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中西医融合创新是未来医学发展的大趋势
［1］。目前中西医结合多局限于医疗器械和辅助诊断领域，诊治的差异使其在理论方面结合较少。究其根源，在于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但也促使两种医学体系得以交叉互鉴
［2］。本文通过分析中医思维的优势，透视认知、决策、治疗三个维度，从医学伦理角度论述中西医在医社、医医、医患关系处理上的不同之处，并探讨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伦理在推进中医普及和中西医结合现代化方面的可能路径。
1 中医思维：伦理视角下的优势考察
中医思维是以中华传统文化思维为基础，以中医药理论为导向，采集、处理和应用信息，并自觉形成用于指导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一种特殊临证思维方法
［3］。本文结合既往研究，将中医思维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取象运数”的认知法则、“辨证论治”的决策原则、“天人合一”的治疗准则三个方面。
1.1 “取象运数”的认知法则
取象运数是象思维和数思维的合称，指运用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数字等象数工具，以类比、象征的语言将世界万物相联系，构建宇宙统一模式的思维方式
［4］。中医通过活体取象、取象测藏、据象类推三个过程取象，倚数、极数、逆数三个过程运数
［5］，将自身与自然万物相联系，达到主客一体、物我交融的思维境界，为“辨证论治”的决策原则和“天人合一”的治疗准则的形成奠定了认知基础。如五行与脏器、季节、方位等严格对应，将由此发展出的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成为社会文化认同的符号，有利于社会信任关系的构建，促进中医医社关系的和谐。但这一重视主观感知的思维方式，在现代面临着科学化的挑战，如“象”的模糊性与现代医学标准化需求存在冲突，亟须寻求传统与现代间的调和。
1.2 “辨证论治”的决策原则
西医依托公理推导定理的形式逻辑体系，阐释疾病发生机制及治疗方案。中医基于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的资料，综合分析情况，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及邪正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证候，并根据辨证分析的结果，确定具体治疗治则
［6］。其以“阴阳”辨证概念为基础，通过阴阳变更把握人体在纵横维度下的整体生命活动，由此形成动态、开放性的决策模式，以多角度考证各类疾病诊疗，其中尤以病证结合为突出表现。“病”侧重把握基本矛盾，“证”则偏向于把握主要矛盾
［7］。病证结合突破了症状与疾病机械对应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揭示的疾病转归趋势，既有全局性、整体性的宏观把控，又有阶段性、局部性的微观调整，极大地提升治疗效果。
1.3 “天人合一”的治疗准则
中医强调人文关怀，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追求人与自身、社会、自然的统一。在治疗中重视外界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提出“因地制宜”等治疗原则和“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养生保健原则。同时也重视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对患者思想情感、主观意愿、实践行为的注重与关怀，进行情感注入。这与西医认为疾病是生物、心理以及社会联合作用结果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异曲同工。然而在生物医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代表的治疗方式，在医疗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医院、医生、患者等主体成为技术治理的一环，在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下，医患关系情感、信任、责任等伦理要素受到冲击
［8］。
2 中医与西医的比较：两种医学伦理的差异
中医与西医在医学思维上既相通又各有特色，二者结合能够促进中西互鉴、取长补短。但中西医思维的分属体系，决定了中西医结合的伦理体系应以疗程的优化与疗效的提高为基础。本文聚焦象思维与还原论、动态非线性与静态线性、整体性与对抗性，从医学伦理角度透视中医与西医伦理在医社关系、医医关系、医患关系上的差异与共通之处。
2.1 疾病认知：象思维与还原论
疾病认知上，中医采取主客合一的象思维，而西医则倾向于主客分离的还原论。中医象思维以客观事物自然显现于外的现象为依据，通过比喻、象征、推类等方法，把握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至本原之象
［9］。如脉诊中指尖触及滑脉时“如盘走珠”的抽象感受，需要依靠主体自身感悟加以理解，难以以逻辑思维准确传达，主客体关系密切，客体高度依赖于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的进一步传播。西医的还原论将高层、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简单的对象来处理
［10］，追求认识与事实的一致性。如希波克拉底在《论人的本性》中提出四体液学说，将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人体内的液体作为疾病产生的基础。其认识重视逻辑思维，主客关系清楚，客体可以独立于主体而存在。西医通过发展解剖学、分子生物学等从精微角度认识事物，促使医学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但这也使西医的疾病认知对仪器具有较强依赖，可能导致用药套餐化，不利于个性化治疗的实施。
在医社关系的处理上，二者间的差异表现为医务人员、医疗卫生部门与广大社会对医疗公平与效率的伦理认知存在偏差。医社关系主要包括医务人员、医疗卫生部门等与广大社会之间具有道德意义的关系。在医疗市场竞争逐渐激烈的背景下，西医还原论以主客分离的视角划清医方与社会的界限，使医社关系去人格化而由工具理性主导，医疗实践以“病”为中心，呈现标准化、专业化特征。其高效率的医疗处理方式，有利于医疗服务普及、扩大医院规模，但也削弱了社会参与医疗讨论的能力。中医象思维指导下主客统一的思维模式淡化医方技术权威的单向性，更注重医社间的共情与信任，有助于缓解现代医疗中工具理性导致的医社矛盾。中医将医学理论抽象化，与自然万物的背景相联通、与整体观念相结合，使医方具有更好的地区适应性和社会需求动态响应能力。中医医疗实践以“人”为中心，以伦理观念之“仁心”，有利于促进医疗公平，也对医疗效率的提升有一定作用。因此，中西医结合的医社关系应当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以“未病先防、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大健康理念，推动公共卫生服务关口前移，同时借鉴西医标准化、专业化特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效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增强社会群体在医疗实践中的参与感，促进被动健康管理向主动健康追求的转变。
2.2 诊疗决策：动态非线性与静态线性
诊疗决策上，新兴医疗技术的发展为中西医临床诊疗带来新的伦理冲击。中医侧重动态的非线性思维，呈现发散的病机推导模式和动态的疾病治疗方式，在长期个性化治疗方面具有优势。西医倾向于静态的线性思维，习惯将疾病拆解，通过实验等手段推断病因并将其去除或矫正，呈现出线性的病因推导模式和静态的疾病治疗方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临床的广泛应用，涌现出诸多如中医智能化诊断模型、智慧中医诊疗机器人等相对弱化医生作用的新治疗决策辅助技术。这一方面降低了中医决策的门槛，另一方面也使中医陷入中医现代化是实现中医西医化的困境
［11］。中医动态的非线性思维受到挑战，部分中医以西医静态的线性思维、固定指标为趋向，尝试以现代西医病名等同中医的病机辨证，指导诊疗决策和遣方用药，这易导致中医临床诊疗效果的下降。
在医医关系的处理上，二者间的差异表现为进行医疗决策时医方内部合作倾向与竞争倾向的伦理认知存在偏差。医医关系主要包括医疗单位与医疗单位、医务人员与医务人员、医务人员与医疗单位、医疗单位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中医动态非线性的思维模式有利于构建多元医疗决策，而西医线性的病因推导模式和静态的疾病治疗方式则展现出精准、理性的特征，促使西医专业分工明确化。中医多元医疗决策要求医生必须对疾病转归过程进行多方向的预测，提供多种类的决策方案，既要具备诊断技能，也必须掌握针灸等特色治法，行使部分技师职能，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缓和了医方内部的竞争关系，但对医师个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降低了医生之间的合作倾向。西医以完整的逻辑链将诊疗流程分割为相互衔接的简单模块，有利于提升医疗效率，完善医学分科，加快医学专业化、标准化进程，但也可能加剧同一流程医生间的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医方内部矛盾。社会发展下疾病谱系迭代转换，即慢性病、退行性疾病多发，向多元复杂疾病演进的趋势，对医生所掌握的医疗知识范围提出更高要求，促使多学科合作决策、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发展。应当以中医动态非线性思维模式鼓励医生知识面的延展，缓和西医专业化分科和多学科合作下医方内部的矛盾，促进深度合作与良性竞争。
2.3 疾病治疗：整体性与对抗性
疾病治疗上，中医对疾病偏于整体调节，追求整体和谐、天地人一体，多从宏观入手，对疾病治疗采取平衡失调的方法。而西医治疗多采取对抗性措施，即针对症状直接进行对抗治疗，包括手术切除、抗菌药、抗瘤化疗等
［12］；或通过调整人体机能的平衡，增强机体的整体痊愈能力和重获自身稳定来实现祛病强身的效果
［13］的“顺势疗法”，这与中医整体观念下扶正祛邪的决策不谋而合。中医将疾病内在因素归结为正气不足导致的不平衡状态，认为治疗疾病应恢复机体整体动态平衡。但中医也并非不具备对抗性思维，如当人体相对平衡被打破时，六淫、寄生虫、疠气等邪气易入侵人体，可以通过“对抗疗法”祛除，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正气对抗邪气和维护机体稳定的能力。“对抗疗法”和扶正祛邪亦分别体现了西医静态和中医动态倾向。
在医患关系的处理上，二者间的差异表现为在治疗患者时对医疗技术人文适配性和精确控制力的伦理认知存在区别。医患关系广义上主要为医方和患方之间的关系，狭义上则指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西医以技术手段主导决策，对病变事实客观掌握，有利于以对抗性技术迅速排除直接致病因素，促进治疗方案传达和医疗效率提升，但也容易展现出过度依赖、畸形使用技术等医学技术异化的特点。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渗透，本应服务于患者和医学诊疗活动的医学技术，可能出现“把追逐利润当成目的，把为患者服务当成手段”的逐利倾向
［14］。这一现象淡化了医学人文关怀，是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反映，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出了挑战。同时在智能诊疗快速发展的当下，医学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容易导致医学“物化”而失于“仁心”。传统中医整体观念要求中医在疾病诊疗中立足人本地位，详细了解患者除疾病所致体征以外的信息，“证候”语言使医患双方共享决策权，让患者产生被全面关注的安全感，丰富的肢体接触和交流机会也有利于医患互信的建立。但这一特点弱化了技术权威性，且没有简单清晰的数据或图表用于佐证和说明病情，可能增大医患沟通的难度，破坏中医的个体化治疗逻辑。因此，中西医结合的医患关系应当既全面了解患者的身心状态、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建立信任与共情，使患者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注，又依托精准的检测技术和明确的治疗方案，提供高效医疗决策，增强患者信心，既满足“快速见效”的需求，又能避免过度依赖技术导致的“见病不见人”问题，从而取得两种思维在技术应用上的平衡，推动建立更人性化的整合医学模式。
中医与西医在认知、决策、治疗三个维度的不同侧重，体现了二者分别擅长慢性病调控、功能失调改善和精于急性病救治、器质性病变纠正的特点，也影响了在不同思维模式影响下两种医学伦理观念对医社、医医、医患关系的处理。二者的互鉴将推动医学向整体与局部协同、动态与静态结合、调和与对抗并重的方向发展，提升医疗体系对多元健康需求的适应能力，提供更全面的健康守护方案。
3 中医与西医的互鉴：伦理优势的运用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得到临床实践证明的背景下，中医与西医思维结合的医学伦理日益得到重视。在医社、医医、医患的三重关系和认知、决策、治疗的三重维度，要突出中医伦理优势，发展中医伦理思想，结合时代环境发展、西医新兴技术，在传承、补缺、延伸与转型中，将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伦理充分应用于临床实践。
3.1 医社关系的主客有道
厘清医务人员、医疗卫生部门与广大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角色地位、培养权责意识，以主客有道的协商对话建立良好的医社关系。应当以人文关怀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核心，促进医学模式的进步与医学技术的提升，达成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医院层面，增强作为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责任意识，完善居民健康档案建设，记录居民健康状况动态变化情况，完善居民体质辨识资料，推动医院对其健康状况作出综合评估及相应治疗，以加强地区适应性和内部动态响应能力，培养医社互信、互助关系。如慈溪市某医院为辖区内常住人口建立健康档案，在健康档案建设过程中分段式监控管理、对所建档案本身实施分级评估管理、对健康档案的对象实施分类管理，充分发挥健康档案在公共卫生工作中的引领作用
［15］。社会层面，加强与第三方平台的联通，以大数据分析、科普推广为途径为人们提供线上医疗服务，提升外部牵引力，提高医疗服务配合度。如互联网公司与医院合作创办互联网医疗企业，搭建互联网医院，利用AI等新技术结合中医望诊等简便诊疗手段提出初步就诊建议，淡化技术权威性，提升诊疗效率，推动“AI+医疗”服务平稳落地，增加社会参与医疗的“接口”，促进医社之间互动的多元化。
3.2 医医关系的和竞多元
充分运用中医与西医的不同特点，帮助医务人员发挥优势，共建和竞多元的医医关系。以“和”为基础，构建协作型伦理生态，通过增加合作行为弱化同一流程内部矛盾。促进中医对西医分科合作形式的借鉴，发展完善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即，打造医教研联动的多学科诊疗团队。如金平等
［16］的研究显示，将中医“肝主疏泄”学说与西医铜代谢异常机制理论结合，通过合作研究极大地提升了非典型肝豆状核变性的诊断准确率。以“竞”为动力，推动标准化与创新并重，通过客观的疗效和数据比较预防无序竞争。尝试技术标准化互认，在部分中医经验性疗法评价中引入西医的标准化评价体系，同时鼓励西医借鉴中医的个体化调整思路和诊断技术与治疗技术并举的特色，促进临床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对比及优势病种开发体系的建立。和而不僵，竞而不破，多元有界的医医关系可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3.3 医患关系的和谐与共
以平等对话、情感共鸣为联结，明确双方需践行的权责和承担的义务，塑构“你仁我信、你爱我敬”的和谐医患关系。应当推动医疗技术在治疗中的运用实现人文适配性和精确控制力的协调。医生层面，应当加强人文关怀，提升临床技术水平，强化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保障患方参与医疗决策的权利，减少医疗差错的发生。例如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在提供明确的高血压诊断和高效治疗方案的同时，结合中医的体质调理建议和“治未病”理念优化长期血压管理，既要满足患者对及时治疗干预的期待，又要关注患者的整体状态，增强医患共情，减少患者“被物化”感，稳固医患互信关系。在患者层面，加强医学科普教育，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正确认识疾病，理性看待医疗风险和疾病治疗。如通过短视频平台、科普传单讲座等形式加大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宣传力度和常见疾病治疗方式，将医学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辅助患者建立对疾病和中医的正确认识，增强患者对医方的认同感。社会层面，完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渠道，推动医患矛盾在诊疗单元内前端化解。例如建立“防—调—解”三级机制，将纠纷处理从“对抗性解决”转向“系统性预防”，实现医患关系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中西医学不同的认知、决策和治疗思维，在医学伦理问题的处理上各有特点。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当以理论互补引导临床互补，积极吸收西医优点，通过加强中西医结合教育、促进跨学科合作研究等手段，充分发挥传统中医思维的本土优势，灵活将西方医学伦理模式应用于中医临床实践。然而这一进程需以伦理对话为基础，确保技术应用不偏离“以患者为中心”的初衷。唯有坚持伦理反思与实践探索并行，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模式才能真正成为未来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范式，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独特智慧。
2025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研究”(25CWT10)
202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计划立项“中医伦理与西医伦理的比较研究”(202410344005)
2025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中医伦理对现代医学的价值研究——基于中医经典的文献整理与挖掘”(2025R410A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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