务人员伦理认知影响因素
医务人员对自我评价、伦理态度、伦理意识的感知，以及身边的失范现象，既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还受个体因素的影响。因此本部分分别考察不同年龄、性别、职务、职称、学历学位等的医务人员在自我评价、伦理态度、伦理意识及失范现象各维度及整体上的差异性。以科研伦理认知维度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医务人员的科研伦理认知维度在性别、职务、海外经历、伦理委员会任职方面以及年龄、职称、学历以及专业技术领域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5、
表6。
3 讨论
3.1 医学伦理学教育对科研伦理知识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数据显示，医学伦理学课程学习对医务人员伦理知识的掌握存在显著相关性。在读期间，学习医学伦理学相关课程并将其作为必修的占比分别为84.30%和56.90%；在职期间分别为57.10%和43.80%。接受必修课程培训者在科研伦理知识评分中明显高于未接受者。这意味着系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不仅能传授基础知识，更有助于提升科研人员的伦理意识和批判性思维。将其作为必修，不仅是对伦理教育的重视，还是一种潜在且有效的伦理规范传播机制。同时，数据显示在职培训覆盖率相对较低，提示未来应加强职业发展阶段的持续伦理教育，提升医务人员的全周期科研伦理素养。
3.2 人口学特征对科研伦理知识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科研伦理知识掌握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有职务、具有海外经历、有伦理委员会任职背景、硕士及以上学历、副高职称及临床专业人员在伦理知识掌握上呈现出相对优势。这些差异可能源于学术环境中的角色分工、国际交流经验及科研参与机会等因素。结果提示，应在科研伦理教育中加强针对性培养，注重对不同背景群体提供分层分类的培训资源，以缩小认知差距，推动整体科研伦理水平的均衡提升。
3.3 科研伦理认知影响机制分析
本研究揭示了科研伦理认知的复杂性，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头衔、学术背景、专业领域、国际经历以及伦理委员会经验等。在伦理态度和失范现象维度上，医务人员普遍持积极立场；而在自我评价和伦理意识维度上，则表现出更为谨慎和反思性的态度。这一现象表明，科研伦理认知的辩证性质：一方面是对伦理规范的整体认同；另一方面是对自身伦理实践的持续批判与修正。这种内在张力恰恰反映了科研伦理的动态发展特性，提示应鼓励医务人员在职业发展中主动建构科研伦理认知体系，不断提升自我反思与伦理实践能力，推动伦理意识的内化。
3.4 伦理委员会履职能力有待提高
本研究显示，96.14%的受访者了解院内科研伦理规定，94.42%的受访者认为项目有跟踪审查，84.33%的受访者接受过伦理培训，但仍有13.86%的受访者认为“未成立伦理委员会”，而实际上被调查单位均已成立。该现象表明，科研伦理治理从形式到实质转型过程中，仍存在认知不统一、履职不充分的问题。提示应通过加强伦理委员会成员的专业培训与规范化建设，并不断优化伦理审查实践，提升科研伦理治理的实效性。
4 建议
4.1 医学院校：科研伦理教育的制度化路径
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部门于2024年10月联合印发《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明确提出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科研伦理教育作为重要实践领域，不仅关乎学术诚信，也直接影响医学研究的质量与社会信任。然而，当前医学教育体系在科研伦理教育方面仍显不足，医学伦理学课程虽已纳入专业培养体系，但开设内容与不同专业需求匹配度不高，难以满足精准培养需求
［6-7］。医学研究生的科研伦理教育资源分配有限，临床研究伦理技巧培训缺乏，导致学生在科研实践中容易陷入伦理困境，教育效果很难达到
［8-11］，认知水平有待提升
［12］。可见，专业教育与科研伦理教育之间的张力尚未得到有效缓解。
院校教育应在强化医学人文教育的同时，重点突出科研伦理规范意识的系统培养，推动医学伦理教育与科研训练的深度融合。优化科研伦理课程体系，根据专业特点、培养目标和学位类型调整课程设置与学时比重，确保科研伦理教育贯穿本硕博各阶段；增强科研伦理教育的实践性
［13-14］，鼓励学生参与伦理审查旁听
［9］、伦理审查案例分析等活动，提升伦理规范的应用能力，促进科研伦理知识的内化与实践转化。
4.2 附属医院：从制度约束到文化培育
本研究显示，医务人员科研伦理认知在整体认同与自我反思之间呈现出动态发展特性，说明科研伦理认知不仅依赖外部制度约束，还需通过内化过程转化为持久的行为规范。医院应将科研伦理素养建设与医疗业务水平提升同步推进，既强化外在制度约束，又注重营造重视伦理、遵守规范的科研氛围。定期组织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级医务人员的科研伦理培训，提升其对伦理规范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建立科研伦理考核制度，将伦理培训参与情况与提职晋级、项目申报等职业发展挂钩；设立科研伦理表彰机制，对在科研伦理实践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及团队予以奖励与宣传，积极引导全院形成尊重伦理、规范科研的文化环境。
4.3 伦理委员会：从程序性审查到价值性治理
本研究发现，尽管大多数医务人员了解院内科研伦理规定，但仍有部分人员对伦理委员会的存在与作用认知不足，伦理审查流程复杂、效率低下的问题亦存在。伦理委员会的角色定位应从传统的“守门人”向“价值引领者”转变：一是构建专业化、多元化的伦理审查分委员会。针对审查内容的不同（临床药物试验研究、新技术新项目、医学科研项目）分设伦理审查分委员会，明确职责，动态管理委员；二是以需求为导向，开展分层分类培训，从组织角度和学习角度探讨伦理培训的形式和内容，针对不同专业技术类别的医务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不同需求提供系统多元的培训，提升其伦理决策和实践能力；三是优化伦理审查流程，扩大快审适用范围，提升初审效率，同时建立跟踪审查和反馈机制，形成常态化管理闭环，提升伦理治理质效。
4.4 医务人员：从被动遵从到主动建构
一项调查
［15］显示，在受访的医务人员群体中，仅有61.50%的人认为医学伦理学对医疗实践具有积极作用，结合本研究结果，显然医务人员主观上对于科研伦理需求普遍持有“实用”观点。这与各级各类规范制度主要针对科研管理行政部门、伦理委员会等机构在业务上、行业中的规范指引，以及重点关注研究参与者的保护有关，针对科技人员自身伦理素养提升的引导尚显不足。要实现科研伦理治理体系的良性发展，医务人员需从被动遵从转向主动建构。一是动态更新科研伦理知识，培养跨学科的伦理思考能力；二是突破“工具理性”局限，构建整体性的科研伦理价值观，综合考虑道德可接受性、风险管理和社会获益；三是将伦理反思融入科研全流程，常态化关注伦理风险、利益冲突及学术不端问题，形成自主的伦理自省机制，开展负责任的科学研究。
5 结语
科研伦理不仅关乎研究过程的规范与公正，还承载着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核与社会责任的延伸。本研究聚焦高校直属附院医务人员的科研伦理认知现状，揭示了在知识掌握与规范意识方面的薄弱环节，折射出教育培养、制度执行、治理机制与个体觉知之间的多重挑战。未来科研伦理建设亟须多维协同发力：医学院校应立足人文医学导向，完善课程体系，将科研伦理教育贯穿医学人才培养全过程；附属医院应强化制度执行与文化引领，营造尊重伦理、规范科研的实践氛围；伦理委员会应从“合规审查”走向“价值治理”，提升治理效能，助力形成科学高效的伦理支持系统；医务人员自身亦应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强化伦理判断力与反思能力，实现从规范遵守到价值认同的跃迁。科研伦理不是科研的附属项，而是其价值本源。唯有实现教育、管理、治理与个体的共同赋能，才能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科研伦理生态，助力负责任的医学研究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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