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问题的提出
传统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老模式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与人口流动加速等因素叠加影响下逐渐面临解体与转型，越来越多老年人转向机构照护，社会化养老由此成为中国养老服务体系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1-2］。为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养老压力，自2019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推动养老服务体系改革，使其向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激发基层服务创新，促进养老机构提质增效。
然而，对于主动选择或被动进入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而言，机构除了是提供老年人日常照料的生活场所，更是其晚年生活的重要心理寄托与社会归属。表面上看，老年人由家庭迁入养老机构看似为居住空间的更替与生活节奏的调整，实质上却是一种涵盖心理、社会、文化等多重维度的转变，标志着老年人从以情感和个体化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生活，进入以制度化管理与专业化服务为运作特征的养老机构生活。该过程与生态系统理论所强调的观点相契合。因此，老年人从家庭迁入养老机构可被视为一种由家庭生态系统向机构生态系统的迁移过程，其融入状况取决于不同系统层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运用生态系统理论，以福州K医养结合机构为案例，分别从微观、中观、外在与宏观系统层面分析老年人在家庭与养老机构中的结构特征，据此揭示其由家庭过渡至养老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融入困境，并分析社会工作者主导实施的“七天融入服务”项目在缓解老年人融入困境中的介入策略与实践成效。研究旨在协助老年人实现从家庭向机构生活的平稳过渡与积极融入，同时为养老机构服务优化及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
1 理论框架与概念界定
1.1 理论框架
乌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在1979年出版的《人类发展生态学》中提出“生态系统理论”，将个体所处的环境划分为五个系统
［3］，强调个体发展受其所处多层次环境系统的共同作用，而这些系统间的动态互动共同塑造个体的行为模式与生活经验
［4］。
微观系统（Microsystem）是指日常生活中个体直接互动并影响其行为方式与情感反应的场域，如家庭、邻里、同伴关系等；中观系统（Mesosystem）是指多个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结与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个体的发展，如家庭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等；外在系统（Exosystem）虽不与个体直接接触但却会通过制度或他人行为间接作用于个体，如子女的工作环境或养老机构的机构管理制度等；宏观系统（Macrosystem）难以被个体直接感知，但构成其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法律政策等；时间系统（Chronosystem）将时间因素与环境变化结合起来考察个体长时间的动态发展过程。鉴于本研究聚焦于老年人在特定阶段由家庭迁入养老机构的过程，时间系统未作为分析维度。
生态系统理论最初主要应用于儿童的发展研究，近年来逐渐拓展至老年研究领域，如空巢老人的生活支持体系
［5］、随迁老人原生地与迁入地之间差异性与身份认同
［6］，以及慢病老人的健康管理与生活自理能力
［7］等研究。这些研究从多层次环境互动的视角论述不同系统层次对老年人生活状态的影响。然而，现阶段国内有关养老机构老年人的研究仍多集中于生活满意度
［8-9］、心理适应以及服务可及性
［9-10］等较为单一的分析角度，对于老年人在离开家庭并进入养老机构过程中所经历的环境变化及其融入机制讨论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揭示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融入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1.2 概念界定：养老机构的“适应”与“融入”
在养老机构中“适应”（adaptation）与“融入”（integration）是理解老年人机构生活状态的重要概念。国内学者多借鉴Callista Roy提出的“适应模式理论”（Adaptation Model）
［11］，将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的“适应”界定为老年人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通过调整行为与情绪反应，使自身与机构环境形成初步匹配的过程
［12-13］。
相较之下，“融入”概念在国内养老机构研究中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社会融合理论，该理论强调个体在社会与文化层面实现价值共享、角色认同与归属感的建构
［14］。因而，在养老机构情境中“融入”更关注老年人与他人及机构环境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联结的建立，强调其通过互动、认同和参与，逐步在机构生活中形成信任感与归属感
［15］。
结合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本研究将“融入”理解为老年人在完成初步适应后，从微观的日常生活实践到宏观的价值认同等多个层面，逐步在养老机构中建立稳定关系网络，形成归属体验并获得生活意义的过程。该过程既反映老年人从家庭生活进入机构生活的平稳过渡，也体现养老机构由“物理意义上的住所”向“心理意义上的家”之转变。
换言之，“适应”更多指向老年人在机构中“如何生存”，而“融入”则探讨老年人在机构中“如何生活得好”。两者关注重点虽有所不同，但在机构养老研究与实践相互衔接，共同呈现老年人从初步适应到深度融入的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融入”概念的操作化
在“融入”概念的操作化上，研究依托生态系统理论设定可观测指标（见
表1）。微观系统关注老年人与舍友、护理员及社会工作者之间的日常互动情况，以及其对日常生活节奏与环境适应状况，以反映个体的日常适应状态；中观系统考察家庭、机构、医疗与社区等微观系统之间的沟通协作与资源衔接情况，揭示不同系统之间的联结与互动关系；外在系统聚焦机构管理制度、子女工作与生活状况及社会资源配置等外部因素影响，呈现老年人对制度环境与社会支持的感知；宏观系统则分析老年人对孝道与代际伦理的理解，以及其对机构养老的文化价值及社会态度认同，以把握文化与社会层面的融入特征。
2.2 资料搜集与分析
除机构相关资料的收集之外，本研究主要依托作者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以社会工作实习生身份参与K机构“七天融入服务”项目的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访谈
11 访谈对象的选取采用目的性抽样，纳入标准包括老年人须为过去半年内入住K机构者，具备基本语言表达能力，排除认知障碍或无法配合沟通者；长者志愿者须在K机构中参与志愿服务半年及以上且有“七天融入服务”项目的参与经历；社会工作者须为K机构中直接参与“七天融入服务”的策划、实施或管理者。
获取第一手信息。依据信息饱和原则，最终共完成16位受访者的访谈（详见
表2）。在资料分析上采用主题分析法，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建立编码体系，反复修订子编码，分析家庭与养老机构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及老年人融入困境，资料交叉印证后判定饱和
22 本研究同时采用成员检查与三角验证，以提升研究的可信度与解释效度。在成员检查环节中，将阶段性分析结果以口头形式反馈给1位机构老年人、1位长者志愿者及1位社会工作者，确认研究者对其经历与观点的理解是否合意，并根据反馈对个别概念表述进行调整。在三角验证环节中，综合比对深度访谈资料、参与观察记录、机构项目文档与服务日志等信息，检视主要主题与关键情境的一致性，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
3 研究结果
3.1 “七天融入服务”的基本概况
“七天融入服务”是由福州K机构“社工部”主导实施的项目，其设立缘由是来自该机构管理者于开业初期发现部分老年人入住机构后出现明显的不适反应，甚至引发对机构的排斥情绪，进而影响其日常生活与机构照护服务效果（D1，3月6日访谈）。
为回应上述问题，2019年K机构启动该项目，由机构内的社会工作者联合长者志愿者共同开展。社会工作者负责服务流程设计与资源协调，并在必要时联合护理与医务等相关部门为入住机构老年人提供兼具专业性与人文关怀的支持；长者志愿者则主要承担入户问候、环境介绍及日常陪伴等工作，帮助新入住老年人熟悉机构生活并减轻陌生感与焦虑情绪，同时还为已入住老年人提供情感陪伴。
该项目虽以“七天”命名，但并未严格设定项目时限，而是以七天为基准，根据老年人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服务节奏的连续性支持机制。查阅机构项目运行记录，近三年共开展服务607次（见
表3），平均每月服务约20位新入住者。
3.2 微观系统的转换与介入
3.2.1 家庭微观系统：空间自主、情感支持与社会联系
在家庭微观系统中，老年人的生活主要呈现出三方面特征。
第一是居住空间具有熟悉性与可控性。老年人长期生活在熟悉的居住环境中，对房屋布局及日常生活动线等形成较为稳定的记忆，在空间使用上拥有较高的自主程度，可依照个人习惯灵活调整生活节奏。第二是亲属关系中的情感支持具有可及性与持续性。家庭成员构成老年人情感支持的核心网络，配偶、子女以及其他直系亲属既承担照料责任，也为其提供情感慰藉与安全感。第三是社会联系具有延展性与日常性。邻里往来与社区互动作为家庭关系的延伸，使老年人能够保持基本的社会参与和情感交流。
因此，家庭微观系统以熟悉的生活环境、亲属关系中的情感支持及稳定的社会联系为基础，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空间自主、情感安全与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支持。
3.2.2 机构微观系统：集体空间、生活节奏与互动秩序
当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其所处微观系统随之发生转变。居住空间由家庭中的私人环境转为具有管理规范的集体生活空间，日常接触对象也由家人转为护理人员、同住长者与社会工作者，原有的生活节奏与人际关系亦需重新调整。
在居住空间方面，K机构设有六人间、三人间、双人间及单人间，并配备公共餐饮区、休闲区与洗衣区。这种集体居住模式虽有利于机构提高管理效率与安全保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老年人的空间掌控感与个人隐私。访谈显示，部分老年人在公共资源使用过程中因意见分歧而产生不适感，甚至选择更换房间。可见，制度化居住环境虽具备便利性，但共享方式也可能带来空间上的疏离，影响老年人的归属感。
在生活节奏方面，K机构采取统一安排与适度调整并存的管理方式。例如，餐饮服务通过“保温箱保餐”等方式照顾作息差异，同时允许个别加餐，体现人性化管理（B3，4月2日访谈）。而与餐饮相比，机构日常活动多集中在固定时段开展，如新闻观看、健康讲座、健身操与手工活动等，此类活动有助于形成共同生活节奏与社群氛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老年人的自主选择空间。
在人际关系方面，老年人需在机构中重新与舍友、护理员及社会工作者建立互动模式与信任关系。纵使初期普遍存在陌生感与距离感，但集体生活也为其提供了新的社交机会，“在家里太孤单了，这边很热闹，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大哥大姐，我可以叫大姐，比我都大。那我在家里，就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就是手机看一下，看看手机，没有别的。”（A1，3月26日访谈）。此外，共同兴趣爱好亦容易成为社交媒介，使老年人更快熟悉彼此，从而降低孤独感并改善情绪状态与生活满意度。社会工作者指出：“……我觉得在一个地方，不管是什么地方，一定要有自己的社交网络吧，社交圈子。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独自行动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还好。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糟糕的现象。他每天还和这些朋友去沟通去交流，他觉得他身心是比较愉悦的状态，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一个人坐在那儿，每天没有事情做的话，他就容易瞎想。”（C5，4月6日访谈）
整体而言，养老机构的微观系统呈现出公共与私人空间交织、管理规范与个体需求并存以及人际关系重建等特点，使老年人在空间使用、生活节奏与人际互动等方面均面临不同程度的融入挑战。
3.2.3 微观层面适应困难与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老年人由家庭迁入养老机构后，在微观系统层面主要面临空间自主性下降、生活节奏标准化以及原有支持网络弱化等多重适应性挑战，从而影响其对新环境的接受与融入。
针对上述问题，K机构运用“七天融入服务”形成多层次的支持介入路径。在服务初期，社会工作者识别在适应过程中存在融入困难的老年人，开展个别化需求评估并引入长者志愿者担任“经验引导者”，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入住经历，通过围绕熟悉话题展开交流，帮助新入住老年人理解机构生活方式，从而排解新入住者紧张情绪，提升安全感并建立信任关系（B3，4月2日访谈）。同时，长者志愿者还发挥社交连接的作用，经由介绍同住长者、陪同参加活动等方式，降低新入住老年人的社交门槛，减少陌生感与互动焦虑（C5，4月6日访谈）。
在微观系统层面，社会工作者与长者志愿者通过情感陪伴、经验引导与关系重建等方式的介入，有效回应老年人在空间适应、情绪安抚与人际互动中的困难，帮助他们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融入机构生活。
3.3 中观系统的协同与重构
3.3.1 家庭—邻里—医疗—社区的非正式联结
在家庭的中观系统中，主要体现为家庭、邻里、医疗体系与社区服务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关系，这些关系共同支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与风险应对。其中，家庭与邻里关系是老年人最直接且较为稳定的支持网络，邻里互助在日常照料、情感安抚及突发状况处理中发挥补充作用。家庭与医疗体系之间的联系则是关系老年人健康的重要纽带，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与服务连贯性会对家庭照护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家庭与社区服务之间的联系也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支持，当家庭照护能力减弱时，社区可通过助餐、康复、文娱活动、心理辅导与法律援助等方式，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补充帮助。
综上，家庭的中观系统通过邻里互助、医疗支持与社区服务之间的联系，为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与身心健康提供重要保障。
3.3.2 机构与家庭、医疗及内外部资源的协同联结
养老机构的中观系统主要表现为其与家庭、医疗体系以及多种内外部资源之间的协作关系。养老机构与家庭之间的联系是维系老年人原有支持网络的关键。家属探视频率、沟通反馈方式及其在照护讨论中的参与程度，都会对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与机构生活融入过程产生影响。
K养老机构实行较为宽松的探视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老年人与家庭之间的联系，但亦带来一定的管理风险。例如部分老年人因家属来访频繁而被其他入住者视为受到特殊照顾，从而引发隐性冲突，并影响老年人之间的平等交往。相反，若家属到访较少，也可能使老年人产生被忽视或被遗忘的感受，增加孤独体验。
养老机构与医疗体系之间的联系，是中观层面的另一重要内容。K机构依托自有医疗单元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涵盖健康评估、慢病管理与应急处置等内容。护理部、医疗组、行政部门与社工部等部门围绕老年人的生活与健康需求进行协作，以促进信息传递与服务衔接。其中，社工部承担统筹资源与综合服务职能，侧重老年人的心理支持、文化活动与生活品质提升，为其提供更具关怀性的服务。
此外， K机构还引入外部社会资源延展自身服务内容，例如以社会化运营方式纳入餐饮、理发、便利店等生活配套服务，由专业服务商负责日常经营，并推出“半份菜品”“K币结算”等方式回应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提升生活便利性与自主感。
综上所述，K养老机构通过内部部门之间的协作与外部资源的引入，提高了老年人的照护效率与生活品质，但在家庭沟通与部门之间的协同方面仍存在磨合空间，从而影响部分老年人机构生活的融入程度。
3.3.3 中观层面融入障碍与社会工作调适路径
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原有以家庭、医疗与社区为主的联系网络发生变化，机构成为新的生活中心。随着资源使用方式与沟通渠道发生改变，使老年人容易面临信息不对称与机构内外部协作服务衔接不畅等问题。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常承担联系与协调的重要角色。
在机构与家庭沟通方面，社会工作者在“七天融入服务”项目中借助微信群、服务热线等方式提高信息透明度，使家属能够及时了解老年人的生活情况，从而提高家庭参与感。例如，曾有一位老年人多次申请回家取物未果而误以为机构限制其外出自由，经了解发现该老年人的儿子居住海外，由于未完成相关授权导致沟通受阻。研究者协助老年人及其儿子与机构三方建立“电话报备”机制，使老年人的个体意愿能在机构管理要求下得到回应。此类案例表明，社会工作者居中能起到弥补机构服务的制度空隙，缓解家庭成员与机构之间的认知落差与沟通延宕，使家庭支持关系得以延续。
在机构内部协作方面，针对K机构部门间信息传递滞后的问题，社工部推动设立“老年人代表机制”，定期组织老年人代表与管理层人员交流意见并形成反馈记录，用于服务改进与内部评估，此举不仅为老年人提供表达意见的渠道，也有助于部门之间的信息流通。
在机构与外部资源联系方面，社工部积极联系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及专业机构等开展多种活动与服务，从而拓展机构服务来源、丰富老年人的机构生活体验，并减轻机构式养老可能带来的封闭感。
由此，在中观系统层面，社会工作者通过促进信息沟通、协调制度关系以及引入外部资源，有效调适老年人融入过程中出现的关系断裂与联系阻滞，使其对机构生活形成更多的信任感与归属感。
3.4 外在系统的制度影响与资源支撑
3.4.1 家庭外在资源：经济条件、子女状况与社区制度
家庭的外在系统主要由家庭经济条件、子女的职业类型与生活节奏，以及社区服务与制度安排等因素构成。这些因素虽不由老年人直接掌控，但会通过生活供给、照护机会与社会支持等路径，间接对其生活品质产生影响。
家庭的经济条件是老年人生活保障的重要基础，对其身心健康与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决定了他们在饮食、医疗、慢病管理及休闲消费等方面的选择，也关系到他们能否获得额外照护或专业服务。
子女的职业类型与生活节奏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当子女面临较大的工作压力或就业状况不稳定时，可用于陪伴父母的时间与情感支持便会减少，所承受的职场压力有时也会在家庭互动中体现出来，使老年人的心理安全感有所降低。
社区制度与服务则为家庭照护提供了必要补充。社区提供的高龄津贴、助餐服务、临时喘息照护与健康监测等项目扩展了老年人的家庭照护资源。同时，无障碍设施、基层医疗点与公共活动空间等，也与老年人的出行便利与健康维护密切相关，而社区文化氛围与组织活跃度亦关系到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参与。
综上，家庭外在系统通过经济供给、代际关系与社区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稳定性与安全感的重要基石。
3.4.2 机构外在系统：家庭经济、政策制度与高校支持
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后虽不再依赖家庭的日常照护，但家庭背景仍会对其机构生活体验产生影响。同时，政策制度与高校支持也构成养老机构外部系统的重要来源。
第一，家庭经济基础会影响老年人在机构中的居住条件与服务层级。在K机构中举凡个性化照护、一对一护理、定制营养餐等服务均需额外付费，不同经济条件的老年人在房型选择、照护比例与生活便利性等方面存在差异。
第二，政策制度通过服务标准、评估机制与财政激励，对养老机构在文化建设、精神关怀与服务创新方面产生引导作用。例如，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加强老年教育机构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2024年民政部等24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等，为养老机构丰富服务内容、改善老年人生活条件提供了制度环境。
第三，高校与专业实习为养老机构注入新的服务力量。来自社会工作、护理与心理学等专业学生在实习期间不仅参与日常服务，还通过跨代互动为老年人带来新的活动体验与情感交流。实习生的专业知识与活力，使老年人的机构生活增加了更多交流的机会。一位实习生在访谈中表示“作为一名实习社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为部门分担了日常工作……第二点就是为爷爷奶奶带来新鲜的乐趣……能让爷爷奶奶们体验不一样的活动，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和爷爷奶奶建立不一样的友谊，生成一种情感联结。”（C3，4月16日访谈）。
总体来看，家庭经济、政策制度与高校支持等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养老机构重要的外部资源环境。
3.4.3 外在系统的挑战与社会工作调适路径
当老年人由家庭迁入养老机构后，其所依托的外在系统亦随之改变。不同家庭在经济条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差异，在集体生活中容易被感知，从而引发比较心理、情绪落差或人际关系紧张。这说明外部资源会经由关系网络渗透至机构内部互动秩序
［3］38，从而对老年人的融入过程产生影响。
面对上述问题导致的融入困境，社会工作者在“七天融入服务”中首先通过倾听与中立沟通回应老年人的初始情绪反应，帮助其表达真实感受并恢复情绪稳定。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者向老年人说明机构资源配置所依据的制度规范与管理规定，以减弱人际比较带来的不公平感。同时，通过组织主题小组与集体活动营造相对平等的互动氛围，促进不同背景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助。当个别问题难以通过沟通处理时，社会工作者则借助“老年人代表机制”向管理层反映问题，使相关意见进入机构讨论与改进程序。
社会工作者通过识别并调解老年人因外部条件差异引发的冲突与情绪问题，引导老年人重新理解自身处境与机构生活环境，从而有助于其顺利融入机构生活。
3.5 宏观系统的文化转变与价值认同
3.5.1 家庭宏观系统：传统文化规范与代际伦理的养老秩序
在家庭的宏观系统层面，传统文化规范与代际伦理长期塑造着中国养老方式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孝道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不仅在历史上确立了家庭养老的价值基础，也在当代社会通过“事亲至孝”等伦理规范与道德期待，引导子女持续承担对父母的情感关怀与照护责任。在国家层面则通过公共宣传与道德倡导强化家庭在养老体系中的主体角色，将养老义务与家庭关系紧密联系，使家庭被视为国家养老治理中的重要单元。
在此文化背景下，代际伦理关系成为维系家庭养老秩序的关键纽带。亲属间的互动除了在情感层面强化子女的照护责任，也为家庭内部的角色分工与权责关系提供伦理参照，使子女照护行为兼具情感合理性与道德正当性，从而为家庭养老提供稳定的价值支撑。
因此，在家庭宏观系统，传统文化规范与代际伦理共同塑造出中国家庭养老的意义与价值，也影响着老年人对养老方式的文化惯习与心理期待。当老年人从家庭迁入养老机构时，上述文化观念往往成为其重新理解养老方式的重要背景。
3.5.2 机构宏观系统：机构养老的文化转向与认同重构
在养老机构中，宏观系统的变化受到国家政策形态、社会文化价值观与代际伦理变迁的综合影响。
国家政策不仅为机构养老提供制度依据和财政支持，也对其在养老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价值含义作出新的界定，使养老责任由“家庭独担”向“多方共担”转变。在此过程中，养老机构逐渐摆脱“弃养”与“不孝”等负面标签，被赋予专业照护与社会共担的正向意义，其社会形象与公共评价随之改善。
在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子女照护能力下降以及个体自主意识增强等因素影响，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有所松动，机构养老开始被更多老年人视为现实且理性的生活选择。部分老年人尤其看重养老机构在医疗照护、居住环境与社交活动方面所能提供的综合保障
［9］，这表明养老观念正由单一的道德责任取向，向兼顾生活品质与个人生活体验的价值取向转变。
在代际伦理关系方面，机构养老使照护关系由以亲属义务为主的家庭模式转向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专业服务模式。子女多以经济支持、定期探访和情感关怀等方式履行孝养责任，而日常生活照护则主要由机构承担。这种变化在提升照护专业化与稳定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伦理张力。一方面，部分老年人可能因机构生活中的管理规范和制度化流程而感受到情感温度的缺失；另一方面，子女在“尽孝”与“尽责”之间也可能出现心理矛盾，进而影响代际情感联结。
总体来看，养老机构的宏观系统已不再只是养老实践的文化背景，而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导向、社会价值转型与代际伦理调整的交互作用下，积极参与并推动养老文化的再生产。老年人在从家庭迁入养老机构生活的过渡中所经历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重新理解“孝”“养”“责”等文化含义，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形成新的价值认同，这正是老年人融入养老机构生活，同时能在其中形成稳定归属感的关键之所在。
3.5.3 宏观层面认同冲突与社会工作的文化转译
在家庭伦理与机构照护并存的宏观系统中，由于价值观存在差异，部分老年人在入住养老机构后，可能出现文化认同失序与身份定位模糊的融入困境。一些老年人会将入住机构视为“被遗弃”或“失去尊严”，从而产生排斥心理与自我否定情绪。对此，社会工作者在“七天融入服务”中承担文化转译与心理调适的重要职责。
在文化认同失序方面，社会工作者运用“叙事重塑”策略，邀请机构内的长者志愿者分享亲身经历，以同辈叙事激发情感共鸣，消减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负面想象，帮助新入住老年人重新理解养老机构生活的文化含义，增强其对机构养老的信任与接纳程度。
在身份定位模糊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策励老年人参与机构事务与互助活动，使其不只停留在“被照护者”的单一角色之中，而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展现自身能力，同时也鼓励身体条件允许的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与陪伴活动，使其在实践中获得责任感与价值感。
此外，社会工作者也借助新媒体平台展示养老机构的日常生活场景，塑造养老机构的公共形象并传播机构养老文化，逐步打破社会对机构养老“冷漠”“缺乏人情”的刻板印象。
综上所述，通过文化调适、角色转化与公共传播等路径，社会工作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人在由家庭迁入养老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认同冲突与文化落差。这种变化也反映出养老责任与伦理意义的社会转向，即由家庭单一承担转向家庭与社会共同承担。
4 结语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家庭形态变化的背景下，养老机构的服务内容已由以基本照护为主的功能型供给，转向兼顾生活品质、心理支持与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服务。养老机构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等基本需求，也逐渐成为老年人获得情感支持与社会归属的重要场所。相较于既有研究多从“适应”角度理解老年人的机构生活，本研究认为“融入”更能呈现老年人在机构生活中人际关系重组、生活意义理解与身份认同转变的动态过程。本研究以“融入”为核心分析概念，引入生态系统理论，将老年人由家庭迁入养老机构的经历视为一次生态系统转换，并分别从微观、中观、外在与宏观系统层面分析老年人面临的融入困境及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策略。
研究发现，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并非单纯的居住空间更替，而是涉及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与价值认同等方面的整体变化。在不同系统层面上，老年人面临多重融入挑战：在微观系统，老年人普遍面临空间自主性下降、生活节奏受限与原有支持网络弱化的问题；在中观系统，机构与家庭之间沟通不畅、机构内外部协作和服务协同不足，造成服务衔接的断裂；在外在系统，家庭经济条件差异在机构生活中更易被感知，进而影响老年人的资源可及性与人际互动；在宏观系统，传统孝道伦理与机构照护理念之间的价值冲突，使部分老年人产生文化认同失序与身份定位模糊的困境。
研究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工作者在不同系统层面均能够发挥调节与支持作用，对缓解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的融入困难具有积极意义。在微观层面，社会工作者通过个别化需求评估与情感陪伴，并联合长者志愿者协助老年人稳定情绪、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在中观层面，社会工作者推动养老机构内外部沟通渠道畅通与协调服务协作体系，并引入老年人参与机制增强其表达权；在外在层面，社会工作者通过情绪疏导与认知引导，缓解因资源差异所引发的不公平感；在宏观层面，社会工作者借助叙事重塑与文化转译，回应机构养老的伦理争议，协助老年人完成角色调整与价值确认。整体而言，“七天融入服务”在多系统层面为老年人顺利融入机构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持。（K机构“七天融入服务”项目实施总体情况详见
表4）。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研究样本来源于单一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受到机构类型、区域情境与样本规模的限制，研究结论的外推性仍有不足；其二研究主要采用质性方法，数据诠释的主观性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适性。后续研究可结合量化研究方法进行验证与补充，以提升研究的解释力与外延性。
尽管存在上述限制，本研究的实证分析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对医养结合机构中老年人融入路径及社会工作介入策略的理解，也为生态系统理论在本土老年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应用提供经验参照。未来，机构养老服务亟须在发展中强化“融入”取向，重视关系连续性、尊严维护与主体参与，帮助老年人在机构中依然保持生活的连贯性与主体性，营造更加人性化、可持续的养老服务发展。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动健康视域下福建省老年癌症患者养老照护的人类学研究”(FJ2024C159)
福建医科大学启航基金一般项目(2022QH1013)
福建医科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研究项目(J2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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