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医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红色医务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革命精神。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红医精神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传承创新等角度作了初步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对红医精神的概念和内涵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更多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进行探讨，而对于国家治理、和谐医患关系构建以及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等方面却较少涉及。本文从红医精神与红医、红色文化的相互关系出发，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结合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医疗卫生历史实践，探讨红医精神的概念、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1 红医精神的概念界定
1.1 红医的概念及其溯源
“红医”即“红色医生”或“红色军医”的简称，是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而产生的。1931年冬，贺诚提出要创办红军军医学校时，毛泽东指出：“要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这是最早出现的红医概念。1932年初，在红军军医学校开学典礼上，朱德作了《怎样做一个红色医生》的报告，也明确提出“红色医生”的概念。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医生”也经常出现在苏区报刊中。例如，中央苏区《红色卫生》杂志第三期刊登了贺诚的文章——《应急切转变诊疗工作》。文中出现两次“红色医生”的说法
［1］269-270。《第二期军医科毕业生王肇元写给红军卫生学校的信》一文也两次提到“红色医生”。1934年1月16日《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红色医生的礼物》的文章。1933年9月24日《红星》报第8期刊登的《扩大后之卫生学校》一文，明确提出“红军卫生学校，是苏区创造红色医生的场所”。除了“红色医生”之外，还有“红色军医”“红色医疗专家”“红色医务人员”等提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中国成立之后，“红医”作为专有概念单独使用再次出现。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除1989年冯彩章等编著的《红医将领》和1992年栾荣生等编著的《红医之路》两本著作重提“红医”概念外，“红医”概念很少出现。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红色基因的传承，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以“红医精神”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自2014年起逐渐增多。特别是2024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指出，军医学类高等教育院校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在新时代，“红医”已经成为一个显性概念。
1.2 红色卫生文化、红医文化与红医精神
目前，党领导的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概念主要有“红色卫生文化”和“红医文化”两种表述。从现有文献看，有从狭义的文化概念出发来探讨红色卫生文化和红医文化，即从精神层面理解文化的概念。例如，有把红色卫生文化的内涵表述为：“红色卫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医疗卫生事业而形成的，其囊括了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工作作风和专业技术等多个维度的内容。”
［2］也有从广义文化视角来探讨的。例如，有学者认为“红医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红医物质文化、红医精神文化和红医制度文化的总和。”并指出：“红医精神文化以红医精神为核心内核，包括凝结在红医历史文物、文献、遗址、研究论著、纪念馆等中的精神文化。”
［3］结合学术界的研究，红医文化或红色卫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医疗卫生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范畴。在时间向度上，红医文化或红色卫生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上看，红医文化和红色卫生文化覆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全过程，包括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样态；从狭义上看，是指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文化样态。在结构向度上，一般包括红色物质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精神文化。
红医文化在内容上，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红医物质文化是红医文化的外显部分，主要由红医旧址与文物、红医纪念场馆等组成。红医制度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中介，是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关于医疗卫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既有显性的制度，也有隐性的制度。这些制度既是红医精神的载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制度化的表现形式。红医精神是红色卫生文化的核心，是红色卫生文化的精神形态，是红医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灵魂，也是红色卫生文化的精髓。
1.3 红医精神的提出及生成时间确定
据笔者了解，学术界较早提出红医精神概念的是赣南医学院（现为赣南医科大学）苏区卫生研究中心。其编撰的《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回忆史料》（2014年版）一书第2页的编者话中提出：“有一支正义之师叫红军，有一群救死扶伤的人员叫红色医生，有一种舍生忘死的精神叫红医精神。”
［4］其内涵包括：“忠诚医业、勇于奉献的革命信念，服务军民、一心赴救的宗旨意识，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实事求是、自力更生的工作作风”
［4］。在此之后，红医精神的进一步研究在学术界并没有出现。2017年，赣南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井冈山大学等医学院校创立了“红医联盟”，开启了红医精神研究的序幕，红医精神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
由于对红色卫生文化和红医文化生成时间的不同看法，关于红医精神的生成时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红医精神生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例如，赵群等
［5］在《红医精神的价值内涵及时代意义》一文中就指出：“红医精神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包含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工作作风和专业技术四个维度的思想体系。”二是认为红医精神生成贯穿于党的历史全过程。例如，程瑜等
［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医精神及其借鉴意义》一文中认为红医精神贯穿于党的百年历程，并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医精神。
要确立红医精神的生成时间，就需要明确“红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具体含义。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红色”主要象征着革命与战争。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红医精神生成的时间应该是革命战争年代，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是生成红医精神的实践是党领导的医疗卫生事业；三是医疗卫生的主体是广大医务人员，也就是说，红医精神生成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疗卫生人员。因此，红医精神可以界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参与下，红色医务人员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道德情操、工作作风和意志品质的总和。
2 红医精神的内涵
红医精神是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有理性形式，又具有感性向度。从理性向度看，红医精神应该包括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道德要求等。从感性向度看，红医精神应该包括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等感性形式。根据意识形态的理性形式和感性形式辩证统一的特征，结合党的领导人的论述，红医精神的内涵可以表述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艰苦奋斗、勇于开创。
2.1 政治坚定、技术优良
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是毛泽东对红军军医学校办学的指示。早在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创办之时，就把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作为办学宗旨。人民卫生事业创始人之一的贺诚指出：“红军初创时期卫生工作强调政治要求，是同国民党医疗卫生上的根本分歧。”
［7］在各级各类卫生学校和培训班招生时，都把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例如，1934年2月16日，《红色中华》第150期刊登了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第六期军医科招生简章，其中关于报考条件就规定：思想正确，政治坚定，身体强健，能作简短文章，看懂红色书报，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廿五岁以下，志愿终身于医学，不论男女，均可报考。即把政治条件放在了首位。
苏区时期，傅连暲、戴济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己的医院及所有家产及药品捐献出来。两人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从国民党军队转到红军中的卫生人员，在党的教育感召下，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李治被俘后参加了红军。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红军医院医务主任、院长，在中央苏区与傅连暲、戴济民、陈义厚被尊为医界“四大金刚”。
技术优良是红医精神的基本保障和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为了提高红色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一方面，创办了各种医务学校和培训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苏区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后改为卫生学校）、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医科大学（前身即红军卫生学校）、十八集团军总部卫生学校、白求恩卫生学校、山东军区卫生学校、新四军创办的华中卫生学校等，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人员。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的卫生研究会提升医疗技术。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一次自然科学大会，并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为响应大会号召，白求恩卫生学校成立了医药指导委员会，其任务是对各分区卫生部及医生在技术上提出建议，研究当地难以解决的问题，并出版杂志以教育全边区的医术工作者。另一方面，卫生部门还通过卫生报刊和书籍传播医疗技术。苏区时期就颁布了《卫生防疫条例》《卫生运动纲要》等文件，出版了《健康》《红色卫生》《卫生员讲话》等卫生报刊。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创办《卫生通讯》《国防卫生》《健康月刊》《解放日报卫生副刊》《中国解放区卫生资料》等。这些报刊对红色医务人员医疗技术的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无私奉献、救死扶伤
无私奉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共性。在工作上，红色医务人员为了抢救伤病员经常忘我地工作。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近千名伤员被集中在兴国县红色医院第四分院进行救治。苏区医界“四大金刚”之一的李治被派往第四分院。当时，整个分院只有3名医生，要完成近千名伤员的救治，困难重重。李治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带领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忘记吃饭睡觉，进行伤员的救治和处理。1939年2月，白求恩率领“东征医疗队”到了斗争更为艰苦的冀中平原，跟随一二〇师一起打击日军。在河间县的齐会，一二〇师分割包围日军吉田大队。白求恩的医疗队手术室仅离齐会七里远。随着战斗的激烈进行，手术室的工作也格外紧张，室外枪炮声震耳欲聋，室内手术却有条不紊地进行，就是炮弹在手术室外爆炸，手术一刻也没有停止。历时三天三夜，白求恩连续工作69个小时，施行手术115个，占医疗队到冀中半年多的时间全部手术的三分之一。1939年11月，白求恩因为抢救伤员被感染，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就是无私奉献精神的极大体现。
救死扶伤是红医精神的核心价值，是红医精神区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特质，包含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人道主义，区别于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它集中体现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也是红医精神区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特质。早在南昌起义部队经过福建长汀时，周恩来就提出：“人道主义也要革命”
［8］的思想。1930年，吉安名医戴济民参加红军医疗卫生工作时，毛泽东就提出要请戴济民做一个“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务工作者”
［9］。1939年毛泽东以“贯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作为白求恩追悼会的挽词。1941年，毛泽东亲自为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0］。自此，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疗卫生战线的行动指南，凝结为红医精神的核心价值。
救死扶伤还体现在救治伤病员和对待伤病员的态度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队伍都十分重视战伤救治工作。在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医护人员作了明确分工，制定了治疗原则，并在火线和后方医院之间设立兵站，形成伤病员运输渠道，保证伤病员的安全转移。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差，总体上来看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导致伤亡较多。因此，战伤救治对于保存抗日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医疗卫生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深入火线抢救伤员，轻伤员在团、师救护所留治，重伤员转送后方医院治疗。在战伤救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在晋察冀边区，在白求恩的帮助下，救治伤员采取“初步疗伤”法，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清创，并进行治疗，预防创伤感染。晋察冀军区规定，前线救护伤员必须遵循止血、固定、消毒、裹伤、搬运这五项技术原则。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初步疗伤”法，有效地提高了战伤治愈率，降低了残障率和死亡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伤病员的救治不仅关乎官兵的生命，还关乎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意愿。在革命初期，各红军部队在起义之初，都遭受了重大伤亡，由于缺医少药和部队经常转移，轻伤病员随部队行动，重伤病员只能寄养在群众家里。秋收起义部队引兵井冈山后，为了救治伤病员，先后建立了卫生队和红军医院救治伤病员。虽然医疗条件很差，但是，红色医生发挥能动性，尽力救治伤病员。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医院建设，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作为战略决策确定下来。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由于对伤病兵待遇不良，而导致士兵不满意红军，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受伤，最终削弱了群众加入红军的勇气。决议提出了七条优待伤病兵的具体做法，“优待伤病兵”成为红军的一条基本思想。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指出，伤病员是有功之臣，医疗卫生人员要好好爱护伤病员，诚意为伤病员服务。并要求红军总医院要“一切为了伤病员”。1933年8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医院政治机关工作暂行条例》规定：“要采取政治上一切措施，保障伤病人员的迅速痊愈和提高伤病人员的政治情绪”
［1］245。
2.3 艰苦奋斗、勇于开创
艰苦奋斗和勇于开创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共同特质，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也是红医精神的重要品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医疗卫生事业始终处于艰苦的环境中。不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根据地，还是全面抗战时期的抗日根据地，抑或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大都位于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地区，而且经常处于敌人的包围和封锁当中，缺医少药是常态。因此，红色医务人员既要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又要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还要和复杂的伤病作斗争。
红色医务人员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建立医药机构，依靠医务技术骨干，发挥各自专长，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出惊人的业绩。医学教学的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员的基础薄弱；二是办学条件薄弱。例如，红军军医学校第一期招生时，因为很多报考者文化水平低，最后实际只录取了19人。面对这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学员，红色教员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教学计划，细致地传授医学知识。缺乏场地和教学场所，就借用祠堂、庙宇；缺乏课桌，学员们就自制小板凳，或用自己的膝盖当“桌子”；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和印刷。苏区时期的《病理学》《简明药物学》，全面抗战时期的《军医外科学》《战地救护法》等绝大部分教材都是红色医务人员自己编印的。药物困难，就自己采集中草药，成立制药厂，采用“土法”进行生产。例如，苏区时期的中央卫生材料厂，通过采集野生中草药作为原料，能够加工中药膏、丹、丸、散和片剂等药品。全面抗战时期的光华制药厂，在仅有八架压片机和两具大型蒸馏器的基础上，能够造出葡萄糖、标准血清等百余种药品。而且所生产的药品经各地医院临床使用效果优良，基本无副作用。
在艰苦的环境下，红色医务人员积极开展医药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1934年6月30日中央苏区《红星》报以“模范红色医务人员的新创造”为题，报道了时任红军卫生学校教员李治，深入进行医学研究，创造出不易制的加尔那辛、价贵不易买到的肠线和苏区不出产的牛痘浆
［1］。1945年，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苏井观责成李志中组织血清疫苗的研制工作。当时既没有菌种，也没有资料和设备条件。一切从头摸索，从头做起。经过大家艰苦努力，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素的研制任务，并随着需要量的增加，不断扩大生产，使得中痘苗、伤寒及副伤寒混合菌苗，斑疹伤寒诊断菌苗液和血清，以及破伤风类毒素等充分保障供给，保证了前方指战员的需要
［11］。
3 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
红医精神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建筑的能动反作用。在新时代红医精神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党和国家资政育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3.1 红医精神为医疗卫生领域腐败治理建构“不想腐”机制
新时代，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是民生诉求的重要方面，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医疗卫生领域的治理关系到千家万户。改革开放以来，医药领域的改革也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在享受更好、更便捷的医疗的同时，也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医药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于医药领域的特殊性，极易产生腐败现象。医疗领域腐败问题直接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阻碍深化医改、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顽症之一。
治理医疗领域的腐败，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
［12］。“不敢腐”“不能腐”始终是外因，要强化不想腐的自律意识的培养，才是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因此，治理医疗领域的腐败要在完善制度明晰纪法底线，建立“不敢腐”“不能腐”机制之外，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形成不想腐机制。
医疗从业者的腐败行为从根源上看，主要是缺乏科学的理想信念，再加上市场逐利的逻辑影响，从而滋生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因此，要消除市场逻辑的负面影响，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就需要加强医疗卫生领域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红医精神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发展于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与医疗卫生领域有着天然的联系，是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的优质资源，是医疗卫生从业者坚定理想信念，抵制不良思潮侵蚀的重要武器。
在实践中，把红医精神纳入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的常态化培训，通过红色教育基地及红色医生口述史等方式，让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理解“医者为民”的初心使命，强化“一切为了病人”的宗旨意识，打破利益至上的功利思维。在践行红医精神的过程中，使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深刻体悟红医先辈全心全意为广大军民服务的道德情操、无私奉献的意志品质、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等，从而从内心深处升起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崇高感和神圣感。进而以红医先辈们为榜样，投身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当中，坚定理想信念，抛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形成不想腐的机制。
3.2 为提升医德水平，改善医患关系提供精神力量
医患关系的紧张，不仅与优质医疗资源不足有关，而且与医疗从业人员的医德素养有紧密的联系。少数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低下，服务不到位，对患者治疗不尽心尽责，存在“冷、硬、顶、推”等现象，以及少数医生存在收受红包、回扣等行为，导致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降低。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对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
［13］新时代，医疗服务行业更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升医疗从业人员服务患者的质量，改善医院、医生、医药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红医精神蕴含着丰富的医德建设内容。红医建设中所包含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是高尚医德的重要内容。它一方面规定了医务人员的神圣使命和应尽的职责，是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要求，对调节医患关系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的意义上从伦理方面反映了党领导的卫生事业的性质、任务和根本宗旨。在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培养中，通过红医精神的学习与弘扬，促使医务人员做到尊重患者的人格、同情患者的遭遇、关心患者的疾苦、维护患者的权益。只有这样，才能抵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改善紧张的医患关系。
3.3 为新时代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培育提供优质资源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印发的《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中指出，医学人文精神是人文精神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以对患者的关怀、尊重为目标，体现着医学对生命的态度。当前的现代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中，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现象在一定范围依然存在。其中缘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到现代西方医学把医疗技术工具化、把患者对象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在医疗实践中，少部分医务人员不愿仔细与患者沟通、不尊重患者的人格、不同情患者的遭遇、不爱护患者的现象依然存在。
医务人员的医学人文精神培育应该从源头抓起，即从在校的医学生抓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医学教育实践中，一些医学院校注重医疗技术的培育，却不够重视医学人文教育，导致医学生在人文对话中的沟通能力、反思能力以及实践能力严重不足。这必将导致其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缺乏医学人文精神，在与患者的沟通中难以形成和谐的医患关系。针对这些状况，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提出医学人文关怀培养应当贯穿医学生培养全过程和医务人员职业全周期。从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来看，红医们对伤病员的阶级友爱救治和关怀，对放下武器的敌方伤兵的救治，所体现出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中蕴含了丰富的医学人文精神，是对医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资源。在医学人文教育中，融入红医精神的内容，不仅可以使医学生了解党的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和感悟红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而且能够把握红医先辈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技巧，不断提升自己与患者对话的能力和实施医学人文关怀的能力。
4 结语
红医精神凝聚着深厚的红色血脉，蕴含着伟大而深刻的崇高信念和为民情怀，挖掘、传承和发扬红医精神不仅能够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的治理效果，为提升医疗卫生队伍的医德水平与改善医患关系提供精神力量，还能为新时代医学人才人文精神的培育提供优质资源。新征程中，应当以红医精神为指引，切实利用好红医精神“红”的底色，为文化自信提供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根基。同时也要以红医精神筑牢健康中国建设底座，助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
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高校思政课教师意识形态能力研究”(23YJA710035)
2021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政课专项项目“自媒体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研判与防控机制研究”(SZZX21092)
2023年赣南医科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及改革路径研究”(XYJG-20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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