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视域下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的融合逻辑及育人路径探索

Explor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logic and educational paths for red doctor spirit and “master physicians with superb skills and sinc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摘要

在“健康中国”战略与新医科建设深入推进背景下，中国医学教育正从技术训练向德才并重的“全人教育”转型。“两个结合”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为医学教育构建兼具红色基因与传统文化底蕴的医德教育体系提供了理论遵循。红医精神源于革命卫生实践，彰显了红医的人民性、实践性与政治性，是“第一个结合”在医学领域的生动体现；“大医精诚”植根于传统医学文化，蕴含着古代医家的伦理规范，是推进落实“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文化资源。通过对二者之间价值目标同向、伦理内核互补、实践导向契合关系的分析，系统性阐释二者的共同特质及融合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课程、师资、实践方面的育人方案，为完善中国特色医德教育体系，培养政治坚定、德术兼备的新时代医学人才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and the new medical science construction，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transforming from technical training to a “holistic education” that emphasizes both virtue and competence. The “Two Integrations” as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medical education to construct a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system with both red gen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foundation. Red doctor spirit originates from revolutionary healthcare practice and reflects the people-oriented， practical， and political nature of red doctor， representing a vivid embodiment of the “first integration” in the medical field. “Master physicians with superb skills and sincerity” grounded in traditional medical culture， encapsulate the ethical norms of ancient Chinese physicians and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for advancing the “second integration”.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approaches regarding alignment of value goals， complementarity of ethical cores， and consistency of practical orient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d thei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gration mechanisms. On this basis， educational programs concerning curriculum， faculty， and practice were proposed. This aim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improving the Chinese-characterized medical virtue edu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cultivating politically firm， morally sound， and technically proficient medical talents in the new era.

关键词

“两个结合” / 红医精神 / 大医精诚 / 医德教育

Key words

“Two Integrations” / red doctor spirit / master physicians with superb skills and sincerity / medical virtue education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系统性总结和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国医德涵养机制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遵循。红医精神萌发于革命战争时期，它将马克思主义卫生观、人道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合，是红色文化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精髓。“大医精诚”作为传统医德典范和根脉，为红医精神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当前，在“健康中国”战略与新医科建设推进过程中，在“两个结合”指导思想指引下，将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的伦理精髓融入当代医德教育，有利于推动医学生实现政治自觉与伦理素养的内在统一，将其转化为自身的职业素养。

在“技术至上”观念的影响下，当前的医学教育中长期存在着专业教育与德性教育失衡的问题，现行医德教育模式仍难完全满足“健康中国”战略对高素质医者的培养期待。当前对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二者各自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或当代价值的多角度分析，有关系统性对比或融合阐释的内容并不多见，在“两个结合”视域下专研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的已有初步探索^［2］，但在“两个结合”视域下系统整合二者融合逻辑与育人方案的研究尚属缺失；医学教育领域针对红色文化资源、中华传统医德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将二者结合探讨的文献，仅在追溯红色文化渊源时简要提及其与“大医精诚”的内在关联。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在协同育人层面的独特价值，尚未得到系统阐发与充分利用。立足“两个结合”的理论视域，通过追溯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的产生脉络，探讨二者在价值导向、伦理内核和实践路径上的共同特质，系统阐释二者的融合逻辑并构建整合性育人路径，为完善中国特色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

1　思想源流：“两个结合”在医学领域的历史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3］。红医精神萌发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创建人民卫生事业的历史进程当中，其中包含的政治坚定、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等精神内涵，在新时代的医学人才培养中发挥着价值引领的作用。“大医精诚”源自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是中医典籍中最具代表性的医德文献^［4］，它从医术、医心、医道等不同层面对“精诚大医”的人格范式作了要求和规定，其中精勤志学、仁礼待人、重义轻利等医者职业操守，为红医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传统医德滋养。

1.1　红医精神：马克思主义卫生观的本土实践

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医疗卫生实际问题的历史成果，是“第一个结合”在中国医学领域的早期实践。

人民性是红医精神的伦理根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5］，红医精神以此为遵循，将“救死扶伤”从个体诊疗行为，升华为服务民族解放事业的公共卫生实践，突破了传统医患关系的私人范畴。三湾改编时期红军护卫队的设立^［6］10，标志着党在人民军队初创阶段，便将指战员与群众的生命健康纳入组织保障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在革命医疗卫生工作中的早期体现^［2］；苏区时期广泛开展的群众卫生运动与免费诊疗实践，进一步将医疗服务重心下沉至基层工农群体，实现了服务对象从特定人群向全体人民的转变。1941年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十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7］，正是对这一人民性转型的高度凝练。

实践性是红医精神的行动准则。在军事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艰苦环境中，红医群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木工锯替代手术器械、用土法研制药品、自主编撰医学教材^［8］，将标准化的医疗技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转化为适配战时条件的医疗模式。面对医疗资源紧缺的难题，他们立足实际，推行了“中西医并重”的救治方针，把西医创伤急救与中医药调治养护相结合，发挥了两种医学体系在战时医疗中的互补效用。毛泽东提出“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6］106，朱德要求红色军医“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9］，这些指示立足革命医疗现实需求，体现了德术并重的培养要求。

政治性是红医精神区别于一般医德传统的关键。医疗卫生工作作为革命事业的后勤保障，直接影响着部队战力与根据地民心向背。1931年红军军医学校在创办之初，便将毛泽东“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确立为办学方针，并始终把政治坚定作为各级卫生学校招生考核的标准之一。如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第六期军医科招生简章第二条，便明确提出了学员须“思想正确，政治坚定……看懂红色书报……”等要求^［8］。红医群体自觉将日常诊疗行为融入党的政治动员体系，使医疗服务成为争取群众、凝聚人心的纽带，也让医疗卫生工作升华为具有政治立场的责任担当。

1.2　大医精诚：传统医德当代转化的文化根脉

“大医精诚”植根于儒家仁爱、道家自然等传统哲学思想，为“第二个结合”的展开奠定了文化根基。

“大医精诚”超越了单纯的医疗技术范畴，将医学升华为以德行立身的济世实践。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治学要求，也要求医者具备“大慈恻隐之心”与“一心赴救”的职业自觉^［10］，主张“大医”在精研医术的同时，更要修身立德、完善人格。这种不计个人利害、以救人为先的价值追求，在近代革命历程中得到了传承与延续。傅连暲医生便是典型例证，长征前夕，他毅然告别汀州优渥的生活与诊疗条件，选择追随红军^［11］，并坦言：“红军有许多伤病员，然而没有医生，我责任所在，义不容辞”^［12］。这样的抉择正是传统医德“普救含灵”的理想，在革命信仰驱动下，向“为人民服务”政治使命的转化。孙思邈倡导的“不问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的行医平等观，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公平、珍视生命价值的理念相通，共同铸就了中国医者一脉相承的医德传统。

“大医精诚”蕴含的医者德行准则，可为抵御技术主义倾向提供伦理借鉴。孙思邈所倡导的“无欲无求”与“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能在当下偏重技术应用与经济效益的医疗环境中，从价值层面矫正过度技术化带来的认知偏差，引导医者坚守救死扶伤的职业初心；“勿避险巇、一心赴救”的训诫，也为医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危急场景中，确立了不顾安危、全力救治的行为准则。而“博极医源”的知行合一理念，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实践出真知”的思想内核相契合；“上医医国”的传统理念，更将医者的职业追求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连，让医学超越个体诊疗，升华为守护民生、维系民族存续的家国使命。

1.3　理论互通：组织保障与道德自觉的互补格局

近代以来，构建一套真正服务于全体大众的医疗体系，是中国社会的长期追求。红医精神凭借其鲜明的政治性、严密的组织性和广泛的群众性，为医疗事业坚守“服务人民”的根本任务确立了组织与制度保障；“大医精诚”则以伦理内涵与仁心底色，为医者个体的行医实践树立了德行标杆。这种组织制度的外在规范与医者本心的内在涵养相互融合支撑，形成一种组织保障与道德自觉的互补格局，在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历程中，沉淀为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

红医精神源自马克思主义卫生观在革命年代的实践探索，确立了“医学为工农服务”的人民立场。新时代的背景下，医德教育建设若要避免脱离本土文化、流于形式化表达，就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传统医德的现代转化。“大医精诚”倡导的“普救含灵”，在历史上多依赖医者个体的道德自觉，难以形成规模化、制度化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为其提供了社会化的实现路径，令传统医德理想从少数医者的道德追求，升华为面向全体人民的健康保障理念。

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的融合，是历史传承、理论互通与当代医学教育需求共同促成的发展趋势，可有效破解医学人才培养中政治引领与医德修养失衡的难题，将二者深度融合，方能培养出政治过硬、德术兼备的新时代医者。

2　契合机理：红色基因与文化根脉的共生特质

“两个结合”视域为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两个结合”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同步推进。而二者的深度交融，则以共同的价值底色与行医理念为思想根基：其一是价值目标的共鸣，二者都以护佑生命、守护健康为最高宗旨，共同回答了医者“为何从医”的问题；其二是伦理内涵的互补，红医精神依托组织保障划定职业底线，“大医精诚”涵养个体仁心与悲悯情怀，二者共同定义了医者“以何种姿态从医”的立身准则；其三是实践导向的契合，二者均坚持知行合一，共同为医者“如何行医”给出了具体的践行路径。

2.1　目标一致：人民立场与济世理想的价值共鸣

红医精神的人民性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立场表现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朴素准则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行动方向，革命的人道主义彰显了党领导卫生事业的人民性本质。周恩来曾与傅连暲谈及“人道主义也要为革命”的观点，提出“医疗是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构想“将来我们取得全国胜利后，应该实行一种全新的医疗制度”^［13］；毛泽东曾与受邀前来参加红军卫生工作的戴济民说过：“你们当医生的常讲人道主义，今天要请你做一个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务工作者，为我们伤病员服务”^［14］。

“大医精诚”的人民性则蕴藏于中华传统文化对生命的深切关怀。《黄帝内经》将人视为“万物之本”，认为“天覆地载，莫贵于人”^［15］，这种对生命价值的推崇，要求医者须将“仁心”外化为共情能力。南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医工论》中有“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16］，正是要求医者能通过谦和的言行来疏导患者的情绪，将“生生之仁”升华为“视病犹亲”的行医之道。“大医精诚”中对生命的关怀则体现在“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的感同身受，以及“普同一等，皆如至亲”的平等之心上，其作用对象是“含灵”，即一切生命。这种爱己、爱人、爱物，超越社会身份差异的生命关怀，就是“苍生大医”的最高境界^［17］。

“大医精诚”所倡导的平等行医、普救含灵是传统医者的济世理想，其核心是把患者的生命放在首位；红医精神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为根本宗旨，把人民健康作为行医的终极目标。二者本质上拥有相通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为传统仁爱思想赋予了时代内涵和实践落点，传统医德为人民至上的医疗理念奠定了仁心底色，最终共同确立了新时代医者以人民健康为核心、以仁心仁术为根基的行医准则。

2.2　伦理互补：集体使命与个体仁心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这与《共产党宣言》中“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一脉相承^［18］。红医精神能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实现医疗力量的快速集结医疗力量，但若仅以纪律约束开展工作，医疗服务容易陷入程式化；清末名医费伯雄曾言：“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19］“大医精诚”对医者的约束与指引全然来自医者内心对生命的敬重以及对行医初心的恪守，能有效对冲制度流程的冰冷感，然而个体的道德修养水平参差，仅靠自我约束难以外化为统一稳定的行业操守。正是这种外在使命驱动与内在道德自觉的互补性差异，让二者的融合成为必要的选择。

集体力量能使医者的仁爱之心从个人善举，变成更广范围的医疗福祉。传统中医在旧时缺少成熟的组织体系，大多只能依靠名医个人行善施救，难以构建覆盖范围广且长期稳定的公共医疗服务。红医精神则依托组织化运作，从战时搭建分级救护网络、开展群众性卫生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赤脚医生制度、普及全民的医保，再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全国医疗资源的统筹调配，始终依靠集体力量把分散的医者善心，转化为惠及全体民众的公共医疗服务。而个体层面的仁心修养，又为制度化医疗注入了人文温度。“大医精诚”“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的共情体恤，避免将患者视为诊疗数据。这份医者仁心既能柔化制度刚性，也能弥补流程化医疗带来的人情缺失，让医疗服务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始终守护着患者的人格与尊严。

如果说价值目标回答了医者“为何从医”，伦理内核便决定了医者“以何种姿态行医”。红医精神强调纪律与担当，彰显集体使命导向；“大医精诚”注重自省与共情，坚守医者个体德性修养。二者融合共济所培育出的医者，应当既有家国大局意识，在重大公共卫生考验中能够挺身而出，也秉持“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的共情之心，在日常诊疗中尊重、体恤每一位患者；他们既能投身国家卫生健康事业，也能以细致关怀守护患者个体，这正是“两个结合”下，当代医学院校所致力培育的理想医者。

2.3　实践互鉴：战时智慧与精勤治学的交融落实

红医精神的实践性表现为立足革命现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战时医疗智慧，是“知”（革命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的宗旨）与“行”（立足现实的临床救治）的高度统一。它将“技术优良”转化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临床实践能力，在物资极度匮乏的艰苦环境中，红医依靠“一把草药、一根银针”的土办法为基础，配合自办药厂、自编教材、普及简易诊疗技术等创举，发挥立足实际、解决问题的务实作风，成功突破了资源限制，创造出灵活高效的战时医疗模式。

“大医精诚”的实践性体现于中医一脉相承的精勤治学传统之中。它从德性的层面要求医者必须拥有精湛的医术，将医术不精视作医德缺失，本质是对医者知行合一品格的硬性要求。徐春甫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仅凭“道听途说”就草率诊治的医者，告诫其“学之不精，反为夭折”^［20］，孙思邈更以“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10］的经典论述道破了医学的实践本质，即脱离临床谈医理，医术只会流于空泛，甚至贻误病患、危及生命。这种“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治学要求须落到临床诊疗的实操中，实现医德认知与临床实践的统一。

“大医精诚”传承千年的精勤治学传统，为红医精神“技术优良”的要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脉，让战时就地取材的医疗探索成为贴合诊疗规律、坚守临床实效的专业实践；红医精神的战时实践智慧，则为“大医精诚”的治学理念，提供了时代化、规模化的实践路径，让原本停留在个体层面的精勤行医要求，转化为可推广的公共医疗实践模型。二者以“知行合一”为要义的实践互鉴，不仅印证了医学实践本位的特质跨越时代依然有效，也为二者融入当代医德教育体系提供了实践路径。

3　育人路径：从知识传授向人格涵育的价值回归

在“健康中国”战略推进过程中，中国医学人才培养正从偏重专业技术训练的传统模式，逐步转向德才兼备的全人教育模式^［21］。从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提出的将德育作为医学人才培养首要内容^［22］，到2024年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中挖掘红色卫生基因、贯穿理想信念与医德教育的要求^［23］，都为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融入育人实践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

立足“两个结合”的时代要求，把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融入医德教育实践，是中国本土语境下对“培养什么样的医者”的直接回应，也是“两个结合”从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具体实施，即以第一个结合所孕育的红医精神确立政治方向与价值立场，以“第二个结合”所承载的传统医德提供文化根基与人格涵养，二者共同构成当代医德教育的基本框架。将红医精神中的责任担当、奉献品格，与“大医精诚”的仁心仁术、医德修养相结合，既能弥补当前医德教育中价值引领与临床实践脱节的不足，也能帮助医学生将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的德性要求内化为职业自觉，进而培育出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苍生大医”。

3.1　目标回归：培养红色底色与传统底蕴兼备的新时代大医

新时代医者的培养，需融合红医精神的使命担当与“大医精诚”的医者仁心，培育出兼具红色信仰与传统文化底蕴的卓越人才，帮助学生从技术操作者，成长为德技双馨的“苍生大医”。

红医精神经过历史检验，是医学育人中价值引领的有效载体。医学生价值观尚未定型，易受功利风气影响而出现理想信念弱化问题。通过学习红医历程与红色卫生史，可让学生真切感悟老一辈医务工作者艰苦奋斗、为民服务的使命精神，从根本上明晰自己“为何行医、为谁行医”，坚定在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基层医疗支援中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

“大医精诚”厚植于传统文化根脉，有助于抵御“技术至上”带来的德性迷失。现代医疗实践中，易出现人文关怀弱化的问题。《大医精诚》倡导“人命至重”的生命理念与“精”“诚”统一的职业境界，能引导学生敬畏生命、坚守以德为本，在复杂临床环境中兼顾专业判断与仁心体恤，成长为有情怀、有担当的医学人才。

3.2　体系整合：课程、师资与文化的全方位浸润

深化当代医德教育，需要统筹课程教学、师资建设与文化实践，使医德教育贯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课程教学是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融合育人的主要载体。思政课程可围绕“生命至上”核心，将红医精神“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与“大医精诚”“誓愿普救”的医德理念相结合，通过专题研讨让学生理解二者的关联与互补关系。专业课程要挖掘自身的医德内涵，例如在中医经典教学中，对比张仲景“博极医源”的治学态度与红医“技术优良”的务实作风；在临床教学中，把“处判针药，无得参差”的诊疗规范与红医救死扶伤的实践案例相结合，让医德伦理具象化为临床实操。同时搭配案例分析、情景模拟教学，引导学生在仿真临床场景中完成伦理抉择，同步提升医德认知与临床伦理的应对能力。在评价机制上，可将医德素养纳入课程考核体系，设计包含临床伦理情景判断、医患沟通实操等维度的过程性评价指标，以考促学，使医德培育从课堂认知真正落实为可评估的行为能力。

临床带教教师在诊疗全过程展现的职业操守、伦理判断与人文关怀，对医学生职业品格的影响远胜于课堂讲授。需将师德师风与医德践行情况纳入教师培养、考核、职称评聘的核心指标，强化教师的自觉意识。同时可搭建跨学科教学团队，推动临床教师与医德、思政教师联合备课、协同授课，以一线临床案例为载体，将医德理论与红色卫生史融入具体诊疗情境，帮助学生在真实案例中完成伦理判断与价值认同。此外，可定期举办红色医学史专题培训与“大医精诚”医德研读工作坊，帮助教师将两大精神内化为自身的教学语言，从“被动传授”转向“身体力行”，实现以师德涵养学生医德的育人效果。

文化氛围与实践历练能推动价值理念从认知转化为行为。在校园环境建设上，可打造融合红医文化与医德文化的医德教育阵地，通过典型事迹展览、身边榜样宣传等具体可感的文化载体，潜移默化地实现价值引领。在实践平台建设上，可围绕“服务群众”这一核心，分层设计实践项目：低年级以社区健康宣教、红色卫生史田野调查为主，培育基本的公共卫生意识与历史认同；高年级以基层义诊、应急医疗支援为主，让学生在直面真实健康需求的过程中，将红医精神的为民立场与“大医精诚”的济世内涵转化为职业自觉，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实践结束后配套反思性写作与小组研讨，引导学生将实践体验与理论认知相互印证，让“知行合一”落实为有迹可循的育人过程。

4　结语

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的深度融合，在“两个结合”的框架下，回应了当代中国医学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关键问题。红医精神诞生于革命卫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成果，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划定了医者“为谁从医”的基本立场；“大医精诚”是中华传统医德的集中体现，以“精诚合一”明确了医者“如何行医”的行为准则。二者的深度融合正是“两个结合”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具体展现。二者的融合在“两个结合”的框架下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在传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红色医学传统的同时，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医德根脉的当代转化，方能构建出中国特色的医德教育体系。

当前医学教育仍存在医德与临床脱节、部分医学生重技术轻人文的问题，“会看病”与“懂医道”之间仍存在落差。将红医精神与“大医精诚”嵌入医学育人的全过程，能使传统医德摆脱博物馆式的静态保存，在当代医疗实践中重新激活，也能让红医精神避免停留于口号层面，获得更具生命力且符合中国国情的传承路径，以培育出不忘本心，兼具仁爱与精湛医术的新时代大医。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B/OL］.（2021-07-15）［2025-07-02］.

[2] 李茂，钟世华，孙帮寨. “两个结合”视域下红医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研究［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26，39（2）：256-262.

[3] Li M， Zhong S H， Sun B Z.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red doctor spirit from the “two integrations” perspective［J］. Chinese Medical Ethics， 2026， 39（2）： 256-262.

[4] 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 ［EB/OL］.（2021-06-26）［2026-01-16］.

[5] 夏洁楠，曹洪欣. 大医精诚的当代意义［J］. 医学与哲学，2021，42（10）：38-40.

[6] Xia J N， Cao H X.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virtual of great physician［J］.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2021， 42（10）： 38-40.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7.

[8] 李恭进.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简史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

[9] 刘民安，钟振寰. 中国医科大学校史 1931-1991 ［M］.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4.

[10] 刘善玖，钟继润. 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第1册［C］.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330.

[11] 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 中央苏区医学教育资料汇编［C］.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69.

[12]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

[13] 傅连暲. 在毛主席教导下 ［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43.

[14] 康模生. 红色小上海革命故事集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3：319.

[15] 李秀武. 军队医务道德 ［M］. 北京：金盾出版社，1988：21.

[16] 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 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回忆史料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442.

[17] 姚春鹏. 黄帝内经 ［M］. 北京：中华书局，2010：230.

[18] 吴康健.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1.

[19] 黄秋玉，陈旻. 《大医精诚》思想内涵对当代医德建设的启示 ［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23，36（1）：102-107.

[20] Huang Q Y， Chen M. Enlightenment on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Spirit of Great Physician to contemporary medical ethics construction ［J］. Chinese Medical Ethics， 2023， 36（1）： 102-107.

[2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35.

[22] 费伯雄，李铁君. 医方论 ［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1.

[23] 徐春甫. 古今医统大全：上册 ［M］. 崔仲平，王耀廷，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215.

[24] 李曼，王维民，谢阿娜. 我国本科临床医学教育存在问题的思考 ［J］. 医学与哲学，2022，43（9）：1-6.

[25] Li M， Wang W M， Xie A N. Thoughts on the problems of undergraduate clinical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J］.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2022， 43（9）： 1-6.

[26]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 ［EB/OL］.（2018-09-17）［2026-01-16］.

[27]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等. 关于印发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的通知 ［EB/OL］.（2024-09-29）［2026-02-09］.

基金资助

2020年度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专题项目“北京中医学院的创立与发展调查研究”(WHZY-2022-06)