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医精神的标识性概念及结构化演进

Iconic concepts and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red doctor spirit

摘要

红医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的独特精神标识，其标识性概念的构建是回应理论、历史与实践的三重诉求。从哲学本质看，红医精神的生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其学理化与体系化研究丰富了中国医学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从历史规律看，其区别于西方医学伦理的个体权利、技术理性等特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医疗卫生事业中的集体主义特质；从实践诉求看，其对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升医师人文素养等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如今，学术界对红医精神的研究呈现“要素说”“分期说”“育人说”等多元视角，虽在内涵构成、历史分期上存在争议，但均强调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等核心要素。未来构建红医精神的标识性概念需遵循差异性、同一性、准确性原则，立足政治性与人民性、主体性与原创性、体系化与学理化的基本路径，通过理论凝练、历史梳理与实践转化，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全球健康治理价值的概念体系，为健康中国建设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Abstract

Red doctor spirit constitutes the unique spiritual symbol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care cause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iconic concept represents a response to the threefold demands of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essence， the formation of red doctor spirit conforms to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ts theoretical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has enriched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medical ethic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law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differ from Western medical ethics， highlighting the collectivist attribute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care caus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Regarding practical demands， it carrie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downward extension of high-quality medical resour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the improvement of physicians’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other aspects. Currently， academic research on red doctor spirit has presented diversified perspectives， such as “elemental theory” “periodization theory” and “educational theory”. Despite disputes over its connotative composition and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all relevant studies unanimously emphasize the core elements， such as political firmness， technical excellence， and healing the wounded and rescuing the dying. In the future， constructing iconic concepts of red doctor spirit must abide by the principles of differentiation， identity， and accuracy， an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aths of political and people-oriented nature， subjectivity and originality， as well as syst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condensation， historical collation，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it will form a conceptual system that embodies bo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values. This is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and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health for mankind.

关键词

红医精神 / 标识性概念 / 结构化演进 / 医学伦理 / 健康中国

Key words

red doctor spirit / iconic concept / structural evolution / medical ethics / Healthy China

概念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任何概念的理论深化与时代创新，本质上都源自实践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标识性概念”是学术研究中用于描述特定理论体系、历史语境或文化传统中具有核心标识意义、价值凝聚性和理论辐射力的关键概念。它是某一思想体系、实践范式或社会文化的基因密码，既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与价值取向，又能在理论构建中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微观上看，标识性概念是红医精神继承创新的理论工具箱；从宏观上看，标识性概念则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任务之一，同样也是构建中国语境下医生的创新在地化技术、涵育政治素养、锻造职业精神、赓续奉献传统的突破口。2024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出台了《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其中强调“挖掘人民卫生健康事业传承发展的红色基因”^［2］在医学人文关怀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红医精神要与时俱进，突破革命时期的内涵，实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语境转变。

1　何以必要：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内在动因

问题是时代呼声，也是实践之源，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是由哲学本质、历史规律和实践诉求三方面主要原因决定的。

1.1　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契合哲学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3］红医精神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而生成，应该说，自从有了红色政权，红军就有了红色医生。目前有关红医精神的研究从研究方向与内容来看，理解与表述有所异同，学术界对其研究并未涉及构建中国医学伦理学、中国医学卫生健康等自主知识体系相关内容，这就要求学术界从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入手，对其学理化与体系化进行深入研究与跨学科构建。作为精神，红医精神不仅属于红色卫生文化的范畴，在哲学维度也具有丰富内涵。从本体论角度看，红医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由当时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特点所决定，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规律、观照现实世界而自然形成的，并非人为强制性赋予的。从认识论与价值论角度出发，精神对于物质而言，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社会道德风尚、伦理规约、思想价值等对于现实世界具有重要的引导与引领作用。

1.2　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符合历史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4］。红医精神作为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瑰宝，它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时期的医疗卫生实践。随着时代变迁，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处于持续更新的进程之中，其对当下医学伦理构建及医疗实践的重要意义愈发凸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医精神雏形初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成为保障军民健康的关键支撑。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建立了初步的卫生组织体系，红一方面军设立卫生队、医务所，即便物资匮乏，仍坚持免费诊疗传统，面向军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中共六大明确将“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5］300作为革命核心任务，而医疗卫生事业正是苏维埃政权民生建设的重要保障，红医实践成为践行苏维埃政纲的具体载体。在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卫生人员在简陋条件下开展救治，在《红五军团后勤工作简况》中记录：“军团有卫生部，有医院，随部队名叫野战医院，师卫生股、团卫生队，到营是卫生院，连队也是卫生院，组织健全……部队连队卫生工作还抓得很紧。”^［6］156可以看出红五军团卫生组织严密，医疗卫生工作严格对待。中央在《军事工作大纲》中明确要求将军医人才培养与医疗设施建设纳入军委核心工作，在对军队的改造要求中明确“红军的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5］234，医生在救治中不分官兵、军民一视同仁，将这一原则形成具有精神标识的概念转化为医疗实践。

长征时期，红医精神得到淬炼。1934年10月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战事频繁、环境恶劣，红军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决不丢下一个伤病员的铁律。红一、三军团记载“连队卫生员工作很实际，工作多很辛苦，每到一个地方，他要带人挖厕所，检查伙房和个人卫生，带病号到卫生队看病，帮助熬药，要监督吃下去，还要搞病号饭。打起仗来给伤员包扎，找担架送伤员。”^［6］147党的严明纪律为长征中的战地救治提供了组织保障。当时党的各个军团的卫生学校培养的一大批政治能力高、医疗本领强、理想信念坚定的军队医务人员，隶属于卫生部下设的卫生学校，体现了党对卫生工作的重视，有记录指出“政治部门对伤病员很爱护，缴获来好的食品、香烟、棉花都首先送给伤员。行军时团长、参谋长，有时师长他们的马都留下给伤病员骑。”^［6］153卫生学校培养学员时面对资源紧张的时局，形成了独特的办学方法，“学习条件差，用草纸涂一层米汤，作蜡纸，刻上字，印出来看也看不清。一天发一张……笔也没有，用小竹子削尖，像蘸水钢笔一样，每个人自制好几支。”^［6］154但是卫生学校学员的整体面貌呈现“这样艰苦，政治空气很浓厚，大家都生活很愉快，没有一个人闹情绪。都盼望早学完，早毕业，到前方部队去为伤病员服务。”^［6］154可以看得到虽然医疗资源物资短缺，医务人员在物质生活方面较为拮据，但是精神生活十分富足，锤炼了红医精神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

抗日战争时期，红医精神蓬勃发展。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中西医结合的救治模式取得重大创新突破。白求恩带来先进医疗理念与技术，与根据地医护人员共同组建战地医院，开展大规模医疗培训，提升了根据地的医疗技术水平。同时，根据地积极挖掘中医药资源，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解决了药品供应不足的难题。例如1941年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形成了学习白求恩精神的十项公约，包含“一、体贴伤病同志痛苦，重视伤病同志生命”“十、舍己救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7］等方面。这一时期，红医精神已从抽象概念深度融入医疗卫生工作全流程，具体转化为医护人员在工作作风、学习态度、职业精神、待人方式等方面的行为准则与价值遵循。

解放战争时期，红医精神成熟定型。1949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中国解放区卫生工作状况》中总结红色医务工作者时这样论述：“红军的医务工作者的特点，不但要为工农红军的卫生、保健医疗工作服务，同时也要为农村工作群众服务。由于他们服务精神的优良，获得了红军和工农群众的称赞。”^［8］由于军事政治的迅速胜利，全国快速走向统一，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迅速响应，组建野战医院和医疗救护队，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快速调配与高效救治。同时，党的卫生工作者积极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向军民普及卫生知识，预防传染病传播，红医精神在大规模战役医疗保障实践中持续丰富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成熟的精神体系，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红医精神的独特性在于将中国传统医德的无私性与西方医学的科学性，彻底融入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张珊^［9］提出“红医精神是中国特有的医学伦理思想，是政治伦理与医学伦理的结合。”既回应了战争年代保军民健康就是保革命火种的历史需求，又为当代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向。红医精神正因其扎根历史、观照现实，才能超越地域与时代限制，成为中国医学伦理学自主性的标识性概念。

1.3　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回应实践诉求

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不仅是理论凝练的“基因密码”，更是回应当代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升医学人文素养等现实课题的实践解决方案。

第一，在激活优质资源下沉方面。面对基层医疗人才相对短缺和医疗设备闲置率高的现实问题，要充分发扬红医精神中内涵的“艰苦奋斗”与“人民至上”的精神，促使医学人才服务基层、扎根基层，并将一代又一代的红医扎根故事纳入红医精神体系之中，形成愈发强大、深厚、鲜活的精神力量。在基层医疗资源配置方面，要在建立紧密型医联体的基础上，借鉴中央苏区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经验，提升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使用率、掌握自主创新技术等，降低对国外高端设备与高昂价格医药用品的依赖。

第二，在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方面。红医精神植根于社会主义的人民性本质，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为医患之间构筑了基于生命尊严与人文关怀的深厚伦理纽带。延安时期医患同心抗敌的实践启示人们，医患信任的构建离不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当年延安军民医院，医护人员与患者同吃同住，不仅治疗伤病，更关心其思想与生活，这种全人关怀模式对当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引导患者理解当代医学局限、增进医患信任等现实问题的诉求，迫切需要通过政治遵循与人民至上的伦理框架，引导医生从疾病治疗者转向健康守护者。

第三，在提升医学人文素养方面。面对高扬的技术理性对人文价值的挤压，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的生存空间压缩与时间加速，消解人的主体性问题，需从红医精神中淬炼核心标识概念，将红色医疗史上红色医生对患者的赤诚传统升华为新时代医者的精神坐标，将战争时期医疗物资缺乏与医疗技术局限的中国医学特质转化为当代中国医学知识体系。这就要求在当代医学教育中嵌入红医典型事迹，在执业规范中倡导医学双重属性的同理表达，推动医疗服务从技术至上向生命关怀回归。

2　何种内涵：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内在本质

在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知其然”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探讨“知其所以然”。不仅要认识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类型，还应当进一步探讨建构逻辑，推动从“是什么”到“为什么”的研究转化，以此展现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建构理路。

2.1　什么是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0］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从元意义上说，要厘清其基本内涵是什么，即所要构建的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是什么，什么又是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医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标识性概念，这是红医精神研究的前提。

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首先要从红医精神发展脉络进行把握，明晰其源头与行进路向。红医精神在党的文献中虽未明确提出，但其在党的领导人讲话、文章、书信与党的重要文献中均涉及此概念的外延范畴。1929年，毛泽东提出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11］作为党领导卫生工作的根本宗旨。193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成立暨开学典礼时最早提出了“红色医生”^［12］352的概念，并提出要求“红色医生要能政治坚定、救死扶伤、艰苦奋斗，成为人民健康的守护者。”^［12］352其中的“政治坚定”“救死扶伤”“艰苦奋斗”三个要素成为如今学术界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主要来源与理论依据。1932年，毛泽东在闽赣苏区指导红军卫生工作时，针对疫情防治和军队医疗体系建设，明确提出医务工作者须具备“政治坚定、技术优良”^［12］89的双重要求，强调的是政治引领为先，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闽赣苏区卫生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强调：“卫生战线的同志要牢记：技术是武器，政治是灵魂。丢了灵魂，武器再精良也会打偏方向——一刻也不能脱离政治！”^［12］375综上可见，虽未在党的重要系列文献中找到“红医精神”的官方用语，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党的文献中与医疗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以“政治坚定”“人民至上”“技术优良”为核心的医务工作者的价值准则与精神标识。

2.2　学术界对于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研究现状

当前，学术界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红医精神概念，学者研究使用红医精神概念的研究指向有所差异。

2.2.1　红医精神概念的第一种指向：内涵构成的“要素说”

“要素说”是学术界对红医精神基本概念研究的主要方面，也是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重点领域，主要形成了“四要素说”“六要素说”的两大领域。第一，红医精神概念的“四要素说”。学术界关于红医精神的“四要素”观点略有异同，赵群等^［13］概括为“政治坚定、对党忠诚；救死扶伤、大爱无疆；埋头苦干、无私奉献；技术优良、求是创新”；孙帮寨^［14］认为其构成是“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第二，红医精神概念的“六要素说”。李恭进等^［15］提出包括“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艰苦奋斗、勇于开创”的六要素，并对各要素的内涵进行了系统阐释。

上述两种学术观点都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在物资匮乏下展现的强大精神力量。但争议点在于对特定标识性概念内涵的界定，这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研究。

2.2.2　红医精神概念的第二种指向：历史生成的“分期说”

“分期说”是学术界对红医精神基本概念研究的主要方面，也是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重点领域。第一，红医精神概念的“四阶段论”。分别为红医精神的“创建期”（1927—1937）、“长征淬炼”时期（1934—1936）、“延安发展”时期（1937—1945）、“成熟定型期”（1945—1949）。第二，红医精神概念的“革命全程论”。红医精神贯穿于整个革命战争时期，形成了“发起于中共早期工人健康权益斗争”“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全程论。

两种观点中的分歧在于红医精神是中央苏区时期的独立起源，还是需要纳入更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实践的时期，这需要学术界进一步考证。

2.2.3　红医精神概念的第三种指向：价值传承的“育人说”

在如今的医学教育中，红医精神更多地融入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课程思政之中，作为医学生提升自身思想品质、政治自觉、医学人文素养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的教育内容。“育人说”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红医精神与医学院校的思政课程专业化与课程思政全面化。“红医精神包括思想上坚定立场，行为上无私奉献，专业上精进技术，心态上仁心大爱，对于培养医学生的初心使命，补足医学生‘精神之钙’，滋养其医学人文精神具有重要教育意义。”^［16］高校将红医精神纳入“医学伦理学”“医学人文概论”等课程，通过专题教学强化政治认同。第二，构建红医精神的职业伦理从精神认同到行为规范化。如今部分医院将红医精神纳入医院的制度性框架，比如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设立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依托国家“大思政课”基地，将老区红色文化纳入入职教育，将红医精神制度性地转化为课程、服务标准和考核指标等方面。第三，红医精神的文化育人角度形成文化资源具象化与数字传播年轻化。当前，红医精神的一个研究方向则是将其核心内涵的时代化继承与创新，针对青年群体信息接收习惯与数字化场景传播，精神的传承需依托具体可触的文化符号，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场景化的教育资源，实现精神记忆向情感认同的转化。

2.3　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内涵界定

任何概念都具有内在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即“内涵”，是界定一个概念“是什么”与反映研究对象根本特性的内在主要内容。而标识性概念则是在一个知识体系中具有关键性、代表性和引领性作用的知识标识。学界对于何为红医精神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内容认为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新时代改革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并持续传承的价值体系与实践范式。2024年11月在由《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陆军军医大学主办的“传承红医精神 弘扬红医文化”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综合红医精神的历史生成、核心要素与本质属性，初步达成了红医精神的标识性概念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人民至上”的共识，这一成果成为红医精神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其标识性概念的四个维度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以政治坚定为灵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人民健康观，将医疗卫生工作与革命、建设、改革任务紧密结合；第二，以技术优良为根基，立足中国实际开展在地化创新，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医疗技术与服务模式的突破；第三，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秉持生命至上的职业伦理，不分军民、不分贫富、无差别救治患者；第四，以人民至上为核心，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政治伦理与医学伦理的深度融合，是中国传统医德仁心仁术与西方医学科学性的创造性转化，更是中国特色卫生健康事业的精神标识，既承载着革命年代的红色基因，又彰显着新时代的价值追求，为健康中国建设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提供精神指引与实践遵循。

2.4　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原则遵循

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需遵循差异性、同一性、准确性三大原则，以确保概念体系既具有独特性、逻辑自洽性，又能精准传递精神内核并指导实践。以下从理论内涵与实践应用层面展开论述。

2.4.1　差异性原则

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需要鲜明区别于其他医学伦理概念，突出其自身内核中的政治属性、革命基因与人民属性的特征。要对国外学术或者舆论中的价值无涉观点进行针对性批判，明确无论是中西方，都是基于医学发展的具体时代背景与国家具体实际而形成的具有差异性的医学精神的标识性概念。例如18世纪末的欧洲国家的生命政治观，是以福柯的“生命权力”为核心，形成了一种单纯让人生理上生存的政治技术为导向的医学精神。虽然支撑了普鲁士国家建立的疾病监控体系、法国主导的改造城市卫生环境与英国推行的济贫法与全民健康服务，但也形成了诸如精神病学介入司法审判，出现了将“危害社会者”定义为“精神病患者”进行隔离的政治伦理问题，也存在以“卫生改良”为名义在殖民地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这是一种将医学精神外延到政治领域的体现。而红医精神中的生命政治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人民生命价值与国家政治治理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其核心在于以人民生命为政治根基、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所以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要在中西文化差异与医学体系的现实差异上，明确概念的基本价值内核。

2.4.2　同一性原则

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需在历史演进与时代拓展中保持本质属性的一致性，避免因场景变化导致概念泛化或割裂。红医精神虽诞生成长于革命时期，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语境发生了变化，其中具有标识性的概念话语虽然呼应了时代变化诉求，但是其本质内涵具有历史同一性。在中央苏区，政治坚定作为政治之维的精神构建原则，到新时代其核心概念话语要遵循“两个维护”。长征时期形成的“救死扶伤”概念话语到新时代的“生命至上”，话语发生变化，但始终遵循的是以人民健康为核心的价值锚点。所以无论红医精神是“四要素说”或是“六要素说”，均要锚定核心价值概念。一方面能够做到守正，保持标识性概念的内在一致性与历史一致性；另一方面又能实现创新，避免了本质内涵的曲解与时代价值滞后等问题。坚持同一性原则，能够永葆红医精神的生机活力。

2.4.3　准确性原则

研究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需精准反映历史事实与理论本质。一方面，要避免模糊表述或过度解读，要通过制度与法律的规定，杜绝故意贬低或者故意拔高红医精神的问题。在贬低行为界定方面，将否认红医精神历史贡献与医疗污名化问题，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适用范围；在拔高风险防范方面，禁止将红医精神泛化为万能标签，并且要避免历史篡改的问题。尤其是在数智传媒时代，网络信息具有直接性、突发性、隐蔽性、偏差性等特征，这对红医精神有效传承创新带来了一定挑战，就要建立红医精神大数据资源库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语言标识，对于具有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进行区块链存证，并且在技术上使社交媒体平台有针对性地使用关键词过滤器，拦截故意篡改有关红医精神历史事件的虚假信息。另一方面，要注意理论表述的准确性。尤其是在网络与社会公共空间，慎用模糊词汇，避免将红医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其他精神内核相混淆。在学术研究领域，同样要保持学术术语规范，而非通俗化表达，保持红医精神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与科学性，使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更具学理性，为后续研究夯实学术基础。

3　如何构建：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基本路径

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需立足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遵循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主体性与原创性相融合、体系化与学理化相促进的基本路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理论标识。

3.1　坚持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精神价值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7］219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医疗卫生实践支撑和中国制度保障下，才能不断创新、发展和繁荣，走向新的境界。因此，要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如同脱缰之骏，势必会偏离正确方向。

需要追问的是，如何达到科学认识和处理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中政治中的“红”和学术中“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红医精神的“红”首先是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政治底色，源自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群众史观。红医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的伦理结晶，其标识性概念的构建必须凸显政治底色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红医精神的“医”是其专业内核与实践载体，要求的是将革命战争时期医疗技术的在地化创新破解医疗资源约束，并赋予医务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战时医学伦理精神。所以，“医”的本质是专业技术与人民立场的统一。唯有深度融合“红”的政治引领力与“医”的专业创新力，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方能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群众健康事业的实践伟力，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3.2　坚持主体性与原创性的高度理论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7］230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需以主体性与原创性为核心原则，最终实现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目标。在主体性方面的要求上，第一，主体性要求破除对西方医学文化依附性认知模式，不能把西方医学伦理当作唯一主体，要坚持中国医疗卫生实践的主体性；第二，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医学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不同文明的医学精神之间可以建立平等互鉴的关系，如红医精神对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的吸纳；第三，主体性提倡各国医学文化独立自主，反对医学文化的权威主义，这要求我们既要警惕西方“技术中立论”“价值普世论”的渗透，也要拒斥将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污名化的文化自卑抑或拒斥现代医学的文化封闭。综上，中国医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本质上是文化主体性在卫生健康领域的集中体现。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主体性的培育，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8］在新时代背景下，立足红医精神“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人民至上”的标识性概念进行理论创新，凸显出破解健康治理难题的世界意义。红医精神的本质在于医学知识体系的原创性，而原创性又以主体性为基础，只有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

原创性要求医学人文研究摆脱对西方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依附。真正原创的医学理论必须冲破既有知识束缚，既立足中国实践解决健康公平之问，又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野回应全球卫生治理之问。主体性和原创性离不开对红医精神历史逻辑到健康中国实践需求关系的科学把握，唯有强本固基、以我为主、守正创新，才能构建起既彰显中国共产党医疗卫生事业本质规律，又贡献人类健康治理的中国智慧，为健康中国建设筑牢理论根基。

3.3　推进红医精神研究的体系化学理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19］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需遵循体系化学理化原则，实现标识性概念的科学建构与价值升华。从理论建设规律看，“体系化”要求构建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概念系统，通过核心要素的逻辑关联揭示红医精神的本质规律；“学理化”则强调以科学方法论进行理论抽象，将战地医疗经验升华为理性认知体系。二者共同构成红医精神作为成熟理论范式的标志，正如其通过体系化学理化展现历史必然性与当代生命力。

构建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是系统化工程，需实现理论研究、学术体系与话语范式的有机统一。第一，在历史实践的总体性研究方面，要集合学术界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共识，厘定“政治坚定”“救死扶伤”等具有标识性的概念核心范畴，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于红医精神研究的理论体系。聚焦诸如中央苏区的医疗组织逻辑、长征时期的移动手术准则、抗日战争时期公共卫生防治等理论研究。形成一系列有关红医精神的权威学术著作、一系列具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和调研报告等科研成果，提供当前医疗体系中，化解健康资源下沉、医患共同体构建等问题的历史经验。第二，在理论架构的系统性研究方面，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件等历史话语升华为红医精神的学术话语，使得红医精神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使话语体系既承载红医精神的价值内核，又具有全球卫生治理的话语传播力。第三，在方法论视域的融合性方面，拒斥割裂式研究，通过历史文献学、医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视域融合，实现理论体系的完整建构。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体系化学理化，本质是将中国共产党医疗卫生实践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具有解释力、预见力和改造力的理论武器。当这一理论体系能够有效地指导红医精神的传承创新、支撑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并为全球卫生健康事业贡献中国智慧时，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得以充分彰显。

4　结语

构建红医精神的标识性概念并非单纯的理论建构，而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卫生健康治理智慧转化为可操作、可传播和可认同的实践体系。通过明确概念的核心标识，既能为健康中国提供精神动力与方法指引，又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确立中国话语的精神坐标，最终实现红医精神标识性概念从理念倡导向实践赋能的质变。这既是摆脱当前医疗实践困境的现实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集中彰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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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5年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项目“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叙事方式创新研究”(BJ2025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