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创发展为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该根据地红色精神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全面巩固鄂豫皖根据地革命史，丰富红色文化；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展现的红医精神是激励广大医务人员建功立业的精神动力，为涵育新医科人才提供了充足的营养补给与浓厚的人文熏陶。
1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工作开展背景
1.1 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
中国工农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在新中国医药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鄂豫皖三省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先后举行了黄（安）麻（城）、商（城）南、六（安）霍（山）武装起义，分别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先后开创了鄂豫皖、豫东南、皖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成立，红十一军的三个师统编为红一军，同年6月，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光山县王家湾（今属新县陈店乡）召开，成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由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确立。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史发展是曲折的，卫生工作随着根据地的斗争发展而变化，尽管革命历程艰难曲折，但在党的领导下，鄂豫皖根据地的红色卫生事业并没有间断，为了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党中央在鄂豫皖地区医务人员缺乏的情况下，尽量将征召到的少数医务人员或自己培养的医护人员，充实到全国各根据地去。还通过吸收当地卫生人员、自己培养医护人员等方式充实医疗队伍。他们来到革命根据地后，多担任医疗卫生或领导工作，由于医疗技术水平较高，对党忠诚，工作认真负责，对开展根据地的战伤救治、医疗卫生、防疫灭病、医学教育等方面的工作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1.2 文化经济卫生条件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间千山万壑，地势险要，植被繁茂，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由于山多田少，生产力低下，没有近代工业和便利的商业贸易，造成鄂豫皖根据地经济、文化、教育相较于其他地区更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苛捐杂税等的盘剥压榨，土匪民团的掠夺烧杀，这里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均为地主阶级所占有，封建地租一般占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此外，农民还要向地主预付押金，负担无偿劳役等，高利贷更是骇人听闻，春天借粮一斗，秋天就要归还两斗甚至更多。
［1］再加上干旱等一些天灾，如“1928年，全国九省大水，以皖省尤重，而鄂豫大旱，豫省旱灾旷古未有，自春至秋，滴雨未降——豫南所属秋收全无。”
［2］以上诸多原因导致人民生活非常贫穷，文化教育更为落后。
卫生状况更是堪忧，人们的观念受封建与落后生产力的影响，人畜共居现象较为普遍，窗户不经常通风，喝生水，不经常洗澡，所以“经常有烂眼、疟疾、秃疮、丝虫病、地甲病、克汀病等，此外还经常面临灭虱的任务，其他传染病也十分严重，如箭厂河地区1924年疟疾流行，1930年天花流行，死亡甚多，1933年疟疾再次流行，有的村庄甚至无人抬棺。”
［3］96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由于敌人的不断“围剿”，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客观上也造成了某些疾病的产生与流行。一方面，根据地的红军部队经常处于战斗的环境中，红军在物资供应、通信、医药供应、军械装备等方面，都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战士经常活动奔走在山沟或者纵横交错的大山中，加上作战战线长、地域广，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候战斗来了，饭没煮熟就要边走边吃，因此疾病也时有发生。如大别山区水草丛生，蚊蝇较多，疟疾、痢疾不断发生，烂脚病也特别多，伤寒、感冒也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因为士兵长期得不到休整，“1934年，战士因为长时间不能理发、洗澡，许多人长了虱子，出现大批病人。”
［4］由于疾病和部队战争的伤亡，如果不及时重视卫生建设，势必会影响战斗力量。故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也是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并随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起来的。而经济文化战争等状况直接决定了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医疗卫生任务，红医精神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3 医疗卫生工作开展情况
1927年11月，黄麻军民占领了黄安县城，成立了中国革命军鄂东军，当时战斗后的伤员由七里坪郑位三父亲开办的郑大生祥药铺和一些私人药铺或私人药店来完成，采用的是中医和其他传统医治疗法。由于斗争的残酷性，伤员在这一段时期基本是用中医方法来治疗，如“戴淑先、刘典初两位中医用中草药和土单验方医治伤病，几样中草药就装在土布药帘里，行军时卷起来挑着就走，驻扎后挂起来就工作，故群众多称他们为‘扁担医生’和‘游击医生’”
［5］。随着伤员的增多，后面的伤员就安置在今新县和红安县的一些村镇群众家里。由于涉及面广、人员多，这些地方就成为临时的医疗点。1929年夏，随着斗争的发展，林之翰和戴淑先一起在今红安县建立了红军医院，林之翰学过西医，又曾在国军做过两年看护和司药，会做小手术。中西医结合队伍逐步发展，这为以后人才的充实与完善奠定了根基。
红医精神也是在鄂豫皖革命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逐步体现出来。1931年至1932年是苏区发展极盛时期，红四军转移后，根据地大部分丧失，医疗卫生事业也受到影响，尽管革命历程曲折，但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红色卫生事业，一直在发展。由起初的临时点发展成后方医院（刘家园医院）、1931年秋建成的后方总医院（刘家园医院后迁往的箭厂河医院）、总医院先后附设有六所分医院和一所中医院，由于战事频繁，分院地点经常变动，又逐渐成立了红四军后方总医院、临时医院、战地医院、医务所等，比如红安县的高家湾、七里坪等。1929年5月随着红三十二师的创建与发展，随之创建的豫东南后方军医院，主要有斑竹园红军医院（也是豫东南最早的红军医院）、丁家埠临时医院、南溪岗家山红军医院、汤家汇红军医院。随着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1930年4月创办的皖西后方军医院，如石家河红军医院、麻埠红军医院、皖西北军委分会医院，后来逐渐发展为前方军、师有医院，团、营配有医务所，连队有卫生员。在苏维埃政府中还设有卫生行政组织和地方医院的医疗保障体系。这些地方医院在救治伤病员以及根据地的防疫、卫生医疗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红医还提倡对根据地居民及红军战士进行卫生普及宣传教育，这对于移风易俗、减少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意义很大。比如1930年10月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医务部编印的《卫生读本》，里面不仅包含个人卫生要求，还包含伙夫的个人卫生、做饭等方面，还附有止血、晕倒、骨折、创伤等自救急救方面的一些常识。由于医护人员紧张，自救互救是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光荣传统，“鄂豫皖根据地的自救互救率还是较高的，轻伤员自救互救比例约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3］75总之，随着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卫生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红色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保证了武装斗争任务的完成，也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积累了经验。红医精神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
2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医精神
红医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色医生精神，发端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历程而不断发展成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为以后医学人才的培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医发展史可以分为初创时期（1927年12月—1929年5月）、形成时期（1929年5月—1930年夏）、发展时期（1930年夏—1932年10月）、保卫根据地时期（1932年10月—1934年11月）、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4年2月—1938年初）。其间，医疗机构随着战事不断变化，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红医故事，研究并凝练出红医精神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表现，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1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
根据地的斗争不仅伴有红军的伤亡，也有医护人员的伤亡。鄂豫皖根据地流动性大、战线长，反“围剿”战争不断。因此，红医的任务重、危险大，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没有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支撑，是不可能完成医疗救治任务的。无论是在战斗、炮击、炸弹、烧山、搜山，还是在追、截、杀等情况下，红医总要冒着生命危险救治受伤士兵，他们把一线伤员运输到医治区，敌人搜捕时，把伤病员安置在隐蔽且相对安全的地方等待医治。可以说哪里有伤员，哪里就有红医。战争环境中，红医不仅面临疾病、饥饿等问题，还随时有伤亡，甚至被俘的危险；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这种兼具医生救死扶伤更有民族大义大爱的革命战士精神，是值得弘扬和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如在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期间，红四军主力被迫转移，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残酷的烧杀政策时期，卫生事业和医务人员期间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诸多医护人员不怕牺牲，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与红军革命共存亡。1932年秋末，后方总医院的一个分医院有三四百名伤病员及百余名医院工作人员，因突遭敌人袭击，在敌我力量悬殊下，部分人员转移走了，重伤病员及少数医护人员来不及转移，有的滚下悬崖自杀，有的与敌拼搏牺牲，此次遇难共牺牲人员一百多名。1933年，敌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有些医院被敌人炸毁，一些医护人员牺牲，很多药品和器材也遭受损坏，在形势严峻时，医护人员有时需要在野外露宿，没有食物时便挖野菜、摘山果充饥。不少人受伤病、寒冷、饥饿、疲劳的侵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创办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所红军医院的创始人之一的林之翰，在1929年2月加入红军后，更加坚定了对党忠诚的信念；1935年7月，因遭敌人袭击，他和其他19人被俘。被俘期间，他的爱人牺牲，5岁女儿被俘后生死不明，而林之翰在狱中仍坚贞不屈，决不向敌人妥协，并向敌人阐述革命的真理。总之，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又是坚定的革命战士，这种坚定的信念为提升红军战斗力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2 医德高尚，作风严谨
尽管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但是红医对待传染病非常严谨，处理也非常严格。比如对破伤风等的处理，对伤员要实施隔离政策，器械要做到单独使用，敷料用后焚烧，手术后处理的器官必须深埋七尺以下。
由于鄂豫皖地区落后的经济文化等原因，加上医疗资源运输购买渠道有限，流动的战争环境，导致根据地严重缺医少药问题就更加明显了。红医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等资源，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竭尽全力医治好伤病员。有时候在夜间换药时，为躲避敌人，就靠月光照明来克服困难。为预防一些疾病，比如疟疾，用艾蒿烟熏来预防，用大蒜、艾叶灸疗来抗疟疾等，用茶叶水、食盐水来清洗伤口，用南瓜瓢糊伤口。重伤病员需要做手术时，在地面上用石块和稻草代替手术台，用伞骨做探针，用竹子做镊子来代替手术器械。骨折的伤员没有夹板，就用木头、竹子等代替，绳子用葛藤、树皮等代替。针对疾病的预防，医护人员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数九寒天的天气，为了预防感冒，让炊事班设法弄些辣椒、生姜、大蒜、胡椒等，煮一锅热辣汤喝。”
［6］由于当时根据地红军行军多，很多人脚浮肿，甚至出现磨出泡的现象，为缓解脚部疲劳，红医主张到驻地后用热水烫洗脚，并揉搓按摩小腿及足部肌肉，使肌肉松弛、血液流畅。休息时，主张“倒脚”，以缓解疲劳，增加下肢血液循环，防止静脉曲张和下腿溃疡的发生。
红医医德高尚，把救死扶伤作为神圣的事业，对待每一位负伤的战士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据彭素在1986年《忆周吉安》中记载，红医周吉安常说：“医，就是医活一个人的生命，若有半点粗心大意，就可造成伤病员的终身痛苦，甚至是一条生命！”。他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医疗上严谨认真，重伤员不脱离危险，从不离开，“生为革命，死为后来人”也成了他人生观的写照。
再如吴子南同志，因为医德和医术较高，在当地颇负盛名，1932年春，他主动免费为红军伤病员医治，后来，连人带药都加入到红军医院中来。他革命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为革命献出了全部家产，全家五口人，都在革命中牺牲了。但他的革命信念和理想从未动摇，他为人诚恳，待人真诚，尤其是对待伤病员，就像对待亲人一般，任劳任怨地为革命事业付出，故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老院长”。刘震在《介绍红军二十五军斗争史》中提到的“钱信忠医生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伤员身上，好多伤员，只要有一线希望，他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挽救，决不让伤员遭受不应有的牺牲。因此，前方战士只要听说钱院长在，打仗就特别勇敢，不怕死，认为负伤也有保证。”
红医践行医者仁心、全心全意服务的宗旨，克服种种困难，不计个人生死，把救死扶伤和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这种精神也融入了革命传统中，为以后中国革命事业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3 不怕吃苦、勇于奉献
鄂豫皖根据地经济落后，医药和医护人员匮乏，战事紧张的时候，随着伤病员的增多，红医经常左口袋放干粮，右口袋放药品，日夜为伤病员服务。由于一些重伤病员安置在附近百姓家中治疗，就需要在周边镇村之间巡回治疗，根据形势安置在山里的伤员，还要翻山越岭去治疗。其间，红医克服了在今天看来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一项又一项救治任务。比如红四军转移时，留在苏区的伤病员有数千人，再加上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受伤的人员（特指的是红四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西征撤离之前受伤情况），总计约万名，但是苏区的医务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并且使得大部分伤病员得到了安置。
根据地每所医院的建立，都面临着条件简陋、医药、工作、生活艰苦的现状，一些医院流动频繁，仍要在敌人不断袭击下开展医疗工作。遇到游击战争形势时，白天隐蔽山里，晚上给伤病员救治，遇到敌人追、堵时，就抬着伤病员在山上隐藏。由于战斗频繁，医疗条件差，一切药品器材和用具，都装在几个大木箱里，行军时挑起木箱，抬着伤员就走，驻下时打开木箱就工作。
2.4 舍己为人、淡泊名利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使医疗资源缺乏、条件艰苦，但很多医生仍一心为伤病员服务，为当地患者服务，繁忙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再苦再累没有怨言，遇到敌人袭击或者战事紧张的时候，面临饥饿、疲劳，甚至生命危险等也是常态。红医克服了种种物质和精神困难，体现出舍己为人的医生职业风范。
有不少医护人员，为了掩护红军伤病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一路游击师随军护士王明玉，为了掩护部队和伤病员安全转移，被敌人抓去拷打，鲜血溅到雪地上染红了一大片，但她仍然坚贞不屈，后被敌人活埋。
在根据地艰苦的革命环境中，不仅需要奉献精神，还要有革命精神。詹湘在《访红军医生钱信忠》中提到：钱信忠医生原来高薪金，吃穿不愁，生活优裕，参加革命后是供给制，住无房、食无粮，经常吃野菜、啃树皮，就是饿肚子也毫不动摇，对比以前外出坐汽车的生活，即使现在穿草鞋，天天行军打仗，没有草鞋打赤脚也要革命。
总之，根据地的红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很多医疗救治任务。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所蕴含的红医精神，也是现代医学人才需要学习和继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3 红医精神探源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7］在今天为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奋进之际，挖掘出红医精神，探究出其本源，对于现代医学、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红医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期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的红医精神本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党的领导是关键
党的领导是红医精神产生的重要保障。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同志就很重视医疗卫生工作，指出“疾病会减弱革命力量，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卫生运动，以减少或消灭疾病。”
［8］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第八部分“优待伤病员”中就指出了卫生问题、医生少和药少等问题。这为卫生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并在中央根据地颁布了各种卫生法规、手册训令和条例等。1931年11月28日，鄂豫皖区政府颁布的《各种委员会工作概要说明》中指出了在省、县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中设有军医院等，内务委员会中设有社会保险局，卫生局、卫生科，区、乡、村苏维埃政府中设有卫生委员会。
党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卫生工作上，还体现在社会福利、战伤优抚救济、重视医生待遇、人才培养、推动中西医药品的贸易流通等方面。1929年通过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里提到对于共青团、妇女会等组织在拥军优属方面的待遇，这些人若有疾病时，可以享受免费医疗。1931年7月制定的《红军战士伤亡抚恤条例》中还规定了红军在战争中负伤，免医药费。牺牲者可向苏维埃政府领取一次抚恤金，其子弟有免费入苏维埃学校的权利等。
同时在根据地加强卫生教育，开展了各种有效的卫生活动。在此期间，党对于卫生防病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一到驻地先打扫卫生，驻地50米以内的环境都要打扫干净，还规定了大扫除等任务。同时对于个人卫生也很重视，把到驻地后有条件的话就要洗脚作为根据地红军的任务和制度，要求在夏季经常洗澡、理发、剪指甲、晒被褥等卫生规范。
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非常重视卫生宣传，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卫生常识。比如开设卫生课、点名时讲解、书写卫生标语、印发卫生宣传资料等。红四军转移到川陕后，徐向前根据鄂豫皖根据地卫生防病的经验，写了《简略卫生常识》的文章发表在《干部必读》刊物上。红军后方总医院还编印了卫生报纸《显微镜报》。通过这些办法对红军和根据地群众进行有力的卫生及预防疾病知识宣传，对于防病、自救、移风易俗、减少疾病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部队的政治教育。经常利用各种形式来加强部队建设，比如办的《红色战士》《消息汇编》《红军党的生活》等刊物，使红军和红医们形成了正确的革命观、人生观，是红医能克服困难，不怕牺牲、不惧危险、不怕艰苦的重要原因，也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整体战斗率。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医生待遇问题，1931年9月颁布的《优待医生暂行条例》中就规定了对医生具体的优待细则。在政策上体现出人文关怀，以保证医生们能积极投入革命事业中，为党的卫生事业作出贡献。而红医中的大多数人后来也都成为红医队伍中的骨干。
总之，党对医疗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医疗事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红医开展卫生事业的重要保障。
3.2 政治坚定是基础
早在1931年红军军医学校创办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曾作出指示，把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作为办校方针，这为后来培养红医人才奠定了政治基石。在鄂豫皖革命战争环境中，无数的医护人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既是医生也是革命战士，红医不仅有高尚的医德，还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革命。
在战争形势下，他们面临的不仅有物质考验，还有精神考验。他们的精神在红军战士中得到潜移默化地影响，鼓舞和激励了很多红军战士，有些受伤的红军战士在医治期间，伤还没好就申请上战场。因此，政治坚定是促使他们无所畏惧，克服一切困难，为党的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基础。
3.3 人民性是保障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展的群众路线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鄂豫皖根据地革命取得胜利，是和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由于战斗和医疗资源等原因，轻伤员一般都随军治疗，重伤员一般安置在群众家中。在根据地斗争紧张的时候，很多根据地老百姓用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来掩护伤病员。“1932年秋，红四军转移前夕，六安九区的妇女会主席梁继娥组织的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救护伤员，当炮弹爆炸时，她们就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
［3］130梁继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曾说过，“红军医院走后，我们家家户户都是红军伤病员的医院啊。”有时候战事需要把一些重伤病员安置在群众家里，为保护伤病员，群众被敌人抓去，即使面对酷刑，甚至生命危险，他们也不说出伤病员信息。在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时期，群众就把自家节俭下来的粮食与其他物资捐献给红军和伤病员。经常自发替红军家属耕地，自发组织洗衣队、便衣队为伤病员服务，有些妇女还协助护理伤员。每次战役前，群众就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等为伤病员服务。后来培训扩充的很多医护人员大多数来自根据地群众。1933年底，红二十五军处于极困难时期，敌人企图把红军困死、逼死、饿死，然而群众坚定地与红军站在一起，经常秘密地给红军传递情报，收留掩护伤病员。总之，伤病员的安置和救治，离不开群众的支援，群众是掩护和收治伤病员的坚实保障。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和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党和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与百姓同命运共呼吸，开展卫生活动。向群众普及卫生知识，并向当地居民开展免费医疗服务，给当地群众健康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
3.4 医者仁心是根本
受儒家学说中“仁”的观念的影响，在医学上体现为“仁术”“仁心”，既有对于仁的爱人思想体现又有对于医学职业的道德素养要求，又糅合一些时代要求，赋予了医者仁心丰富的内涵。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曾指出要想成为一名好的医生，必须对于名利有所舍弃，要对患者有仁慈之心，恻隐之心，平等待之，用心诊治。鄂豫皖根据地时期，红医继承了仁术、大医的精神，在根据地不仅对于红军伤病员积极用心诊治，对于附近群众也是免费义诊，对于俘虏的国民党受伤官兵也进行医治，这些国民党官兵从心里认同红军并积极宣传，后来有些还加入了红军队伍。毛泽东同志曾把医治敌人伤病作为瓦解敌人的重要手段，认为这是对敌军进行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在医疗条件匮乏的情况下，红医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用土法和现有资源尽可能地使患者早日康复，把伤病员放在第一位。把仁者爱人的人文关怀和职业素养在根据地时期得到了拓展和升华，提升了战斗力，“从一切为了伤病员”到“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发扬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4 结语
红医精神是红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下培养政治坚定、救死扶伤、无私奉献、技术优良的医疗队伍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文化引领。为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价值支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旗不倒，其中医疗队伍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略的，挖掘其内涵、本源，对于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医药院校‘大思政’育人工作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践”(2024SJGLX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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