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念作为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凝结而成的“观念化价值意识”，始终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特质。价值观念的地方性表征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辩护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场域以及在该场域下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
［1］，与地方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人伦取向等紧密联系。中医药学知识体系源自中华民族长期的健康实践，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模式均渗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基因，展现出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只有阐明地方性知识如何“生成”并“支撑”核心价值观，才能把握其培育的根本逻辑。深入剖析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地方性特色，不仅有助于追溯其文化源头，更能借此洞察其内在的人类学特性，为理解其本质提供多维视角。
1 中医药学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这一重要概念由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Geertz）首次提出，其核心在于强调知识生成的特定情境性，以及对知识合理性论证需置于具体背景之中的重要性。格尔兹认为，地方性知识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文化脉络、特定利益关系网络中，通过长期社会实践积淀而成的知识体系，其内涵不仅包括具体的知识内容，更涵盖知识生产与验证所依赖的文化逻辑和社会语境。格尔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文化符号解读，探索其所属的意义系统，进而揭示社会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
［2］。因此，生活在各种不同的背景、环境和文化中的人们，往往会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传递和阐释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3］。中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深刻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典型特征。中医药学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是中华民族在对抗疾病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独特医学体系，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模式与农耕文明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结构及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紧密相连。中医药学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并非否定其普遍价值，而是强调其文化独特性。这种地方性既体现在地理空间维度，如不同地域因气候、物产差异形成的不同流派或少数民族医药；也体现在时间维度，如历代医家在特定社会需求下对经典理论的诠释与创新。正如格尔兹所说，地方性知识的合理性需依托其所处的文化地方性，中医药学的有效性也需要置于中华文化的体系中加以理解。承认这一特殊性，有助于在跨文化医学对话中避免以西方科学主义为唯一评判标准，从而更全面地认识中医药学作为多元医学文明形态的独特价值与现代意义。这种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知识体系，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扩展到世界范围，超越地方语境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即“普遍性知识”
［4］，形成了鲜明对比。“普遍性知识”从本质上看是近代西方国家在追求普遍主义的同时，为减少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知识冲突，推动知识传播、促进知识进步、培养更多人才而提出来的
［5］，特别是经过教育后而被戴上了“普世”的面具。
因此，与西方知识体系的普遍性、现代性、科学性相比，地方性知识具有显著的实践性、整体性、价值性特征。中医药学作为地方性知识，同样符合这些特征。
1.1 地方性知识具有实践性——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源头
地方性知识的实践性不仅体现为经验积累，更表现为通过具体实践凝练价值共识。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当地人长期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这些经验源自农耕劳作、饮食起居、疾病防治等具体实践，是在人类群体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人们应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挑战的智慧结晶，具有显著的实用性，能够直接回应民众在生产、生活、健康等领域的现实需求。由此可见，地方性知识本质上是特定群体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与智慧凝结。
中医药学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典型代表，彰显出鲜明的实践性。自《黄帝内经》奠定理论根基，到历代医家通过大量病例总结诊疗规律，中医药学始终在实践中发展、在验证中完善。其独特的辨证论治思想，强调针对个体差异与具体病情灵活施治；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注重从患者的外在表现中捕捉内在病理变化。这些诊疗手段的形成，既得益于中医先贤对人体生命规律的深刻洞察，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的滋养。不同民族医药在实践中更形成了贴合地域环境的独特智慧，例如壮医基于岭南地区多湿热、多瘴气的地理特征，创造了“针挑疗法”“药线点灸疗法”，通过刺激体表特定穴位或部位，调节人体“三道两路”的气血运行，正是“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另外，中医药学的“道地药材”理念，也是基于不同地域气候、土壤特征形成的药材认知体系，在少数民族医药中同样体现为对地域物产的依赖，如藏医所用的“雪莲花”需采自海拔4 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这种认知不仅包含药材功效的知识，更蕴含“顺应自然”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医药文化“自然为本”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根基。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医药学不断吸收融合地域文化特色，结合不同地域的气候条件、物产资源与生活方式，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流派与诊疗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应对健康问题的实践典范。
1.2 地方性知识具有价值性——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载体
根据格尔兹的观点，地方性知识“涉及……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
［6］。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源于人类在漫长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自主探索与智慧积淀。它不仅是一套实用性强的知识系统，更承载着特定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孕育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人们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社会关系的构建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适应当地生存需求的认知体系，并通过代际传承与群体交流不断丰富完善。
中医药学虽与现代西方医学同样聚焦于人体生命健康领域，但其理论架构与实践路径却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质，渗透着东方文化特有的价值观念。中医药学秉持“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将人体视为与自然、社会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强调从环境、情志、饮食等多维度把握健康与疾病的动态平衡。在临床实践中，中医药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石，通过“阴阳平衡”“五行调和”的认知，阐释人体生理病理变化，并据此确立辨证论治的诊疗原则，根据患者个体差异、病症发展阶段的不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体现了“中和”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并非凭空产生，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对寒暑交替、五谷丰登的观察，转化为阴阳平衡即健康的认知；村落社群相生相助的生活经验，升华为“五行生克”的系统思维。
这种将哲学思维与医学实践紧密结合的独特模式，使中医药学在疾病预防、慢性病调理、养生保健等领域形成了差异化优势，展现出地方性知识体系在人类健康领域的独特价值与现代意义。因此，中医药学以“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辨证论治”为代表的中医药文化价值体系体现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1.3 地方性知识具有多元性——核心价值观的包容基因
地方性知识并不是封闭、静止的，人们并不仅仅是机械地继承本土原生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为适应当地环境、社会的变化而持续性地将知识本土化
［7］，从而形成开放、动态、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这种特性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注入了包容开放的基因。地方性知识并非孤立存在的碎片化经验，而是深度融入语言表达、人际交往、礼仪规范与精神信仰等，共同构筑起综合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地方性知识尽管缺乏现代学科体系中明确的边界划分，却以其独特的整合性，广泛覆盖自然认知、社会治理、生命关怀等人类知识的诸多领域。这种跨领域、跨维度的知识形态，不仅承载着特定群体的生存智慧，更成为理解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关键密码，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提供了丰富样本。
中医药学正是此类综合性知识体系的杰出代表。中医药学自萌芽之初，便展现出开放包容的特点，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持续汲取多元学科的智慧养分。先秦哲学的阴阳五行理论，古典文学对医道的诗意阐发，古代天文学对人体规律的观测启示，数学思维在方剂配伍中的精妙运用，中医药学始终以开放姿态融合不同领域的知识成果。面对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药学并未故步自封，而是在保持自身理论特色的基础上，借鉴现代解剖学、药理学的研究方法，推动传统理论的创新发展。另外，中医药学在吸纳少数民族医学、外来医学知识时，始终以本土健康需求为价值筛选标准。例如，藏医药对高原疾病的诊疗经验被纳入中医药体系，但其核心仍围绕“扶正祛邪”的价值原则，体现了地方性知识对核心价值观的包容性塑造；傣医针对热带湿热气候形成的“四塔五蕴”理论，在融入中医药体系时，其“清热祛湿、驱虫解毒”的诊疗思路与中医药“辨证论治”理念高度契合，体现了地方性知识对核心价值观的包容性塑造；近代中西医融汇中，中医借鉴解剖学知识却坚守整体观，实质是以地方性知识的多元性守护整体调理的核心价值。这种包容性并非被动接纳，而是地方性知识驱动下价值观的主动调适与升华。
这种兼收并蓄的风格，使得中医药学既蕴含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又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既传承着悬壶济世的人文精神，又发展出系统的诊疗技术体系。从《黄帝内经》奠定理论根基，到历代医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创新，从民间验方的收集整理，到学派争鸣带来的理论升华，中医药学始终在传承与创新中保持生命力。时至今日，这套古老的知识体系依然活跃在疾病防治、养生保健的实践前沿，以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与临床疗效，持续为人类健康贡献东方智慧，成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的典范。
2 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
中医药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其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模塑，本质是地方性知识体系内部的价值传递。在中华传统文化这片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上，孕育出了鲜明的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汲取了传统价值观的丰富营养，主要体现在思想的一致性、内容的同源性、基因的传承性等特征上。
2.1 思想的一致性
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价值观与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上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的伦理关怀、“敬业诚信”的职业操守、“道法自然”的哲学智慧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与中医药文化“人本、中和、自然”
［8］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思想，尽管在表述方式与阐释角度上存在差异，但其精神实质却一脉相承。这种契合源于中华文明对生命、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认知。例如，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在中医药领域转化为医者仁心的职业伦理，强调以慈悲之心对待患者，是农耕文明社群互助的地方性知识在伦理领域的体现，使仁爱从抽象道德转化为医者的行为准则；道家“道法自然”演变为中医“顺时养生”“因势利导”的诊疗原则，体现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遵循。二者在思想根源上的一致性，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土壤。
2.2 内容的同源性
传统价值观既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源泉，也是社会生活实践的基本准则，二者呈现显著的同源性特征。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医药“天人相应”“调和致中”的理念，中医将人体视为与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整体，强调通过调节阴阳平衡达到健康状态。“大医精诚”所蕴含的精益求精与诚实守信精神，本质上是传统诚信价值观在医学领域的具象化表达。这种价值同源性不仅体现在理念传承上，更渗透于中医药的临床实践、养生文化与医患关系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二者在历史演进中相互滋养，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价值谱系。
2.3 基因的传承性
文化基因作为民族文化的“DNA”，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与价值密码，对维系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文明积淀，形成了独特且稳定的文化基因库。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正是这一基因库的重要分支，其形成与发展始终贯穿着对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继承与创新。从“阴阳五行”的哲学思维到“辨证论治”的诊疗方法，从“治未病”的预防理念到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中医药文化以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形态，将传统文化基因转化为守护生命健康的实践体系。这种传承性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的延续，更表现为在应对现代健康挑战时，依然能通过创造性转化，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鲜活注脚。
3 地方性知识视域下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机制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深深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土壤之中。这种文化特质不是简单的理论建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地方性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沉淀而形成的智慧结晶。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医药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域，而人类学的理论则为人们理解这种文化的地方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本质上是一个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相互交融、相互转化的过程。
3.1 地方性思维方式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第一，中医药文化的空间认知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中医药理论的核心，其形成与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界的山川河流、气候变化，形成了独特的空间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将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与外部环境形成有机统一。例如，《黄帝内经》中提出的“天人相应”理论，正是这种空间认知的集中体现，将地理空间认知转化为“人与环境共生”的价值追求。
第二，中医药文化的经验性思维源于地方性知识的积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医者通过观察、尝试、总结，形成了独特的诊疗体系。如《伤寒论》中记载的“六经辨证”理论，就是张仲景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性思维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个体差异，体现了强烈的地方性特征，成为培育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重要基础。
第三，中医药文化的整体性思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脏腑器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如《素问》所言：“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正是地方性知识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独特认知模式。
3.2 人伦取向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第一，中医药文化的医患伦理体现传统人伦关系。中医药文化“医乃仁术”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之中，源于传统熟人社会的地方性人际关系，使“医者父母心”成为超越技术的价值准则。这种伦理观念强调医者应当以仁爱之心对待患者，将治病救人视为道德责任。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强调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体现了浓厚的人伦关怀。这种伦理取向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人伦关系的文化特征密不可分。
第二，中医药文化的医德规范体现传统伦理观念。宗族社会诚信为本的道德规范，通过“药不二价”“秘方共享”等实践，转化为“大医精诚”的职业价值，成为中医药从业者的行为标尺。传统医家强调“大医精诚”，要求医者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这种医德规范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密切相关。如《医门法律》中提出的“医者父母心”，就是将医患关系类比于亲子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对医德规范的深刻影响。
第三，中医药文化的生命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农耕社会“生生不息”的生命认知，通过“保生护命”的实践，升华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将地方性生命观转化为医学价值。这种生命观强调“形神合一”，认为生命是形与神的统一体，如《黄帝内经》所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种生命观的形成，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学说密切相关，体现了地方性知识对生命理解的独特视角。
3.3 地方性知识与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互动机制
第一，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转化。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地方性知识不断向普遍性知识转化的过程。最初形成于特定地域的医疗经验，通过理论化和系统化，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医学理论。如《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药物知识，最初都是地方性经验的总结，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提升，最终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文化认同与价值的传承。地方性知识在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师徒相传、家族传承等方式，地方性知识得以保存和延续。这种传承方式不仅传递了具体的医疗技术，更重要的是传承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
第三，地方性知识为中医药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动力。不同地域的医疗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医药理论体系。如温病学派的形成，就是南方医家针对当地温热病特点而发展出的理论体系。这种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创新，推动着中医药文化的不断发展。
4 立足地方性知识培育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
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下培育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既是对中医药文化根脉的回归，也为中医药文化现代传承注入源头活水。通过立足本土实践、厚植文化自信、深化交流互鉴等多维路径，充分彰显中医药文化地方性特质，构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
4.1 扎根地方性实践沃土，彰显中医药价值与文化力量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经历过各种天灾、战乱和疾病，却能够不断转危为安，人口逐渐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在这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药学是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和与各种疾病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一门医学学科，它以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诞生了如《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疫论》等一系列的经典之作
［9］，提供了一套完整且独特的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理、法、方、药。屠呦呦研究员从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获得灵感，发现了青蒿素，这一发现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0］。近年来，中医药在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通过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诊疗方案，进一步凸显了其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效能。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深深扎根于实践土壤。实践的地方性是理解其价值本质的关键，从药材的道地性种植到辨证论治的个体化诊疗，从针灸推拿的技艺传承到“治未病”的养生实践，均体现了对特定地域、气候、人文环境的适应性。强化实践对价值认同的驱动作用，需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展开，既要回溯古代中医药成就，阐释“大医精诚”“天人合一”等理念的实践根基；也要直面近代以来的学科挑战，通过现代临床疗效的科学验证，将实践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例如，通过“药材道地性”研究，挖掘道地药材的文化价值，强调“一方水土养一方药”背后顺应自然的价值理念；系统梳理少数民族医学、民间验方中的实践智慧，提炼“因地制宜”的价值原则；通过大数据分析中医药防治慢性病的临床数据，以实证研究增强整体调理理念的说服力，推动公众从疗效认可迈向价值认同。
4.2 深耕传统文化滋养，厚植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自信根基
“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
［11］。价值观蕴含在文化中，反过来，文化则对价值观起到了培育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就是要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持续地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仁爱”“诚信”等理念，不仅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更是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中医药学在数千年实践中，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转化为顺时养生的健康理念，将“仁者爱人”的伦理观升华为医者仁心的职业准则，形成了以生命观、健康观、道德观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既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知，也赋予了中医药学鲜明的人文属性。
以传统文化为滋养，通过挖掘、阐释、传播等途径，培育价值观自信。一方面，从地方性知识中挖掘核心价值，如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中，解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价值，将医学知识转化为“灵活应变”的价值认知；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研究阐释其现代价值，例如从生态哲学视角解读“道法自然”理念对现代健康生活方式的启示。同时，将价值观培育融入中医药教育体系，通过院校教育、师承传承、社会科普等多元渠道，使“仁和精诚”等理念内化为从业者的职业信仰，外化为公众的健康行为选择。
4.3 打造地方性话语体系，推动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
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下，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基于不同文化土壤的医学体系，其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的差异本质上是地方性知识的多元体现。尤其是医学实践和特定的语境各不相同，其结论并不一致，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尽相同
［12］。中医注重从整体把握健康与疾病，西医擅长以微观分析揭示病理机制，二者在守护人类健康的目标上殊途同归。中医药在对外传播中，既展现了针灸、推拿等技术的独特疗效，也传递了“阴阳平衡”“调和致中”等哲学思想，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推动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需立足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构建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视野的话语体系。具体可从三方面着力：第一，以地方性知识为对话基点，在国际传播中将针灸止痛的疗效优势与整体调节的价值理念结合，说明其源于中国传统“气血运行”的地方性认知，而非单纯技术输出。第二，通过提炼具有标识性的价值符号，如将“治未病”理念与现代预防医学相结合，以中医健康管理概念切入国际健康议题，强调其根植于中国的地方性实践，使普遍价值诉求获得独特文化表达。第三，深化学术交流，依托相关学会等平台，开展中西医比较研究，以学术话语阐释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在交流中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既避免以西方科学标准裁剪中医药理论，也通过对话消除认知偏见，最终实现从文化展示到价值认同的跨越。
5 结语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质，这一特性深刻体现在其形成与发展的各个层面。从本质上看，这一价值观体系不仅是中国人独特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和生活观的集中体现，更扎根于本土长期的医疗实践与生活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起完整的观念系统。这种地方性特质意味着，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产生绝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特定地域的文化土壤、内在规则以及思维模式紧密相连，在地方性知识的滋养与约束下不断发展演变，其本质是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凝练。
追根溯源，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深受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人文底蕴以及思维方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医学实践，在与本土社会、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成形。古代医家在观察自然现象、总结疾病防治经验的过程中，将“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哲学思想融入医学理论，形成了“辨证论治”“治未病”等独特的诊疗理念。这些理念既反映了中国人对生命与健康的认知，也体现了特定文化环境下的思维特征。
因此，探讨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绝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地方性知识背景。唯有深入挖掘地方性知识中蕴含的智慧与经验，才能准确把握这一价值观体系的内涵与本质。在培育和弘扬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当从地方性知识的深厚积淀出发，通过系统地梳理、提炼与创新，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的有机融合。
2024中医药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项目(ZYYCXTD-C-2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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