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红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红医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不断丰富和发展，主要包括以红医历史遗址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以红医制度为载体的制度文化和以“政治坚定、救死扶伤、埋头苦干、技术优良”为核心特质的红医精神等
［1］。红医文化不仅是重要的民族集体记忆，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在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视，学界对红医文化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集中探讨红医文化的发展历程、核心内涵以及其重要意义
［2-3］；二是关注红医文化在思政教育、医德教育和职业认同方面体现的育人价值
［4］；三是探讨红医文化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创新
［5］。相较而言，既有研究对红医文化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和路径仍缺乏系统性阐释。
为深入剖析红医文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化机制，亟须引入能够有效解释文化符号如何作用于集体认同形成的理论工具。在族群或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论演进可概括为三大范式：本质主义主张身份是血脉传承的固有内核，强调文化基因的先天稳定性；建构主义则认为身份是主体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在持续对话中塑造认同；后现代主义强调身份是情境化、碎片化的多元选择
［6］。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
［7］在批判和吸收以上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建构性的族群象征主义理论。既承认前现代族群纽带的历史根基，又注重象征符号的现代重构，通过挖掘象征、神话、记忆、价值、仪式和传统等文化基因，将族群记忆转化为民族认同的黏合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在历史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撑和动力。红医文化中的革命遗址、英雄事迹、医疗制度与集体记忆等，正是典型的象征符号，它们在各民族共同参与的医疗卫生实践中被共享、传颂与重构，成为强化共同体归属感的重要载体。因此，运用族群象征主义视角分析红医文化，将有助于系统阐释其蕴含的象征资源如何转化为一种超越单一民族的、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
需要说明的是，红医文化、红医精神、红色卫生文化与新时代医疗卫生实践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层次区别。其中，红医精神是红医文化的价值内核，红医文化则是红医精神在医疗实践、制度传统、历史遗址、英雄人物和革命记忆等方面的具体呈现。红色卫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卫生事业形成发展的总体文化形态，红医文化属于其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延续红医精神、赓续红医文化传统的医疗卫生实践，视为红医文化在新时代的具体实践形态。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是各族成员间共同性不断增长的过程，而红医文化推动各族人民生成共同的目标、文化、情感和信念等，最终超越地域、民族、血缘、信仰等差异，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本文基于族群象征主义框架，探讨红医文化如何推动各民族共同追求健康福祉、抗击安全风险、塑造文化认同，并最终形成面向未来命运的共同信念，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向现实认同转化的实践路径。
1 红医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制
从族群象征主义理论来看，红医文化通过“象征资源生成——集体记忆激活——情感认同建构——共同体意识强化”的链式机制，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革命遗址、英雄人物、医疗制度、红医精神等构成共同体建构的象征资源；各民族在共同参与医疗卫生实践过程中不断共享这些历史记忆；共同记忆进一步催生情感认同，并最终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红医文化推动各族群众形成休戚与共的健康共同体、荣辱与共的文化共同体、生死与共的安全共同体以及命运与共的信念共同体。这四个维度形成递进式作用链条：从具象的健康保障，到抽象的价值认同，相互联系、由浅入深，共同构成了红医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完整机制。
1.1 以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构建休戚与共的健康共同体
休戚与共的健康共同体强调的是各族人民在健康福祉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关系，能够共同承担疾病与苦痛，共享健康与幸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基础维度，这一共同体形态植根于各族群众在生命健康维度的现实联结，通过共享医疗资源、共御疾病风险的具体实践，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提供物质支撑。红医文化发轫于中国共产党保障军民健康的革命实践背景之下，在各个时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落实在一系列医疗卫生路线、方针和政策中，确保各族人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健康保障，从而形成休戚与共的健康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将工人健康权益纳入革命议程。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标志着党通过组织化手段推动劳工权益保障的开端。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医疗卫生工作不再仅仅是对红军伤病员的治疗和护理，而是扩展到了对整个民族健康水平的关注和提升。这种观念和行动的转变，使得医疗卫生工作与民族的整体利益紧密相连。毛泽东于1933年在长冈乡进行调查时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8］这一论述将群众性卫生运动提升为政治责任，推动红医实践从“战地救护”向“全民健康”拓展。红医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培养当地医疗力量，积极普及健康和卫生知识，发动各族人民参与到医疗卫生事业中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红医文化继续在推动民族地区医疗事业发展、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以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中期，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深受困扰的疾病包括性病、疟疾、妇幼疾病等，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地区实际情况，以扫除性病、防治疟疾及推行妇幼保健为卫生工作三大重点，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使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得到基本保障。其间涌现出一大批践行红医精神的先进典型，如在当时疟疾最严重的云南佤族和海南黎族地区以身试药、冲锋一线的李国桥，扎根新疆60余年被当地哈萨克族群众称为“马背医生”的李梦桃等，其事迹已超越个体生命，升华为民族团结的象征符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人民健康放在重要位置，对民族地区在卫生健康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援疆工作是党中央关心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发展、关爱各族群众的重要举措。2015年8月，党中央在深入总结对口援藏经验基础上，创新实施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政策。正是对红医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援藏、援疆医务人员同各族群众共同推进民族地区卫生健康事业建设和发展。
在族群象征主义视角下，健康共同体的建构不仅是资源分配的物质过程，更是集体记忆唤醒与象征系统共享的意义建构过程。从“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到“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这些以理念和制度为载体的红医文化彰显了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珍视，其中蕴含的人民性跨越民族界限，使各族群众在接受红医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平等的关怀与尊重。医疗卫生的意义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从保障战斗力和生产力的手段变为共同的福祉，使各民族在共同享有健康保障的过程中持续强化共有记忆，加深对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凝聚为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1.2 以传承中华传统医药塑造荣辱与共的文化共同体
族群象征主义理论认为民族共同体的维系不仅依赖政治制度，更依赖共享的文化基因。红医文化正是通过激活和重构中华传统医药这一深层文化符号，使各民族在医药实践中坚守民族文化根脉，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进而塑造荣辱与共的文化共同体。这是共同体理念中一个更深层次的机理，它涉及各族人民在文化、道德和价值观上的认同，对民族形象和声誉的共同维护。在近代西方医学强势冲击导致传统医学面临存续危机的历史节点，红医通过探索中西医之间的医学融合
［9］，传承和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推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将分散的民族医学经验整合为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凝聚着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医学智慧。近代以来，西方医学伴随殖民扩张和近代化进程传入中国，现代医学体系逐步建立，传统医学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拥护西方医学的统治阶级全盘否认和抛弃民族文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红医尊重并创造性整合传统医学资源，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的主张。面对缺医少药的挑战，红色医生继承中医优秀遗产，深入群众，寻找药材，探索民间疗法，改善广大军民医疗保障条件。在古田会议之后，红军在赣南和闽西地区建立了多家医院，这些医院通常位于偏远山区，药品供应严重不足，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院长罗化成和才溪医院院长王增积极动员当地客家群众，采集中药材，用客家酿酒技术土法自制酒精消毒剂等医疗物资。一些战士患有皮肤病，采纳当地郎中传授的土办法，取得不错的疗效。这种植根群众、融合多元的医疗实践不仅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医疗保障，也加强了军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团结合作，证实了传统文化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继续推动中西医结合，通过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探索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和理论体系。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0］由此确定了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建设的三大方针即“面向工农”“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指明了解决中西医关系问题的基本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鼓励民族地区充分发挥民族医药特色。2018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少数民族医药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加强少数民族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就医条件，并鼓励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举办少数民族医院，以提高少数民族医药医疗服务能力。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构件。在红医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其对传统医学的尊重、坚持和弘扬。在历史的关键节点红医不仅没有放弃中医，而是积极推动西医与传统医学的融合，形成了一个认可和实践多元医学的文化共同体。
1.3 以团结协作的集体记忆构筑生死与共的安全共同体
生死与共的安全共同体超越了日常体验和文化认同的范畴，凸显了各民族在极端困境下的相互扶持与牺牲精神。红医文化蕴含着团结协作的集体记忆，红医与各族人民共同抵御生命安全威胁，共同维护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构建了生死与共的安全共同体。从革命战争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红医始终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核心理念，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熔铸了各民族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跨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沉的情感基础。
红医既是革命战争的“生命防线”，更是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精神脐带”。红医队伍在各地人民群众共同支持和参与建设下得以发展和壮大，又以血肉之躯为中华民族筑起了生命防线。原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在1927年救治南昌起义伤员时，被陈赓、徐特立等革命者的精神感化，由一位基督教徒转变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放弃月薪400银圆，率150名挑夫将医院迁至瑞金，建立中央红色医院。长征途中，他白天救治伤员、夜晚开设医疗培训班，用自制竹片手术器械完成数千例手术。他说：“我喜欢在军队生活，这里的生活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有民族的目的。”
［11］这里的“民族”无疑是指整个中华民族。尽管因救治红军自身及亲属、学生的生命受到威胁，但傅连暲将个人生死与利益置之度外，超越地域、民族、信仰的界限，将个体医术升华为民族解放的斗争工具。长征途中红三军团卫生员龙思泉于1935年途经贵州遵义时，冒着被敌军围剿的风险救治疫病村民，然而归队途中遭国民党伏击身亡，当地群众自发将他的遗体安葬于桑木垭，垒起“红军坟”，甚至与国民党势力抗争保护坟茔。这些红医战士秉持着对革命事业的热忱，投身于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之中。无数像傅连暲、龙思泉这样的红医事迹成为被广泛传颂的集体记忆符号，成为群众联合起来反抗和斗争的精神纽带。
各地红医文化承载着红医与人民团结协作、勇于抗争、不惧困难的历史记忆，融入兄弟民族世代相传的血脉。在极端艰险的敌后战场，东江纵队医疗队员穿梭于战火与乡野之间，既要埋伏作战和救治伤员，也要做好群众动员、后勤保障。东江的人民群众视游击队员为亲人，以“阿妹”“阿仔”的温情呼唤相迎，提供物资、庇护和向导，主动报告敌情，在危急时刻帮助转移伤员。1944年东纵二支队隐蔽在坪山竹坑的医务所遭到敌军攻击后被迫转移伤病员，队里的女卫生员黄惠庭作为本地人刚加入革命队伍，将十多个伤病员安置在自家阁楼和村外荔枝园，使其在敌军眼皮下安然脱险。红二、四方面军在1935年至1936年期间在甘孜地区停留近10个月，藏族群众自发组织起运输队，为红军运送粮食，筹集大量的羊毛、羊皮和牛皮，解决红军御寒物资问题。甘孜县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收留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安排在寺庙和村寨，用藏药进行治疗。这些艰难年代里各族群众面对敌人的刺刀舍生忘死，坚守民族大义，为共产党人开辟出一条条隐秘的信息和安全通道。
红医与各族群众经受住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验，同生死、共患难的苦难记忆跨越时空，联结不同人群，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红医英雄事迹、革命遗址以及军民协同救护的历史实践，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在不断讲述、纪念和传播过程中持续唤醒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凝聚生死与共的情感认同，持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4 以理想信念凝聚命运与共的信念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12］命运与共的信念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高层次，它直指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体现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对共同命运的深刻体认。红医文化在其生成及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各族人民形成“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信念和共识。共同的理想信念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对塑造和维系民族认同具有深远影响。
革命战争时期，红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深入农村、边区等革命根据地，为各族人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传播党的方针政策。长征途中，红军的足迹遍及苗、瑶、壮、侗、土家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些地区占长征途经地域的半数以上。面对国民党政权遗留的民族隔阂，红色医疗工作者创新性将诊疗服务转化为政治启蒙实践。红医经过广西苗族村庄时，钟有煌等人为贫困的苗族群众免费治病，治疗效果显著。附近的苗族群众纷纷前来求医，称赞道：“红军医生比神仙还灵，用的是神药”。钟有煌等人借此机会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天下穷人是一家，共产党关心人民疾苦，军民鱼水一家亲。红军要为穷人打天下，欢迎你们这里的年轻人参加红军。”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其言行感召了当地群众，汉回苗民等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
［13］红军不仅打破敌人企图饿死、困死、冻死红军的阴谋，也使党的理想信念广泛传播，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也可以看出红医文化内在的感召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医疗卫生服务与民族统战、边疆治理工作相结合
［14］，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较大改善和提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指出：“目前各民族迫切需要帮助的是医药卫生、物产交流和文化教育，请中央各主管部门特别加以注意。”
［15］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医疗卫生措施正是对民族地区医药卫生需求的及时回应。1951年全国民族卫生会议确定建立民族地区卫生机构、配备与培养少数民族卫生干部、民族地区卫生宣传及调查研究等具体措施
［16］。医疗卫生工作关系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直观感受。解放军进藏部队的医疗工作成效斐然，当时藏族百姓由衷感慨“解放军治病不要钱，还到老百姓家里去治，解放军一切都好”
［17］。红医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让各族群众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温暖与希望，让各族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一支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对口支援”等政策持续加大对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投入力度，民族地区卫生健康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各民族情感上日益亲近、心理上相互融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成为各族人民的信念和共识。共同信念并非抽象形成，而是在象征符号持续传播和共同实践中逐渐建构。红医文化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人民立场和理想信念，通过医疗服务、民族团结实践和国家卫生事业建设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激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华民族共同奋斗历程的情感认同，最终实现由历史认同向现实认同的持续转化。
综上所述，红医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强大的精神力量，铸就了各民族休戚与共的健康共同体、荣辱与共的文化共同体、生死与共的安全共同体以及命运与共的信念共同体。在健康层面，红医致力于保障各族人民的健康权益，消除健康差距，共享健康福祉；在文化层面上，通过促进医学融合，增强各族群众在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共同责任和荣誉感；在安全层面上，红医与各族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守护生命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共同信念层面上，红医凝聚起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励各族人民携手奋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支撑。
2 红医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基于族群象征主义理论框架，传统的文化符号应当在传承中不断被选择、诠释和更新，才能完成从历史记忆载体向民族认同的现代性价值载体的跃迁。当前红医文化传承与发展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一是保护不力，历史记忆载体加速消逝，红医遗址、文物、事迹等缺乏系统性地整理和保护；二是研究不足，现有研究多聚焦精神提炼，缺乏符号解码与价值转化研究，导致其陷入“话语重复”与“实践脱节”的困境；三是宣介不够，民族地区红医文化传播薄弱，青年群体对其历史内涵认知度偏低。基于前文对红医文化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用机制的分析，本文提出系统化、可操作的实践路径，旨在推动红医文化从精神资源向制度实践转化，从历史记忆向现实认同跃迁，深度融入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2.1 推动医疗服务均等化，夯实健康共同体基础
医疗服务是红医文化最直接的实践场域。应推动红医文化融入国家卫生健康政策体系，在卫生健康规划、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发展、医学教育和医院文化建设中体现健康公平、中西医融合、跨区域协作与红医精神弘扬等要求，推动红医文化由革命历史资源转化为国家卫生治理的制度资源。制定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医疗卫生政策，持续加大财政投入，支持新建和扩建现代化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及基层卫生院，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承载能力。实施“红医人才”培养工程，增进各民族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选派业务骨干、学科带头人组成医疗专家团队定期驻点帮扶，通过临床带教、手术示范、疑难会诊等形式，将先进医疗技术和理念传递给民族地区医护人员。注重本土少数民族医护人才培养，推动藏医、蒙医、维医、畲医等民族医学与现代医学融合发展，实现“医技互通、人才共育、健康共担”的良性格局。将红医文化深度融入医院管理，以文化建设带动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可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打造“红色医院”示范品牌，设置红医文化长廊、开设红色课堂、举办红色故事会等，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参观红医旧址、开展专题培训，强化职业使命感与人文关怀意识；设立“红医精神奖励基金”，对在边疆服务、抗疫救灾、对口支援中表现突出的医护团队和个人进行表彰，树立践行红医文化的先进典型，激励更多医务工作者投身于民族团结与健康中国的伟大事业。
2.2 构建红医文化教育传承体系，增强共有文化认同
红医文化的价值并非局限于医学领域的教育资源，而是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系统性教育传承有助于将红医文化转化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唤起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共鸣。
首先，加强红医文化资源的系统性保护。从中央和地方层面设立专项资金，由多部门协同推进遗址修缮、文物征集和数字化保护，同时运用口述史、数字扫描等多种途径搜集和整理红医人物的事迹与精神遗产，为后续研究与传播提供坚实基础；其次，推动红医文化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全学段融入。在基础教育阶段将红医文化元素融入校本教材，开发图文并茂的红医文化绘本、系列动画短片，组织参观红医纪念馆、革命遗址等主题实践活动。在高等教育层面，应充分发挥“红医精神教育联盟”等平台的聚合与辐射作用，在思想政治理论研究、教育基地共建共享、课程体系开发等方面形成合力。应吸纳民族地区院校参与红医研究共同体，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全国医学类院校可将红医文化纳入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如中国医科大学开设“红色卫生文化概论”“医学史——实践育人的红医传承”等思政课，鼓励非医学类院校开设专题讲座，扩大受众覆盖面。最后，面向公众可借助数字技术拓展传播渠道。开发线上“红医云展馆”，以视频音频结合的形式展示红医文化历史沿革、精神内涵、典型事迹等专题板块。支持创作以红医为题材的影视剧、纪录片、舞台剧等文艺作品，将红医故事转化为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使各民族荣辱与共的奋斗史深入人心。
2.3 开展国防教育与公共卫生协作，强化安全共同体纽带
红医文化在战争、疫情、自然灾害等重大危机中展现出“生命至上、舍生忘死”的担当精神，是构筑各民族生死与共的安全共同体的历史见证与现实动员力量。应将红医文化中的战伤救护、防疫动员、应急响应等宝贵经验，融入当代全民国防教育与社区应急能力建设之中，常态化开展公共卫生培训，通过模拟演练、技能竞赛等形式让各族群众在实践中重温革命年代军民一心、众志成城的共同体意识。结合爱国卫生运动经验，推动红医文化与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结合，通过环境整治、疾病预防、健康宣教等工作，让各族群众在维护公共安全与集体健康的共同行动中切实体验休戚与共的责任与情感。特别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强化跨区域医疗协作机制，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红医传统转化为制度化响应能力。
2.4 融合红医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促进理想信念落地生根
红医文化蕴含着超越个体、地域与民族界限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信念，是凝聚各民族形成命运与共的信念共同体的重要动力。通过实践转化，使抽象的理想信念落地为具体行动，可在共情、共行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归属。应充分利用红医文化中的真实故事与典型人物，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重要载体。组建“红医精神”宣讲团，组织老红医、功勋医务工作者、援藏援疆医疗队成员等，开展巡回报告。他们的亲身经历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理念的具象化，亦是传递坚定理想信念最生动的教材。在民族地区广泛开展“红医文化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活动，结合健康义诊、慢性病筛查、健康科普等形式，把医疗服务与文化宣传融为一体，既送医送药，也宣讲红医历史，唤醒红军与各民族互救互济的历史回忆。在重点地区组织红医文化主题展览，集中展示红医历史文物、文献档案、老照片、复原场景以及民族地区红医发展的特色成果，增进群众对红医文化的感性认识。将红医文化融入基层医疗服务与社区建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红医文化示范点”，开展“红医党员先锋岗”评选，使红医精神真正融入日常、化为行动。
3 结语
族群象征主义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延续依赖于根植于历史的集体记忆、象征符号与道德神话的持续建构与再生产。红医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建的集体记忆，为重新发现本民族过去、积极建构本民族未来提供了精神养分。它将各民族的命运福祉、文化认同、情感联结与理想信念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铸就了一个在健康挑战面前休戚与共、在文化价值上荣辱与共、在安全危机中生死与共、在发展愿景上命运与共的有机共同体。本文从族群象征主义理论出发，探究红医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塑造和强化这一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依托红医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在作用机制层面，红医文化推动各民族形成休戚与共的健康共同体、荣辱与共的文化共同体、生死与共的安全共同体以及命运与共的信念共同体，不断增强成员在目标、文化、情感和信念等各方面的共同性，从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路径层面，本文提出：新时代背景下，需进一步推动医疗服务均等化，加强红医文化教育传承体系建设，开展国防教育与公共卫生协作，融合红医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红医文化所蕴含的生命伦理观、人民立场与共同体精神，正日益彰显其时代价值。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对红医文化符号的解码与价值转化研究，推动其与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国家战略深度融合。唯有如此，红医文化才能超越历史记忆的范畴，真正成为一种活态的、内生的、流淌于各族人民血脉中的精神力量，持续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其在新时代扎根更深、生长更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经验与全球共享研究”(20&ZD122)
2024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华文明内部多样文明形态关系研究”(2024-GMG-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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