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近年来，中国人口面临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生育率逐年下降的严峻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18.7%。2023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0左右，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过亿国家中的最低水平
［1］。为了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2023年，党和政府提出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战略部署
［2］。各省份根据实际情况，陆续推出了包括生育补贴在内的具体扶持政策。在此背景下，辅助生殖技术作为解决不孕不育问题、提升生育能力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快速发展，女性身体作为实施这一技术的核心场域，承载着文化与技术的意义。本文受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思想的启发，思考女性在辅助生殖过程中身体呈现的多重维度：身体作为社会之源泉、身体作为社会之定位场所、身体作为个体定位于社会的手段。具体指的是身体是创造社会生活的源泉；身体是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的定位场所，社会有力量反作用于人的身体；身体还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手段，个体借此定位在社会中，也产生对社会的定向
［3］13。这一框架有助于理解在辅助生殖技术的介入中，女性的身体如何反应并重塑社会文化期待，医学技术的干预如何影响女性的生育过程，以及女性通过自主性实践重构生育认知的路径。
基于此，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和医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文化期待和医学权力如何作用于辅助生殖女性的身体实践？面对这些结构性影响，女性如何通过行动建构自我的主体性？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医学技术与身体实践关系的理解，同时也为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与现实参考。
1 研究回顾和理论视角
1.1 研究回顾
身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从经典社会学到当代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身体逐步从作为人生存的物质基础，发展为社会规范和文化意义的载体，被视为一个多维度的社会建构对象。
1.1.1 经典社会学家的视角
经典社会学家强调身体是个体与社会发生关联的中介，但研究视角各有侧重。马克思
［4-5］强调身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性，将身体视为劳动的工具和产物。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是行动者，具有具身性的实践意识，能够积极主动地创造社会，而不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社会。涂尔干
［6］认为人的身体内部隐藏着创造性，关注身体的文化象征意义，将身体理解为社会文化的载体。齐美尔
［7］关注社会互动，指出具身性个体的特点在于各种驱力、倾向和意图，包括情欲的、宗教的和进攻性的冲动，还有获取、防御、攻击和指点等动机。经典社会学家注重身体的社会基础和能动性作用，为后续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1.2 现代身体社会学的兴起与拓展
伴随着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现代身体社会学对身体、经济、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作出了回应
［8］。福柯
［9］分析了现代权力如何通过规训来影响个体的身体，指出身体是权力和知识规训的对象，是社会结构的产物。特纳
［10］提出了身体的悖论，一方面，我们是身体的主体，人可以运用各种身体技术对身体进行社会化、组织、规训等；另一方面，我们与身体是密不可分的，身体是生物有机体与社会自我的统一，也是个体实践和社会建构的统一。
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认为身体是主体性和意识的场所，身体体验展现了社会的结构与意义。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指出身体和社会相互决定的关系，身体处在社会世界中，但社会世界也处在身体中
［3］66。吉登斯认为身体是一个“行动系统”和“实践模式”，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的基本途径。鲍德里亚认为身体是当代社会最美的“消费品”，消费的符号化也带来了身体的符号化
［11］。
总的来说，身体社会学的研究范式突破了传统的自然主义视角，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统一的多元蕴意
［11］。这一理论转向丰富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为理解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体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1.2 理论视角：希林的身体社会学
希林在分析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等学者有关身体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观察身体的三个核心视角，即身体作为社会之源泉、身体作为社会结构特征之定位场所、身体作为个体定位于社会的手段。
身体作为社会之源泉。希林将身体视为社会的源泉，是社会意义与文化符号的承载者。身体在文化期待和社会规范的塑造之下，形成了一套符号体系。该体系中个体与他人共同参与某种共同文化，建立起共享的认同机制
［3］32。通过身体，抽象的文化符号可以转化成被感知的行动实践。
身体作为社会结构特征之定位场所。希林提出，身体不仅是社会的源泉，也是权力、技术与文化符号发生作用的场域，因而成为社会作用力直接施加的场所
［3］13。技术、制度等社会力量在身体上留下印记，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特征通过身体被具象化。
身体作为个体定位于社会的手段。希林认为，身体是个体定位于社会的手段。这一观点意味着个体能够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身体能够通过感觉、感官去感受社会生活的结构性特征，个体得以依附或摆脱其所处的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身体不断被塑造，身体的变化增进或削弱了人的潜力
［3］13。人的身体具有主观能动性，不会完全受制于社会。强调身体既是社会实践的被动接受者，也是其所处情境的积极创造者
［3］22。
2023—2024年，本研究对在山西省某三甲医院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患者进行了访谈，其中深度访谈了10位女性。为保护患者隐私，以P1-P10编号显示，年龄23~40岁，已婚，涵盖辅助生殖治疗的促排、取卵、移植及妊娠全过程。此外，还经受访者许可后收集了受访者所在的社交网络聊天记录及相关社交论坛资料，以更全面了解该群体的特征。通过解读辅助生殖场域中的女性身体的三个维度，思考身体的社会性、技术与身体的关系。
2 身体作为社会之源泉
在当前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生育文化和政策期待如何通过女性的身体实现具象化和再生产？希林“身体作为社会之源泉”的理论维度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该理论维度强调，身体是文化符号和社会意义的载体。生育文化和生育政策作为两个关键层面，深刻影响着辅助生殖技术中女性的行为选择与身体体验。
2.1 生育文化的身体具象化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生育被视为家族兴旺、社会延续的重要因素，是传统“忠”“孝”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2］。儒家思想主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传承血脉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是维系家族尊严的重要方式。在这一文化背景中，对选择辅助生殖技术的女性来说，身体成为这种文化符号生成与传递的载体。
马林诺夫斯基
［12］认为，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绵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这种生殖作用的文化体系是由各种制度组织成的，如标准化的求偶活动，婚姻，亲子关系及氏族组织。费孝通
［13］在《生育制度》中探讨了生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及其对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指出生育制度的功能是完成社会新陈代谢作用的继替过程。通过生育，女性获得了更高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资源，有助于女性实现社会价值和身份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身体起到了联结个体与社会的作用。
不孕女性的生育选择传播了生育的文化符号，使得传统生育文化呈现一种身体具象化特征。通过具身化的生育实践，抽象的文化期待转化为具身的身体行为。社会层面的文化符号内化为个体经验，又通过身体实践外化为可感知的社会现实。“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在女性选择辅助生殖技术帮助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和强化。
2.2 生育政策的身体具象化
希林指出身体是各种社会理论和权力关系施加的场所。在辅助生殖技术介入的过程中，女性身体成为国家生育政策实践的场域。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如各地陆续出台育儿补贴等措施，鼓励人口生育行为。2022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建议逐步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基金支付范围
［14］。目前已有北京、广西、内蒙古等29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纳入
［15］。
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辅助生殖技术的可及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
“有了医保之后，能省不少钱。以前完全是自费，的确有压力。现在像移植、取卵这些，都能报销了。”（P10，20241201）
国家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生育政策体系，积极引导和支持生育行为，为公民创造了更为宽松和友好的生育决策环境。这种自上而下、多层次的政策引导，正在重塑社会对生育的集体期待。在这一过程中，政策话语具象化为女性的身体经验，女性通过自身实践主动参与和回应政策。
传统文化对生育的期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之间的互动，为生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使重视生育成为一种文化常态。在此背景下，女性的生育选择不仅表达了个体意愿，还是家庭和社会的再生产。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女性群体形成了一种具有集体性的身体经验，为了实现生育的愿望，愿意投入时间与经济成本，愿意承受频繁的医学技术的介入。这种集体性的身体经验，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生育观念的传递。该群体在再生产社会规范的同时，也在不断重塑这些规范。例如，很多女性会分享自己的治疗过程，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历，她们在遇到困惑的时候，也会主动咨询。这一过程强化了生育的集体认同感，体现了身体是文化符号和政策实践的重要源泉。然而，这些社会意义的生成与传递无法脱离医学技术的影响，女性的身体同时也是医学权力运作的场所。
3 身体作为社会结构特征之定位场所
在医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权力规训如何通过医学话语、技术操作和资源配置等方式作用于女性的身体实践？希林“身体作为社会结构特征之定位场所”的理论维度揭示了医学权力对辅助生殖女性身体实践规训的路径。该维度强调，身体是社会力量与权力关系作用的场所。身体成为社会结构性特征的定位场所，社会有力量反作用于人的身体。尤其在医学领域，身体成为技术化、仪器化的社会符号。
3.1 医学话语的规训
社会能把某些身体归类为正当，同时把另一些身体标定为偏离
［16］。医学话语通过理性化的管理与秩序产生规训的身体
［17］。现代医学话语掌握着界定健康还是疾病的权力。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检查指标，将其界定为属于某种偏离的疾病，患者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医学话语呈现一种深层的规训机制，将个体身体纳入特定的规范性框架中。在生殖医学领域，医生会建议正常备孕一年左右还没有孩子的夫妻去进行相关检查，以明确不孕的原因。如果夫妻双方出现某些不利于怀孕的指标异常，会被贴上疾病的标签。
“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身边的人也说我的身体素质好。但自从打算要孩子开始，我就是医院的常客了。这几年，手术室都进去了好几次，更别说吃药打针了，好像家常便饭似的。如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我想我还是健康的。”（P1，20230304）
女性在医学话语的权威下，对自己身体的健康认知发生了转变，医学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的健康认同。
尤其在由于男性原因造成的不育夫妻中，女性仍然是接受治疗的主体。女性因源自男性的疾病而被纳入了不孕症患者的范畴。她们承受了更多的医疗话语施加的影响，将原本男性的问题，转移到治疗女性身体之上，使得她们在治疗过程中承受了更多的生理与心理的负担。
“每次去医院开的检查单上，都会写明原因。检查单上显示我患有不孕症，但其实是我丈夫的问题。虽然自己知道自己的情况，但这对医院来说没什么区别，只要能正常进行化验、检查就行了。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问题，只要做了试管（即辅助生殖技术），那都是女的在吃药打针，就像是女的生病一样。刚开始不习惯看到检查单上给自己写的病因，后来也就习惯了。”（P1，20230304）
医学话语由外到内发挥着规训的功能，通过医生的专业权威的影响、医学检查的不断界定，女性逐渐接受了异常的标签，将医学诊断内化为自身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从而接受医疗的干预。
3.2 医学检查的凝视
福柯提出凝视的概念，他认为当代社会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牢，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是对身体进行规训的主要手段
［18］。希林对福柯的观点做了进一步阐释，认为社会权力关系和知识体系通过凝视在身体上留下烙印。女性作为主要的接受治疗的对象，需要频繁地、定期地前往医院接受医学检查，成为技术介入的客体。
接受辅助生殖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咨询与检查、监测卵泡、取卵、移植等环节，其中涉及大量的医学检查。为了达到取卵的医学指标，女性患者被要求每天口服与注射相关药物，以刺激卵泡的生长。每隔几天就要去医院监测卵泡的情况。
“每次来医院人都很多，夏天人拥挤到都是汗臭味，B超做到都没有了羞耻心，抽血十几管是常态，激素药说明书上密密麻麻的白鼠实验后遗症数据，无视闭眼就‘吞’，什么肚子针、屁股针已经打了不记得多少了。”（P5，20240314）
每一次检查都是医学对身体的重新定义，身体被外显化为一张张检测报告。医学凝视将生殖相关的专业化管理具象化为女性的身体经验，体现了希林所提出的身体成为社会结构特征定位的物质载体。
在辅助生殖治疗的医学凝视中，一种“脱域”现象正在发生，生命力已经被分解为一系列不同的、不相关的物体，它们能够被稳定、冷藏、入库、贮存、积累，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器官和物种、跨越不同的环境和企业进行交换和交易，为生物经济目标服务
［19］。女性的身体成为医学检查的客观对象，医生更关注具体检查指标的变化，而不是女性本身的主观感受。
医学凝视还通过时间对女性身体进行结构性定位。医学检查占用了患者大量的时间，患者需要调整工作与治疗的时间安排，有的患者需要频繁请假到医院，部分患者为了更好地接受治疗，选择辞掉工作，将全部时间投入到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过程，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的节奏。
“我本来一边上班一边做试管，结果后来真心觉得累，因为一边跑试管医院，一边还要找中医调理身体，有很多治疗。就没办法上班，而且心累，工作烦心事太多很影响情绪，就直接请假了。”（P3，20231007）
3.3 医疗资源的不均
辅助生殖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创造出了差异化的身体经验。目前中国具备开展辅助生殖技术资质的医院数量有限，并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许多有生育需求的患者不得不选择异地就医，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集中化的趋势，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患者的就医成本。
“我们每次来医院都要开车，在宾馆住几天。我本来也没正式工作，倒没啥，我老公因为这也没法好好干活了。医院看试管的人太多了，每次还得我和我老公两个人排队，一个排队做检查，一个排队看医生，就这每次还要排很久。排队一上午，看医生就两三分钟。检查、吃药要花一笔钱，住宾馆还需要花不少。日积月累的，不知不觉花了好几万了。如果不成功，都不知道还来不来得起医院了。”（P6，20240314）
辅助生殖治疗是一个漫长、反复、不确定的过程，离不开经济资本的投入。以山西省为例，如果患者进入治疗周期，每个环节都顺利进行，最终成功受孕，需要2万~3万元的投入。如果过程不顺利，出现周期反复、不良妊娠等情况，可能需要十几万元甚至更多。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医保报销给患者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撑，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就医群体的数量。但是政策是有条件的，限于某些年龄、某些医疗技术的报销，报销比例各地有所差异。辅助生殖仍是一个有门槛的医学技术。长期异地就医的经历不仅给患者增加了经济负担，更容易引发心理压力。辅助生殖的过程充满着不确定性，每次跨城的奔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女性及其整个家庭更容易经历长时间的焦虑的过程。女性身体具象化了医疗资源分布的社会结构特征。
在医学话语规训、医学检查凝视、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作用之下，身体成为技术与权力交汇的场所。医学话语拥有定义健康与否的权力，将个人身体的健康状况纳入医学标准之中。医学检查使得女性的身体成为被审视和评估的对象，不断提醒她们是不健康的存在，影响了患者的自我认知。医疗资源的不均加剧了社会对身体的分层，使得部分群体在获取医疗服务时面临更多的挑战。然而，女性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是通过主动的实践积极应对。
4 身体作为个体定位于社会的手段
面对社会文化期待、医学权力规训等结构性影响，辅助生殖技术中的女性如何通过身体实践重新建构起自我的主体性？希林“身体作为个体定位于社会的手段”的理论维度认为，社会环境塑造了身体的能力，但身体能够通过实践活动对社会产生影响，身体和社会彼此形塑，相互改变。身体并不完全受到社会的制约，而是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反作用力。人的体验以多种方式让人依附或摆脱其社会情境，由此产生的实践行动可能延续或转化特定的社会形态
［3］43，身体成为展现能动性的关键路径。辅助生殖中的女性发展出了多样化的策略去应对结构性约束，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重新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
4.1 知识获取：主体性生成的认知基础
在传统的医患互动中，患者往往是医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然而，本研究发现辅助生殖女性呈现出主动的知识获取行为。当遇到疑问、不知如何作决定时，除了听取医生的建议，女性患者还会主动寻找各种信息以增加自己的决策资本。互联网社会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获取途径，如健康类App，医生博主的科普视频或文章、各类在线问诊平台、论坛等，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轻松获取相关的科学知识。了解营养、锻炼、心理健康等对生育的影响，可以帮助女性在治疗期间作出更加科学的选择。
知识获取不仅是一个信息接收的过程，更是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关键策略。在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中，女性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处于显性状态。
“我检查发现有结核感染，这个医生说有可能降低怀孕的概率，建议先治结核，再做试管。但是结核治疗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我也不小了，不知道要不要这样做。我就去咨询了其他医院的医生，也在网上查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结果是各种做法都有。有的人先治疗了结核，有的人就直接进入试管周期了。所以说这个也不是绝对的，还是要自己综合考虑。”（P1，20240903）
这些健康信息为女性提供了主动探索自己身体的可能性，不再完全依赖单一的医疗权威。传统的被动身体状态正在被主动的身体实践所取代。通过主动获取、筛选与身体、生育相关的知识，女性逐步建构起符合自身特征的知识体系，形成对自身的认知主体性。女性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到医疗决策中。面对多种治疗方案时，能够做出相对理性的判断。这体现了希林理论中通过身体实践重新定位社会位置，这种定位是在具体的医疗互动中生成的。
4.2 经验交流：主体性生成的互动空间
辅助生殖的治疗过程充满不确定性，而医疗场域是一个制度化、结构化的空间，难以满足女性的情感和信息需求。在此背景中，女性自发形成了互助网络。社交媒体和线上论坛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女性群体能够自由地在其中分享自己治疗的过程，不管是失败的经历，还是成功的喜悦。通过个体的身体叙事的表达，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表达空间。在治疗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有关生育的问题。很多细节医生不可能解释得很清楚，会让患者感到无助。而通过了解他人的经历，个体往往能够更加有信心作出某一决策。
“本来不想发的，就是想给姐妹们一点信心。我做了三年试管，取卵十几次，每次最多只能取一个卵，有时还取不到。移植前六次没有一次着床过，这是第七次着床了。现在一超顺利通过，正在保胎中。我想像我这样的都能成功，你们每位都可以成功的。不要放弃，加油！”（P4，20230912）
女性通过分享身体经验，建构了一种自身的社会网络。这种互动空间不仅满足了个体的表达与分享的需求，还搭建了一个知识和经验传递的网络，个人可以从中收获情感慰藉、治疗经验等，增强了自身的主体性，并形成了一种集体身份认同，将原本孤立的个体经验转化为共享的群体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希林理论中个体身体实践的范畴。
4.3 身体管理：主体性生成的实践场域
医学技术对身体的频繁介入似乎让身体成为被操作的对象，然而，许多女性并没有放弃自我的身体管理。她们不是简单地等待怀孕，而是通过多种方式积极为生育做准备。女性开始将生育视为一个可以被计划、管理和干预的过程，而非纯粹的自然事件。为了能增加治疗结果的成功率，她们有意识地施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营养调理、运动规划等。通过对身体的主动管理，女性生成了独特的主体性，实现了对身体的主动性掌控。
“经历了4年的试管，我坚持下来的经验有这几条，在饮食上，不吃生冷的食物，不喝冰水，不吃太辣的食物。体育运动也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没有每天都做运动，但是一周也保持了至少1~2次，有游泳、瑜伽、跑步、快走、有氧操等。有阵子我还特别喜欢做普拉提，以及做操。”（P7，20230412）
这种身体管理的行为，不再是简单的外在塑造，而是一种深层的主体性提升的过程。女性在此过程中增强了身体的整体技能，为生育创造更为理想的生理条件。身体管理始终在与社会期待、家庭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协商中进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既受制于社会规范，又不断突破这些规范。
辅助生殖中的女性主体性生成并没有脱离其受到的结构性约束的背景，而是在结构性约束中生长的过程。知识获取、经验交流和身体管理三种策略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体性建构的路径。知识获取提供了行动的认知基础，经验交流创造了互动的社会空间，身体管理提供了实践的具体场域。在这一过程中，女性重构了自身的社会位置，重新确立了对自身身体的掌控感。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辅助生殖女性在结构性约束中建构起自身主体性
希林提出理解身体的三个维度，一是身体是社会的源泉，二是身体是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的定位场所，三是身体是个体定位于社会的手段，是联结个体与社会的通道。身体是社会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这一理论为理解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通过希林身体社会学三重维度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探讨了社会文化期待和权力规训如何作用于辅助生殖女性的身体实践，以及面对这些结构性影响，女性如何通过行动建构自我的主体性。
首先，社会文化期待和医学权力规训深刻作用于辅助生殖女性的身体实践。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女性群体反映出生育的文化期待和政策期待。个体行为选择体现出社会层面的特征，女性身体生产出一套符号体系，使得女性认识到个体与他人一起共同参与生育的文化。与此同时，女性的身体接收着现代医学技术对身体的不断介入。医学话语将其界定为不孕群体，呈现健康偏差的身体特征；医学检查将身体曝光在各种检查仪器之下，被医学所凝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增加了患者的经济压力与心理负担。这些结构性的约束力量不仅塑造了女性对生育和身体的认知，也对女性的身体实践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其次，面对社会文化期待和医学权力规训的作用，女性并非完全被动的承受者。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女性群体，通过主动的身体管理，形成了其主体性的认知基础；通过互动的经验交流，扩展了主体性生成的空间；通过积极的身体管理，实现了对身体的主动性掌控；通过自己的行动在结构性力量约束的影响下，积极寻找能动空间，实现了自我意义的重新定义。
总体而言，辅助生殖女性的身体实践是结构与能动性交互作用的过程。社会文化期待和权力规训影响了实践的具体过程，而女性主体性建构反映了个体对结构性约束的回应与超越。这种结构约束中的主体性建构展现了女性在医学技术介入生育过程中的复杂境遇。
5.2 讨论
5.2.1 多维中介的互构性阐释
希林提出的三个维度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彼此交织、动态变化的。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女性群体通过身体实践展现了这一动态性互构的特征。其一，医学技术的介入重构了传统身体作为社会源泉的内涵。在监测卵泡、服用促排药物、移植胚胎等流水化的医学作业中，女性身体被分解为碎片化的、可量化的医学指标。如卵泡是否生长到合适的大小以供取卵、内膜厚度是否达到可移植胚胎的医学指征。这种“脱域化”的医学技术并没有完全消解身体的社会性，反而催生出女性新的主体实践。她们通过知识获取、经验交流等行为，将医学凝视转化为自我认知的工具。技术虽然频繁介入身体，但是身体仍然是生育文化的意义载体。其二，身体作为社会结构性场所与作为个体定位于社会手段的边界，在治疗过程中趋于融合。虽然女性无论是由于自身原因还是男性问题被医学话语定义为不孕症，她们寻求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行为就体现了要主动去重构自己身体的合格性。通过一系列的身体管理策略，重新塑造身体的异常指标。她们既承受着医学规训的结构性压力，又能积极主动地将医学场所转化成自我赋权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三维身体中介的边界被打破，形成了技术与主体性相互渗透的网络。
5.2.2 技术与身体的关系
本研究主要借鉴希林的身体社会学理论探讨了辅助生殖技术中女性的身体实践。希林主要强调身体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社会如何作用于身体，以及身体如何成为个体实现社会定位的手段，但是对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层面关注有限。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理解辅助生殖技术介入下的身体与技术的互动。哈拉维认为赛博格是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
［20-21］ 。哈拉维赛博格身体论最重要的特色是打破各种边界，尤其是人与自然、身体与物质的边界。哈拉维的理论是对希林理论的有益补充，在医学技术不断发展下，女性身体处于社会、技术与文化多重交汇与作用中。
辅助生殖技术通过规范化、流程化的医学介入，将女性身体构建成了技术嵌入型的身体。生育不再是自然的、私密的个人行为，而是跨越技术、医疗等多重领域的公共实践。身体也不再是封闭的生物实体，而是开放的、可以被技术重构的动态系统。女性的生育体验逐渐变得医学化、公开化，挑战了传统自然生育中的生育认同。在紧密的医学联系和生育文化的作用下，选择辅助生殖技术完成生育愿望的女性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赛博格”身体在为女性带来生育希望的同时，也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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